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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現場【Long Game】

陳子軒/運動社會學家的社交距離──守住運動批判者位置

2022 ISSA年會一場舉行在體育場館內的小組論壇,主題是「社會運動學為什麼重要」。(照片取自 eass & ISSA 2022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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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3年,繼2019年4月後,國際運動社會學者的年度聚會──國際運動社會學年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y of Sport Association, ISSA),終於在德國杜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展開。

ISSA是1965年在巴黎成立的學術社群,旨在結合來自全世界洞悉運動場域中的議題,並以社會學為切入視角的學者,目前與北美、南美、歐洲、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區域的運動社會學會合作,並出版《國際運動社會學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目前有來自36個國家、超過300名的會員,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運動社會學學術組織之一。

後疫情下國際交流的考驗:實體會議是否會走入歷史?

與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筆者兩年多沒出國,蒙灰的行李箱、沒過期的護照、外幣夾中的歐元、符合歐盟規定的口罩、各式不時之需的居家良藥一一生疏地確認。登機後,迎面是比預想中還多的乘客,再增添了這兩年來習慣性的人群恐懼。在伊斯坦堡機場轉機,迎來更加震驚的景象:幾乎沒人戴口罩!到了德國,僅有大眾運輸工具上移動的人們戴著口罩,但下了車總是迫不及待地扯下。儘管行前聽聞歐洲已經正常過日子,但親眼所見,震波依舊強烈。

速度與距離都是相對的概念,這兩年多以來,每個人被疫情圍困下看似的不變,其實隱藏著更多令人措手不及的驟變。

對許多人來說,護照是疫情下最派不上用場的東西。剛當上新手媽媽的英國好友、諾丁漢純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資深講師艾莉・波絲(Ali Bowes)想帶著孩子一同赴德,才發現疫情期間英國人護照過期的人太多,要幫小諾亞(Noa)新辦護照得等上兩個月,只好作罷行程。遇上脫歐後首度出國的蘇格蘭摯友艾倫・拜爾納(Alan Bairner),一定不忘虧他:「現在你知道我們入境時排在『其他護照』(All Passports)這條線,有多漫長了吧?」

幾番周折,儘管少了些熟悉的面孔,但國際運動社會學界的大家都勉其力抵達了德國。也許是3年未參與這些學術活動,大家生疏了些,連活動的安排都讓人有些許「驚喜」。首日報到處與專題演講的場地在校園的兩端,如果要走路,得在蜿蜒的丘陵間花上50分鐘,搭公車也必須先回到市區轉乘才能抵達,此時,歡迎會上的研討會主辦人,杜賓根大學教授阿斯尬・提爾(Asgar Theil)拿起麥克風說著:「請大家移駕到運動科學中心,我知道有點遠,但你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你們一定都會找到路的!」

回想2017年自己在台灣主辦國際運動社會學年會的經驗,作為東道主的我們,怎麼可能如此怠慢遠道而訪的貴賓?同樣的狀況下,當然是接駁車待命,加上工作人員悉心呵護與指示著他們前進的路線。但德國人不卑不亢、友善但不逢迎的待客之道,將與會的各國學者視為更為成熟的獨立個體,本來嘛,空間裡的移動,不但是更真切貼近一座城市的方式,更是理解自我的旅程。

3年了,世界的變化、至少是在運動世界的變化來得讓人措手不及,運動社會學者以社會參與為己任,這幾年來疫情、種族、性別、全球化、戰爭、國族主義接連丟來一顆顆刁鑽的變化球,疲於接招之際,另一方面,自身也同樣感受到來自(後)疫情全球高教體制與資源的變化。

在諮詢委員會議中,學會理事長麥可・山姆(Michael Sam)拋出一個話題供大家集思廣益,也就是請大家研議未來的研討會:是否有可能不再是每年實體舉辦的形式。

此話題令我頗為驚訝,原以為在COVID-19兩年多的疫情下,蘊積的學術能量和厭倦遠距會議的心態下,更應該讓大家珍惜這每年難得的聚會才是。但是全球高教在疫情衝擊下,研究經費著實受到極大影響,包括山姆本人所在的紐西蘭,因所處地理位置之故,前進世界各地的差旅費用總是十分高昂,因而首當其衝;連位處歐洲中心的洛桑大學(Université de Lausanne)的露西・邵克(Lucie Schoch)也提到,瑞士政府以環保為名,大幅減低各大學搭機參與國際會議的交通預算。

台灣忠誠的夥伴,曾擋下中國要求台灣更名「中華台北」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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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軒、運動社會學家、社交距離、運動批判者
台灣國立體育大學與英國運動研究重鎮羅浮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台英批判運動網絡的圓桌專題是本次年會重要議程之一,圖為台英批判運動網絡成員進行研討。(照片提供/陳子軒)

台灣高教當然有著我們的問題,但與各國學者所擔心的重點不同。台灣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一直是重點補助項目,在每年的研究計畫申請案中也是連帶補助,鼓勵出國與跨國合作,這是台灣作為島國重要的視野,而這國際交流的場合,也正是了解台灣與世界相對位置的方式。

東亞各國在此次會議中遠低於過往的出席率,也顯見了東亞在(後)疫情的步伐上仍在追趕中。以往總有極高出席率的中國,在堅持清零的與世隔絕策略下,僅有原先已在海外的年輕學者與會,日韓學者的出席同樣遠不若以往。而台灣反倒在逐漸與病毒共存的生活途程上,此次有來自國體、致理科大、台大、台師大等多校老師共同參與。主要在於此次年會中的重要議程,包括本人所主持的國立體育大學與英國運動研究重鎮羅浮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台英批判運動網絡的圓桌專題,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支持年輕學者的跨國交流。之前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為台英有著共同研究領域的運動社會學者配對交流,希望促成學術網絡更進一步交流與合作,雖然有一些配對成功的學者因為學校及個人因素未能成行,但已經為台灣運動社會學的交流開啟新頁。

這計畫在執行的技術面上,雖然僅是個一年半的交流,但彼此之間情感面與社交面的往來卻已經超過10年,而那樣的羈絆,與其說是長期經營,但不如說是堆積於一個個不經意的真情時刻。

幾年前,在一次與艾倫聊天中,他提起他的母親是來自蘇格蘭的巴克禮家族(Thomas Barclay),我們之後就總愛用巴克禮神父在台灣的歷史地位與貢獻,刻意穿鑿附會地說著他與台灣這片土地的深厚連結。這位在國際運動社會學界中教父級的學者,事實上真的是個愛吃台式熱炒和用台灣花生配啤酒的蘇格蘭人,而他也正是台灣在國際學界中的重要夥伴,透過著作的出版、一場場的演講,為台灣發聲。與各國學者的深刻交流,讓他們理解並同理台灣的處境,也在2019年ISSA紐西蘭年會時,面對中國代表提出台灣更名為「中華台北」的無理提案時,在送交會員大會討論前就被擋下。

除了每年更新運動世界裡的研究主題之外,運動社會學學會的社交活動所搭建的情誼,也是這年度盛會的重要收穫。在酒吧裡,來自各國的運動社會學者一起看著德國與英格蘭足球比賽,就是個奇特的經驗──蘇格蘭人與德國人同一陣線,在比賽第87分鐘哈里・凱恩(Harry Kane)爭議性獲判12碼球,最終雙方戰平而若有所失的氣氛,從中領略到歐陸各國透過運動與國族身分認同的微妙。

「社會學為何重要?」主題下,反射出運動科學知識分子的集體焦慮

每屆年會,最後一晚的聚會,是白天數十場學術發表之外的重要場合,各國的學者,不管是資深大師或是初入這領域的研究生,沒有國界、資歷之別,大家打成一片。疫情下空白的兩年,原本2020年就該在智利相見的大家,竟多隔了700餘天才相見,一期一會之感,格外強烈。年近70的艾倫,感慨道著許多老朋友已經不在這場合上出現,更讓我們珍惜這些相遇的時光。

晚會近尾聲,一群中年運動社會學家隨著音樂開始跳起舞來,身邊的學會前理事長克莉絲汀・達萊爾(Christine Dallaire)跟我說,這DJ一定是把1992、93年時候的歌都混音在一起了,我問她怎麼記得這麼明確,她說:「那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每天聽的歌,一定是那兩年的。」記憶與情感就是如此玄妙,一首曲子,一個吉光片羽的時刻,馬上可以將你帶回神往的時刻。而對我們來說,一年一年的聚首,2015年塞納河上、2016年多瑙河畔的匈牙利科學院、2017年的國體旁的香腸攤、2018年洛桑的乳酪鍋、2019年奧塔戈的毛利戰舞,都成了我們標記記憶的方式。

隨著會議一天天的進行,口罩、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感漸漸消退,返台前在杜賓根診所所做的PCR陰性結果出爐,也讓我更自在地與大家近距離接觸。然而,就在回台隔天,我收到來自疾管署入境採檢的確診通知,總是難免回想眾多可能沾染上病毒的時刻,是PCR陰性後的鬆懈?是那些告別的擁抱?還是那些約定明年渥太華再見的堅定握手?或許都是、但也或許都不那麼重要了。病毒依舊籠罩下與世界盡情擁抱,正是我們這兩年所懷念的溫度,如果確診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也許,那是值得的。

一直以來,運動社會學受到來自自然科學典範、主流社會學以及運動社會學內部的三重挑戰。不管是社會學或是以明確主題為範圍的運動社會學,多少都背負了來自自然科學典範,認定其是個「觀點」、或是選擇性詮釋的一個學門之眼光。在自然科學實證、量化的標準下,社會學在高等教育愈趨商品化的現實裡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背負不夠「科學」的原罪;而運動社會學,又僅被當成社會學大傘下眾多次領域的一個分支,即便是社會學中,也常常因運動文化本質,而被當成邊緣、不夠嚴肅的次學門。近年來,更有來自身體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的新興流派,挑戰傳統運動社會學的典範。在此時代氛圍下,所有運動社會學家都很清楚自己的批判性格與在野位置,也更讓彼此珍惜相濡以沫的時光,今年研討會的主題「社會學為何重要?」(Why does sociology matter?)多少正反映了這群知識分子的集體焦慮。

值此台灣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成立之際,我們也清楚知道,運動社會學這領域不是個光鮮亮麗的學科,它不會帶來任何獎牌的榮耀,它甚至是隻唱反調的烏鴉,但那就是運動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批判距離,而那樣的距離,正是我們彼此緊密相依之所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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