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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是打貪還是打政敵?《出賣中國》揭露習近平打不破的「政、商、黑」勾結網絡

位於上海的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攝影/Getty Images/Simon Song)
【精選書摘】

本文為《出賣中國:中國官場貪腐分析報告》(全新修訂版)書摘,經八旗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編。

鋪天蓋地的貪汙腐敗,已經吞噬中國。官位、土地、證照、國企、特許權利⋯⋯只要有關係,什麼都能賣,什麼都不奇怪。

中國內部貪腐問題之嚴重,因為2012年爆發的薄熙來事件引發世人的關注。大規模貪腐的源頭是1990年代中共不完全的產權改革與中央權力下放的結果。中共菁英刻意製造法律上財產權的模糊空間以上下其手、中飽私囊,這不僅侵害本該屬於中國老百姓的權益、在地方出現「黑道治國」之惡習,也在黨內造成上下交相賊、劣幣驅逐良幣的「塌方式腐敗」。中國統治結構腐敗之深,已經到了如蛆附骨的程度。

本書作者、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專家裴敏欣直指,由於貪腐已經成為中共內部生態的一環,不僅大刀闊斧的打貪難以展開,源自於政治動機的打貪反而只會製造統治菁英之間的矛盾,危害獨裁政權的凝聚力,動搖中共的統治基礎。裴敏欣以真實案例為基礎,科學化分析中國官場的貪汙腐敗,揭露習近平打貪為何必然失敗的深層原因,並對中國未來做出清醒而沉痛的預測。

習近平打貪為何必然「失敗」?

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 ──習近平,2013年6月28日

習近平擔心貪汙腐敗會讓中共覆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共領導人應該更深入理解中國在後天安門時代的腐敗根源,才會真正明白對抗腐敗和保衛共產黨統治的困難所在。本書對菁英勾結的分析顯示,權貴資本主義和勾結腐敗的根源非常深。腐敗只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外顯病症,而權貴資本主義又源於菁英能輕易竊取公共財產這一事實。在腐敗的醜陋外表下是一個又一個國有資產如何被菁英掠奪的故事,這些菁英不是有權決定國有資產的處分運用,就是以賄賂和暴力奪為己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可以被掠奪的公共財產,這種取代毛主義的權貴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出現。

這並不是把權貴資本主義怪罪給中國的經濟改革,因為經濟改革本身並不必然導致權貴資本主義,波蘭、捷克和波羅的海三小國的例子都是明證。問題的關鍵在於掌控國有資產如何處置的政權到底是什麼性質。當然,東歐國家的私有化過程也有很多缺陷,主要是因為缺少資本市場和監督管理系統等制度因素;過渡期的經濟衰退、貿易中斷、財政困難等問題也讓改革困難重重。但儘管在過渡期充滿混亂和挫折,東歐國家還是沒有走上前蘇聯國家的道路,讓盜賊統治取代共產主義。

最好的解釋是這些後共產主義國家走的政治路徑不同。在最成功的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民主轉型和鞏固進展快速,這就制約了統治菁英的大舉掠奪。東歐國家的經驗是有力的反證,有助於理解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權性質和權貴資本主義興起的關聯性。和東歐國家不同,除了在1980年代的短暫時期之外,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依然被一個絲毫無意讓政治體制自由化的列寧主義政權所統治,這個政權也完全不想放棄壟斷權力。但中國又和後蘇維埃的俄國不同。在俄國,舊政權的迅速崩解使得一小群寡頭得以攫取大量財富,但大多數菁英什麼都分不到。而中國的統治菁英依然牢牢掌控政權,有無限的機會把國家的財富慢慢據為己有。

只要「有關係」,就能參與分贓

所以我們必須從「掠奪型國家」(predatory state)
指國家統治者掠奪或剝削被統治者的工具。國家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人民的福祉,而是為了剝削人民。
的角度來理解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如同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所主張的,國家界定和執行財產權,而掠奪型國家在執行這個功能時,總是為了極大化自己的收入和特權。從這個角度看來,中共在後天安門時代之所以下放對國有財產的控制權卻不明確界定其所有權,其背後動機昭然若揭。因為透過這種方式,統治菁英才能最大程度地從社會汲取財富。按照制度主義論者的邏輯,權貴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列寧主義政權掌控下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

找到財產權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內在連繫,就為制度主義論者提供了一個菁英如何藉由重新定義財產權來掠奪的現代案例。而本研究提出的菁英勾結概念也使我們得以理解權貴資本主義的微觀機制。當公共財產的財產權歷經深刻但又漸進式的轉變時,菁英勾結就是微觀層次上可預期且理性的反應。財產權的制度變革與菁英的適應性反應,兩者互動的結果造成權貴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要全面理解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我們就必須追溯這些制度變革,把它們與菁英的行為反應連繫起來,再探討其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展現。

本研究的重要發現之一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其分散性。由於行政權的分權下放、政治權力的多頭馬車和經濟部門的多元化,掠奪也必須分散進行,且必須透過勾結來達成,而這又使得低層菁英也能參與分贓。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獨特的「多層次寡頭制」(multilayered oligarchy),也就是各個行政區都有一小群和地方黨政領導依附在一起的菁英,他們在中國的黨國體制中不算什麼高官,卻擁有與其地位不相稱的大權和掠奪能力。

然而,雖然地方政治菁英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得利者,私人企業家的角色也不可或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另一個特色是,政治菁英或紅二代們並沒有辦法把所有財富都據為己有。雖然他們可以貪的很多,但許多財富似乎是被小老百姓出身的私人企業家拿走了,例如導言中提到的樓忠福王春成這些人,以及無數和地方官員共謀獲利的人。我們的研究顯示,至少在初期階段,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比較開放的,私人企業家可以靠賄賂進入權錢交織的小圈圈,而且私人企業家要比政治菁英更有能力發揮國有資產的效能,提升其價值。問題在於把無效能的國有資產轉變為有效能的私有資產時,這中間的好處只有少數有關係的生意人才能享有,一般中國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而老百姓才是這些資產的真正所有人。

不要天真的認為這些私人企業家在得到財富和政治權力之後就會從權貴資本主義轉向自由資本主義。雖然中國的私有企業部門自1990年代以來成長驚人,但仍處處受到政府管制,這也和一個個政治菁英的小圈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針對中國私人企業家的政治態度的研究也顯示,他們還是很傾向共產黨宣傳的那一套。理由很簡單,凡是已經在小圈圈裡頭的人,自然想保有特權和原來的制度。

然而權貴資本主義的特權利益,是以犧牲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利益為代價的。要和政府官員勾結,私人企業家不但要浪費許多原來可以拿去做更有效投資的資源,也要把精力和才智投入租金豐沛的產業,而這些產業不可能成為提升中國經濟的成長引擎。所以毫不令人意外的,中國的私人財富大多聚集在房地產業和礦業這些勾結腐敗叢生的產業。一項評估指出,在2015年身價超過10億美元的中國富豪中,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搞房地產的,資訊科技業是少數例外。尋租
尋租(rent-seeking)是利用資源透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而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從而使自己獲得租金收益的行為,例如:利用賄賂、腐化、走私及黑市等行為,用非法手段來追求利潤的方式,創造了少數持有特權者透過不平等競爭方式,憑權力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簡言之,尋租是指私利追求者與政府代理人之間資源交換問題;尋租行為是使用稀少資源去營造「人為的」稀少性以圖得人為獨佔利益的行為。
的私人企業家和政治菁英的緊密結合使自由資本主義的前景黯淡。這種聯盟具有排他性,因為這樣才能保障成員的租金並代代相傳。其結果不會是自由資本主義,而是寡頭的親貴主義。(編按)
本書英文定稿於2015年秋天,因此多以江澤民和胡景濤時代的案例為主。在最新修訂版中,作者認為,習近平時代的腐敗表現方式會和江胡時代不同,但性質不可能有根本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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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位於山東省青州市的一處大型地產開發基地。(攝影/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Wang Jilin)
2021年位於山東省青州市的一處大型地產開發基地。(攝影/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Wang Jilin)

國安局、解放軍涉貪腐,抓一個帶一串

回顧這段歷史,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和深化可以說是鄧小平式威權主義經濟現代化模式的邏輯結果。只要菁英還大權在握,就不可能不去掠奪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財富。在天安門鎮壓事件已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這種現代化模式的限制已經非常明顯。經濟上,成長趨緩突顯了中國經濟體在結構和制度上的缺陷。在政治上,根深柢固的腐敗也讓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憂慮中國共產黨會失去政權。權貴資本主義和勾結腐敗的邏輯完全讓黨的領導人有理由擔心。表面上,他們是害怕腐敗會傷害黨的合法性、破壞經濟成長和脫離群眾。這種傳統看法雖然未必有錯,但我們的研究證明,菁英勾結會在列寧主義政權內部產生自我摧毀的動力,幾乎必然會加速其衰敗。

雖然菁英勾結起源於一些控制權下放但所有權界定不明、誘人的公共建設合同讓官員和生意人如蠅逐臭的領域,這種行為現在已傳遍中國所有黨政部門。可以預期,勾結腐敗也一定會出現在中共用來約束黨員和維持國家安全的機關。例如,中共用來監督和約束黨員的紀委組織就有十幾人涉入窩串腐敗案件(註)
到2015年7月為止,共有中紀委2名局級幹部、5名省級紀委書記和3名副書記、10名市級紀委書記因貪汙被捕。
。相當於蘇聯KGB的國家安全部也明顯腐敗叢生。原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在2015年捲入一件大案。根據《財新》調查,馬建不但以國安部的力量和特務手段幫房地產大亨郭文貴服務,還累積了大量私財,有6個情婦(其中2人是國安局官員)和2個私生子。在2004年到2014年任職西藏自治區國家安全廳廳長的樂大克也在2015年因為貪汙被捕。而在本研究的樣本案例中,有3名大城市(瀋陽、福州、阜陽)的國安局高官涉入窩串案件。北京和青島國安局局長也都因貪汙被捕。

中國共產黨的終極保衛者人民解放軍內的勾結腐敗也同樣嚴重。自習近平發動反腐敗運動以來,已有36名將軍被捕。根據解放軍自己的說法,90%的職務犯罪發生在軍隊工程建設、醫療衛生、房地產開發租賃、裝備物資採購以及人事財物管理等領域,並以窩案串案居多為其特點。腐敗也已傳染到中國軍隊的最高層。解放軍最高的兩名官員,原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都在2014年到2015年間因收受巨額賄款及賣官被捕。

勾結腐敗到處滋生的現象也許令人震驚,但從理論上不難解釋。中國政權之所以勾結腐敗叢生,是因為這種行為獲利既高,被抓到的風險又低。除此之外,勾結腐敗又會因為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而進一步滋生勾結腐敗。由於搞勾結要比不搞勾結有利,買官的人一定會爬得比正直的同志要快。勾結腐敗還會讓黨國體制內的組織風氣日益敗壞。正如樣本中的案例所見,參與勾結的人會用一些共同犯罪或共同墮落的儀式來建立互信。而在一個勾結泛濫的組織中,光是知道其他同事有在貪汙就會讓人也想貪汙。而如果一個組織的領導人自己貪汙,他也一定會放縱屬下貪汙。

雖然很多人認為這種反腐敗運動對中共是有利的,實際結果可能正好相反。出於政治目的的反腐敗更可能在菁英之間製造不安全感和仇恨,這會危害獨裁政權的政治凝聚力,讓鬥爭更激烈。

勾結與政權衰敗

把這些政權衰敗的動能加總起來,就會透過三種機制破壞中共黨國體制的組織完整性。首先,當勾結網絡遍及黨國體制的每一個角落時,它們就顛覆了政治權威。這些網絡把政治權威轉化為私人權力的工具,追求私人利益而不是政權的利益。這些人雖然在表面上忠於黨國,實際上只忠於地方上的老大,不管是黨委書記還是有錢的生意人。其次,勾結網絡對權力和經濟租金你爭我奪,這會危害中共的內部團結並不時促成最高領導層的大清洗。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已讓幾百名官員落馬,其中有許多是習近平敵對派系的人。這種權力鬥爭是勾結網絡叢生的必然結果,也必然會危害到對中共存亡至關重要的黨內團結。第三,當勾結腐敗傳染到黨國體制的安全部門時,一定會損及這些部門的效能和忠誠,而這些部門正是黨國體制賴以生存的基石。

勾結腐敗如何破壞中共黨國體制的完整性?
  • 吞噬黨國體制每一處的勾結網絡將政治權威轉化為私人工具,不惜犧牲政權利益以追求私利。
  • 各個勾結網絡之間的衝突危害了中共內部的團結,並導致高層洗牌。
  • 貪腐之風滲透進黨國賴以生存的安全部門,破壞效能與忠誠。
積重難返的腐敗也挑戰了所謂「威權主義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威權主義韌性的概念是黎安友(Andrew Nanthan)首先提出來的。黎安友認為中共政權在後天安門時代已從四個方面自我調適和改善,分別是:
  1. 日益規範化的繼承政治;
  2. 在晉升政治菁英的時候愈來愈以績效制來做為考量,而不是以派系思維來考量;
  3. 體制內部制度的分殊化和功能專業化;
  4. 設置政治參與制度,加強中共在公眾整體心目中的合法性。
黎安友認為中共政權因此是有韌性的,不會輕易崩潰。
的理論。一個機構的韌性最終要看政權菁英核心的政治忠誠度、凝聚力和能力。但本研究沒有看到這些,只看到種種「機構衰敗」(institutional decay)的病狀──風氣敗壞、對政權不忠、腐敗網絡的私人利益高於政權集體利益等等。人事任用權是維持中國共產黨凝聚性和完整性的最重要工具,現在卻被地方黨政領導用買官賣官取而代之。恩庇網絡已嚴重傷害黨員對黨的忠誠。機構衰敗的現象也遍及黨國體制的經濟支柱,也就是國有企業之中。我們對國有企業勾結腐敗的研究顯示,當黨所指派來管理這些公司的人系統性的貪汙發財,黨對這個關鍵部門的控制力也日益下滑。勾結貪腐之風也遍及黨國體制的其他重要部門,例如各地的紀委、公安、法院和監督管理單位。

這些重要部門的衰敗不只損害了黨國體制的統治效能,還導致菁英的不團結和權力鬥爭。菁英的不團結起於對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你爭我奪。每一個勾結的聯盟都在和其他聯盟爭權奪利。輸家會覺得不公平,只因為贏家會拿到更大的權力。輸家的憤恨不平正是菁英不團結的主要來源。

另一個對中共更為致命的政治結果是,政權衰敗會讓機會主義式的強人有機會用反腐敗的名義摧毀所有政治對手。由於腐敗太過普遍,又多是勾串性質,強人就可以藉機把對手集團連根拔起。要指控對手貪汙並不難,而且由於對手下面的支持者和親信都勾串在一起,一人倒就全部都倒。由於貪腐所激起的民怨太深,採用這種策略的強人一開始的政治聲望會很高。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當初就是用這種策略來打造聲望,最後卻諷刺的自己被以貪汙罪清算。薄熙來最大的對手習近平一上台就猛烈展開反腐敗運動,短短時間就把對手的親信網絡一網打盡。雖然很多人認為這種反腐敗運動對中共是有利的,實際結果可能正好相反。出於政治目的的反腐敗更可能在菁英之間製造不安全感和仇恨,這會危害獨裁政權的政治凝聚力,讓鬥爭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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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十九大會議。本次會議將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綱,再次鞏固他在黨國統治的威權地位。(攝影/Getty Images/Kevin Frayer)
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共十九大會議。本次會議將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綱,再次鞏固他在黨國統治的威權地位。(攝影/Getty Images/Kevin Frayer)

打不破的「政、商、黑」勾結網絡

依照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對「榨取性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和經濟發展關係的看法,決定財產權分配和財富創造機會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是決定國家繁榮與否的關鍵因素。如果權利和機會被一小群菁英壟斷,繁榮就不可能持久。雖然這個理論預言了中國的專制發展模式很可能以失敗收場,卻未能指出菁英到底是如何榨取財富。畢竟榨取財富的不是體制本身,而是控制體制的人。根據本研究所搜集的經驗證據,我們揭示了在幕後創造、操控和運用這些體制的政治聯盟,也就是政、商、黑的勾結網絡,從而對「榨取性體制」的理論做出了貢獻。這些排他性和寡頭性質的聯盟是專制統治下的經濟現代化所不可避免的產物。當然,民主社會中也有類似的聯盟,也會危害民主和妨礙經濟發展。光是民主並不足以確立「包容性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
2012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何失敗》(Why Nations Fail)一書,提出「包容性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與「榨取性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這對概念。
「包容性體制」意味着在國家權威的保證下,私人產權得到尊重,市場運行良好並向社會開放,人們享受法律對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反映在政治領域,則是公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參與到政治決策過程中,和在權力制衡基礎上建立有制度性問責的政府。「榨取性體制」則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領域,均反其道而行之:統治精英壟斷政治權力,權力染指與控制經濟,統治者不僅不願與大眾分享經濟成果,而且會採用政治制度來榨取大眾,與民爭利。這在經濟上具體表現為國進民退,相應地,在政治上則是徹底地封閉與固化,絕少有競爭和參與。
的存在,然而專制政體就連建立「包容性體制」的必要條件都沒有。掌握國家強制力的專制統治菁英天生就敵視包容性的政治聯盟,因為這會危及專制統治本身。專制統治下的包容性體制在理論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專制統治的本質就是少數菁英以恐懼和暴力為統治手段而排除絕大多數人。

如果權貴資本主義在長期會造成經濟衰退並危及中國共產黨的生存,那麼中共是否會採取必要的改革來治療權貴資本主義這個痼疾呢? 從習近平表現出來的危機感和反腐敗運動來看,他和他的支持者們顯然認為應該要改革。但這種搞運動式的糾正措施和列寧主義政權的自我修正能力是不同的。這種糾正措施只能在狹窄的、技術性的和短暫的意義上有效。被反腐敗打擊的個人落馬了,也被處罰了,掠奪被暫時遏止了。但如果一個政權真的有自我修正的能力,就不只是要摧毀個別的勾結網絡,還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勾結網絡得以滋生繁榮的環境。本研究的證據顯示,中國共產黨根本無法改變權貴資本主義所依附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因為這些體制正是中共得以壟斷權力的基礎。

中國民主化的時刻?

由於菁英勾結必然會讓少數人致富並擴大貧富差距,即使腐敗的專制政權倒塌了,社經條件還是不利於鞏固民主或建立自由民主體制。如果這些勾結網絡在專制統治崩解後還能生存下去,他們就能在後威權時代的政治秩序中取得相當有利的位置,危害新生的民主。俄國和烏克蘭在過去20年民主鞏固的失敗經驗可能會在中國重複上演。

一個持平的結論是,中國民主化的道路絕不會是平順的直線發展。如果說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助於民主化,那麼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深化會讓民主轉型更加困難和混亂。在權貴資本主義之下,期待由統治菁英來啟動政權轉型是很不可能的。資產階級分裂成親貴集團和被排斥在外的人。統治菁英害怕危及其經濟利益而不願進行政治改革,黨國體制的脆弱性也讓人害怕即使是溫和的改革也會導致革命。要進行完全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是前景黯淡,因為這會消滅專制統治菁英的尋租來源。

如果政權轉型真的會發生,最有可能是專制政權的突然崩解,原因也許是黨國體制菁英集團的內部分裂、巨大的經濟動盪、阿拉伯之春式的群眾起義讓當局無法快速鎮壓、對外軍事行動失敗等等。但不幸的是,即使舊政權被革命式的推翻了,也不會立刻迎來自由民主。權貴資本主義的餘緒──高度的貧富差異、地方黑道治國、權勢大亨的盤據──會讓那些在舊政權時代獲得巨大非法財富的人在搖搖欲墜的新民主體制中享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

《出賣中國:中國官場貪腐分析報告》, 裴敏欣(Minxin Pei)著,梁文傑譯,八旗文化
《出賣中國:中國官場貪腐分析報告》, 裴敏欣(Minxin Pei)著,梁文傑譯,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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