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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報導2

從藥物治療到戒酒互助會,台灣酒癮戒治的漫漫長路

數名戒癮成功者成立的亞杜蘭關懷協會,鼓勵酒、毒等物質成癮者透過福音戒治回歸正常社會。(攝影/林彥廷)

台灣推估有30~80萬名酒癮者,但每年只有上千人、絕大部分是出現身體危害才進入醫院接受治療。而為數眾多、尚未出現身體狀況的輕度與中度患者,卻是台灣酒害主要行為人,酒駕、家暴、群聚鬥毆,讓社會付出不少代價。

近年來,因為酒駕累犯終於讓酒癮者進入公共討論視線,也拉出許多被酒精綑綁,卻從不認知已經上癮的人接受治療。只不過多數患者仍缺乏病識感,加上公衛教育不足、政府預算投入低,醫療環境也有待開拓量能,一條酒癮戒治的漫漫長路才正要開始。

「我已經被酒精綑綁,一個鐘頭不想它,但過一陣子癮就來!」53歲的阿正(化名)曾是知名飯店廚師,燒得一手好上海菜,卻長期沉淪在酒精裡,屢屢跟家人發生爭執,不但失去了工作,更兩次酒駕被抓,服勞役、繳罰金也無法阻止他繼續喝酒。「我跟自己說:不要去碰、不要去碰,但做不到!最後喝到沒錢,便利超商賣的25塊料理米酒也好。」

3年前,在家人建議下,阿正到北部知名的戒酒村「亞杜蘭」進行一年半的戒酒。靠著福音戒酒的模式,看似快要成功之際,隨著父親離世、找工作不順利,心情不好下再碰了酒精,戒酒之路前功盡棄。在一場朋友邀請的酒攤後,遭警察臨檢攔下,又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沒收入的阿正,只好透過分期付款才繳清高額酒駕罰款,還必須到交通監理站進行6小時的「酒駕防制教育課程」(後稱酒駕防制講習)。課堂上將近60個人因酒駕遭逮的人跟著阿正一起坐在教室內,這些課程包含道路交通法規、酒駕生命教育還有減害飲酒專案的衛教師,說明酒精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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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酒、酒癮、戒治、治療、亞杜蘭
亞杜蘭戒酒村位於新北市石碇山區,物質成癮者透過一年半的規律團體生活,試圖擺脫酒、毒成癮的狀況(圖非當事人)。(攝影/林彥廷)

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葉子菁在課堂最後的酒癮評估中,注意到阿正狀況已達到「酒精使用障礙症」(或稱酒精使用疾患、Alcohol Use Disorder [AUD],也就是俗稱的酒癮)程度,特別對阿正進行酒癮諮詢,最後建議阿正進一步到醫院進行酒癮治療,才終於解決他不斷飲酒的狀況。

可搭配酒駕講習的酒癮諮詢轉介服務,卻未被擴大推廣

近年來撻伐酒駕者的聲浪高漲,每當有酒駕撞死人的新聞出現,社會譁然的同時,總會檢討罰責過輕;只是,無論從罰鍰加重到同行者連坐處罰,嚴刑峻罰雖讓酒駕人數雖逐年減少,累犯占比卻逐漸升高。根據交通部統計,2021年酒駕累犯比例達4成6,將近每2人酒駕者中就有1人是累犯。

今年(2022)3月底上路的酒駕加嚴新制,包括10年內二度酒駕再犯者,將公布違規人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然而在成癮治療的醫師眼中,若到了罰不怕也要繼續喝的情況,就可能涉及到心理與生理因素,甚至已經有成癮狀況。

事實上,根據研究被臨檢測出一次酒駕的行為人中有26.4%有酒癮,若行為人酒駕已經達4次以上,確診為酒癮者的比例高達88.2%,顯示酒駕累犯確實存在酒癮問題。

長期負責監理業務、今年3月剛退休的板橋監理站站長王梅香發現,酒駕者需要進一步的幫助。她回憶,有一次辦理的酒駕防制講習中,一名累犯者主動向她表示,自己長期失眠,晚上需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每次喝酒後又因情緒失控,讓整個家庭陷入危機。由於妻子剛生了一個小孩,很想解決酒癮問題來挽救整個家庭,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讓王梅香思考,如何多救一個是一個?於是板橋監理站首度與馬偕醫院合作,在2019年4月開始,設置全台監理站第一座「酒精知識諮詢關懷櫃檯」(又稱酒癮諮詢轉介櫃檯),透過酒駕防制講習課程中的「減害飲酒專案」心理師,讓每位上課的酒駕者進行問卷評估,有酒癮疑慮者,可再進一步到醫院進行積極治療,真正解決根本問題。

這項主動出擊進行「酒癮諮詢」的方式,已經成為馬偕醫院戒酒特別門診患者的主要轉介來源。2021年,來自監理單位就轉介將近四分之一的酒癮患者,馬偕醫院酒癮治療團隊也在2021年1月提出相關研究,發現監理站酒駕班的學員超過8成有潛在問題性飲酒,需要進一步治療。

從事交通監理工作將近40年的王梅香,看到因酒駕來上課的人很多都是藍領階級,經濟不好又要背負罰款。要怎麼幫助他們離開酒精?王梅香直指癥結:「執法人員(警察)取締酒駕有績效壓力,績效要求多少就抓多少;交通部只管裁罰,來到監理站又只負責講習上課,這個酒駕防制就是一個點、一個點,卻沒有連成線。」

她也發現,這些民眾來參加酒駕防制講習的時候,就是戒酒動機最高的時間點:「他們那時候保持清醒,又接收到心理師與跟許多酒害相關知識,比較容易接受。」王梅香統計後發現,櫃檯設立後6個月內願意接受酒癮諮詢的人,較前一年同期(彼時沒有設立諮詢櫃檯)增加了127人,其中117人繼續到醫院進行治療,成功率高達93%,比之前僅有10%成功轉介率,成效大大提升。

但她向上級提出設立酒癮諮詢櫃檯後的成效報告,卻沒有下文,目前僅有板橋與北市八德兩個監理站設有酒癮諮詢櫃檯,並未推廣到全國,讓她非常感嘆:「沒看到水的漣漪出來。」

台灣人忽視的問題:我有酒癮(AUD)嗎?

監理所酒癮諮詢櫃檯像一盞小燭火,照見台灣一群未被看見的酒癮者。但王梅香的感慨也直指出,台灣社會對酒癮治療仍然不夠積極、重視。

如阿正般遭酒精綁架的人普遍存在。根據2014年一份台灣公共衛生學會研究指出,全台約有2%~5%的成年人、即推估全台30~80萬人患有AUD;而據馬偕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估算,每年約千人左右進行酒癮治療──數十萬與一千的巨大差距,正顯示出未來台灣酒癮治療之路有多漫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黃名琪說:「要讓大家知道喝酒這個問題很大!」然而,台灣喝酒的人雖多,但絕大多數搞不清楚什麼程度算是有AUD?甚至明明已知有AUD卻不肯承認,「缺乏病識感」是酒癮治療的第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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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成癮防治科主任黃名琪,呼籲大家更關注酒精帶來的社會問題。(攝影/何柏均)

黃名琪統計,在綜合醫院就診個案大概每5個就有1個具有AUD,酒精使用障礙症造成的全身疾病問題很多,但是大家寧可去看全身疾病,而不願面對酒精使用障礙症帶來的問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已有酒精使用障礙。」

她指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的「酒精使用疾患確認檢測」(Alcohol Use Disorder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AUD可分為三等級,許多人常認為喝到身體出問題才是酒癮,但殊不知超過每天酒精攝取量
350cc的罐裝啤酒,純酒精量約10公克,基準為1單位 玻璃瓶600cc裝啤酒:2.3單位 紹興酒(瓶):8單位 米酒(瓶):11單位 陳年紹興酒(瓶):9單位 葡萄酒、紅酒(瓶):4.2單位 米酒頭(瓶):17.5單位 保力達、維士比(600cc):4單位 參茸酒(300cc):7.5單位 高梁酒(300cc):14.5單位 威士忌、白蘭地(600cc):20.5單位 根據衛福部訂定台灣的飲酒量標準,為男性每週不超過14單位、或每次飲酒場合不超過4單位,女性不超過每週7單位為、或每次飲酒場合不超過3單位。
或經常暴飲
或稱問題性飲酒,一個月只要一次攝取超過60克純酒精,或一次喝4~5罐啤酒以上)
,一週至少出現一次喝到斷片
亦即酒精性記憶空白(blackout)。
也是輕、中度的AUD狀況,必須注意接下來很容易愈喝愈多,這時就需要短期諮商(brief interventions, BI)或醫師的飲酒建議。
每天建議的酒精攝取量,你超過了嗎?

依WHO標準,1單位約等於10~12g純酒精;衛福部建議女性每日不超過10g(1單位),男性每日不超過20g(2單位)。

  • 罐裝啤酒(350cc):1單位
  • 玻璃瓶裝啤酒(600cc):2.3單位
  • 保力達、維士比(600cc):4單位
  • 葡萄酒、紅酒(瓶):4.2單位
  • 參茸酒(300cc):7.5單位
  • 紹興酒(瓶):8單位
  • 陳年紹興酒(瓶):9單位
  • 米酒(瓶):11單位
  • 高梁酒(300cc):14.5單位
  • 米酒頭(瓶):17.5單位
  • 威士忌、白蘭地(600cc):20.5單位

如何點醒沒有病識感的矛盾心態?

雖然,AUD有輕、中、重度之分,但「酒害」卻不分軒輊,甚至來自輕、中度者更多。黃名琪強調:「酒害大部分來自輕度、中度的AUD患者。」她解釋,有酒精依賴的重度AUD患者,已經出現身體健康問題,酒害也許只發生在他們身上;但有很多輕度或是問題性飲酒的人,卻大量造成酒駕、酒後跌倒和打架等問題,增加很大的社會成本,對他人的酒害問題也最為嚴重,「他們比較容易輕忽自己喝酒造成的問題。」

方俊凱是台灣酒癮治療先行者,投入這領域長達21年,面對患者普遍沒有病識感現象,他學會先從患者關心的身體健康切入:

「跟患者說你是酒鬼、有酒癮,病人的抗拒性很大;可是跟他說你喝到身體有問題了,他會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時,就接受就較高。」
因此馬偕醫院戒酒特別門診引進美國在2001年發展出的BRENDA模式
美國賓州大學治療研究中心發展出BRENDA取向戒癮手冊,BRENDA是:
  • B:生理、心理和社會(Biopsychosocial)功能評估
  • R:向病人告知(Report)評估結果
  • E:以同理心(Empathy)了解病人的問題
  • N:協助病人確認其需求(Needs)
  • D:直接(Direct)建議病人如何達成需求
  • A:評估(Assess)病人對直接建議的反應,必要時調整建議,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方俊凱說:「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家人抓來,或是從酒駕轉介治療,第一天來先做評估,」評估飲酒者的生理、心理等功能,然後抽血,看肝功能好不好,血糖、血脂肪有沒有問題?從身體再進一步導入心理層面問題,一層層的看清楚打在酒癮者身上的結。

台灣酒癮治療的漫漫長路

除了面對沒有病識感患者外,方俊凱一路走來也親身體驗酒癮治療在台灣發展的諸多問題。

2001年,方俊凱剛升任馬偕醫院主治醫師時,發現不管哪一科,對酒癮病人都非常排斥,覺得這類人難搞也治不好,到急診就醫時多半是喝醉發酒瘋的情況,「所以當時沒有人想投入這一塊。」

方俊凱興致勃勃選擇新領域投入,先以精神科下的「特別門診」在醫院開展酒癮治療。他回憶當時酒癮治療常常失敗,原因在於早期觀念是要「全戒」才叫做成功,很多人沒有意願走到最後,讓戒酒成功率一直高不起來,也讓他與酒癮治療的醫師們非常氣餒。

後來方俊凱發現,酒不是非法毒品,治療無法一刀切割;再來他認為,酒在台灣文化裡有特殊性,生活中的婚喪喜慶都會喝酒,「快樂也喝酒、難過也喝酒!」最後他把策略定在將酒量降到一定程度,不要因為喝酒導致健康問題,這樣的戒酒接受度才慢慢變高,病人也願意留下來。但那時仍是單打獨鬥,還沒有個案管理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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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方俊凱,是台灣酒癮治療先行者,投入領域長達21年。(攝影/林彥廷)

直到2006年,當時的衛生署讓戒酒者有一年4萬元補助,但這補助費用不是直接用在病人身上,而是給醫院做治療,方俊凱就開始加入個案管理師的模式,透過追蹤酒癮者個案,給予不同的治療與支持方式;個案管理師更成為醫病溝通的橋梁,治療成效有很大的改善。

方俊凱回憶,當時尚未升格的台北縣政府看到專案績效很好,於是在2007年配合衛生署外更加碼編經費,「甚至動預備金來做這個事情」,引進諮商心理師、社工師一起做個案管理工作,除了藥物治療也加上心理支持,最後因應每人不同狀況還發展出個人的飲酒建議。

2015年,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建置酒癮醫療網絡,不只是醫療端,更納入司法、交通端,讓有酒癮問題的人,能夠轉介進入醫療體系得到治療,啟動「酒癮戒治計畫」。

方俊凱指出,最早計畫名稱是「酒癮戒治服務方案」,像戒毒一樣看待,但其實並不符合台灣對喝酒較寬鬆的社會文化;經過討論,後來改名成「建構問題性飲酒與酒癮者醫療及社會復健服務模式計畫」,用社會復健的角度進行,慢慢做到飲酒減量,再恢復病人的身體健康,也提供心理上諮商的方式。從2015年9月開始到2021年,已轉介4,861人,並擴及到全台12家醫院參與。

缺人、缺錢、缺武器

在第一線接觸酒癮者的心理師葉子菁觀察,這些遭酒精控制的人,常出現「矛盾」情緒,希望戒酒,但又經不起誘惑。「他們希望有東西(醫生、藥或是治療)可以立刻幫助他們離開酒精,但不知道酒癮治療要一步一步來,過程中只要有環境的誘惑,就容易影響他們戒酒的決心,因此很多人就『失聯』了。」

因此戒酒需要多管齊下,除了藥物治療外,心理諮商,乃至於後續的家庭、社會的持續支持也是關鍵。雖然,這幾年因為酒駕累犯問題讓台灣開始正視酒害,但長期資源不足的病灶無法立即改善,留待許多困難要一一克服。

方俊凱指出,台灣酒癮治療早期缺乏「武器」,也就是戒酒藥物相對不足。他解釋,以前只有戒酒發泡錠
雙硫侖(Disulfiram),一種戒酒藥物,服用該藥後即使飲用少量的酒,身體也會產生嚴重不適,以期望達到戒酒的目的。
,是一種嫌惡治療,也就是處罰性質概念的藥物,先吃藥之後再喝酒會超級不舒服,但是也可能會引發很大的副作用。

直到2019年,衛福部食藥署才核准兩款「納曲酮」(Naltrexone) 及「阿坎酸」(Acamprosate)口服藥物用於治療酒癮,從更有效的藥物機制去治療,才讓病人與醫生看到更立即的效果。

另外,酒癮治療缺乏臨床診療指引(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方俊凱舉例,如治療癌症,到台北醫學中心和高雄醫學中心,基本上沒有太大差別,標準化作業很像,「可是治療酒癮卻不一定。」

像是喝酒造成的共病性(comorbidity),如產生憂鬱症、焦慮症或失眠,可透過精神科醫師開藥,可是酒癮造成的心理問題該找誰談?是否真的有心理師或社工師接手?醫院的個案管理體系有無銜接?後面的醫療服務體制,各家醫院資質不齊。回到問題發生點,方俊凱直指原因:

「酒癮治療在健保裡面是沒有給付,醫院不願意去做,(醫院)又何必要花錢在這方面?」

方俊凱指出,現在大家普遍想法仍停留在喝酒就是要自費戒癮,而沒有從公衛角度思考,無法發展出高品質的戒酒服務,也會跟其他疾病的醫療品質出現明顯落差,落後其他科別的醫療水準至少10年以上。

此外,酒癮治療開設在精神科下,但早些年這一科的主治醫師很少,直到近兩年新的主治醫師進來,斷層已長達10年以上。

酒癮人數多,政府投入資源卻最少

缺人(醫師)、缺錢、缺武器外,政府的態度則是酒癮治療發展緩慢的最大原因。《報導者》調查發現,中央單位衛福部2021年編列了預算2,772萬元外,再加上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基金挹注215萬元,一年僅2,900多萬元投入酒癮治療,全台一年只有近1,000人可獲得酒癮治療。

「跟其他『癮』比起來,酒癮(投入經費)比例真的很少,少到嚇死人的地步。」

方俊凱指出,酒造成的社會成本很巨大,包括影響他人的酒駕肇事、酒後鬥毆、家庭暴力,再到個人的疾病如癌症治療等,最後也須健保給付,成本仍要由社會所負擔。「台灣若能在酒稅中──也不用多──拿個一億做酒害防制,就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了。」

專家:應建立示範中心,讓治療系統化

台灣酒癮問題有多嚴重?黃名琪認為,台灣的研究少之又少,甚至政府無法掌握台灣AUD的人數,「但隨著台灣這幾年酒品銷售量不斷上升,實際酒癮者應該比2014年研究推估的80萬人還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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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交通監理站內爲酒駕初犯的人進行6小時的酒駕防制教育,課程包括法律常識、酒精為身體帶來的危害,更近一步進行酒癮檢測,評估是否有酒癮的狀況。(攝影/林彥廷)

在政府輕忽酒精帶來的危害之際,台灣未能在前端解有效減少酒癮者,不斷讓問題性飲酒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各政府單位從執法、律政、交通、醫療單位只能在後端疲於奔命,僅不斷地討論提高刑責,但卻忽視了付出龐大的醫療資源。

方俊凱則建議政府相關單位,酒癮治療應該考慮建立如藥癮的示範中心
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補助各區成立整合性藥癮醫療示範中心,分別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衛福部桃園療養院、衛福部草屯療養院、衛福部嘉南療養院、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及衛福部玉里醫院負責建置。
透過示範、培訓醫師,讓更多人把經驗複製回去,再逐漸擴及到各醫院,把酒癮治療方式調整成各醫院可以操作的模式,配合各地方不同地理特性──例如原住民多的花東地區,便可透過當地教會協助──發展出不同的模式,逐漸把點都連起來,讓酒癮治療系統化,「才不會辛辛苦苦前端在那邊抓人來治療酒癮,結果看不到成效,製造更多的無助感。」方俊凱總結了20多年的感嘆。
從酒癮者變戒酒會發起人,他看到社會支持的力量

酒癮一直以來很難成功戒治,除了衛生體系提供的醫療量能外,戒酒者的決心,家庭和社會環境能否長期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環。目前台灣除了醫院提供的醫療、酒癮戒治方案外,民間的福音(宗教團體)戒酒或自發性團體,例如「戒酒無名會」(Alcoholics Anonymous, AA)也是酒癮者可求助的對象。 主持AA台南站將近10年的程先生感嘆:「常在新進成員身上看到以前的自己。」 程先生談起染上酒癮的過程,從13歲、國一起就跟著長輩在社交聚會中開喝,「酒是社交潤滑劑嘛,大人不反對,小孩子則把喝酒視做一種成年禮,會喝就代表我長大了。」他很早出社會,不滿30歲經營環保公司,事業騰達,花錢就大手大腳。為了生意跑了20多年舞廳,不是跳舞,都是為了找人喝酒,「喝得高興,我就數著酒店的裝潢,說這些都是我的酒錢贊助的。」 邁入中年,程先生發現自己能專注工作的時間愈來愈短,半途總想喝酒,最後得灌幾瓶啤酒才有辦法繼續上班。做生意風格強硬果決的他,行事變得有氣無力,無法下判斷,酒駕、打架鬧事、對太太施暴等脫序事件接踵而來,接著重度憂鬱症找上門,他幾乎喪失工作能力,自殺未遂送醫。親友動之以情,精神科醫師曉之以理,告知可能有酒癮狀況,但他總覺得,旁人愈勸他別喝酒,就愈是想喝。 試遍百般戒酒方法無效後,最後另一半把他拖去AA在台北的聚會。「我當然萬分不情願,但說也奇怪,那個聚會沒人對我說教,只是笑瞇瞇地、安靜地聽著彼此人生的漏氣事,」程先生說,成員們不評斷他人、只談自己,因為「同理」,感到被深深接納與理解,「我們知道這個(酒癮)病很難治好,只是互相幫忙拖延發病的時間,從忍耐24小時不喝酒開始,撐過後再讓自己多清醒一小時、再一小時繼續下去。」成功戒酒後,他也決定成為台南地區的AA發起人。 台南的AA聚會地點一開始選在咖啡店,參加者來來去去,有各種理由無法繼續參與;在咖啡店坐了3年,才等到另一位願意規律參與聚會的成員。沒想到聚會沒有被酒癮打敗,卻在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停擺──原本改採線上聚會,但沒實際面對面,效果大打折扣,不乏成員在疫情期間酒癮復發。「聽到成員聊起新上市的啤酒口味,就知道他們可能要跌倒,我只能試著打電話聊聊,希望能有拉住他們的機會。」 他認為戒除酒癮,必須發自內心改變,也需要社區團體支持,在關鍵時候拉一把,否則很難從癮的漩渦抽身。酒駕有重罰,縱使能達到一定的嚇阻效果,對成癮者而言,「卻常是好了傷疤忘了痛,」因為酒癮一犯,成癮者的眼裡除了酒精容不下他物。 程先生觀察,AA治療仍在起步階段,規模還算小眾。目前台灣常態參與聚會者推估大約50、60人,以台北聚會最具規模,大約20~30人;去年三級警戒期間,各縣市聚會地點關閉,又失聯好幾個人。他期待,在政府構築的醫療網絡中別忘了還有民間AA戒癮的選項,公部門可多協助轉介,讓更多人得到他當初擁有的那一份溫柔力量。

※飲酒過量,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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