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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張子午/站在社會面對思覺失調症的十字路口──讀美國家庭精神疾病調查史《隱谷路》

在台中榮總嘉義分院身心醫學大樓休息區內的病人(非文中當事人)。(攝影 / 林彥廷)

連續數年的社會事件後,整體社會籠罩在對精神疾病益發產生疑慮的不友善氛圍底下,令人訝異的,出版社持續引介多本關於思覺失調的翻譯著作,近年有幾本令人印象深刻的紀實作品,以「第三者」角度(意即既非病患也不是精神醫療專業者)挖掘出開闊的歷史視野與紮實的田野調查,細緻描繪關於精神疾病的立體圖景,深化與拓展讀者的認識以及想像。

如人類學民族誌《卡塔莉娜》(Vita),以巴西一間收容最邊緣精神病患的療養院(猶如曾經存在台灣半世紀的「龍發堂」)為田野場域;以及挖掘精神醫學史上著名的「假病人實驗」內幕及影響的調查報導《大偽裝者》(The Great Pretender)等。2021年底出版的《隱谷路》(Hidden Valley Road)──在美國於2020年出版時已引起熱烈迴響,包括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與美國脫口秀天后歐普拉(Oprah Winfrey)都強烈推薦,則是此一「第三者敘事路線」的最新翻譯力作,在驚人的真實故事中(一個家族12個孩子中有6人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交織著美國戰後社會變遷與精神醫療發展的軌跡,在在顯示著,精神疾病不只是疾病,它深深鑲嵌在整體社會的脈動之中。

《隱谷路:一部解開思覺失調遺傳祕辛,深入百年精神醫學核心爭議的家庭調查史》, 羅伯特.科爾克(Robert Kolker)著,黃佳瑜譯,麥田出版
《隱谷路:一部解開思覺失調遺傳祕辛,深入百年精神醫學核心爭議的家庭調查史》, 羅伯特.科爾克(Robert Kolker)著,黃佳瑜譯,麥田出版

台灣戰後的精神醫學診斷標準與治療方式,很大程度上是橫向移植自美國的知識體系,但我們卻似乎少有機會反思,除了全盤接受,台灣本地的脈絡是什麼?閱讀《隱谷路》的過程,像是在向前的旅程中,不停回望我們生存的土地,一邊思索著思覺失調與當下台灣交織的軌跡,發現來到一個徬徨不知去向的十字路口。

從精神分裂到思覺失調,現實卻與去汙名化期望背道而馳

從19世紀末辨識出症狀,到1911年瑞士精神醫師布魯勒(Eugen Bleuler)正式命名,以希臘文詞根schizein(分裂)和phren(心智)合成出的新字:Schizophrenia,即為中譯的思覺失調,一錘定音,表達出患者的症狀一片混亂,此後所有最典型的精神症狀與行為:幻聽、幻覺、在大街小巷自言自語徘徊、常人難以理解的舉止、有傷害自己或他人的疑慮──就此成為世人對此疾病外顯症狀的刻板印象。

近年隨著新聞與影視媒體放送,思覺失調屢屢成為國人關注焦點,猶如精神疾病的同義詞。但這其實是一個相對近期才出現的名稱──台灣於2014年才開始正式使用此新譯名,取代自日治時期沿用77年的「精神分裂」;制定全球精神醫學發展標準的美國,直到去年才由哈佛醫學院團隊發表針對思覺失調更名的統計調查,儘管高達七成的意見認為Schizophrenia此一字眼帶有污名,贊成更名,但美國國內許多專家與精神疾病當事者的看法仍莫衷一是,相較於此,台灣走得很前面。

從精神分裂到思覺失調,改變的不僅只是字面上的稱呼,也牽涉到面對此一疾病視角的變化,以更中性的描述,強調這是一種可明確辨識出來的生理疾病,關乎思考與知覺,是大腦功能發生「失調」而非「分裂」──在中文的語境裡,後者承載了許多負面隱喻與象徵意涵,彷彿就此脫離理性世界,被烙印上難以捉摸、宿命般的印記;前者則將此狀態界定在生理功能的範疇,突顯其像所有身體疾病一樣,仍有康復的可能,讓患者與家屬能夠願意儘早尋求醫療的協助,如台灣精神醫學會所言:「創造雙贏」。

短短幾年,這個由台灣本地精神醫療社群發明出來的詞彙已全面深植人心,街坊巷口朗朗上口,即便偶會見到被誤寫為「知」覺失調,你我大概都會有種默契知道,這四個字指涉的是什麼。然而,附著在過往精神分裂上的沉重汙名標籤,就因此而減輕或消失了嗎?弔詭的是,現實與新名字的樂觀許諾背道而馳。

更名後不久的2016年3月28日,患有思覺失調症的男子王景玉當街砍死女童「小燈泡」,震驚全台。這起案件激起的多重社會問題,猶如一個「承先啟後」的轉捩點,將過去數年來只被視為單一個案的龔重安曾文欽黃富康陳昆明,串聯起來,叫人再也無法別過頭去,假裝那些隱蔽在角落的邊緣生命,與我們正常的主流社會無關。

接下來幾年,台灣社會以近乎一年一例的頻率,發生思覺失調或疑似有精神疾病史之人當眾隨機殺傷事件
2018年5月台中,30多歲男子賴亞生闖進牙醫診所尋找妹妹未果,刺死上前勸阻的牙醫師;2019年7月嘉義,50多歲男子鄭再由於自強號上,因補票事宜刺死上前處理的鐵路警察;2020年3月新店,20多歲男子王秉華與妻子爭吵後,下車隨機砍殺機車騎士;2021年9月屏東縣高樹鄉,被衛生局列管的50多歲楊姓男子因未戴口罩,經超商店員提醒,卻發狂攻擊至其雙眼重傷。
,以及更多因發生在封閉的家庭內部,被認為對整體社會威脅性較低,因而未獲得更廣泛關注與議論的子弒母、女燒父、母弒女等人倫悲劇,族繁不及備載。

修法無限期監禁精神疾病觸法者,我們為何走到這一步?

一起又一起的案件,激起的漣漪無遠弗屆,最明顯的,是整體民意投射到被害者及其家屬上的情緒,像一顆又一顆從天而降的炸彈,從單點向外層層擴散,幾乎衝擊到國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礎,以思覺失調為代表象徵的精神疾病,很大一部分已脫離純粹的醫療問題,而上升到社會安全與政治角力。

精神疾病在政治及社會情勢中形成的極大張力,在所有身體疾病中絕無僅有。政府除了在最新的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中,對於判刑後精神疾病犯罪者的「監護處分」投入逾34億元經費,並預計以2億7千萬元開設集中收治受監護處分人之司法精神病房,在整體經費高達計407億元的社會安全網計畫30項業務中,預算位居第三高。

就在農曆春節前夕,我國第10屆立法院挾民意與行政機關主導下,無視人權團體的強烈抗議與精神醫療專業界的疾呼,三讀通過可無限期監禁精神疾病犯罪者的法案,作為防堵精神疾病社會風險的具體回應。對於正歡欣迎接連假到來的大眾而言,這可能只是轉瞬即逝的政治版新聞一角,對我們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幸福,沒有任何影響,法案通過後,說不定還多了更安心的保障。

簡單來說,這個法案(《刑法》第87條修正案)可以使國家有權以治療之名,將已因其犯罪行為接受刑罰完畢的精神病患繼續與社會隔離,僅憑(仍不知由何者組成的)專家評估未來「可能」對社會造成的風險。然而,除了上帝(或任一宗教的神明),有誰能預測未來?

在此一甫通過的「中華民國刑法的重大創舉」(語出台大法律系特聘教授李茂生),因著沒有做過的行為,深陷無期徒刑的境地,未來並非不可能發生在某個因故身陷囹圄的觸法精神病患身上,這不只牴觸現代司法制度最核心的「罪刑法定主義
即沒有法律明文規定,就沒有犯罪;沒有犯罪,就沒有刑罰
」,有嚴重的違憲疑慮。

這樣的立法,也等同於透過全體人民授權,明白宣示:對於犯錯、危害社會秩序的精神疾病患者,仍治療不好時(問題是什麼叫做治療好?),永久隔離與排除就是「最終解決方案」,對於多年來在各個領域為精神疾病去汙名化所貢獻的心力,更是最重大的打擊。

這個法案所涉及的群體,可能都是一些道德上有瑕疵之人(畢竟要有犯罪事實,無論是竊盜輕罪或殺人重罪,才會涉及《刑法》的處遇),對大多數奉公守法的好國民而言事不關己,輿論討論度不高,與第一線服務精神病患與家屬的社工以及司法實務界的一片譁然,形成強烈的對照與反差。然而正是這樣的默許與無感,標示著整體社會面對精神疾病的存在,在過去數年透過眾多社會事件頻繁衝擊之後,來到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對話與理解的空間愈發壓縮。人們同時也已失去耐心,停下來思考為何走到這一步?

生病不是一個人的事:《隱谷路》映照家的逃離與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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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咪和全部十二個孩子(瑪麗在咪咪懷中)攝於隱谷路宅邸的門前階梯。唐拍攝。
蓋爾文家的母親(右)和全部12個孩子(最小的女兒在母親懷中)攝於隱谷路宅邸的門前階梯。(攝影/唐拍;圖片提供/麥田出版)

在非理性輿論與醫療的極限中,《隱谷路》猶如某種指路地圖,願意翻開書頁的讀者,能從中冷靜思考當下所身處的位置。

蓋爾文(本書主角之家族姓氏)家庭中,伴隨思覺失調而來的失序、暴力、謀殺、自殺、性侵──若換作是當下的台灣,除了淪為嗜血媒體的聳動素材,在未來即將上路的無限期監護處分制度中,可以想見,蓋爾文兄弟們的餘生,很可能就會在監禁式的司法精神病院度過。

讓他們免於如大多數思覺失調患者,無聲消逝並逐漸遺忘在大眾視野中的關鍵,是這個家庭中的「倖存者」──兩位最小的姊妹與母親,用自己的方式,用盡心力承擔起照顧生病的哥哥、兒子的使命;儘管時好時壞的病情,使得患病的蓋爾文兄弟,仍得終生流轉在不同的療養機構。

在深入爬梳精神疾病的時代脈絡與生物基因科學開啟的未來展望之下,讀到最後,這部精神疾病家族調查史的最內在核心,對我而言,其實是隱身在每個精神失序者背後,那不足為外人道的、照顧者的受苦與獻身經驗──無論哪一種文化脈絡中,家庭都是第一線承受精神疾病衝擊的場域,身先士卒站上前線接受試煉的,也是家人──雖然有時也是病人的壓力源之一。

在過去幾年的採訪經驗中,我曾見證過許多案例,大多的家屬其實並不像外人認為的,想要否認疾病的事實或抗拒精神醫療,現在的台灣已非4、50年前訴諸求神問卜等超自然力量解釋精神疾病,更多的是憑藉呵護自身骨肉的人類本能,承擔起照顧的職責,隨著生病家人長年流轉在住院又出院的「旋轉門」(《隱谷路》對此也有詳細描繪),卻仍然墜落在整個社會之外,直到發生重大社會案件,成為社會安全網遺漏之人。

如果精神醫療宣稱的復原希望,是經過嚴格驗證的許諾,那麼那些已然發生的,在思覺失調影響下的自殺或殺人事件,就可以(對於整體社會而言)很方便的以個人歸因解讀為缺乏「病識感」或無可救藥的「病態人格」。說到底,無論生物精神醫學的進展有多麼長足進步,這仍是一個關乎「道德」的疾病。病患之間彷彿被畫出一條線,這邊是穩定甚至努力融合進正常社會的「好」病患,另一邊是一再擾亂社會秩序,猶如不定時炸彈的「壞」病患。

道德的重量,當病患自身無法也無能承擔時,就由家人代為背負,直到來到崩潰的臨界點。蓋爾文家族的故事,或許只能代表美國戰後某個極端的個案,但藉由作者彷彿與這個家族成員一同生活與經驗一切,貼近記錄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在疾病陰影下被忽略的照顧關係,我們可藉此反思,當前無論是社會安全網的規劃或精神疾病觸法者的司法處遇,照顧者的關鍵位置該擺放在哪裡?那一個個無處訴說其無助處境的家庭主要照顧者,社會又是否能提供必要的、有形或無形的支援?

哪怕一生中都不曾與思覺失調發生任何關聯,透過蓋爾文手足們的衝突關係與多年後的重逢,我們仍可深刻感受到,「家」的逃離與回歸,是每一個在世上身而為人的個體,必須面對的永恆課題。同理心講久了,容易淪為另一種口號或教條,但深刻的作品能透過陌生的世界,讓我們更認識自己,並在絕望的時代中保持希望。《隱谷路》就屬於這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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