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他不高興就拿美工刀劃整排機車坐墊、拿瓦斯要去隔壁鄰居家放火、要把爸爸用水泥填起來⋯⋯本來住在永和的那個房子就被他燒了，後來才買來這邊住，柱子跟矮牆後來被我們封起來，怕威脅到鄰居。每個人都說他像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發作都沒辦法，我們那邊都是一些老弱婦孺，很怕萬一怎麼樣，聽到他要回來，都『剉咧等』，」林媽媽憂心地說，現在家裡經濟主要是靠林爸爸微薄的勞保退休金以及她做清潔工作維持。

多年來這個家幾乎被兒子林晉賢的疾病壓垮，從高中開始發病至今近20年，父母帶其跑遍全台醫院，即便送去松德、玉里，不久都被認定狀況穩定而令其出院，返家後狀況再度惡化，無法可想之下，才找到高雄龍發堂最後一條路。

「現在住院算強制，警察來了不用他簽名，法官和社工跟我們講，要不然你們就真的讓他造成家暴或犯案了再叫警察把他抓進去，就不用他簽名，」林媽媽無奈說道，從高雄回來後，只有所在行政區社工用電話關心，除此之外並無法為這個家庭帶來實際幫助。直到四處在台北遊蕩的林晉賢，經人介紹到西門町的按摩店任職、結識當地幫派份子，並因故被砍，父母向警方與衛生單位申請強制住院，才暫時又將他送進醫院的高牆內。

去年龍發堂解散後，對於許多原本出於各種因素而將精神疾病患者交由其收容的家庭，猶如青天霹靂。尤其是多數患者在其內生活年餘，長久脫離原生家庭，親屬大多年邁老化，難以應付突然之間由承諾終生到需回歸家庭的照護責任。

「官方都是說一套做一套，後續還是丟給醫院和家屬自行解決，已經有很多被通知要轉到私人機構，也有的被告上法院，」龍發堂家屬自救會代表鄭柔鈺表示，此前她曾連同其他家屬，由立委陳學聖出面要求衛福部以專案負責龍發堂解散後堂眾的安置。

經過高雄市衛生局與中央衛福部的協調，爭取到至少讓這些脫離醫療照護已久的堂眾住院2到3年，以緩衝及適應離開龍發堂之後的生活，住院期間僅需支付伙食費用。目前有超過一半的堂眾住在其戶籍所在地的公立醫院，然而至今已經有兩位屏東的個案因欠費未繳，家屬被醫療單位提告，法院已判決確定，強制執行支付命令。

經高雄市衛生局統計，雖然近一半的龍發堂家屬符合中低收資格，但仍有許多未曾出面，單是高雄市就有28位符合條件、但不願申請補助，凸顯出即便提供相關資源，現實上的連結仍處處斷裂，並轉而對於主導整個事件的高雄市衛生局產生強烈怨懟。

「許多家屬聽到是政府社工打來，馬上掛電話。昨天才接到一位80幾歲的父親打電話來問我，該怎麼申請補助，6名子女中3人有精神疾病，其中一名就在龍發堂，他找不到可接手處理病患的人。更多的是父母已逝，手足無人想要出面。政府捅了個馬蜂窩，幾百個家庭什麼狀況都有，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鄭柔鈺強調。

「跟家屬的聯繫過程中，常會被批評『如果高雄市衛生局不要鬧事，就不會製造這麼多問題』。我們體會照顧個案辛苦，但現在都以家屬觀點來看這個事件，堅持信念要送回去，病人觀點不被重視，家屬眼睛閉著不想看病人在裡面受到什麼待遇，已經剝奪病人權利很久了。我們希望家屬和醫院一起，給他一點機會，」高雄市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主任蘇淑芳說。衛福部於今年初撥款1,500多萬委由高雄市衛生局辦理「龍發堂個案一案到底培力計畫」（以下簡稱「一案到底」），聘請社工與家屬聯繫、連結資源，計畫即由她督導及執行。

蘇淑芳以量化的評估表對留在高雄凱旋醫院的病患進行前、後測，發現原本剛從龍發堂出來明顯退縮的堂眾，其自我照顧、認知功能、精神症狀等指標，歷經了一年的研究，都達顯著進步。唯一「不進反退」的，是家屬的支持度，這具體反映在「一案到底」至今實際接觸到的家屬只有148位，只佔500個案數的三分之一。兩年的住院緩衝期滿後，這些即將回歸家庭的病患未來何去何從，是即將面臨的隱憂。

高雄市衛生局則用質性研究方法，試圖更深入理解家屬的真實心聲及面臨的處境。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技正黃英如歷時一年，訪談了10個家庭，發現不同於一般外界的普遍印象，彷彿送入龍發堂就是遺棄到另一個角落不顧，事實上都經過漫長而辛苦的照顧過程。

「有一位受訪家屬，兩兄都是精神病個案，母親已逝、父親身體不佳，一個人要照顧三人，還有自己的工作與婚姻要顧；曾經送合法安養機構，但由於不是禁錮式管理，個案常常走失，弟弟一接到機構電話，就得放下手邊工作跟公司請假，疲於奔命找人，蠟燭多頭燒。後來聽人家講龍發堂是比較封閉環境，也走不出來，才把哥哥往那邊送，」黃英如提到那位一肩扛起照顧手足的案例，可說是龍發堂家屬的普遍寫照。當家中出現嚴重精神病患，血緣與責任從一開始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當一直沒辦法找到適合的資源、或安置單位不符合個案特性，照顧者的心力逐漸耗竭，為顧及整個家庭，才不得已「斷尾求生」。

「由於當初送家人進去皆是對龍發堂有所求，即使明白照顧得不好，可是確實也幫到他們的家庭，可以過一段比較平靜的生活，所以大部分的家屬不想論龍發堂是非，」黃英如說。從她的訪談中，也發現其收費方式玲琅滿目，從來沒有一致標準，有的前後花了400多萬，也有的遇到某天週年紀念，送進去免錢。

深入家屬的心路歷程之外，高雄市衛生局更藉由龍發堂解散後，堂眾被收治在醫療院所的契機，大規模地面對面訪談他們當年在裡頭的生活情形，逐步還原一直以來外界所批評的非人道管理方式，雖然並不令人意外，但第一次由這麼多人口中證實相同的細節，著實令蘇淑芳震驚。

「那邊有一個routine（慣例），新人來一定要綁在床上一個月，意思說他們能把病人『壓落底』，剝奪掉所有身為一個人的尊嚴，只要不順從，就會被水管或竹條打腳板，甚至讓你在那邊不穿衣服，讓你沒辦法有羞恥感，」蘇淑芳說，「我怕太偏頗，訪問了所有現在還待在高雄凱旋醫院的78位個案，有一部分認知功能障礙無法談；5個否認，很肯定應該以前是班長；其他至少有25個斬釘截鐵說是（被綁一個月）。有個病人跟我說一句話，我後來寫下來都很不忍：『約束是那邊的習慣，這邊（醫院）不約束也是這邊的習慣，我們要忍受所有的習慣』。從龍發堂出來的病患為了生存下去，已習得『順從免於恐懼』。」

「我另外還問哪個時段最開心，很多個案非常推崇一大早5點念經的經驗，好像這是他們唯一的安慰，這個行為是由師父認同所以是安全的，只要在那邊乖乖念經，不會被叫去做事也不會被不適當對待，無論到底是不是真的為宗教，久而成為一種對於靈性的期待；第二個時段是吃飯。」

事實上，當公部門仍在與龍發堂角力之時，某次高雄市衛生局進入突擊檢查時，即在堂眾居住的生活大樓內搜到許多鐵鏈，並曾看過一位脫光衣服的堂眾被鍊在鐵床邊，當時以為只是特殊個案，因其智能不足又難以控制而不得已如此，透過後續訪談，才終於證實是一種常態。

「有些個案確實被『圈養』久了，覺得在那裡日子還滿簡單，不用和人家講話，勞動就勞動，一輩子在那裡，那是現在精神醫療最沒辦法做到的承諾，」蘇淑芳解釋，何以在難以想像的非人道待遇中，龍發堂還是獲得許多病人及家屬的認同。

「從依賴產生認同，說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不為過，尤其假如曾經在裡面當過班長，出來後從管理者角色變成病人，幾乎都是不滿意。有那樣位階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可自由外出，有的擔任駕駛能送米出去，在醫院不大可能，有一定的復健流程跟目標，得通過醫師、職能治療師等專業評估。但權力不對等之下，其他普羅大眾受的苦，真的是很苦。」

今年5月初，最多3個月的住院時限即將期滿之際，按耐不住想要出院急迫心情的林晉賢，在台北的三總北投分院急性病房裡，片片斷斷地對記者講述著其在龍發堂內的主觀經驗，與2018年初我進到裡面所看見與聽聞的全然相反。他陳述，龍發堂被強制解散前夕的堂眾證言，皆是被扭曲及掩蓋，由管理階層塑造出彼此照顧扶持、猶如某種精神病患「失樂園」的敘事。

「他們不是不想出去，是龍發堂的高層施壓，逼得要說出違背心裡面的話，」林晉賢提到，「每個人都非常想要出來，我們過得不是人的生活，如果不順從就處罰，拳打腳踢、鐵鏈鍊四肢、拿長條打腳底板，殘忍的程度實在是⋯⋯。」提到親身所遭受的待遇，原本平板的表情霎那間涕泗縱橫。

「有人要來參觀前一天，趕快打掃一乾二淨，叫你乖乖坐在床上不能講話，平常很髒亂，不是屎就是尿，那些沒有意識的尿在地上、大在地上，或直接拉在褲子上，全部是我們這些『班長』在弄，清得很辛苦，若是叫我鍊人我也得鍊。」林晉賢解釋長期以來龍發堂所操弄表象下不堪的一面。

他曾經於2017年兩度逃亡，一次成功、一次失敗，成功的那次被父親叫私人救護車送回，失敗的那次被管理人員拳打腳踢並以小拇指般粗的子綁在鐵床上3個月，只有洗澡時鬆開。後來當衛生局來查核時，由於表達能力相對清晰，林晉賢被集中軟禁，準備好要傳的求救紙條，也被擋開。

後來被遷出移到高雄凱旋醫院期間，他開始用紙筆寫下其在龍發堂近6年來所目睹的一切及親身遭遇。11頁的A4紙上，密密麻麻寫滿能清楚辨識的字句，清晰的表達與邏輯中，建構出一個由上到下、一層層剝削與控制近500名堂眾的地下社會。

位在最上層的出家師父打著慈善名義，不僅向家屬收取上百萬元不等的「功德金」，更將民眾捐贈的大量物資佔為己有，買房置產，享盡榮華富貴；師父則從堂眾中挑選病情較輕微、身強體壯者為「班長」，大班長下還有小班長，以軍事化的方式管理，言語恫嚇是家常便飯，若不服命令動輒拳打腳踢或四肢鍊鐵床。由上層師父撐腰的班長，能夠有抽菸、自由外出等各項褔利，形成一個共享利益、聽命行事的嚴密管理階層。

大部分堂眾則如同俎上肉，只能在這個恐怖統治的權力結構中被任意宰割，無法對外聯絡，不能打電話、寫信，電視是擺設，報紙、書、收音機通通禁止，連聊天也禁止。生活條件極為匱乏，全體只能共用一支刮鬍刀與牙刷，每天被交辦各種勞動，多年來對外宣傳的招牌大樂隊、宋江陣、電音三太子，都是用罰跪等手段強逼練習而來。人命如草芥，有不堪被欺負在二樓陽台上吊的，也有僅因吃油豆腐噎到，卻因無人有急救能力，直接倒地身亡的。

除了自身被控制與虐待的細節，林晉賢對細節指證歷歷，一定程度還原這個非法機構具體的運作過程：包括管理階層的權力結構、堂方與地方政治人物的共生關係、現任住持心賢與對岸中國的密切交流、從固定合作的醫院取得藥物任意發給堂眾服用、定期用大卡車把善心人士捐助的白米載走轉賣等⋯⋯。

「聽被關過監獄的堂眾形容，龍發堂比監獄還難待，我感覺是像書上、紀錄片中二戰的集中營般，戰俘有《日內瓦公約》保護，在龍發堂內受虐的精障誰來保護？」林晉賢在其中一張A4紙上寫到。

他同時透過書面向法律扶助基金會申請法律扶助，經過法扶高雄分會審查過後成案，由律師陳俊嘉接下此案。陳俊嘉親赴凱旋醫院與林晉賢面談過4次，在完整瞭解案情之後，協助向地檢署送出訴狀。

「每次談的時候他都能清楚表達訴求，講話內容跟正常人描述事情是差不多的，敘述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被侵害的情形時，當然會有情緒上的波動，跟一般人都一樣，不至於到歇斯底里。主治醫師也說若他的精神狀態好的時候，表達跟正常人沒兩樣。我問到一些人事時地物，都能滿清楚回答。」陳俊嘉如此形容去年在醫院與林晉賢的會面過程。

在律師來之前，林晉賢已準備好那份11頁的「自訴狀」，並具體對所有管理人員提出包括妨礙自由、侵佔、恐嚇、公然侮辱、業務過失、教唆傷害等告訴，「包括法律名詞的部分，全是他自行研究或憑第一手印象寫下來的內容，事前我沒有給他任何幫助或意見，第一次會面他就把那份資料拿給我。從來沒有遇過精神病患為自己權益積極尋求司法訴訟的案例，以律師的立場，我認為他的主張或許不是說完全沒有理由，」陳俊嘉坦言。

然而，等林晉賢回到台北後，陳俊嘉就難以聯繫到他，去年甚至已經約好時間在台南高鐵站碰面，一同到警局做筆錄，但當天完全不見人影。由於屢次聯絡不到當事人，法扶只得終止扶助。

「礙於偵查不公開，檢方的偵辦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目前看起來有一個困難的地方是，龍發堂已經成立很久一段時間，要調查相關物證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唯一剩下就是人證，但其他家屬未必希望他們的親人涉及司法訴訟，檢察官不太可能僅憑單一說法就起訴。之後要如何去評價這一份證詞，牽涉到證人的精神狀況與法官、檢察官的自由心證，我也沒有辦法確定，」陳俊嘉說。

「我想要成家立業。我在龍發堂5、6年都沒吃藥，當班長幫忙做事、管理，基本上我覺得我已經康復了。這份訴狀我要給橋頭地檢署，法扶派給我律師，高雄湖內分局他們一直在等我去做筆錄，可是我沒錢搭車去不了，去分局後或許就會有進展。只要聯絡到以前的夥伴，他們願意出來作證，就可證實。出院後我會盡快下高雄，他們所有工作人員我每個都告！」林晉賢這麼對我強調著。然而他在病房裡念茲在茲的心願，恐怕永遠無法實現了，年邁的父母已向法院申請「監護宣告」，一旦通過，他在法律上即成為無行為能力人，不用經過本人同意，便可讓其長期隔離、安置於機構，再也不會造成家庭、鄰居、社會的威脅。

從原始的禁錮到現代的醫療，離開龍發堂的林晉賢或許有較乾淨的床鋪可睡、較友善對待的護理人員看顧生活起居，但不變的是，鐵屋裡傳不出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