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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勇於為世界指路的人──當我在美茵河畔想起德國
(攝影/REUTERS/Kai Pfaffenbach/達志影像)
(攝影/REUTERS/Kai Pfaffenbach/達志影像)

【精選書摘】

本文為《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一書序曲〈當我在美茵河畔想起德國〉,經春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相較於大家所熟知的德國大城柏林與慕尼黑;法蘭克福除了機場、書展與法蘭克福學派之外,似乎缺乏讓人辨識與記憶的關鍵字。然而,法蘭克福不僅被認為是西德時期的真正首都,也是六八革命年代的反叛首都,法蘭克福所走過的歷史與不斷綻放的風流人物,不但累積了自身的厚度、也凝煉出德意志近現代的文明與蒼涼。

作者蔡慶樺曾任駐外交部法蘭克福辦事處祕書,已然將法蘭克福視為家鄉,他結合自身政治哲學的背景、廣博閱讀及實際的生命經驗,帶領讀者從這座城市的肌理凝視德意志的重要命題,思索法蘭克福為什麼是法蘭克福,德國又為什麼是德國。

2012年某個上班日的早上,我將踏入辦公室時,一位同事在大門口抽菸,看到我便遠遠地喊著:「法蘭克福!」當下我便知道,自己將在幾個月後被派至法蘭克福,但當時並不知道,等待著我的是什麼樣的一座城市。
2013年初,我來到美茵河畔工作、長居,直到2018年夏天告別。這些年來,這座城市給予我的一切,比我原來所預期的多得太多。這座城市,有太多有故事的人曾在這裡生活。這裡所累積的生命故事與歷史厚度,絕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都市遜色。而我的生命,也在與這座城市的對話中,愈來愈厚實豐富。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認識了形形色色的法蘭克福人,大部分法蘭克福人都愛著這座城市,雖然他們對於這座城市也有各式各樣的批評,然而,基本上都還是地方愛國主義者(Lokalpatriot),也就是說,以一種如同愛著國家的心,愛著這座城市;甚至,比愛他們的國家更愛他們的城市。

要理解德國,不可能避開法蘭克福

某次,我與朋友在酒吧裡看足球,為法蘭克福和諧隊加油。在中場休息時朋友說,法蘭克福在德國人的心中形象並不太好,很多人覺得這並不是特別有吸引力的城市。如果你問德國人,是否來過法蘭克福,大部分人可能會告訴你,來過,但不算真的來過,因為他們都只認得機場。此外,許多人也認為法蘭克福是罪惡的城市,賣淫、毒品、賭博、竊盜等罪行塑造了這座城市的醜惡面貌。當然他們有道理,這裡在統計上始終是德國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但我們還是為法蘭克福抱不平,法蘭克福確實是這樣,但法蘭克福不只是如此,還有更多的面貌等待探索。於是,我有了這個想法:來寫一本談法蘭克福的書,談這裡的人、歷史、思想、政治、文化。
但這本書不只關於法蘭克福,而是透過這個美茵河畔的都會,去看百年來的德國歷史。這個城市裡曾發生過的正義與不義之事,那些宿命,那些鬥爭,正是這個國家的縮影。要理解這個國家,不可能避開法蘭克福。
於是便有了這本法蘭克福之書,這本在美茵河畔談德國之書。
法蘭克福是屬於全世界的城市。不只因為這裡有5成市民來自外國或是移民第二代,不只因為歐洲央行及全球的大銀行都在此,還因為這裡產生了影響全世界的文化力量。法蘭克福之子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留下的文學遺產,是德國、歐洲,以及世界文化史的瑰寶。百年來法蘭克福大學所培育的思想家們,也影響西方學術發展的走向。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此寫了他大部分的作品,堅持民主憲政的價值,從哲學角度論述歐盟的價值,並永不停歇地對抗保守主義與任何政治激進主義。為了感謝這座城市,他甚至將其手稿與藏書都捐贈給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也是屬於全德國的城市。法蘭克福曾有機會成為聯邦共和國的中心。戰爭剛結束時,西德政治家與人民討論如何重建德國的一切,包括建都。當時首都的候選名單上有4個:卡塞爾、波昂、法蘭克福與斯圖加特,柏林因為被社會主義勢力包圍,不可能做為首都。這4個城市裡,卡塞爾被全面炸毀,比法蘭克福更處於廢墟狀態;斯圖加特的財政相當困難,近乎破產。真正被認真考慮的城市只有法蘭克福與波昂。法蘭克福的財力、地理位置、腹地都是一流,當時的市政府也開始著手規劃未來首都設於此地時必須發展的基礎建設,而當時像個鄉村、現在仍像個鄉村的波昂──法蘭克福人認為,其唯一的優勢就是聯邦總理阿德諾在那裡有個小房子。
因此,在討論首都地點時,基民黨支持波昂,社民黨支持法蘭克福,而黑森邦的基民黨也支持法蘭克福,形成兩城對決的局面。最終,老總理還是發揮了影響力,讓波昂成為聯邦共和國首都。可是對於法蘭克福人來說,即使不是政治中心,銀行使這裡成為金融中心、大學使這裡成為學術中心,美茵河畔的這個國際都會才是他們心中真正的首都。
然而,也有一些法蘭克福人在這座城市表達了他們的恨。那是法蘭克福的60年代。那個年代在德國興起的新左派,以西柏林及法蘭克福為重心,發動了一場席捲全德的學生運動。這場運動,不只是政治改革的呼聲,還是自我思想、生存方式的革命,以及對上一代的價值觀及歷史觀發出的挑戰。其影響之大,即使在50年後的今日,人們還是無法忘記那個夏天所發生的一切。

六八世代對四五世代的質問

1945年戰爭結束後,存活下來的德國人被稱為四五世代,他們戰後唯一的目的就是重拾正常生活,在英美法蘇占領下,拋棄國家主權,從零點(Stunde Null)
源自軍事上的術語,借指二戰結束後德國陷入歷史的終結與一切的開端,整個精神和物質世界都必須從零開始。
開始重建一個國家;他們不願提起戰前的一切,他們的下一代在戰後的成長過程中,不曾在學校教育或家庭飯桌上知道那一段歷史。法蘭克福的哲學家霍內特(Axel Honneth)稱那段時間為「你不問,我們不說」,或者如另一位哲學家呂博(Hermann Lübe)所說:「以緘默做為溝通」(Kommunikatives Beschweigen),以使自己順利地從第三帝國的子民轉化為共和國公民。
可是,真的能那麼順利嗎?你不問,我們不說,答案就能自動浮現嗎?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於1960年回到放逐她的祖國時,見到崩壞的戰後德國,以及崩壞的戰後德國人。她在〈來自德國的報導〉(Bericht aus Deutschland)中寫著,她看到「有生命的鬼魂」四處遊蕩。這個敘述如此傳神,那徒有生命的活死人在戰後的廢墟流竄,背負著難以擺脫、也不願擺脫的戰爭之罪,只想沉默地安度餘生。
可是到了60年代,那些上大學的人是希特勒政權將垮、或者終戰後才出生的,他們是乾淨的一代,但卻在轉型正義未被徹底實踐的情形下,必須一同背負納粹罪名。上一代雖然不說,但他們終究提出了尖銳的質問,德國所犯下的那些錯誤,誰應該負責卻又沉默了。在這樣尖銳的質疑中,青年們不願意沉默,許多人走向了左派道路。
這60年代的世代,希望克服之前的歷史,讓一切重新洗牌,青年們反抗的不只是全球資本主義化,還針對德國未能處理的納粹過往發出憤怒之聲。學生們衝到教授面前,怒吼「長袍之下,腐朽千年」(Unter den Talaren – Muff von 1000 Jahren),表達他們對上一代、尤其是其政治錯誤的不滿。納粹官方宣傳語中,常稱第三帝國為「千年帝國」(Tausendjähriges Reich),這個「千年帝國」雖然只存在了12年,可是給戰後的德國留下無限傷痛。60年代青年認為他們成長在上一代的謊言裡,一切都必須被質問。
60年代的反抗不只是對德國罪責的歷史問題之反省,還是對自身存在意義的重新思考。1964年,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美國出版了《單向度的人》 (One Dimensional Man),3年後在德國出版德文版。他將那個進入工業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時代定義為技術統治的時代,量化的、實證的、科技的思考主導了當代人,可是對於社會的根本問題,沒有人再想尋求答案──馬庫色稱之為「單向度思想」。在這種思想模式中,當代人以單面向方式生活,對於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不均與剝削、消費社會如何全面性地控制人類生存方式,全無警覺或抵抗之心,甚至樂意成為這種單向度社會的一員。
六八世代
主要是60年代讀大學並經歷過學運的世代。
的青年們要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時代。他們經歷了德國戰後快速重建、經濟成長的年代,他們的父母們經歷過戰爭,不願面對戰爭罪責問題,只希望冷處理納粹那12年,在經濟發展中尋求國家的出路;可是1967年這本書在德國問世後,學生們開始不滿自己活在一個讓人窒息的社會。他們不再願意留在單向度的生命裡,想在那個充滿鬱悶之氣的年代找到新的可能。他們質問上一代,挑戰上一代的一切政治決策:越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冷戰,對納粹過往的沉默。
甚至女性也在這個時代尋找新的定位,不只對上一代人,也對同代的其他男人。在德國,墮胎始終非法,女人的身體由大部分是男人的國會議員決定;一直到1962年,女性才被允許在銀行開設自己的戶頭,之前必須有父親或先生的同意,而一直到1969年,才被允許自己開店、開公司。那個年代,女人首先是誰的女人,然後才是女人。就在這樣的不滿中,許多女性參加了60年代的運動,推動男性也推動的改革,但也推動男性不在乎的改革。

在反叛的首都指出希望

這場運動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也改變了一個國家,可是究竟是變得更好或者更糟?迄今難有一致的結論。70年代,對社會的反抗逐漸脫離學生運動的性質,走向激進的恐怖主義。赤軍團分子告別了六八世代的理想性,認為再怎麼上街抗議都不可能改變得了這個與資本主義成為共犯的國家,只有透過武裝革命才能徹底打破體制,重造理想世界。於是德國經歷了一個暴力的年代,當時留下的傷痕,到今日都還無法完全癒合。
而法蘭克福在那革命的年代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相對於波昂做為西德的首都,60年代的法蘭克福被暱稱為「反叛的首都」(Gegenhauptstadt),無數的抗議者來到這座城市,一個個傳奇的學運領袖如克拉爾 (Hans –Jürgen Krahl)、孔恩–本迪 (Daniel Cohn-Bendit )、費雪(Joschka Fischer)等人,讓法蘭克福成為當時德國、甚至歐洲反抗的重地,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便以法蘭克福為學運的基地。他們選擇以法蘭克福為起點,改變這個國家。
為什麼是法蘭克福?一方面這裡傳統上是金融區,正是最代表高度資本主義發展的地方,當然也是集結許多資本主義社會批判者的地方;而法蘭克福地區的美國總領事館、中情局德國總部、美軍歐洲總部等等代表著美帝主義的機構,也成為左派學生們示威抗議的標的;此外,這個相當國際化的都市,也提供了國際左派串聯的便利環境;德國最重要的出版社都設在這裡,為青年們提供了知識養分;更重要的,60年代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新左派崛起,法蘭克福學派在社會批判的強大話語權,吸引了無數想要從新的左派角度認識、批判並且改造社會的青年人。這個城市與批判的思想緊緊相連。
1968年的動亂之年,一個又一個法蘭克福人衝向街頭,後來又離開了街頭。當年他們所為之奮鬥的那個更好的社會,是不是來臨了?我未在這個時代見到希望,我看到的是一個各種壓制形式更幽微、更難抵抗的單向度時代。但即使如此,在那些令人心灰意冷的時刻裡,總是會有人挺身而出。本書所敘說的法蘭克福與德國,不只有毫無希望的事,也有希望,有為人性保留火種之義行。那些勇敢的人們,在法蘭克福為這個迷亂世界指路。
1945年,法蘭克福被盟軍轟炸,9成以上成為廢墟,當時沒有人想到今日能夠重建成美茵河畔的現代都會,正如沒有人能想像在道德虛無的困境中,德國如何重新回到正常的國家。但一切終究會過去,在經歷那麼多苦難後,仍應樂觀活下去,這是法蘭克福教會我們的事。
一如《單向度的人》一書結尾所引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話:
「正是為了那些毫無希望的事物,我們才被賦予希望。」(Nur um der Hoffnungslosen willen ist uns die Hoffnung ge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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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春山出版)
(圖片提供/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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