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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台】「遠東足球王國」的前世今生
2018世足資格賽,台灣對上泰國進球後歡呼。
2018世足資格賽,台灣對上泰國進球後歡呼。

我國跟世界盃的緣分可說曲折離奇,曾經那麼近,卻又那麼遠。除了與香港足球界「結緣」千絲萬縷,FIFA會籍名稱歷經多年角力,也曾在亞洲和大洋洲的賽場上流浪⋯⋯

1977年3月30日,澳大利亞客場1:1戰平老對手紐西蘭,在大洋洲組以3勝1平的戰績淘汰中華民國與紐西蘭,順利晉級下一輪資格賽,將與亞洲諸強爭奪1978年世界盃的門票。中華民國4戰盡墨,來到大洋洲以後,昔日的亞洲王者已失去光環。
時間回到1950年代,與今日以棒球與籃球為主要運動的台灣不同,當時素有「遠東足球王國」之稱的中華民國,將足球視為重要運動項目。這不僅僅是因為二戰前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時期曾在遠東運動會(亞運前身)豪取9連冠,也因為足球在華人群聚的東南亞是相當熱門的運動。為了鞏固東南亞這群「革命之母」,遷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有意藉由各種手段攏絡海外僑胞,因而在足協選拔亞運代表隊時,便將目光投向過去也曾代表中華民國的香港地區,希望借助「港腳」的實力繼續叱吒亞洲。

人氣球王傳奇:李惠堂

這個時期不得不提的關鍵人物是「球怪」李惠堂,他也被後人敬稱為「中國球王」。李惠堂在球員時期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遠東運動會,也曾參與1936年柏林奧運,高掛球靴後擔任教練帶領中華民國出戰1948年倫敦奧運,日後更出任亞洲足球聯盟(Asi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 AFC)祕書長與國際足球總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FIFA)副主席。
1930年代,中國足球風潮最旺盛的上海地區,還有「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說法,李惠堂在戰前中國足球界的地位可見一斑。戰後國府遷台,他毅然選擇繼續擔任中華民國代表隊的教練,也為台灣帶來一群經驗豐富的香港球員。
由於現代足球是由外國人傳入,戰前中國足球運動多集中於洋人活動頻繁的租界區,因此在1920、30年代上海與香港地區已有組織嚴密、分級完整的聯賽與盃賽系統,除了洋人也不乏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球隊參與。由於當時華人球員的實力堅強,足球成為中國人宣揚國族意識的重要場域,每到週末球賽時,球迷總紛紛進場看球,若是華人球隊出賽,更是一票難求。
1941年日本進入租界後,足球賽仍然持續進行,顯見足球已融入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上海、香港球隊前往海外訪問也成為每年夏天的例行慣例,在東南亞僑界累積龐大的人氣,如在1933年時,有僑民表示不一定每個人都認識領隊的王正廷(時任外交部長),但每個人一定都認識李惠堂(註1
〈我國代表團到菲盛况 數萬男女僑胞蒞埠歡迎 李惠堂楊秀瓊最受注意〉,《申報》,1934.05.18,第13版。
)。 在國共內戰期間,許多上海球員為了躲避戰禍而紛紛來到香港,也讓戰前中國足球的根基得以在戰後初期被中華民國繼承。

實力和政治考量下,「港腳」力壓本土球員

台灣順利邀請到李惠堂後,亞運籌備小組進一步開始準備運動員的選拔。從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的影響,「兩個中國」的戰火已經蔓延到體育界。因此在最早的選拔規則中,足球選拔預計以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等地華僑為主,並在1953年2月在台灣進行選訓。雖然未有明確記載,但在這個過程中,足球委員會與香港足球界保持密切的互動,致力爭取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繼承他們在東南亞僑界的關係網絡(註2
〈體協與海外球隊座談 商參加亞運事宜〉,《聯合報》,1952.11.09。
)。
除了李惠堂,香港地區的沈瑞慶、王志聖也入選籌備委員與選拔委員;而在1953年,香港地區數支著名球隊訪台並陸續橫掃當時台灣所有球隊,除了證明台灣方面已與香港球界建立穩定關係,也證明香港球員的實力毋庸置疑的適合代表國家隊。因此在敲定1954年亞運名單時,除了香港地區的代表外,台灣地區的球員同樣多是由香港「光華」足球隊留下的選手,僅有守門員徐徽博為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此後更幾乎都挑選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然而,這也埋下1970年代後台灣足球發展遲緩的遠因。
在這批港華國腳的助拳下,戰後中華民國足球迎來最光輝的年代,除了參賽1954、1958年兩屆亞運順利鍍金,在1960年代亞洲最重要的國際足球賽事默迪卡盃也於1963、1965年稱霸。奪冠後,港華球員都會來到台北遊行,接受政府表揚與民眾歡呼,營造中華民國的共同意識;但除此之外,這批球員與台灣社會幾乎毫無連結,因此1960年羅馬奧運被國際奧會要求使用 “Formosa” 為團名時更顯得突兀。
在這個輝煌年代,FIFA曾數次邀請中華民國參加世界盃,然而中華民國於1954年卻棄權。1958年原是中華民國最接近世界盃的一次,卻因為資格賽必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在同一個小組而棄權(註3
J.A. Mangan, Dong Jinxia, Beijing 2008: Preparing for Glory: Chinese Challenge in the 'Chinese Century’(London: Routledge, 2008 ),p. 80.
), 此後,中華民國就不再參與世界盃。值得一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驅逐中華民國未果,也於1958年世界盃首度參賽後退出FIFA,直到1982年世界盃才再次回到世界最熱門的運動賽事。
陽光越是燦爛,陰影越是深邃。在那個致力於「為國爭光」的年代,使用即戰力而不厚植基層的影響便是後繼無人,台灣球員因實力遠劣於在亞洲名列前茅的香港球員而被忽略。直到1960年代中期,李惠堂呼籲重視台灣足球,才開始緩慢邁開腳步,今日台灣數支老牌社會球隊便是在此時成立。在紅葉少棒旋風橫掃全台的前一年1967年,台灣便因主辦亞洲盃東區預賽掄元而掀起一波足球熱潮,也於隔年開始大量徵召台灣本地球員進入國家隊;但本應傳承經驗的香港球員因香港足總干預,1972年後就不再代表台灣,從而導致經驗與實力出現明顯斷層。

「兩個中國」戰火,遠東足球王國消逝

更有甚者,在1970年代國際情勢惡化的情況下,除了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要求在各項國際運動組織排除中華民國。
在197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申請加入FIFA與AFC的同時,也透過科威特提案排除中華民國;不過在時任AFC祕書長的李惠堂代表下,中華民國足協在國際足壇仍有一定的發聲空間,同年6月於法蘭克福召開的FIFA年度大會中,FIFA便承認中華民國會籍。但在9月德黑蘭舉行的AFC代表大會中,數度代表中華民國出席的李惠堂與張金藻,均因申請簽證未果而無法出席,最終大會通過排除以色列與中華民國之決議,導致中華民國無法參與亞洲區任何足球賽事。對此決議,1974年11月上任的FIFA主席夏維蘭治(Joao Havelange)明確表態支持中華民國在FIFA的合法地位,他提到:
任何地區的協會都不能決定由誰或不由誰參加國際足總主辦的比賽, 中共不是國際足球總會的會員,也並未申請入會。……因此,國際足球總會認為中華民國是合法的會員,在國際足總在1976年在蒙特婁召開大會之前,絕不能加以改變(註4
明鏡,〈夏維蘭會長明確表示:我合法會籍不容排除〉,《足球季刊》2(1974年12月),頁 12。
)。
1975年瓜地馬拉大會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申請復會,但因為要求取消中華民國會籍而被禁止參與1978年世界盃,FIFA執委會更在1976年10月15日限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0月16日前撤銷條件,否則取消該國會員資格;在最後通牒過後FIFA決定採取行動,禁止各國與中國進行比賽,並重申1974年11月的羅馬決議:取消中共在AFC的會員資格,夏維蘭治也於1976年10月底致信AFC主席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聲明洲際足總必須服從FIFA。
1977年5月FIFA執委會於蒙地卡羅達成決議,限令AFC必須於8月前改變排除以色列與中華民國的決議,否則將停止AFC的職權與活動;也因為這項最後通牒,AFC不得不召開臨時大會討論兩個中國與以色列的會籍問題。但直到1989年,中華民國才以「中華台北」的名義重新回到AFC。
在這段爭議的歲月中,FIFA安排仍有FIFA會籍的中華民國(因名稱爭議於1978年一度被擱置會籍直到1981年)加入大洋洲足協,中華民國也獲得大洋洲會員國的接納,得以有資格繼續參加FIFA舉辦的各項賽事。
洛桑協議簽署前,世界盃成為台灣唯一能參加的正式國際足球賽事,對當時僅能透過邀請賽與非奧運項目參與國際比賽的台灣體壇,是久旱逢甘霖的機會。因此1978年台灣得以中華民國的名義,舉著國旗來到世界盃的賽場上;但內憂外患導致4場比賽進1球、失17球的難堪成績,卻讓政府不敢大肆宣傳。在1979年中國加入FIFA後,台灣與FIFA開始協商新名稱(註5
“China, Taiwan in Cup Socc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1979, page 9.
), 1978年世界盃也成為台灣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名義參加國際足球賽事。
受迫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台灣球員不但無法繼承過去香港球員的經驗,在離開AFC後也缺乏鍛鍊的機會,青黃不接導致台灣足球發展落後,也讓亟需提振民心的政府將目光移到其他地方,從而結束台灣足球曾經輝煌的一頁。與現在理所當然地參與世界盃不同,台灣的世界盃之旅與當時的國際政治息息相關,也為政治影響體育運動留下一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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