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停業原因，3所機構一致表示「找不到人」。多數人會聯想到薪資過低，但網路上還有鹿野苑的徵才公告，社工師月薪49K，生活輔導員月薪39K，其實不差。

台南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長郭元媛表示，機構反映，《勞基法》修法後，生輔員從以往的彈性排班轉為三班制輪班，墊高營運成本；且就算有資金，兩間機構都位於偏鄉山區，交通不便，人才長期難尋，讓主事者決定收手。加利利將轉型社區與弱勢家庭服務，鹿野苑仍在思考後路。

2017年3月，南投專收司法少年的「Z機構」爆發超收、院內性侵、暴力管教，遭到罰鍰停業，8名相關公務員和少保官，因不知機構超收及未通報性侵案件等由，在今年7月遭到彈劾。安置工作第一線人員認為，Z機構事件，反映出社政、司法兩大體系對於安置輔導處分法律位階不清、長期缺乏協調聯繫等問題，若根本問題未解，彈劾恐造成「調保官不敢建議安置、機構不敢接司法少年」，原就不好找安置處所的司法少年，更無處可去。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家的價值無法替代，機構即便努力營造家的樣貌，仍無法取而代之。加上機構環境相對封閉、疏忽與虐待事件未曾間斷，「去機構化、加強前端問題預防」，已是國際對於兒少安置的思考風向。

但在政府拿出對應配套前，安置機構對部分孩子來說，仍是脫離失能家庭，暫時喘口氣的機會。

長期投入司法安置工作的台東海山扶兒家園主任林劭宇認為，彈劾案後，機構對於司法少年的態度勢必更緊縮。「Z機構受到不少批評，但我們得自問，Z機構不收，我們誰敢收？可惜的是，協助高難度孩子的機構沒掌聲，出事了政府卻欠缺輔導，只會讓機構愈來愈挑案。」

早在彈劾事件引發寒蟬效應前，以收容行政體系社政安置為主的機構，基於人力、經營成本、形象、評鑑等考量，對於是否接受司法少年，態度就已相當保守。

機構內部，不僅有「壞孩子會帶壞我家小孩」的照顧隱憂，且每收一個司法少年，就會為已飽受「缺人」與「缺錢」困境的機構，再加一重壓力。

被安置到機構的孩子，絕大多數帶著過往人生的傷口，這些創痛往往反映在外顯行為上。背負家庭與犯罪雙重問題，需更多人力與更強的心理素質的照顧，才能因應動輒鬥毆、爆粗口的司法少年。

根據法規，每照顧4位司法兒少，需配置1位生輔員，是社政安置每6人配置1人的1.5倍。弔詭的是，規定中沒有闡明這是「隨時人力比」，還是「總額人力比」。

南投陳綢兒少家園主任徐瑜舉例：「單以機構生輔員來說，需輪3班，工時8小時。假設這間機構收20個司法安置少年，以總額人力比來說，要請5名生輔員。但是生輔員要休假、受訓，孩子半夜可能要外出看病，以隨時人力比來說，得請15人，才能維持現場有1個人照看4位孩子。」

對被安置的兒少而言，機構被定位為「替代性家庭」，但這個家庭得顧及整體營運，並得為生活輔導員等「替代父母」們支薪，就算是非營利性質，也絕非功德事業。

與人力比環環相扣的，是機構的人力成本。若生輔員以32,000元計薪聘僱，收20名司法兒少，需5位生輔員，政府補助每位生輔員薪資8,000元，機構每月得自籌12萬元的人事成本缺口；若想多請幾個人增加照顧能量，成本更高，造成生輔員薪資被壓低、也無法留才的惡性循環。

長期請不到生輔員，甚至有機構託少保官幫忙打聽哪裡有生輔員想跳槽。然而想成為生輔員，若非相關科系畢業，須自付25,000～26,000元修畢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才能取得資格。

「當父母有限制科系嗎？」有15年司法安置經驗的前高雄市私立康達家園主任黃月娥認為，不同科系畢業的生輔員，就像不同出生背景的父母，能豐富孩子的視野。她說，專業度應可透過職前訓練、在職進修精進。

也有機構指出，除了生輔員、社工，機構還要依人力比聘請心理輔導員、主任等。然而政府的人事補助金，得在機構收容率達5成的前提下，才有資格申請；這對立案時核定床位數較多，卻因請不到人、照顧資源有限而無法多收孩子的機構而言，成為一種變相懲罰。

雖然司法院從今（2018）年度起，將支應每名受安置兒少每月的安置輔導費用下限，從18,000元提高至21,000元，但這「下限」就和基本工資一樣，儼然變成各地方法院編列預算的天花板。而在實務上，照顧每位司法安置兒少的費用，每月至少花費3萬元。

「物價早就漲了，我們有時得跨縣市帶小孩出庭，這都需要成本，」徐瑜說，政府編列給公部門的少年之家（有提供少數床位供司法安置）的經費，每人每月補助4萬多元；同樣是司法安置孩子，有的有4萬元資源可用，但接公部門業務的民間機構萬一募不到錢，就只能用2萬1照顧孩子，為何公私立機構的資源分配如此不均？

徐瑜認為，政府既然規定機構的人力比，就應將這些人力的薪資全額補足：「你給我標配（標準配備），我自己擴充成全配（全套裝備）。你給我的錢能讓我專心顧孩子，若募到更多錢，我可以讓孩子過更好，不能老是『機構承接政府業務、還要募款補政府的不足』。」

照顧司法少年需要更高的成本，而目前對機構生存而言至關重要的評鑑，更難以反映接住司法少年機構的付出。

衛福部每3年會進行「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評鑑結果，會影響政府對機構補助款的比例，同時牽動社會觀感與募款能量。

本意是監督機構、提升機構照顧品質的評鑑，看在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祕書長洪錦芳眼中，卻「是場災難」。

她認為，評鑑是對的，但評鑑是以人為主，還是以文書作業為主？評出來的結果，跟照顧孩子的品質是否對等？

洪錦芳指出，無論機構大小、收容兒少年齡、複雜程度，全都以同一份指標評鑑，欠缺公平。上百項的細瑣評分標準，讓工作人員被文書作業磨耗心神，無法將心力放在機構的照顧重點「孩子」身上，「最後機構就只收嬰兒、單純的社政安置乖小孩，最容易得優等。」

《報導者》訪問多間曾經或現正收容司法安置少年的機構，其實無人反對用評鑑來為機構素質把關，但對由誰來評、怎麼評，持不同看法。

黃月娥認為，3個小時的書面審核及現場訪視評鑑，所見有限，最好的評鑑方式，是讓評鑑委員來機構住3天：「我們耗費這麼多時間心力陪孩子，評鑑的主軸，不就該放在孩子的轉變上嗎？」

林劭宇表示，若評委不曾在機構工作，易產生理解與實務落差。他前份工作有協助毒癮少年，某次評委質疑，孩子反映3個月沒用手機很痛苦，有人權疑慮，「但他手機一打開都是藥頭的電話，能給他嗎？」

雖然社家署強調，機構收容非行少年等「特殊需求兒童」可列加分項目，「這只加0.5分！」林劭宇說，這些孩子不乏有過動、性侵、精神障礙與毒癮議題，這需要長期處遇，不會一進機構就變好。萬一評委不了解這段適應過程，質疑是否機構沒照顧孩子，孩子才會抽菸、打架、逃跑，0.5分沒拿到，前面分數都扣光。他開玩笑地說：「假如加20分，大家就會樂意收司法孩子了。」

林劭宇認為，照顧司法安置少年，確實要花較大能量，評鑑指標應分社政與司法類，並請有實務經驗的工作者加入評鑑，較能貼近機構現場的真實情況。

雖然付出與回報未必成比例，但仍有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在陪伴這群迷途孩子找路的過程中，找到使命與成就感。

康達家園由天主教聖功修女會在2001年成立，在2016年關閉前，是國內少數專收女少年的安置機構。相較血氣方剛少年，青少女之間的小團體與霸凌議題更加棘手。

前主任黃月娥笑著說：「女人比男人難搞。」她長年和自小走跳江湖的少年們混在一起，說話直爽，個性很man，一頭銀髮，別名「非行奶奶」。

康達家園共15床，起初只收社政安置的孩子，過程發現，許多社政孩子身上，往往會牽涉司法案件，例如逃家時餓到偷東西吃，因此康達逐漸開始收容司法安置少年。

「我們是政府說的替代式家庭、還是機構？說它是家，和孩子沒有血緣關係；說它是機構，大家又說希望像家，因為來到這裡的孩子，過往沒有家的支持，」黃月娥最後將康達定位為療癒型機構，給生命中遇到困難的孩子一個喘息之處，「等妳調整好，妳就離開，回到妳的家，或努力建構自己的家。」

既然定位為療癒，康達只收困難的個案，例如有自殘與攻擊傾向，或有精神醫療介入者。「太單純的我們沒辦法收，還曾因此被投訴。但我們的少女可都不是簡單人物，萬一來隻小綿羊，我們還要保護她！」

有多不簡單？「我第一天到康達，孩子跑來歡迎我，邀我去看她的房間。她房間木門凹一個洞，她把手伸過去，剛好卡進那個洞，『主任，這是我打的』。」

「下馬威耶！叫我第一天上班，罩子要放亮一點。」黃月娥瞪大眼。

「我們會幫孩子代存她們打工的錢，當時機構扣她5,000元說要換門，那孩子氣瘋了。我們知道她家境不好，等她結案當天，修女把那5,000元拿出來，加碼湊成一個紅包，當她的離別禮物。也讓她明白，我們不是要扣妳的錢，是給妳一個警惕，」黃月娥嘴角泛出笑意，「機構與孩子間的相處是很綿長的過程，萬一她到一半就逃跑了，就不知道我們在背後等她。這孩子常回來看我們，她現在在夜市賣鹹水雞，生意很好。」

療癒關鍵，是找到問題的痛點。康達開園不久，台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謝瑞龍與少年庭庭長、調查官一起到康達家園拜訪，請他們給國中少女「小宜」一個安置機會。

小宜父母離婚，父親不務正業，她自小在國學素養深厚的祖父薰陶下嫻熟繪畫、琴藝、書法。上國中後，卻因祖父母老邁無力管教開始曠課，騎贓車、逃家，還因竊盜等案四度被裁往觀護所收容，連母親都要法官乾脆送感化院。

謝瑞龍認為小宜很聰穎，只是需要一個暫時的家，連找5間安置機構，都以輔導困難為由不敢收容。黃月娥與工作人員評估3次，不忍小宜一再遭拒，內心創傷，同意安置。從小宜第一次進觀護所到被安置，前後歷時11個月。

回想小宜，黃月娥露出疼惜的笑容：「她很拗，情緒強度很高，跟工作人員衝突，就嗆『明天烤肉店見』。什麼意思？就她不爽要去死給你看，明天火化『烤肉』啊！她的心傷痕累累，心理諮商就做了58次。」

「她在康達2年，我們耗費1年半以上讓她穩下來。每次和工作人員衝突，她就說『叫我們阿龍來』，阿龍就是謝法官，」黃月娥不捨地說，「爸爸這角色在她生命中缺席，她一直在找個可以依附的父親，謝法官的真心相待，有讓她折服的地方。阿龍是個很親近的用詞，又想假裝她不在乎，每次謝法官來看她，她也不敢真叫他阿龍。」

小宜從機構結案後，順利國中畢業，在祖父資助下就讀感興趣的藝術學校。「幾年後，她抱著一個嬰兒來康達，原來結婚了，那是她第一個孩子。知道她怎麼跟她先生介紹我嗎？『這是南台灣最恐怖的歐巴桑，我做什麼都逃不過她法眼』；她還親自送油飯去給謝法官。」黃月娥笑瞇了眼。

康達開園之初，孩子的住所是原本的修女宿舍，後因對安置機構的建築規範逐年提高，宿舍多次整修，最終考量若要完全符合兒童福利設施規範，恐要耗費巨資重建，最終在2016年熄燈，回復為原本的修女修道院，原辦公室成為長照據點。

康達辦了為期半年的「結業式」，讓每個孩子規劃自己理想中的告別，辦了各種Hello Kitty趴、女王趴，讓這些過去一發脾氣就不告而別的孩子，學會好好說再見。

「康達熄燈，我有種夢未了的感覺，很多照顧孩子的經驗無法傳承，」目前擔任聖功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行政中心主任的黃月娥遺憾地說。

她認為，部分少年的非行原因，是因他們在原生家庭受到傷害，不解、矛盾、憤怒交織的情緒，讓他們自傷、傷人，或透過「犯法」向社會求助。安置輔導執行面有不少困難，但若能讓司法少年知道有人在他們人生的風暴中陪著吹風淋雨，就不用孤單地用賭一把的心態和風暴對衝，萬一挺不過，就成為社會的災難。

「我想，大家會留在這個工作，是因為司法少年能量很高。真正強悍的孩子，當他們找到自己的路，會用自己的雙手打拼，甚至不要我們提供的社會資源。若我們能提供適當處遇，改變他們，也就改變下一代與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