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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我在育幼院的13年:體驗多年貧窮、恥感和標籤之後
作者陳旺德(右)幼時照片。
作者陳旺德(右)幼時照片。
「如果人生能夠重來,我希望自己不要再次經歷育幼院的那些日子。」
雖然已經離院4年,每每想到自己在育幼院生活的總總,內心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這句話。13年的育幼院經驗,我希望不再塵封於心底成為每夜的夢魘,而是一個想為同在無望的池畔載浮載沉的機構院童與離院生,爭取權利、燃起希望的信念,這個初衷需要從我個人的故事開始談起。
我出生於清寒的家庭,5歲時母親因為子宮頸病變去世,父親那時超過65歲,與親戚朋友的關係幾乎斷裂,長年靠自己支撐整個家庭。我們一家總共有五口,包含父親和我在內,另有兄、姊、妹三人。目前哥哥已在台中從事飯店服務工作3年餘;姐姐則在高雄一間老人福利機構擔任護理人員;妹妹今年大四,正準備從花蓮的餐旅學院畢業。
我父親成長的年代歷經日治時期、二次大戰,小時因為無錢就診導致終身失聰,陸續做過的行業都是流動性較高的工作,如夜市經營彈珠檯遊戲、路邊賣糖果餅乾等,在與母親結婚那年,已逾50歲。我無法體會父親在歷經人生無數挫折和缺憾時內心的感受,更無法評價父親個人的努力;但我們家庭沒有說得出口的成功經驗,多半是無力與侷限陪伴著我們4個小孩。
很小開始,一家五口透過社福單位申請低收入戶的社會救助,父親因領有身障手冊,生活尚能得過且過,但經濟的負擔仍沉重地令父親喘不過氣來,於是在社會局的評估下,我和姐姐、妹妹便一同住進「育幼院」。
當時我還只是6歲的兒童,完全不知道育幼院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可是那種被迫和家人分離的難過至今仍然記憶猶新。因為管理的需求,男女分隔,我與姊妹無法同住,只能在機構安排的時間下短暫相聚,且教保員、生輔員也經常流動;長期以來,我們缺乏穩定的依附關係,只能逼迫自己早點成熟。

作為一位院童的規範

這一住就住了13年之久,直至19歲升上大學的那一個寒假才回到原生家庭。在這13年裡,我的生活習慣、性格、喜好、價值觀念和知識涵養,全都是在育幼院這個環境下建構而成,我感謝育幼院在過程中提供了物質資源,讓我健康、平順地成長,也十分珍惜慈悲和禮貌的機構教育帶給我的影響;然而,在育幼院生活十多年來,卻有許多的負面經驗,讓我開始對於替代「家庭功能」的育幼院越來越覺得疏離與不自在。
首先,育幼院有著一套規律且重視團體行動的生活作息。週一到週五上學日,白天我們過著一般學校生活,晚上回家則要一起幫忙打掃生活環境、輪流洗碗、洗衣,以及晚自習,我們不太能夠有課外的娛樂活動,如跟朋友相約看電影、聽演唱會,因為凡是無法配合院內作息的活動規劃,機構皆難以應允。
再者,育幼院的物質資源通常有限,不容易回應每個院童的個別需求,如一位和我同住在育幼院的朋友因為常在數學科目上感到挫敗,向院方爭取補習的機會,但是院方回絕:「院裡有提供課輔,你為何不好好珍惜,若只給你,那其他人怎麼辦?」院童非但沒有獲得補習的機會,還被管理者貼上負面標籤,不僅經常在院童背後說三道四,放任其他院童對這位敢於爭取自己權利的孩子言語、關係霸凌,甚至,當她長了蕁麻疹向機構尋求外出就醫的許可時,卻被大人揶揄:「你是不是又在找碴。」
作為一位院童,要先遵守院內規範,且學會揣摩上意,思考機構是否有辦法提供、大人是否能夠接受。換言之,長期以來院童被養成一種站在機構(或大人)的立場,思考自身需求的生存心態。
我自己則是在高中三年的暑假,跟機構中一位很有權力的管理者發生衝突,或許因為對於機構的管理表達意見,使管理者感到權力位置遭到侵犯,非常生氣,不僅對我破口大罵,原本還會提早叫我起床趕搭校車、幫忙準備隔天早餐的大人,突然完全不理會我,我自己也對於大人不公平的對待感到不悅,但很不巧,我的零用錢都被大人管理,縱使每次中午吃飯,或者想要在肚子餓時能夠買點心果腹,卻不敢向管理者伸手拿錢。
和大人吵架的過程,我感受權威的教養環境,讓我在弟弟妹妹面前非常沒有尊嚴,且還得承擔飢餓的難受,加上難以適應不同個性與特質的同儕,亦沒有一個照顧者有時間聽我述說內心的難過,我經常陷入憤怒和悲傷的情緒泥淖中,有好幾度怨恨自己的出生,覺得自己的生命毫無價值。

對自我評價的羞恥感

雖然我們知道育幼院經常因為資源和人力的不足,必須仰賴一套管理原則,方能維繫機構的正常運作;但是聲稱能夠替代家庭功能的育幼機構,管理的意涵卻遠大於實質教養的使命。
院童除了必須遵照統一的作息規劃,並恪守院規,否則就會遭到懲罰,一切的物質需求、活動、想望也全部在機構權威管訓的場域被安排,院童在其中固然順利長大,但大人的全權安排卻也使得院童無法選擇育幼院沒有提供的生活方案,同時因缺乏自主管理、選擇能力的培養,當未來有多元的機會可供選擇時,卻連為自己發聲、爭取的意願和語言都逐漸喪失。
也就是,我不知道該要什麼、我對自己沒有什麼期待、我不知道什麼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我可以獲得這些東西嗎?我有資格擁有嗎?這些無止境對自我的質問、否定,從我在育幼院生活到離開機構多年後仍然揮之不去,如英國哲學家薩耶爾(Andrew Sayer)所說:「貧窮對底層階級的人來說,是一種靈魂的罪。」
就當我終於爭取可以回到原生家庭的機會,如今也正邁向與社會接軌的階段,內心的焦慮,讓我開始對於育幼院這個成長環境有所省思。
從基本的日常生活面向來看,我記得有位國中就已離院的院生向我陳述,自己剛離院時,不知如何挑選適合自己的衣服,不敢進去餐廳吃飯,我自己則是不知該如何挑選眼鏡,害怕光臨美容院剪頭髮,我們都覺得自己的穿著打扮很俗,自己不配在這種象徵高級的場所,否則就會感到坐立難安。和權威人士互動過程也常不知道眼睛該如何注視對方,講話容易結巴,深怕自己講錯話,得罪他人,更重要的是,讓自己覺得丟臉。
這種自我評價的羞恥感,常是貧窮階級再製的重要原因。我們從進到育幼院就一直被教養自己不值得擁有什麼、要如何看臉色才能拿到資源,這些從小耳濡目染的道德教育,也會伴隨著一個人的成長,成為個體生命長久的銘刻。
而從育幼院的機構生活到離院後的社會生活,讓我體驗到真正貧窮的滋味——不只是物質生活的匱乏,更多的是,在與人互動過程、想像自己未來生活的侷限感。
就如談到自己的志向和對未來的想像,我覺得自己只要能夠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照顧好自己,平凡簡單地度過人生即可。每當我思考自己有什麼才能和專長時,總會想到眼光泛淚,因為我是直到升上大學才有機會認真地思考自己的未來,而且我經常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此種對生活想像的侷限,奠基於物質資源的匱乏,我們會習慣選擇一條相對容易、熟悉的一條路,就如很多院生會選擇從事餐飲工作或相關科系,只因為機構中的哥哥姊姊都這麼選擇;同時,從小成長的過程,我們就鮮少被培養追求不同夢想的機會,以及被提供能夠作夢的資源,做什麼比較能夠養活自己,比想做什麼更為現實也更重要,這也侷限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對我來說,一切的改變是從大學四年的學習開始。我大學修的是應用社會學,這類以人為本的知識涵養,讓我充分對於自己的生命經歷,與對不同處境的人有更多的同理,而我的大學導師,更是開啟我對於人生不同想像的啟蒙老師。一方面透過課程,展現我自己在論述、寫作、表達與反思的能力,看見自己的價值與長處;另一方面,他們四年來還提供我擔任研究助理或教學助理的機會,讓我免於在工作與學業之間失去平衡,今日我能順利進入研究所,也是因為有導師們的鼓勵與啟發,我才發覺:原來人生的發展不是只有找到一份工作,研究所,甚至出國念書亦都是實踐生命價值的選擇。
而我之所以想要繼續在社會工作領域深究,除了期望從服務社會弱勢群體過程中,認識每個群體不同的社會烙印和看待自己的方式,也試著想要將個人的經驗昇華成一種面對生命的態度,也就是不斷詢問有沒有更好的生活方式。
日前我將自己對於育幼院體制的關懷熱忱,投注在撰寫研究計劃上,我和大學老師想要將對於育幼院體制的觀察,透過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形成可於學術上討論的知識;在研究所階段,我也下定決心繼續關注育幼院院童的教養議題、機構權力文化,寄盼透過文字為院童處境發聲,這不僅是自己能夠發揮才能的地方,也是我跨出另類人生的重要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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