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動的時代與台灣足球(上)

79年前進軍甲子園、228事件失去隊友──98歲郭榮彬道出被遺忘的台灣足球史

現代足球在台灣發展約莫一世紀,日治時期以進軍日本甲子園為目標、二戰後一度靠「港腳」支撐起遠東足球王國戰績;而今,則由海外歸化球員拉抬低迷的足球戰績和人氣。足球在台灣滾動的軌跡,如同一面近代歷史的時代之鏡。

《報導者》專訪橫跨時代兩端的兩位足球選手:日治時期曾進軍甲子園的98歲郭榮彬,以及旅英台裔二代、16歲就披國家隊球衣的沈子貴,以足球拉起歷史軸線,藉由相隔一甲子的球員身影,呈現運動與國族的時代映像。(沈子貴專訪請見〈從港腳到18歲英超青年軍沈子貴──60年台灣國足變換的容顏〉

1931年,嘉義農林棒球隊(簡稱「嘉農」,KANO)不僅讓全島冠軍首次跨過濁水溪,讓「天下嘉農」的喊聲響徹日本甲子園球場,為台灣棒球史寫下光榮的一頁。但鮮為人知的是,9年後,二次大戰戰火正炙之時,另一支長榮足球隊也代表台灣前往甲子園參賽,更是一支全部台灣人組成的球隊。

然而,一來是時處二戰時機敏感、二來足球尚未在台灣深耕,這支台灣足球歷史開拓者的事蹟,與1931年出征甲子園的嘉農相比顯得冷寂,不僅當年無人送迎,如今也少被提起。

今年98歲高齡的郭榮彬,是79年前那場足球賽的參賽者。他接受《報導者》專訪,拼起的不僅是這段台灣足球被遺忘的歷史遺緒,更有那代台灣人在政權轉移下生存的強韌生命力。

台灣足球扎根者:英國人校長萬榮華

圖右:台灣足球之父萬榮華(Edward Band)。圖左:1940長榮中學足球隊勇奪台灣冠軍合影(出自長榮中學百年史)。(取自聚珍台灣網頁)
圖右:台灣足球之父萬榮華(Edward Band)。圖左:1940長榮中學足球隊勇奪台灣冠軍合影(出自長榮中學百年史)。(取自聚珍台灣網頁)

英國,被認為是現代足球運動的發源地而有「足球祖國」之稱。台灣足球,也是由英國人扎下根基。

「我是中學去甲子園的,在那之前學校輸了2年,所以那個時候挑運動神經好的進足球隊。當時,英國人校長他教我們基礎動作,接到球時要有什麼反應,試測一些連續動作才能進球隊,我就是這樣被選到的,」儘管已98歲高齡,郭榮彬提起少年踢球的往事,歷歷在目、神采奕奕,受訪時一時興起,拿起足球還能靈活踢球示範。

他口中的「英國人校長」萬榮華(Edward Band),1914年來到台灣,曾是劍橋大學足球隊隊長,是第一位有系統地把英式足球帶進台灣的人,被尊稱為「台灣足球之父」。然而,1933年當時台南長榮中學前身「長老教中學」,因為參拜神社的問題和日本人發生嚴重紛爭,萬榮華被迫辭去校長一職、改專任教師,但他深受學生尊敬與喜愛,一直是學生口中的「校長」。

在萬榮華啟蒙和推動下,長榮當年足球氣氛相當興盛,不只運動場上時常擠滿著人,從校園到城區,無處不見踢球學生的身影。

郭榮彬回憶,「當時不只一大早踢球,朝會前、下課後、晚飯前、晚飯後,只要有空的時候就會踢球。食堂前有一個花盆,我們常常在晚飯之前,拿著軟式的tennis ball(網球)在那邊踢。」同樣代表過長榮前往甲子園出賽的已故隊員洪南海,也曾在《長榮中學百年史》提到,他念小學時就看過長榮學生把東門城當球門踢球的景象。

1940年,長榮中學一舉奪下台灣代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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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長榮中學贏得全日本中等學校蹴球大會的台灣代表權。(圖/台灣古寫真上色授權、郭榮彬家屬提供)
1940年,長榮中學贏得全日本中等學校蹴球大會的台灣代表權。(圖/台灣古寫真上色授權、郭榮彬家屬提供)
早年,足球在日本譯為「蹴球」
足球傳入日本時有多種譯名,蹴球是早年使用的名稱。日本1921年先成立日本蹴球協會,1974年才更名為日本足球協會。
,日治時期也以此通用於台灣。1940年7月,人人都熱衷於足球的長榮中學在「全島中等學校蹴球大會」連戰皆捷,一舉擊敗前兩年代表台灣參加全日本中等學校蹴球大會的台北一中和台北師範學校,奪下當年的台灣代表權。為此,學校興高采烈地替水藍色的球衣鏽上代表台灣的「台字紋」,期望長榮中學的足球隊能代表台灣在甲子園的賽場上留下佳績。
為了準備比賽,當時身為校友和足球部指導的施生進,特別邀請在日本念書的校友劉朝本
據郭榮彬回憶,劉朝本當時到日本念藥專,當年代表球隊榮獲大專比賽的冠軍。而戰後劉朝本更入選在台灣的華聯隊,迎戰來台訪問的英國軍官團。
在暑假時回學校指導,把萬榮華的基礎足球教學再進階。劉朝本傳授更專業的足球技術和訓練方式,如將球門分成六格,訓練射門時必須先喊要踢哪個位置,或者在球門前時多用side(腳內側)而不是用insert(正腳背)。

「很喘,那樣子練了一個月,每個前鋒每天都要練75球,有時候丟過來的會故意丟比較高,只能用頭去頂。他(劉朝本)也教我們頭要擺哪個角度,球會怎麼去,這樣進球的機會就多很多。」郭榮彬說。

重視足球隊的萬榮華在戰時因為外籍宣教師的身分,無法隨意離開學校,只能在出發前在校長公館請球隊吃飯,行前甚至還會指導學生西餐禮儀,只希望球隊無論場內跟場外都能抬頭挺胸地代表台灣。而帶隊前往日本的人除了施生進,還有日籍的體育老師下地惠榮,但郭榮彬印象中,「下地惠榮對於足球是一竅不通。」

那場無人聞問的甲子園之征

與1933年出征甲子園的嘉農相比,長榮足球隊前往日本甲子園時冷清許多,不僅無人送行、也無人迎接。一來是戰時、二來也可能是因為相比棒球,足球尚未廣泛地打入台灣社會。

「都沒有,出發時都沒有人來送我們,回來的時候也沒有人來接,」郭榮彬回憶從台南搭乘火車出發時,「因為我是斗六人,快車有停在斗六,在出發前我有和我阿爸說什麼時候要出發,我阿爸就帶了兩、三袋水果來給我,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人來送了。」

「我們搭船搭了3天,因為是第一次搭船,到比賽當天頭都還在暈。那個時候還說為了保養場地
當年的競賽場地在甲子園南運動場。
,開賽前都不能上去練。當時球的彈性、場地的狀況都和台灣不一樣,台灣的球比較硬。」

「我們先踢進一分,才又被對手踢進兩球,第二分還是隊長(踢進的烏龍球),頭還在昏,球找到腳上,就剛好滾進去。那顆球啊,不是他故意踢的。(球的)彈性不同,硬的飛的比較高,我們習慣的,啊就變成這樣進門了,」郭榮彬至今仍為隊友抱屈。

然而,帶隊出征的下地惠榮卻在日後《彌榮》的遊記寫著:「學生都受到妥善的照顧。」長榮足球隊甲子園之戰的歷史記載,因為關注度不足,有太多失落、甚至失真的片段。

長榮中學在首輪比賽就不幸遇到當時全國賽常客、該年晉級四強的滋賀師範,在首輪即以1:2被淘汰,未能如同嘉農的前輩般在棒球甲子園留下滿意的成績。此後隨著戰爭愈演愈烈,日本中等學校蹴球大會也被迫中斷,台灣球隊的日本甲子園歷史,就此畫上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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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園、228事件、郭榮彬、台灣足球
台灣史上第一支出征日本甲子園的長榮中學足球隊合影。(攝影/吳逸驊翻攝)

畢業校友努力延續足球歲月

長榮中學畢業後,郭榮彬延續他的足球熱情,回到斗六老家後,也持續找機會踢球,但當時斗六沒有足球隊。「我只好在公園的體育場安了一個球門,每個週六下午找幾個長榮畢業的校友,還有踢過足球的學校老師一起踢球,那時候才有球隊。」

當時郭榮彬先生先在郡役所工作,恰好郡役所的督學在斗六領導了一個體育會,就找郭榮彬先生參加了體育會,但斗六體育會後來排球運動比較興盛,郭榮彬只好腳踢足球、手打排球,戰後參加省運時竟然也拿到排球比賽第四名的成績。

「戰後大崙糖廠來了一批外省人,應該是廣東人,他們都很會踢足球,聽說斗六有人在踢球,就來找學校老師比賽。」不過,這些學校老師沒有比賽的經驗,友誼賽中被糖廠的選手打得落花流水,「後來,學校老師就來請我去訓練他們啦,」郭榮彬說。

1946年,為慶祝台灣光復一週年,警備總司令部決定舉辦一場大型運動會——即是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讓郭榮彬和當年一起前往甲子園參賽的隊友有機會再次重逢。

「那個時候要代表台南市,要在台南有職務才可以,當時長榮中學有一個校友會,我們就在那邊掛名當職員,在其他地方工作。」大家四散各地,比賽時才集合,連練球時間都沒有,郭榮彬笑著說:「我們就靠著以前的訓練,手比哪邊,什麼時候要往哪裡跑,大家都很有默契。」

然而,首屆省運場上的混亂,幾乎就是台灣光復初期國民政府樹立威權的荒誕寫照。

荒謬的首屆省運:踢球兼打人,「國軍不能輸」

郭榮彬記得,當年足球比賽在台大醫院旁邊的新公園球場(今天的二二八公園)比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僅足球規則已有不同,也允許更多的身體碰撞,引起許多摩擦;加上第一屆省運時,除了縣市的代表隊,軍方球隊開始參賽,種種糾紛也在台南市與三軍足球健兒組成的國防軍決賽時一次爆發。

「那時候我踢進第一分,對手就踢我的腳、把我弄倒。我們就想說反正得一分就棄權啦,也沒有關係。結果他們(主辦單位)又叫我們補,重新來。我得那分還不算,被(主辦單位)硬押著要接受啦,沒辦法,只好接受了。」

第一天入球不算,但第二日補賽,台南巿也先進球。郭榮彬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次補賽先進球的那位隊友(鄭清福),後來時常批評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罹難。「他進球後,也被打倒,(對手)一直踢他的胸口,肋骨被踢斷兩根,一樣是1:0領先,我們就又棄權。到第四日,(主辦單位)一直來拜託,我們都想回南部了,(主辦單位)就一直拜託,重新來啦,但前兩場的兩分都不算。」

「為了要壓住這些兵,那個時候我們國語聽不懂,記得對方球員中有人說:『勝利的國軍不能輸。』啊不能輸?明明就已經輸了。後來警備總司令部柯參謀長
柯遠芬,二二八事件中爭議性人物,曾說出「寧可枉殺99個,衹要殺死1個真的就可以。」
才派憲兵把球場圍著再比賽,之前的分都不算喔,重新來,然後我們贏4:0,」73年之後,郭榮彬重提往事,仍自豪不已。

在那次比賽後,郭榮彬與長榮的隊友一同參加了三次省運,直到第四屆省運禁止公務員參賽後才停止。他的長榮隊友們則持續參加到第五屆才退出,轉去台南的各間國小培養足球員。

【二二八罹難的長榮足球隊員鄭清福】

1940年,長榮中學足球隊自甲子園歸來後,球員各奔前程,有的留在學校、有的畢業迎向未來,但不變的,仍是在藍天白雲下踢球的足球夢。

1942年,鄭清福回到家鄉的林邊公學校任教,擔任學校的體育老師。戰後第一次省運,他也和一班昔時的隊友再聚首,一同奪下第一次省運的冠軍。決賽中,由於對手不服輸,在長榮的球員進球後對手往往惡意衝撞長榮的選手,使得決賽一次又一次的重賽。鄭清福也在第二次重賽時,被對手踢斷兩根肋骨。沒想到,惡夢還沒結束。

1947年的秋天,熟悉的球隊卻少了熟悉的身影,在2月的衝突當中,由海外回台的台灣兵為主的海外軍屬接管了東港警察分局,也接收了警察局的裝備。由於這批海外軍屬素質參差不齊,在地方仕紳的召集下,由留學生組成的林邊學生軍接收了這批武器,協助維持地方治安,身為體育老師的鄭清福成為這些學生的領導。

在衝突益發激烈的同時,鄭清福也提議聯合東港的學生軍一起進攻大鵬營區,但在和地方仕紳開會商議後,由於火力差距過大而放棄。沒想到這個念頭卻因此引來殺身之禍。

隨著國軍增援,各地開始進行掃蕩,鄭清福也因為帶領學生軍獲罪,在未經審判下在東港被處死。哨聲響起,綠茵場上就此少了一抹熟悉的身影,也留下一段來不及一起走完的故事。

了解更多屏東二二八事件犧牲者故事,請看:〈屏東、台東的228故事:無端獲罪,人生就此驟變〉

經歷政權轉換,不滅的足球魂

在政權轉換之際,除了政治上的噤聲,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政策下,經歷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還面臨語言轉換的困境,在需要文字和國語的工作中時常陷入掙扎。

二戰後,郭榮彬陸續在斗六的縣政府、省政府、內政部、交通部等政府單位工作,但他國語無論讀寫或會話都不流暢,「我一開始在斗六縣政府工作4、5年,後來去省政府財政廳,當時財政廳換新的廳長,他聽說有人會收受紅包來安排職務,就把他免職了,然後叫我去接。」

在郭榮彬的回憶中,日治時期與戰後的公務生活大不相同,在戰前在批公文時必須一條一條的引述法條,但戰後只需要會寫「擬請照准」四個字就可以了。不過郭榮彬仍然習慣照舊規矩,從人事任用法中一條一條的查,薪水職級該多少就多少,因此得到賞識。

「我當時就很困惑,我國語又不會通,中文也寫不好,要怎麼去就任。科長就說:『沒辦法,人事命令已經發表了。』到了省政府的前一、兩年,郭榮彬只好邊學中文邊工作。

來到省政府不久,郭榮彬在省政府各廳的足球比賽中被動員去替財政廳球隊加油,財政部民政廳足球隊的選手,許多也來自長榮中學,是他的學弟。之後他在財政廳工作10年,也代表球隊出賽10年,更是常勝軍。

生命始終在找尋「可以踢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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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園、228事件、郭榮彬、台灣足球
98歲郭榮彬道出被遺忘的台灣足球史。(攝影/吳逸驊)

之後轉調內政部上台北, 郭榮彬仍然「找尋可以踢球」的地方,在附中校園、河濱公園⋯⋯,無論哪個政權當道,他的生命一直朝著運動和足球轉動。

郭榮彬家中,林林總總的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足球紀念品,不僅電視中播放著足球比賽,桌上也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足球雜誌。

「我最欣賞這位球員(中村俊輔
日本職業足球明星,曾獲2004年亞洲盃最有價值球員。
),因為他兩隻腳都可以開自由球,」郭榮彬指著雜誌的封面開心地分享

「為了收看足球比賽,NHK的衛星轉播開始後,我請我兒子幫我裝了訊號,後來還裝了MOD,這樣隨時都可以收看足球比賽。看他們接球後的第二動作,就可以知道誰會贏了,我很欣賞巴西的球員,可以把球停到下一步要傳球的地方,這樣就能省下很多時間。」

從庶民足球記憶,重新省思運動競技核心價值

迄今,郭榮彬仍關注台灣足球的賽事,「每一次輸球上報紙才知道有比賽,真的很可惜。」2017年世大運在台北舉辦,他還去現場觀戰。上個月「2022卡達世界盃足球亞洲區資格賽」第二輪台北主戰,也請兒子帶他去為台灣隊加油。

郭榮彬受訪時,不時比手畫腳親自示範當年訓練時的動作,每個英日夾雜的足球術語、對應的動作和部位,舉手投足都流露著對運動無比的熱情。他說,當時長榮中學就像體專一樣,每個人都會很多不同的運動,除了足球,他也參加過跳水、游泳、劍道、排球等不一樣的運動,「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兵姓前輩
即兵明田,兵明田在日治時期曾代表台南長老中學校參加全島陸上競技大會,奪得鉛球金牌。戰後,代表台南市參加第五屆省運奪得三金二銀,曾破省運鉛球紀錄。
更曾保持多項台灣紀錄。」提起運動生涯,他有說不完的故事。

在國族主義之下,運動場往往成為宣傳國家意識的場域,國際賽事在運動領域的重要性被不斷的強調和擴大,早期庶民運動的群眾面貌反而在主流歷史傳遞中失落。隨著嘉農、能高棒球隊以及 郭榮彬參與的長榮中學足球隊故事重新被看見,對照近年台灣社會興起的《國民體育法》修法體育改革的聲浪,其實呼應的正是,對運動競技核心價值的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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