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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雲沒有回答：高級官僚的生與死》部分章節書摘，經大塊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部分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編。
水俁病（日語「水俣病」），為公害病的一種，成因為汞中毒，1956年發生於日本熊本水俣市，直到2016年確認，2017年《水俁公約》生效，事件歷時60多年，受害人高達萬人，死亡人數逾千人。期間，日本政府各省廳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意識之間的拉扯，值得後人警惕。
1990年時，在耗時數年的受害訴訟、企業與民間的對峙期間，負責居間調解的官方環境廳調整局局長山內豐德，忽然自殺身亡。
以《小偷家族》拿下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1991年、28歲時，因執導「但是⋯⋯割捨福祉的時代」紀錄片，過程中，被山內豐德這個人物深深吸引。為了追溯山內的生平，是枝裕和閱讀了他留下的大量信件、詩、隨筆和論文等，更重要的是採訪了山內夫人等許多相關人士，拼構山內53年的人間軌跡，寫下是枝裕和第一本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本的紀實文學。
「一個嚮往單純的人生，為何因官僚這個職業步入險境？」是枝裕和惋惜著，一位愛好文藝、鑽研社會福祉的菁英，如何在官僚這個職業上，沒能跳脫自身的美學、誠實，和誠實造成的衝突，以至於自我毀滅。而這同時，他也在叩問日本當真有「福祉社會」存在的可能？
1990年7月10日。
山內豐德就任環境廳的最高位階──企劃調整局長。從自然保護局長升到企劃調整局長，是成為事務次官的途徑，山內完全走在這條升遷的路上。
當時，環境廳正在處理石垣島白保的新機場建設問題、長良川河口堰問題、防止地球暖化等許多課題。全是被迫在開發還是自然保護二選一的地方居民生活，讓當代人相當頭痛。
山內自己也著手處理了防止地球暖化的計畫，在8月各國政府召開的第4回氣候變遷相關審議會（IPCC）全體會議中，他以通產省、運輸省等20人的政府代表團之「首席代表」身分參加，造訪瑞典的松茲瓦爾，過著忙碌的每一天。除了這些問題，環境廳還有更大的課題。那是山內就任企劃調整局長兩個半月後的9月底。
9月28日下午2點。
東京地方裁判所713號法庭的荒井真治裁判長，在水俁病東京訴訟的辯論中，提出了以下主旨的和解勸告。
像本案這類造成多數被害者、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公害事件，自官方發現後已經過了34年以上，卻依然未能解決，對於此事我真心感到悲痛，為了盡早解決，我認為訴訟相關人員必須在某個時間點做出某種決策才行。本裁判所判斷，在當前的時間點，所有當事者應該一同探索水俁病解決之路才最為妥當，故在此提出和解勸告。
荒井裁判長的這篇勸告文中還提及、指出：「光憑現存的（認定）制度，要解決目前的水俁病紛爭實在很有限」。
環境廳為這份和解勸告大受打擊。他們沒有想到這樣的和解勸告會以記錄成文書的方式呈現，再則北川長官和安原事務次官也因出席北海道國家公園的紀念典禮，當前並不在東京。
留在局內的最高負責人山內，一整天為了與其他省廳、熊本縣、北海道的北川聯絡，忙得團團轉。
預定下午3點舉行的記者會，到了晚上6點後終於召開。
出席記者會的是山內。
「我沒有料到竟然還會寫成文書。」
山內直接表達驚訝後，慎重說出正面的發言。
「我能感受到裁判所想要和解的強烈意志。我希望能在充分檢討勸告的宗旨後，和其他省廳協議，以決定是否進行和解交涉。」
北川石松環境廳長官在北海道聽聞和解勸告的報告，說出接受和解勸告的發言。
「勸告是時代的守護神，我想給予回應。」
第24任環境廳長官北川石松，生長在貧窮的家庭，是從大阪市議會經歷過府議才進入政界的辛苦人。在自民黨內，他隸屬於三木派流派的少數派。北川和過去採取消極主義的長官不同，即便和通產省對立，也整合出了「防止地球暖化行動計劃」，針對長良川河口堰問題，也跨越了派閥的現狀，對建設省提出中止的意見等，從1990年2月就任長官到現在都一直受到矚目。部分媒體和自民黨主流派批判他，只是為了博取人氣的作秀，但他確實是許久未出現的行動派長官。這段接受水俁病和解勸告的發言，也可以說是符合北川石松風格的言行舉止。
感到訝異的是山內等環境廳幕僚的人。環境廳針對水俁病訴訟早被統整了見解，認為國家已採取充分方案，對受害者也沒有賠償責任。山內在記者會上所說的「和其他省廳協議⋯⋯」，可以說是環境廳拼了命的發言。
因此，面對北川這番「想要回應和解」的發言，以廳內人士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沒有考慮到訴訟責任方，也就是環境廳抱持的態勢與立場，讓人相當困擾。
不出所料，北川被幕僚說服，翻轉了前言，於後續發表了「無法接受和解」。
北川撤回發言的背後，很有可能承受了自民黨的壓力。
政府與自民黨，對北川在長良川河口堰問題和水俁病訴訟中，不斷提出保護自然立場和親受害者方的發言，感到很不愉快。根據後來北川所述，金丸信曾因長良川問題直接打電話聯繫北川，施加壓力：「身為大臣，卻反對內閣會議決定的建設堰一案，成何體統。」
自民黨表面上透過設置於環境部會中的水俁問題小委員會，對拒絕和解的環境廳提出非議。然而，很難想像那會是自民黨幹部的真心話。其背後和長良川問題相同，就算多少攙雜了屢次對北川和環境廳的攻擊，都一點也不奇怪。
10月1日，晚上7點過後，山內於環境廳再度召開記者會，表明拒絕和解勸告的態度。
「在現階段我們很難因應和解勸告，針對結審的75名原告，我們期待盡可能快速有判決結果。」
說完，他接著表述拒絕理由。
「對於國家的責任與水俁病究竟為何種病狀的論點，我方與原告方的主張有強烈隔閡，故而現階段還沒有整合好能夠和解的條件。」
山內在28日收到勸告之後，反覆和厚生、通產、農林水產省等各省協議，但對方皆提出「自己沒有直接責任」，每個省廳都不想面對和解。
報紙上，陸續出現「懷疑作為人的良知」、「是在等待死亡嗎」等批判環境廳和國家的標題。
只是，環境廳並非基於作為人的良知，才拒絕和解。他們不是以身為人而判斷，是與良心和良知切割開來拒絕的。假使這部分有不得不懷疑之處，那也是行政上的職業見解，絕非行政負責人，也就是一名官僚身為人類的良知。然而，山內和橋本道夫不同，他無法認為這些批判只是針對身為職業人士的自己，並非針對個人的良心，因而沒能切割開來。山內獨自陷入苦惱。
面對「和解勸告」，山內的真心話究竟是什麼？就他的個性與人格來看，他鐵定比其他人還更加理解受害者的痛苦。他個人的意見是想要救贖大家，一點也不奇怪，許多熟知他的人都這麼認為。然而，卻有證言說他本身也是不贊成「和解勸告」。只是，山內在這背後的真意，決然不同於國家拒絕救濟受害者不接受勸告的原因。司法不承認國家負加害者的責任，放棄判斷而提出和解的這項灰色勸告，不就是怠慢嗎？不會太不負責任了嗎？明明很清楚受害者期望能盡早救濟，作為負責行政的人員以及一個人類，山內無法原諒司法的態度──我們可以這樣推測。
身為人類的想法，以及身為環境廳官僚的見解、司法的判斷，都在他心中錯綜複雜地存在著，相互牴觸。然而，他徹底貫徹了身為官員的立場，連對親密的友人都沒有吐露過一句真心話。苦惱失去了宣泄的出口，傷害他的內心。這份苦惱讓他無法直率地行動與發言，人們也就不認為這是他身為人類的溫柔，而是身為官僚的無能。
10月4日和12日，熊本地方裁判所與福岡高等裁判所相繼提出相同的和解勸告。如果是很得要領又不厚道者，也就是越像官僚的官僚，就會因為這是同樣宗旨的和解勸告，而去告知記者團的夥伴，說環境廳的見解和之前並沒有不同，就此帶過。沒想到，山內面對這項勸告，忠誠地在媒體面前表明拒絕和解。那模樣，看起來就像自己暴露在因不被接受和解而痛苦的受害者面前，接受嚴厲的批判以祈求原諒。
10月29日，第12回水俁病相關關係閣僚會議召開，討論對於和解勸告的處理。
結果，國家到頭來還是拒絕「和解勸告」，決定期望法律的裁決，並發表了以下的國家統一見解。
「原告方主張，管轄行政廳因怠慢行使適當的規制權限，導致國家在國家賠償法上有賠償責任，然而以國家立場來說，當時缺乏規制權限的法律根據，也不清楚水俁病原因物質為何的情況下，已經以行政指導為中心盡力處理，因此對於水俁病的發生和防止擴大一事不具賠償責任。」
然而，國家真有「以行政指導為中心盡力處理」嗎？
再者，國家究竟是何時「原因物質不明」呢？
光這樣一句話，知子並不了解詳情，而山內也沒有想再往下說的意思。
11月1日，「水俁病問題盡早解決期望會」的受害者到環境廳拜訪北川長官，直接陳情，要求盡早解決。
於是，北川對受害者說：「我知道你們很辛苦，但現階段，行政方無法改變等待判決的態度。」
在那場談判上，「期望會」的委員長川本輝夫對北川說：「長官，不需要什麼伴手禮（此處意指解決政策），請你來水俁一趟吧。」川本的這句話，後來就成了北川前往水俁視察的契機。
20分鐘左右後，北川退席，山內面對受害者說明拒絕和解勸告的內容。
「我們還是想要等到東京地方裁判所的最終判決，和我方的主張相互對照後，再判斷日後的處理。」
對此，「期望會」的成員們提出嚴厲批判。
「如果不抱持解決的態度接受勸告，就不知道要花多少年了。」
「在三權分立之中，無視司法勸告，行政也太傲慢了。」
「事到如今，你們還打算說國家沒有責任嗎？」
「國家的態度，我只覺得是在放任我們去死而已。」
陳情結束，川本輝夫正準備離去，山內追了上來，叫住他。
「川本先生，請你理解。」
山內說著，低下了頭。
11月2日，參議院環境特別委員會於上午10點30分召開，環境廳有北川長官和森官房長、山內等7人出席。委員會上，詢問集中在上個月29日提出的水俁病訴訟之「國家見解」。
質詢者（篠崎年子） 接著，我想進入責任論的問題，先前的談話中，國家的見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責任與努力提升國民福祉的國家行政責任本質不同，也沒有規制權限的根據，認為在此事上並沒有賠償責任，您認為這真的能夠取得原告方的諒解嗎？
政府委員（山內豐德） 剛才您閱讀的部分，是國家立場為了盡可能讓大家理解在這次訴訟中爭論的國家責任究竟為何的文章。因此，如果說是一般的國家責任，也有人認為國家這一詞不只是單純的國家賠償責任，還包括促進各種行政的政策責任，該見解是盡可能淺顯易懂地說明，在此次訴訟中所議論的，並非努力提升國民福祉這種本質上的行政責任，而是國家賠償法上的賠償、支付金錢等法律責任。我等是希望能盡可能讓更多人理解，才提出這項見解。
（中略）
質詢者（清水澄子） 我在說的是，例如，熊本縣所設置的水俁病政策聯絡會，在昭和32年（1957年），也就是水俁病發生的隔年，就因應食品衛生法4條2號，認為水俁灣中的魚貝類體內含有毒暨有害物質，或附著在魚貝類身上，提出了禁止捕獲魚貝類和販賣的行為，對此，厚生省卻不承認該地區所有魚貝類都有毒的明確證據。 （中略） 如果那時候國家果斷實施這回所提到的法律措施，不就更能阻止像今天這樣的受害事件了嗎？關於這點，您怎麼看？
政府委員（野村瞭厚生省生活衛生局食品保健課長） 由我來回答。關於如果那時候採取類似措施，是否災害就不會如此擴大一事，從現階段回顧當時的狀況或許大家會這麼覺得，以當時的狀況來看說不定也有人這麼想，但正是因為當時的狀況，沒有辦法設想這樣的事態不是嗎？
質詢者（清水澄子） 您想要闡述得更有人性是吧。大家的表情都扭曲起來了喔。那是因為，大家都了解如果真是如此就好，以及當時無法這麼做的背離感。我也是。然而，在此，我還是希望能得到更有人性的答案──如果有確實處理就好了。 （中略） 我聽聞長官到現在還沒去過水俁，我建議請您務必造訪當地，再度調查水俁病的發生、擴大，與救濟的決定性延遲狀況。再者，我也期望您能夠直接與被害者和當地居民會面，即便立場艱難，也要直接傾聽，並從中下達能夠盡早解決的判斷。請長官務必前往當地，我想要聽到一個答案。
政府委員（北川石松） 關於清水委員提到要去水俁地區、去當地的建言，我個人的心情也是非常想去，更認為非去不可。昨日我已與和水俁相關的各方代表會面，也有收到前往水俁一趟的要求，我認為應該盡早決定時機，安排時程。
聽到這項發言，包括安原次官和山內的幕僚都慌了起來。幕僚認為，環境廳長官還沒有任何新的政策和救濟方案，去了水俁會很麻煩。當地視察可不僅僅只有視察，還要帶著具體的救濟政策，也就是所謂的「伴手禮」前往，這個大前提當地單位和環境廳單位都理解。職員想要說服北川，撤回當地視察的發言。
「我會去探望。不能因為拿不出伴手禮，就十幾年來都不去。」
北川說著，執意前往視察。
熊本縣知事細川護熙的舉動，也影響到北川的發言。細川曾說，當熊本縣和CHISSO打算坐上和解台時，就只有國家拒絕，成何體統，此外，他也考慮要歸還代替國家進行受害者認定的業務。其次，他更逼迫北川，說再這樣下去，縣就要取消發行代替CHISSO補償金而支付給受害者的「縣債」。北川想到自己等人的立場，認為不能只有拒絕和解，還必須展現積極的態度。結果，他選擇的方式，即是在熊本縣的強烈要求下，時隔11年以環境廳長官身分前往水俁當地視察。
在國會談論水俁訴訟問題與北川現場視察的11月，山內和福岡春吉小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在赤坂見了面。現下正在四國工業照片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社長的森部正義，因工作關係來到久違的東京，問說要不要見面。成員，有森部夫妻、石井洋子、藤木淳次、戶倉鐵良，以及山內。
石井洋子為小學時代，山內擔任班長時，由她搭檔副班長夥伴，可以說是山內少數比較能輕鬆暢談的同班同學。對向來認真、拼命工作的山內，石井反覆說著：「稍微喘口氣，去玩玩吧。」
⋯⋯（中略）
山內說工作很忙，不知道能不能前來，不過最後他還是依約來到集合的赤坂。
「我本以為今天會因為工作沒辦法來，真是太好了。」
據說，他講了好幾次這句話。
大家聊著以前的事，氣氛高漲，不料話題突然轉到了水俁病的事情。
「嗯，真的很辛苦。」
山內只說了這句話，接著就不太想聊了。
「可不能外遇啊，男人。」
回家時，石井用博多腔嘲弄了一下山內。
「你也差不多該有個隱居之處了吧⋯⋯如果工作晚了沒辦法回家，怎麼辦？」
石井問著，山內從口袋拿出一雙襪子給石井看，笑著說：
「只要有這個就沒問題。」
聽到他工作晚了會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不然就是東京都內的商務旅館時，石井勸戒山內：
「這工作還是辭了吧。回福岡當個知事怎麼樣？」
其他朋友也勸山內當政治家。山內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
（這也未必不好吧⋯⋯）
石井當時似乎是這麼想的。
在相親後，他曾在交給知子的自我介紹上寫下「如果進了政治界⋯⋯」等語，但那時山內完全沒有打入政治界的野心。據說，從公家機關退休後，他想要在某間大學裡當講師授課，教授福祉，繼續自行研究。
山內非常清楚，只要踏入政治界，就不得不沾染比過去更多的工作交涉、應酬、分辨真話假話這種自己最不擅長的事情。或許年過五十，山內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氣量了。對於福祉和環境的深刻理解，他自負不會輸給任何人。然而他認為，比起努力結合這些見識與改革行政等實務，將自己置身於大自然之中思索，加深洞察，並以文章記錄下來，會比較適合自己。山內對於自己的處境是這麼想的。被稱為career組的高級官僚在經過30年後，回歸面對橘子箱和原稿紙的文學青年。
從我針對山內豐德這名官僚進行取材，並製作一部紀錄片節目以來，已經過了10年的歲月。以「但是⋯⋯在捨棄福祉的時代」之名在深夜悄悄播放的這個節目，當初從企劃、取材到編輯都是我一個人執行。比起日後的取材，山內豐德這個人才是在我心中印象最強烈、最深刻的存在，儘管未曾直接見面。然而，原因絕對不是因為這個節目是我的處女作。恐怕，是因為我透過對他的取材，發現到了事情的本質──更進一步來說，是透過他而引起的深度自我變革所導致。
所謂取材，究竟是怎麼回事？在製作關於山內先生的節目時，我幾乎沒有身為導演的經驗，老實說很難抓住取材這行為的意義。現在，我也沒有完全掌握。我無法將其作為工作果斷下判斷，對於以社會正義和使命感為後盾一事也感到強烈的違和，到頭來，我真有拿起攝影機的權利嗎？他們有在攝影機前露面的義務嗎？在這樣的自問自答中，我對於取材這行為本質上所隱藏的暴力性感到恐懼、戰慄。
然而，隨著取材山內先生，並接觸到他所留下的詩詞作品和論文，我對身為取材對象的他也產生某種強烈的共鳴。還只是20幾歲的我，對53歲的菁英官僚是哪裡有共鳴、共振呢？其一，便是他無法逃離的焦躁感。從那如同強迫信仰般在文章各處奔走的迫切中，我感受到了死亡的氣息。現在想想，或許這只是錯覺，但那時候，我確實感受到自己心中有和他同樣的焦慮。那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體驗。當我拿起筆，以紀實報導的形態將山內豐德這個人，以及他們這對夫妻的軌跡寫成文章時，我幾乎同時自覺到，確信那是只有我才能寫出來的對象。
在總共13章組成的這本書中，深切刻畫著20幾歲時我所感受到的憤怒，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感情。這可以說是我藉由山內先生的肉體與精神來自我表現。那時候的我發現，所謂取材，就是向取材對象借鏡，描述映照出來的自己姿態的行為。這不是有目標就能完成、不是隨時就能完成，而是在回過神來，我心中已經默默刻畫上了另一個心臟的聲音。這是被偶然給左右的邂逅，以結果來說，也可以說這引起的共振是必然的。我也在那時候了解到，能將這層關係與取材對象結合，才能得到身為作品的張力。這是我透過對他的取材，得到的第一個發現。察覺到所謂取材就是自我發現的行為，也成了後來我受紀錄片吸引的一大要因。
第二個發現，就在他生前所留下那許多與福祉相關的論文當中。他對控制著福祉現場的精神主義，屢次響起了警鈴。對在福祉現場做事的社會工作者要求要「人品高尚」、「深思熟慮」這些道德，是否反而輕視了職業該有的技術？社會工作者自以為是又強硬地將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套用在他人身上，就結果來說是否妨礙了對象的自立與成長？他這些可以說是內部告發的言論沉重地敲響起來。這指責不僅限於福祉現場，也同樣可以套用在醫療、教育、警察這種被稱為聖職類的職場中吧。再者，並非透過技術，而是仰賴精神主義和人類善意來考慮這點的結果，就是在神話崩壞之後，一切都無法維持下去的日本現狀。關於這點，山內的指責可說是非常有先見之明。
其次，我回顧自己所參與的影像媒體，也不得不說自己發現了同樣的狀況。媒體隱藏在「社會正義」這抽象概念與客觀性之名等毫無責任、匿名性的言語背後，自己從第三者的安全地帶批判社會與時代。沒有當事者意識的這些言論，真是媒體的職責嗎？這份「正義」，是否反而妨礙了閱聽大眾的獨立思考？傳播者沒有檢驗自己的價值觀就強迫他人接受，這種態度，並沒有和閱聽方之間培養出健全的溝通。假使想傳達的是和平與民主主義，倘若沒有在其中反映出自己的形態存在著動搖，那也只不過是信仰而已。從中誕生出來的只是作為宣傳的影像，在這般溝通之中絕對不會有什麼發現。要怎麼樣才能從發霉的精神主義中脫離，和受到技術支持著的對象實踐健全的關係？思考該課題的提示，在他的著作中堆積如山。這也是以媒體這職場思考此事的我，身為執業人士要面對的緊急課題。
在完成節目、寫完這本紀實報導後，我依然不斷在思考一個問題。山內豐德這個人究竟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他面對福祉的理想主義被經濟優先的現實主義壓垮，在那直直退步的時代，我想山內先生是想要拼死命活下去的。身為高級官僚，在面對這退步趨勢的責任之中，他不得不說是屬於加害者方的人，同時，也可以說是時代的受害者。他被這兩個向量撕扯著，活出雙重的自我。至少，他本身應該為自己身為加害者的痛苦，有著敏銳的認知。這也可以從他得出的結論來推測。然而，這意味著不僅僅是他，在現今時代，日本這國家要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背負這無法脫離的雙重性。我是這麼想的。只是，許多人因為要面對自己內心的加害者特性太過痛苦，才選擇視而不見。
現在的我認為，有所自覺活在這雙重性中，且不選擇自我放棄，而是重新出發的覺悟，正是我們所被要求的。這是我在取材後10年，好不容易才在最近得出的認知。恐怕，我至今依然會被山內先生吸引，並非我所說的第一個發現──有著「和自己相像」的多愁善感，而是他最切身、最具體體現出「活在雙重性中」這現代人的姿態吧。正因為得出這項認知，我對山內豐德這個存在的關心才會比以前更多、更深。
我們不能從這痛苦的自我認知別開視線，而是學習能夠面對雙重性的態度。我們必須抱持著某種覺悟，生存下去。這就是我從山內先生的人生中，唯一發現到的相反答案。
如果本書的各位讀者能夠和我一樣，透過接觸山內豐德這個人的生與死，進而深切思考自己與職業的關係、在職場上磨練技術的方法，以及面對這個時代的方式，我會覺得很榮幸。我自己本身也是因為反覆回顧了他的人生，才有了各式各樣的發現，並深切思考。在我心中，對山內豐德的取材即便已經改變了形態，也依然持續著。
2001年5月1日
是枝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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