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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現場【Long Game】

陳子軒/本土與傭兵疆界日益模楜,如何看待台灣運動界的「外人」?

1月8日,台灣男子職業籃球聯盟PLG新北國王隊陣中「新台灣人」戴維斯(Quincy Davis,中)本季首度亮相,出賽17分30秒拿下8分、10籃板。(攝影/中央社/張新偉)

連續幾天,這幾個名字分別因為不同的原因陸續佔據了台灣運動新聞的版面:瑞莎高塩將樹阿提諾,還有傷癒復出的第一代「新台灣人」戴維斯。除了這些已經是「台灣人」的運動員之外,在3聯盟17隊、外加大學與高中籃球聯賽,這些來自各大洲,分別以外籍、亞外、外籍生、歸化、華裔等不同名稱登場的形形色色「外人」們,更是在大籃球時代下成為台灣籃壇普遍的存在。台灣職棒開打至今,近千名來來去去的洋將,更早已是我們熟悉的「外人」。

這些人與你我有或大或小差距的外貌,如今都在各自的領域中成為台灣運動中重要的一員,他們的身分在內與外、我族與他者之間,又有著模糊與曖昧的定位。透過跨國人口移動,身體形體與疆界的單一性已漸漸淡化,加上跨國傳播科技下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動態關係加劇,「我族」與「他類」的界線更趨模糊。

運動競賽是檢視身分認同的絕佳載具

之所以選擇用「外人」一詞,因為它相較於外「國」或外「籍」的僵固界線,「外人」是一個動態的、與本地人相對、但卻未必全然互斥的指涉。另外,日文中雖然也有相同漢字的「外人」(がいじん)一詞來描述外籍人士,但是卻帶有「非我族類」的貶意,與官方中性的「外国人」(がいこくじん)意涵並不同;中文單純字面之意,意即「外人」一詞可同時乘載著多重意涵。但數十年來,台灣運動場域中的教練、運動員,只要是「外人」,總是帶著相對於台灣本土更為進步的意涵。

儘管過去兩年因COVID-19疫情之故,讓全球人口遷徙與流動的速度暫時受阻,但不可否認的,傳統生理、地理、法律、政治等身分認同一致,也就是居住區域、公民身分與國族認同等面向乃合而為一,然而,全球化的去疆域化拉力讓上述固著力出現了鬆動,也因此出現了各種身分認同無法一致的新動態可能與折衝。運動競賽「類戰爭」非敵即友的特性,就成為這個時代下,檢視各種身分認同的絕佳載具。

大專足聯的場邊戲言:看外籍生的人數判球隊強弱

運動世界中,足球員勞動遷徙的現象是最為普遍與頻繁的,1999年耶誕節後的節禮日(Boxing Day),英超切爾西隊排出了史上第一支全部「外人」的先發陣容,從此改變了足球的生態:職業聯賽的球隊與國籍身分,是可以全然脫鉤的。支持著「全外人」組成的「在地」球隊,或許在台灣的運動迷難以想像,但這卻是全球資本主義跨國勞動力流動下,已是許多頂級聯賽的常態。

所以,2018年世界盃男足會內賽的32支隊伍,僅有英格蘭23名隊員是全數效力於國內聯賽的隊伍,塞內加爾與瑞典則是光譜的另一端,全數都是效力於國外的職業聯賽;2018年世界盃男足賽登錄的736名球員中,527名是在本國之外的聯賽效力的「旅外」球員。在此全球最豐富人才庫的運動中,不意外的,與世界距離較遠的台灣男足代表隊中,從1950年代「港腳」的亞運金牌到對2017年雙十節擊敗巴林的經典時刻,「外人」的成色不一,但歷來都是台灣最具「外人」色彩的一支國家隊;大專男足聯賽,多年來流傳著一句反映現實的玩笑:「一支球隊的強弱,看他們外籍生的人數就知道了」。

倚賴洋將提升戰力的正反思維

這些四海為家的外人們,多少被定位成逐金錢而居的傭兵,他們同時還背負著壓縮了本土球員上場時間、破壞球隊化學作用等罪名。當有台灣籃球迷哀嘆著,台灣職籃已經成為「外人」們主導戰果的「洋將聯盟」時,我們或許可以反問:當台灣的球員技不如人,只要我支持的球隊表現好,倚賴洋將又如何?甚至:「難道職業運動還需要為國家隊而服務嗎?」

如果說完全不必,倒也極端了些,畢竟連「足球祖國」英格蘭的球迷也同樣會擔心「本土」球員上場時間被壓縮、甚至阻礙其養成,但對於許多球迷而言,每天發生的職業賽事,比重上或許要比每兩年甚或四年一度的國際大賽來得更深入日常生活,而更顯重要。對於巴塞隆納球迷來說,梅西更像是他們的子弟,即便他已離開到了巴黎,即便他的國籍是大西洋對岸的阿根廷。

因此,在這些跨境流動的運動員身上,內外之間已不是如此清晰,當阿提諾憑藉著不知道哪來的「特殊功勳」,甚至不需付出放棄美國籍這樣的「代價」而成為新一代的「新台灣人」時,可以看出,在運動世界裡,彈性身分成為趨勢之下,戰略性模糊的身分,這些運動員得以多面逢源,獲得最佳利益的策略。

國族主義下的兩岸華人選手爭奪戰

除了外貌上清晰可辨的「洋人」之外,台灣運動場上一直有一群處於時內時外,海外華人、尷尬與動態身分的多元可能,他們或因為炎黃子孫、萬世一系神話的召喚、或因為政治立場的選擇、或因為機會主義下自身的套利,在全球華人離散的系譜中留下多元的足跡。

印尼華僑吳傳玉(Tjoan-giok Go)曾以中華民國與中國兩種身分參賽奧運,是代表兩岸參與奧運的第一人。(取自維基百科)
印尼華僑吳傳玉(Tjoan-giok Go)曾以中華民國與中國兩種身分參賽奧運,是代表兩岸參與奧運的第一人。(取自維基百科)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前,「中華民國」的大旗就已號召許多來自海外各地的華人參與奧運。早在1936年柏林奧運,馬來西亞華僑黃杜基與傅金城就曾經代表中華民國分別參加舉重與徑賽項目。1948年倫敦奧運,荷蘭華僑何浩華(Howard Wing)自費代表中華民國參加自行車1000公尺計時賽,另外,印尼華僑吳傳玉(Tjoan-giok Go)代表中華民國參加100公尺游泳項目,在分組預算以第五的成績遭到淘汰;然而,他在1952年時,卻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成為代表兩岸參與奧運的第一人,1953年更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拿下在羅馬尼亞舉行的第一屆國際青年友誼運動會游泳比賽仰式金牌,成為中國參與國際賽會首面金牌得主,如此傳奇而在中國廣為流傳,但相對在台灣卻鮮為人知,凸顯出他在國共對峙時代氛圍下的尷尬身分。

華人離散在台灣的再現方式,是台灣以國族主義為運動敘事主視角的重要一章,這些運動員當中,有些是在中國生長與訓練,到了生涯晚期輾轉來到台灣,尤其是解嚴初期,兩岸關係曖昧,中國出生的運動員就曾以「中華球員」、「炎黃新軍」到「大陸傑出人士」等不一的頭銜出現在台灣體壇,桌球的陳靜、舉重的黎鋒英都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在奧運奪得獎牌,網球的胡娜、籃球場上的王立彬、宋傑、張學雷和陳政皓也都循此模式。也有從小生長在海外(多數是美國),從蒲仲強、張德培、林書豪到莊吉生等,與台灣的關係有的親密、有的疏離,具有多元身分的他們,有的走在台灣正名運動的最前線,有的悠遊台、中、美三地,讓這樣曖昧的關係延續著。

上述這些,還不包括位居幕後的外籍教練與顧問們,他們的臉譜,可能更加模糊,但卻扮演著傳遞福音與台灣體壇「師夷長技」的對象。這些運動場上的外人們到底是我族、還是他類?是本土、還是洋將?我們都清楚,這心中的答案,絕對不單只依賴著那一張白紙黑字身分證明,而是依附在台灣與世界的關係上,尤其是台灣文化主體性定位的線索。

放眼國際體壇,不管何地、何種運動,「外人」運動員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從各國聯賽到國際運動協會、乃至奧委會,都在追趕著這樣的趨勢而訂立新則。台灣的職籃、職籃已經各自有了遊戲規則,試圖在這模糊地帶理出一些類目,接下來,可以預見的、甚至已經發生了,學生層級的聯賽,都會在職業端帶頭放寬認定身分別下,會有更多的「外人」現蹤,看似運動人才的自由流動,其實牽涉更多利益糾葛。內外之間,不得不有所取捨。

【Long Game】專欄介紹

運動,是一種文明的演進,在規範與框架之下,將野性的競爭與衝突升華為力與美的技藝。

運動,也是一種經濟的刺激,隨著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資本巿場發展,串接庶民消費與高端精品。

運動,更是國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交鋒,在集體榮光共感底下,不斷思辯競技最核心的精神與意義。

運動的社會性,與社會的運動性,是一場永恆的「長盤制」(Long Game),人類的愛恨情仇,喧囂歡愉,當代價值,將天荒地老戰鬥與論證下去。

Long Game,《報導者》的運動專欄,由研究專長為運動社會學、流行文化與媒體觀察的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美國職棒MLB球評陳子軒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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