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雷光夏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與女巫店的交織，其實晚於我在女書店的表演。1995年我發片後，當時婦女新知基金會的朋友邀請我到女書店，我還記得演出的曲目有〈冬天不相干的故事〉；而1998年的彭婉如事件紀念音樂會，我也參與了表演。反而女巫店是在這之後才去的。第一次女巫店表演是在1999年4月，我也會去附近的河岸留言，這是後來才開的。年輕時，覺得這兩個地方是常需要去報到。

我記得當時我在電台工作，下班要去演出，我就得把手風琴帶在身上去上班，放在我的位置上，同事笑我說我是走唱歌手。那時我覺得，有什麼關係？這就是我的樂器！但的確當時就很有流浪歌手的感覺。騎摩托車把手風琴放在踏板前面，很卡，我從北投我家騎到東興路電台，下了班再從電台騎到公館。 

那時的門票大約150～350元之間，演出費是店家與樂團對拆，即使如此以前還是會帶full set（四、五個樂手的完整編製），表演結束後每人一、兩千塊分一分，當時也不會介意，就覺得這點錢也很夠了。對年輕人來說很需要舞台，因為玩音樂真的太好玩了！

在女巫店表演時的感覺就是「自在」，小空間，人不多，但感覺都是自己人，可以很放心做自己。尤其在這裏可以做原音樂器的表演，在其他地方就比較偏向搖滾樂、重金屬。女巫店反而因為有場地的限制，鄰居不喜歡噪音，所以比較多不插電的表演，也因此形塑了風格。 

我特別喜歡女巫店的氣氛，那和女巫店老闆郁晶（編按：彭郁晶）的個人特質有關。她讓人很放鬆，妳在那裡可以聊也可以不聊，每次到那表演，她就給一盤雞腿飯，我特別喜歡。又或是像是在椅背上放女性胸罩，還有她們的菜單（編按：例如泰式噴鼻血烤雞腿飯、緊急蛋泌汁等）。我都會覺得，天啊，她們怎麼會花時間想這些事情。

我是屬於是比較敏感的人，每回去不同的地方演出時，會明顯的感受出每個地方的氛圍；有些地方非常陽剛，或跟觀眾有距離，但女巫店從一開始就不是，不要讓妳跟觀眾有距離，非常女性的，很自在的。 女巫店的小場與大場地不同，在這裡表演會知道來聽的人都是自己人，喜歡自己的音樂，因此不會有害怕或拘謹的感覺。也因為距離很近，可以看到每個人臉上的表情，說話或唱歌的時候，台下觀眾的感覺也會很直率的表現在他們臉上。

觀眾也很多元，曾在一次演出後有個蘇格蘭人告訴我，他從很久以前就聽我的音樂。可能是因為地域性，在台大附近確實可以找到不一樣的東西。女巫店場地不大，表演時很多聽眾排在門口，即使是三、五十人，對歌手而言也有很大的鼓勵。 

馬欣（編按：《反派的力量》作者），她曾多次談到女性角色在社會上被觀看的種種限制，女生從小就是被觀看長大的，有種種的要求，該長什麼樣子、怎麼說話。對自己而言，我一直沒有這麼強烈的意識，但是到女巫店卻能非常放鬆，可能是潛意識地接收到這個訊息，就是在女巫店，我們是同類的，在這裡沒有競爭、沒有批評。 

雖然女巫店可以說是同溫層很強的地方，但若太陷在自己的小世界又會走成另一個方向，所以主事者很重要，郁晶將女巫店塑造得很開闊、有各種可能性，來表演的人很多元、觀眾也是。所以，讓人有同溫層的自在，有一種雌雄同體的豪邁。 我記得也是第一次在那裡聽到巴奈的音樂，是在我演出之後留下來聽她唱，讓我聽到不一樣歌手的可能。在其他的表演場地裡，很少看到態度與意見如此鮮明，卻又有幽默感的地方。 

我到其他國家，也會找尋像女巫店這樣尺度的表演空間。很久以前去過紐約的Knitting Factory（紡織工廠），是由前衛樂手John Zorn所開的，原本地點在Lafayette附近，一樓是pub，二樓是狹長型、木板地的表演場域，音樂怪到不行，有許多實驗的東西，那一陣子不管節目是什麼，都會去聽，很喜歡那裡的氣氛，感覺很自由。現在我的電台節目名稱《聲音紡織機》的想法就是源自於此，希望我的節目是個可以讓很多不同音樂出現的地方。可惜Knitting Factory後來變調了，一度搬家改為四層樓的空間，曾去過一兩次，沒有當初有意思。現在又搬到布魯克林，就沒有去過了。 

年輕時沒想太多，只想把事情做好，有音樂邀請，不管看起來多奇怪都可以去做。我盤點了一下，幾乎全台各地都去表演過；曾有朋友邀我去花蓮海邊，舞台後面就是礁石，一群人包車下來，從花蓮市區還要開車一小時，原本覺得在海邊演唱很浪漫，但是在sound check（試音）時就很想要把海浪聲關掉，但當時沒想到會這麼困難。 

但即使如此，我感受到的是真實的接近性，當天部落長老祈福，現場也有賣些原住民食物與小小市集，下雨時還準備鞋套給看表演的人。 

以前可以嘗試各種特殊的表演環境，應該是跟90年代的叛逆有關，有些事情就是要去靠近去接近。所以我現在很難以想像自己會被歸類為小清新。兩三年前去上海演出時，我就跟觀眾說：「不要再叫我小清新了。」 

我其實是喜歡新鮮的，覺得這些困難的地方都演過了，應該沒有什麼可以難倒我們了。像9月我到TICC（台北國際會議中心）3,000人的場地演出，其實掙扎非常久，覺得不太可能接受這種較大空間的演出，因為那也不是我人生的夢想。但因為主辦朋友邀請了兩三年，也正好要準備出唱片。 

但沒想到這是很正面的感覺，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做好最充足的準備，從舞台設計、燈光、影像、樂手的狀態，要的聲音都可以存在，每一個專業的人都可以到位。我以為會很害怕，結果上台以後很輕鬆，就把我的故事慢慢說完。我沒有想到自己是不害怕的。TICC經驗之後，覺得我的音樂很適合降落在溫暖的、完整的表演場地。 

年輕時經歷過解嚴、媒體開放、野百合運動，在這樣的政治的氛圍之下，我用自己的方式展現態度──做我相信的事情。

我不是把叛逆寫在臉上，或是發表出來的那種人，但其實我蠻叛逆的，一直在做一件別人不太知道在幹嘛的事。例如你問到音樂圈我熟不熟，其實不熟，我這樣的人為什麼要做音樂、發表專輯、演唱會？ 我沒有跟主流社會有太多接軌，整個現實都是叫妳不要做這件事（玩音樂），我選擇去電台上班就是因為我知道音樂無法養活自己，所以就乖乖背著手風琴去上班，現實生活中會一直告訴妳，妳要做到的事情與想法是很難很難的，但只是想要很誠實的面對自己，把會的表達出來。

這麼多年來我還是一直在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是幸運的，當我要做專輯的時候，就有人、唱片公司支持，雖然都不是以非常主流的方式做。 

今年我出道滿20年，其實是葉雲平（編按：葉雲平為資深樂評人）提醒滿20年了，這件事情都是其他人來提醒，我沒特別記得。對我而言，創作一段時間、發表、再創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畢卡索也不會自己說自己藍色時期、紅色時期。

但現在倒是感覺還是像第一天一樣。在今年的演唱會時，我問自己：「我在唱17歲時寫的歌〈逝〉的時候，檢視自己與當時的我有沒有不一樣？」

我很高興的發現都一樣，是同一個我，本質的東西沒有改變太多，我以此為傲。即使在三千人的場地表演，或是在教室裡彈吉他，都是一樣的心情。對我來說，是沒有時間差的，還保持在當時的狀態，對世界的好奇、感嘆，都還保持著。 就這件事來說，20年來，我沒有改變，女巫店的純粹，也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