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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療養院:家庭、醫療與社會制度,如何誤判卡塔莉娜的一生

巴西一座由廢棄住宅改建的婦女收容所。(攝影/REUTERS/Amanda Perobelli/達志影像)
【精選書摘】

本文為《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部分章節書摘,作者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朱歐.畢尤(João Biehl),經左岸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巴西的「生命療養院」創立於1987年,一開始是成癮者收容中心,後擴張成療養院。精神障礙者、殘疾者、失業者和無家者,都被家人、警察、社福單位「丟」到這裡,卡塔莉娜是其中之一。 經歷丈夫外遇、姻親騙走財產、女兒被家人奪走,卡塔莉娜成為眾人眼中的「瘋人」,她總是寫著被稱為「字典」的詩句,卻無人能解;她試圖傳達的真實經驗,也被眾人視為不可信。

然而,作者透過大量訪談、追查醫療紀錄,發覺卡塔莉娜在生理上有家族遺傳的小腦萎縮疾病,導致語言退化、需要他人照顧,但在心理上,卻沒有精神疾病。卡塔莉娜的故事讓眾人看見,一個女人如何因為結構性的誤判與汙名,遭社會丟棄,終致邁向死亡。

「就算是悲劇也可以嗎?一場出自人生的悲劇?」

隔天,我問了卡塔莉娜之前人生故事的細節,而她就是這麼回答我的。

悲劇的起源,只是想做一個「正常」的女人

「我什麼都記得。我的前夫和我住在一起,然後我們生了小孩。我們以男女關係的狀態住在一起。一切都是你能想像的樣子;我們和鄰居也處得很好。我在鞋廠工作,但他說我不需要工作。他在市政廳工作。他以前會在工作結束後喝一點酒,在酒吧打撞球。我對這點完全沒意見。」
「不過有一天,我們為了一件很蠢的事吵架,他覺得我該抱怨他的壞習慣,但我沒有。毫無意義的一場架。之後,他又挑了另一件事來吵。終於,某天他說他有了另一個女人,然後就和她一起搬進來了。她的名字是羅莎。」
「我能怎麼辦?安德森說,『媽,爸有了另一個女人,難道你不該想點辦法嗎?』但我能怎麼辦?『雅莉珊卓和我必須有個清楚的未來。』他說。『如果這女人要我的父親,他就該待在那裡,因為一個男人不可能有兩個家、兩個家庭⋯⋯他對這裡只有害處。』我一直在想該怎麼做⋯⋯他想把自己分給我們兩個人。」

我想起在卡塔莉娜的字典內有「分開身體」這個詞,而在我看來,她的病狀正存在於那種斷裂中,以及想奮力重建其他社會連結的嘗試中。在生命療養院,「家庭」在這類他們曾經活過的斷片中被記住了。她所聯想出的字句都是以那個持續變形的家庭為主題,而家庭也是讓她痛苦及迷惘的主要原因。

「我的母親跟我們住在一起。我得照顧我母親。她再也不能走了;她有風濕問題,需要治療。我也有風濕。我父親在我小時候就有了另一個家庭;他一直待在鄉下。我父親也想好起來,他是因為種菸草而中毒。我前夫也想像我父親一樣,但我無法接受那種安排,我說『不行』。所以我們的婚姻結束了。我最後一次懷孕時,他把我一個人留在醫院,也沒去看寶寶生出來了沒。我得同時做母親和父親。」

根據卡塔莉娜的說法,她的丈夫重複了她父親的作為。在婚姻中,她發現自己再次身處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她的父親身體中毒;他為一間大公司工作,也為另一個家庭工作。她的母親和這對年輕夫妻住在一起,而讓她癱瘓的疾病現在也開始在卡塔莉娜的體內萌發。當卡塔莉娜要生出最後一個孩子時,她被孤單地留在醫院,成為那個沒人要的孩子的母親及父親。她所提及的一切都呼應了字典內的許多片段,其中描述了一個沒有氣息的孩子使母親窒息:

早產 在預定時程之外出生 在時間之外,在理性之外 時間已經流逝 嬰兒的膚色變了 沒有呼吸 窒息了 嬰兒的母親

沒有任何描述足以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正如「在時間之外,在理性之外」所描述,她感覺自己的一切都不合時宜。隨著我們的談話繼續,卡塔莉娜又再次強調自己的奮力搏鬥,因為她想回歸「正常」,也希望舉止符合世間一般女性應有的樣貌。她那彷彿白日夢的描述方式影射出思考上的阻滯,也反映出她迫切渴望逃離那個將自己深鎖的家。家屋和醫院成為彼此的分身,而最後她一個孩子都沒留下來:

「我表現出女人該有的樣子。自從成為家庭主婦之後,我盡了所有責任,就像其他所有女人一樣。我煮飯,我也洗衣服。我的前夫和他的家人懷疑我,因為我偶爾會離家去做其他想做的事。他們不同意我的想法。我的前夫認為我的腦中有個惡夢。他想把那東西從我體內拿出來,想讓我成為一個正常的人。他們想把我鎖在醫院裡。我不想去醫院,所以逃跑了。我把自己藏起來;我去了很遠的地方。但警察和前夫還是找到了我。他們奪走了我的孩子。」

妳是何時第一次離開家的?

「是在新漢堡才離開家的。我在蓋撒拉時沒離家;蓋撒拉在鄉下。人總會有想離開的渴望。我當時很年輕,但懷孕又有孩子,沒打算離開⋯⋯我們一開始到新漢堡時,在普拉可家租了個地方住。我離家逃跑是因為⋯⋯誰知道呢?因為⋯⋯他下班回家的時間晚了⋯⋯某天他回家早了,和幾個年輕女生跑去騎摩托車。我去了酒吧,點了一杯酒。我挺有勇氣的,就離家出走了。我在家實在有點窒息。有時候他會把我們鎖起來,我兒子和我兩個人,然後才去工作。我一直想,『我還要被鎖住多久?』我覺得窒息。我也覺得我的雙腿在燒,有一種痛,有一種痛在膝蓋那裡,還有腳底下。」

他是因為你離開家才找別的女人嗎?還是有其他原因?

「不是。」

沉默一陣子之後,卡塔莉娜回答了一個我沒問的問題:「他也不是因為我生病才離開我⋯⋯我的病一點也不困擾他。」讓我震驚的是,她的這段宣言正好肯認了她想否定的事實:在那個家裡,她的生理狀態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而她同時意識到卻也沒意識到此一事實。接著她又補充著說,她丈夫的基本意識狀態就是忌妒。

「他忌妒我。他以前會說我有多醜。他想要我待在輪椅上⋯⋯這樣他才能為所欲為。他之所以找另一個女人,是因為他想做個真男人。某一天,他回家後說,『我再也不要你了。』我說,『對我來說還比較好。我要離婚。』我們不管什麼都分開,床、浴室、餐桌、家,還有城市。我要離婚。離婚是我的主意,我先要求的。」

丈夫外遇之後:當精神科醫師只聽信他的話

這個男人的陽剛氣質取決於將她抵銷、取代掉。至於那些醫生,根據卡塔莉娜的說法,也將她丈夫建立新家庭的決定變成客觀事實,導致沒人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

醫生只聽他的說法。我覺得這樣不對。他們應該要聽病患的說法。他們給我藥。醫生不該看不起病人,因為這樣無法公正。他只顧著寫處方,根本不看人。於是病患就像正走在一條沒有出口的路上。回到家後,人們開始叫我『瘋女人』──『嘿,瘋女人,來這裡呀。』他們以前會這樣說。」

她口中的現實散發著精神醫學的氛圍。

你的意思似乎是說,你的家人、醫生,還有藥物,在把你變「瘋」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我說。

「我的前夫沒有讓人生往前走,反而是向後退。他帶我去看的醫生全站在他那一邊。我永遠都不想再住在新漢堡市了。那裡根本是他的地盤;他統治那塊領土。在生命療養院這裡,至少我還能傳遞些什麼給其他人,讓他們知道他們很重要。我試著誠懇對待每個人。他先是把我送到卡里達迪醫院,接著是聖保羅——總共送醫7次。等我回家之後,他很讚嘆我還沒忘記什麼是盤子。他以為我應該什麼都認不得了,無論是盤子還是鍋子,腦中只會記得吃過的藥。但我還記得怎麼使用那些物品。」

我是這樣詮釋卡塔莉娜的陳述:她的處境是一個全新家庭困境帶來的結果,而此困境則是透過日常的經濟壓力推動所致,這些壓力不只支配著醫療及藥療手段的實踐方式,也造就了這個國家中的歧視性法條。這些技術性過程及道德行動掌控了她:她經歷了這一切,如同置身一座沒有出口的機器之中,而她的精神生活也在這座機器中出現衰退的現象。

女兒、妻子、母親:被疾病抹消的女性主體

隨著殘疾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所有她強迫自己習得的社會角色——女兒、姊姊、妻子、母親、移民、勞工、病患——全數遭到抹消,隨之被抹消的還有原本由這些角色支撐住的,那份搖搖欲墜的生活穩定性。就一定程度而言,這些文化實踐的痕跡仍留在她身上,一方面作為推動她回憶進行的價值觀,而當她批判把她當成藥罐子切割掉的婚姻及親戚時,也是基於同樣的價值觀。不過,這個由親緣、背叛及機構性安置所組成的網絡,似乎對卡塔莉娜造成無比巨大的影響,導致她只能透過幼兒世界中「面對困境」及「掌握確定性」的語境,來象徵化自己的處境。她是這樣說的:

「當我還小的時候,我會告訴我的弟弟,我有一份從不表現出來的力量,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力量。」

卡塔莉娜繼續說:

「我前夫的家人對我很火大。我有良心,而他們的良心對他們而言只是負擔。」

有趣的是,當重新回溯「前家人」的作為時,她明明是被切割出去的人,描述過程中卻無法意識到這些人早已在設計她。

「有一天,妮娜——她是我前夫的妹妹——還有妮娜的老公戴爾瓦尼來到我家,我開始表達我的想法。他說,『卡塔莉娜,我們打算賣掉我們的棚屋。如果你想要的話,我們可以直接交換地方住,然後你就可以離開這裡。』」

原本因為分居而留給卡塔莉娜的好處,現在全被這些親戚拿走了。在這場偽裝成公平交換的交易中,一方的悲慘對另一方而言卻是門好生意。卡塔莉娜引述戴爾瓦尼說的話:

「『我剛剛才想到這個點子;妮娜和我之前完全沒討論過。』他說。所以他們得到我的房子,而我搬進他們的房子。我還記得帶著小女兒一起上了搬家的卡車。我的腿真的好痛,好痛⋯⋯我的腿感覺好重。我好緊張。」

搬進新房子之後呢?

「我一個人住在那裡。安德森和雅莉珊卓跟他們的奶奶一起住。她照顧他們;她能走。一開始,安娜還跟我待在一起,但之後,塔瑪拉把她留在身邊的時間愈來愈長。她喜歡為她準備生日派對。他們滿有錢的。她帶走我的小女兒,寵溺她,為她拍照片。而我就待在家裡。」

然後呢?我要求她繼續回憶。

「我的棚屋被燒毀了。火是從隔壁棚屋燒起來的──她的電視爆炸了。電線短路,然後就著火了。離婚是火。把什麼都燒掉。我在弟弟那住了幾個星期。這個星期住這個弟弟家,下個星期再住另一個弟弟家。亞德瑪爾看著我,然後說,『我們靠自己的努力進步⋯⋯而現在這個女人就這麼躺在這裡。』我的弟弟想看到生產力,他想要能有所生產的人⋯⋯然後他說,『我要賣掉你。』」

我得先請她停止一下。我不懂,卡塔莉娜。

從那時候開始,她的陳述變得愈來愈晦澀,也開始在兩種詮釋間搖擺不定,其中一種就我理解,是她認定弟弟對於她的有「生產力」的要求就是生孩子的那種幻想,另一種則是以藥療手段展現父權式殘忍之陳述。然而,卡塔莉娜堅稱她的手足尊重她,他們也不是「前弟弟」:

「他們喜歡我,想要我待在家裡。他們沒有表現出來,但希望我們能一直待在一起。」

根據我當時的想法,這種「弟弟的形象」正是留在那間幼兒之屋內的殘影。這個留存下來的空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她的人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才導致這個空間一直存在?

「我在另一個弟弟家裡生病了。很嚴重的感冒——那年冬天很冷。他們給我的藥效果很強,我除了睡覺之外什麼都沒法做。我分辨不出白天或黑夜。我的弟弟告訴我,我得離開。他說他已經有4個小孩,我只有3個,而我跟我媽媽一樣,有生5、6個小孩的義務。他沒有意識到的是,他要求我做的其實是他對自己的要求。他結過2次婚。第一個女人生兒子時死掉了。怎麼辦?所以他娶了另一個女人,現在跟她生了3個孩子。」
「就跟奧塔彌爾一樣,他也有一間汽車修理店。他總是有錢⋯⋯但,在這裡,我沒有錢。在這裡,我們是靠捐款過活。重點不是有錢還是有什麼東西,而是擁有人生。這真的很重要——擁有人生,還有給所有想出生的人一個機會⋯⋯我的弟弟以前會說,我們呀,就是我和我丈夫,生的孩子太少,太少發生性關係。」

她的弟弟要求她在經濟方面有所貢獻,而這項要求再加上親族關係價值觀的改變,都在拋棄卡塔莉娜身體的拉鋸戰中產生了糾纏難解的效應。為了承受被丟在生命療養院等死的這項事實,我覺得,卡塔莉娜重新建構了早已毀壞的手足關係。那是一種尋回逝去之物的渴望。然而,在卡塔莉娜的描述中,無論是弟弟、前夫,還是妹夫,似乎都不是悲劇人物。他們的行動以其他利益為指導原則:趁她還沒像母親一樣成為病人之前,趕快把她擺脫掉,或者奪取她的房子,或者直接有了另一個女人。在現實中,卡塔莉娜無法成為這些男人想要的人。

「我前夫離開我之後,還有回家說他需要我。他把我丟上床,然後說,『我現在就把你吃掉。』我跟他說是最後一次了⋯⋯但沒有任何快感。我只感覺渴望。渴望有人跟我說話,渴望有人跟我溫柔說話。

在被拋棄的狀態中,卡塔莉娜仍會想起之前的性生活。但其中沒有愛,只有自得其樂的男性身體。不但沒有社會性連結可言,也沒有足以言說的對象。離開真實存活的世界之後,她渴望的是語言,是有人跟她說話。我提醒卡塔莉娜,她曾告訴我,生命療養院最難熬的是晚上,她必須獨自一人面對自己的欲望。

她靜默了一段時間,然後清楚表明,在我們的對話中沒有一丁點色誘的可能性存在。

「我沒有要求你一根手指。」

她的意思是,她沒有希望透過我滿足性欲。

卡塔莉娜看起來累壞了,但她宣稱自己不累。無論如何,她已讓對話內的資訊進入一個極度飽和的境界,我也覺得無法再聽下去了。雖然沒出現反移情作用,也沒有性吸引力產生,我想,但暫時聽夠了。人類學家並不是百毒不侵。我保證隔天再回來,並建議她再次開始書寫。

但我的抗拒無法阻止她繼續回顧人生最初的記憶,而我讚嘆於其內容帶來的力量——其中意象之簡約,似乎濃縮了她的整個心靈狀態。

「我記得在我3歲時發生了一件事。我當時跟我的弟弟奧塔彌爾在家。我們非常窮。我們住在大農場上的一間小屋內。然後有頭很大的動物跑進屋子——是頭黑獅子。那隻動物摩擦我的身體。我跑去抱住弟弟。媽媽去井邊取水了。那時候我開始害怕。怕那頭動物。媽媽回來時,我把發生的事告訴她。但她說沒有什麼好怕的,也沒有動物。媽媽什麼都沒說。」

這可能代表發生了亂倫事件、性侵、初次精神病發作,或者就是被母親及父親拋棄的一段回憶,又或者純粹是玩弄陰影及想像力得到的結果——我們永遠都不可能知道了。

失去了家庭,被拋棄的女性

根據巴舍拉所寫的,家的形象「在外表看來,已經成為我們親密存有之地貌。家被視為許多意象之集合體,讓人類擁有得以穩定的證據及幻覺」。

在卡塔莉娜最早的這段回憶中,沒有什麼在保護「我」。她是在生命療養院憶起這頭動物如此接近「我」的過往。因此,這個故事不只暗示她被拋棄的狀態如同那頭動物,也指出這頭動物對她人生產生的效應。就後者而言,我認為動物不是對人類的抹消,反而是某種生命的形式,而卡塔莉娜正是透過此形式去學習產生情感,並因此展現出她的獨特性。

我說我得走了,卡塔莉娜的回應是這樣,「你是標記時間的人。」

生命療養院:醫療、家庭與社會制度,如何誤判卡塔莉娜的一生
《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圖片提供/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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