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新聞裡，那群穿著雨鞋、手持鏟子，被媒體稱為「鏟子超人」的身影，我的思緒被拉回了25年前。1999年10月1日，921地震後，我剛從大學畢業，以心理學系助教的身分，隨著團隊進入災情慘重的南投中寮，負責調查中寮鄉中、小學校的需求。

我以為自己是去幫忙的，但很快地，巨大的無力感便將我淹沒。10天後，當我拖著疲憊的身心回到台北，一場漫長的內心風暴才正要颳起。好幾個月裡，失望、憤怒、自責的情緒反覆糾纏，我覺得自己做得太差，對不起中寮的鄉親。

最終，我離開了助教工作，考上研究所。直到那時，我才在文獻中辨識出自己當時的狀態──替代性創傷。

所謂「替代性創傷」，是當我們持續凝視、傾聽他人的痛苦，心會像一塊海綿，在不知不覺中吸滿沉重的情緒。簡單說，別人的痛，會變成你的傷。

身為在公立醫院服務20年的臨床心理師，有時候我得到災難第一線去工作。我曾在基隆河空難後，陪著家屬走進殯儀館，辨識至親的遺體；也曾在蘇花公路的落石悲劇後，安撫那些連摯愛最後一面都見不到的家屬，承接他們找不到遺體的巨大失落；在疫災期間，為敦睦艦隊染疫的官兵們，緩和他們的焦慮。

這些年，我確實學會了如何與替代性創傷共存，也建立了更成熟的專業界線。然而，我必須坦誠，每一次任務結束後，那份深刻的無力感，依然會不時地回返。如今，我聽見了相似的故事：一位義消朋友在緊急救災任務後感覺被掏空，心好像還遺落在花蓮光復鄉；一位記者朋友在採訪後，放下了相機，默默拿起鏟子，因為再多的影像，也無法減少居民一絲一毫的悲傷。因此，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我這一路以來學到的。

首先，我想對所有投入現場的「鏟子超人」與關心災區的居民說：「你們所做的，遠比想像的更深刻。」

從災難心理學的角度看，「鏟子超人」的行動非常具有意義。家園的毀損，會直接衝擊個人與社群最根本的安全感。當一群人協力剷除淤泥，讓家園盡速恢復樣貌時，這個行動本身就在修復破損的安全感，啟動在地居民自我療癒的力量。

這是一場溫柔的群體性運動，是「同島一命」最真切的體現。你們做的，廣義上來說，也是一種深刻的「心理工作」；但也正因如此，我們必須正視這份工作可能帶來的心理代價。

或許有人會問，我是怎麼從當年的替代性創傷中好起來的？答案並非某個神奇的療法，而是仰賴一種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韌力 (Resilience)。

所謂「韌力」，是指人們在面對逆境、創傷或重大壓力時，能夠良好適應、自我復原的過程。我們的心理，如同身體一樣，具有強大的自癒潛能。因此，最有效的支持，並非外力的「修復」，而是移除阻礙自癒的絆腳石，並提供滋養韌力的土壤。

要讓自然的療癒力發揮作用，我們首先要警惕那些常見的阻礙：

除了上述3點，還有一種可能阻礙復原的作法——心理減壓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

許多嚴謹的科學研究已指出，強迫創傷者鉅細靡遺地重述經歷，不僅無法預防創傷後壓力症（PTSD），甚至可能幫倒忙。心理減壓模式的創始人米切爾（Jeffrey Mitchell）博士也澄清，此技術僅適用於經歷「相同」創傷的「同質性」工作團隊（如同一單位的警消）；若將不同創傷暴露程度的志工放在一起，反而可能因聽取他人更可怕的經歷，而導致更嚴重的替代性創傷。

移除了絆腳石後，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具體的方法，來滋養與生俱來的韌力。

方法一：更好的團體支持——從「重述創傷」到「分享韌力」

若要參與支持團體，請選擇將焦點從「挖掘創傷」轉向「建立韌力」的模式。這樣的團體，會遵循以下原則：

與其問：「你在現場看到最可怕的是什麼？」不如問：

「在這次任務中，哪個瞬間讓你感受到溫暖，感受到力量？」

方法二：一個人的療癒練習——表達性書寫

如果不喜歡或是不適合參加支持團體，也能透過個人的療癒練習來自我照顧。在此，我想分享一個陪伴我度過20年救災任務的方法——表達性書寫 (Expressive Writing)。

其開創者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潘尼貝克(James Pennebaker)強調，書寫的價值在於幫助我們組織、整理混亂的經驗，並賦予其意義。這並非單純的抱怨，而是有意識的自我整理。

請記得，書寫不能完全取代人際支持。當你覺得難以承受時，向外求助，是智慧與勇氣的表現。

親愛的鏟子超人與所有關心花蓮的朋友們，你們的付出，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但在伸出援手的同時，也請務必溫柔地回看自己。

請允許自己有情緒，允許自己感到疲憊，允許自己尋求支持。因為真正的強韌，不是永不倒下，而是在承認脆弱之後，依然能找到重新站起來的力量。

好好照顧自己，就是守護這份良善能長久延續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