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蔡慶樺/惹惱教宗卻備受尊敬的批判者──悼德國樞機主教雷曼
台灣可能很難想像,一個主教之死,在德國宛如國喪。
德國樞機主教卡爾・雷曼(Karl Lehmann),在3月11日早晨過世,享年81歲。德國政壇多人表達哀悼,包括聯邦總統史泰恩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及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梅克爾視雷曼為如父親般的朋友,對於雷曼辭世發表悼念:「雷曼的智性及神學力量,吸引著我。」
「對於上個世代的德國教會來說,最幸運的事也許就是雷曼的出現。」曾經擔任神職人員的記者第爾曼(Wolfgang Thielmann)在動人的悼文〈他愛著教會及人類〉中如此寫道。
他的名字,對多數台灣人來說十分陌生,卻在一次次和歷任教宗的爭論中,贏得德國天主教徒與非教徒的深厚尊重。他的名字,對我來說非常熟悉,不過並非以天主教神職人員、而是哲學家的意義——或許對他而言,哲學與神學從來就不是兩種殊異的思考方式。

從神學生時期就很「另類」

2016年,雷曼80歲,德國西南電視台製作了專題報導〈我們的主教卡爾〉,記者去他家裡拍攝,看到所有房間都有書牆,不只有聖經,而是橫跨各種領域、各種語言,儼然是一座藏書超出12萬冊的巨大圖書館。除了有大量的黑格爾(G.W.F. Hege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哲學經典作品,也有恩斯特・雲格(Ernst Jünger)、保羅・策蘭(Paul Celan)、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沃爾夫(Christa Wolf)、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布魯門伯格(Hans Blumenberg)、貝恩(Gottfried Benn)、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等不同思想者的著作,另外更包括他自己寫成與編輯的、超出4,000份神學和哲學的文章與專書。這是一位從不停止閱讀、思考與寫作的哲學家主教,或者,主教哲學家。
雷曼的第一個博士學位也非神學,而是哲學。高中畢業後,雷曼去了弗萊堡讀神學,但沒有待太久,就因其優異的資質被教會發掘,獲得獎學金,得以去義大利羅馬的宗座額我略大學(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讀書,那是天主教的菁英學府。
1962年,他在宗座額我略大學寫了一本驚人的博士論文鉅作《論馬丁海德格思想中存有問題的起源及意義—— 一種定位的嘗試》,以打字機打成,厚近1,500頁,多年後其助理將其數位化,我因而在博士班時期撰寫論文時得以閱讀。那本論文我當然不曾讀完,但是他把海德格放在整個思想史脈絡下(例如形上學、本體論、現象學、詮釋學等)定位其哲學發展與突破,其中許多詳盡闡述海德格思想的章節,是引領我進入海德格思想的鑰匙。
雷曼自己也曾經獲得一把思想的鑰匙。專門書寫天主教議題的記者瑞辛(Volker Resing),在《世界報》(Die Welt)上寫了一篇報導,記錄雷曼的生平。年輕的雷曼對於海德格的思想有高度興趣,在弗萊堡讀神學的他,當然想去聽海德格的講課,可是當時海德格的課程都在晚上,按照神學院的規定,住宿生雷曼晚上必須留在神學院裡。然而雷曼竟成功說服了老師,把宿舍鑰匙交給他。於是年輕的神學院學生,便可以去拜會他的哲學導師,除了上課以外也與哲學家有無數深入的會談。在某種意義上,最後誕生的那本哲學博士論文,海德格也親自參與了指導。後來雷曼說:「要是當時我沒有獲得那把鑰匙的話,我不能想像後來我的生命會有什麼樣不同的發展。」
在結合了哲學與神學的知識基礎上,雷曼走出了一條不同於其他德國神職人員的道路。而他夜奔哲學課堂、逃離神學院的行為,似乎也暗示了之後他另類的神學生涯。

再婚、女權、同性戀、墮胎議題...對教廷據理力爭

雷曼完成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到德國,擔任德國重要神學家拉納(Karl Rahner,另一位海德格的學生)的學術助理,1967年再取得神學博士,至美茵茲、弗萊堡擔任神學教授。他接下美茵茲大學教席時才32歲,是當時德國最年輕的教授。1983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雷曼擔任美茵茲教區主教,他便離開了學術界——他說這是極其艱難的決定,因為學術工作是其夢想,當最後一次關上研究室的門,告別大學時,他止不住眼淚。
不過,從教授到主教身分的轉換,還是非常順利。美茵茲信眾非常喜愛雷曼,稱他為「打動人心的主教」(Bischof der Herzen)。1987年,他被選為德國主教會議主席,擔任主教4年後就被選為全國最重要的天主教徒,速度之快,絕無僅有。
此後直到2008年,雷曼一直被選為主席。或許對教廷來說,這任期太長了,之後規定被修改,主教會議主席只得連選連任一次,因而被教友們以拉丁文暱稱為「雷曼法」(Lex Lehmann)。
如此長的任期,加上樂於走向人群與媒體,使雷曼成為德國天主教的最佳代言人。他時常上電視節目,接受媒體訪問,甚至到美茵茲職業足球隊主場上開球,帶領德國教會走向大眾。2001年,雷曼被任命為樞機主教,媒體均認為這個肯定來的過遲了。在這個位置上,他能夠選舉教宗,也因此披上紅衣、參與了兩次梵蒂岡放出白煙的「我們已有教宗」(Habemus Papem)儀式,選出本篤十六世及現任的方濟各。
他常常被與拉欽格(Joseph Ratzinger)相提並論,也就是後來的本篤十六世,是德國最重要神職人員,兩人被稱為德國教會的「雙面」(Doppelgesicht)。他們的背景確實非常像:都有博士學位,都先擔任多年大學神學教授後才成為主教,而且在年輕時都深受海德格影響;甚至雷曼要在德國大學擔任教授時,審查者之一就是已在杜賓根大學擔任神學教授的拉欽格。可是,兩人之間對於教會的路線並不相同。雷曼始終是個改革者。
在那個天主教會還非常保守的年代,雷曼的開放、自由態度,以及積極與其他宗教對話的行為,使得他被認為是天主教會的非主流。1994年,他與另外兩位德國主教賽爾(Oskar Saier)、卡斯博(Walter Kasper)聯名致信教宗,要求對於再婚天主教徒更自由寬容,只是此改革之聲最後未被接納。此外,他對於女權、對於神職人員是否得以結婚、對於同性戀等議題的態度(他並不支持同婚,但認為教會對同志應該更寬容),都與羅馬教廷有差異。他也明確批判過天主教會太過輕視教會內的性騷擾事件。
另外,對於墮胎的態度也可以看出來雷曼與羅馬教廷之間的距離。雷曼與德國政壇許多重要人物均有深入往來,他與前總理科爾(Helmut Kohl)甚至是互稱「你」的朋友。在許多重大倫理爭議的議題上,雷曼並不缺席,並與政界有深入對話;當1990年代德國政府想改革關於刑法218條關於墮胎的規定,雷曼也希望教會能扮演參與決定的角色。
德國刑法第218條原本規定,中止懷孕者,將被處以3年以下徒刑或罰金。這個從俾斯麥時代就存在的條款,到了納粹德國時代更是嚴格執行,在戰後的西德面對越來越多批評;後來兩德統一後,終於推動改革,循東德模式規定,如果在懷孕12週內尋求了被認可的專業建議(例如醫師),則免罰。
當時,雷曼已經與政府深入討論,認為這是可行的立場:墮胎原則上仍違法,但在某些條件下並不受罰,其中一個條件就是尋求教會的諮詢。雷曼與他的德國教會主教同僚們相信,與其在墮胎事件中完全退出,從而使得天主教的聲音與倫理信念喪失影響力,不如在有條件允許下參與墮胎諮詢。但是,這與當時的若望・保祿二世立場不同。
2000年,羅馬教廷動員立場保守的主教們,強迫德國教會更改了立場,放棄擔任法定諮詢機構之一,不願德國教會成為墮胎的背書者。後來雷曼公開表達了其失望立場,他說:「我們奮鬥了,而我們失敗了(Wir haben gekämpft, und wir haben verloren)。」
另一則他與教廷立場相左的事件,是教廷剝奪批評教宗的神學家漢斯・昆(Hans Küng)教學資格。昆是雷曼在宗座額我略大學的學長,常年任教杜賓根大學,是德文世界非常重要的神學家,也是一位神父;事實上,拉欽格還是在他推薦下出任杜賓根大學教授。昆被授予培訓神職人員的教授資格(Missio canonica),但多年來批評教會的「教宗無誤」(Infallibilitas/Unfehlbarkeit)原則,向來是神學界的尖銳批評聲音。1978年他出版《上帝存在嗎?》(Existiert Gott?),從哲學角度與無神論思想交鋒,並試圖回答上帝存在問題,若望・保祿二世對該書內容非常不快,遂於1979年剝奪其教學資格。雷曼批評教廷,稱此為神學界的完全挫敗
雷曼用了一個德文片語“Ein rabenschwarzer Tag”,直譯是「如烏鴉般黑暗的一天」。
。後來在一次接受媒體訪問時,他簡明到位地論斷昆對於天主教的功過:「他確有貢獻(Er hat etwas geleistet)。」

「智性的天主教」贏得跨越宗教的支持

他與羅馬教廷之爭,即使到了本篤十六世時期也持續著。不過,在現今教宗方濟各的帶領下,天主教會有多項改革,雷曼的非主流立場,在今日已成主流。雷曼過世後,媒體定調他為一個不同信仰間的搭橋者(Brückenbauer),一個始終為了更開放的教會而奮鬥的神職人員,甚至冒著被梵蒂岡懲罰的風險。
即使他與本篤十六世立場不同(他所經歷的8位教宗裡,也許只有現任教宗與他的立場相近),但是都對於天主教神學的思想深度做出極大貢獻,瑞辛稱為一種「智性的天主教」(einen Katholizismus der Intellektualität)。也正是這樣一個思想深度足夠的批評者,為德國天主教贏得了支持,在他80歲退休慶典上,甚至來了許多新教教徒;而也只有這樣的批判者,才能是一個能夠捍衛教廷以及神學的辯護者。在面對其他強大的神學批判者如昆、德瑞魏曼
Eugen Drewermann,另一位因為不同的神學詮釋被剝奪教授資格及神父資格的德文世界知名神學家。
等人時,天主教會應該依賴的就是雷曼這樣的「智性的天主教」。
被許多神學教授讚為「主教席上最後一位知識人」的雷曼,確實是在神學界與教會之間搭橋的最佳人選。可惜的是,他的堅持大部份都未能被羅馬接受。我總認為,一個像天主教這樣龐大的組織能夠生存下去的重要動力,是必須能夠允許強悍的改革派聲音,因為正是這些聲音的力量,能夠協助組織改革蛻變,並回應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更激烈的聲音。
雷曼擔任美茵茲主教時,印在其主教牧徽的格言為“State in fide”,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在信仰中堅定不移
出自新約聖經的保羅書信集的《格林多前書》,正是其思想導師海德格於1920年舉行的《宗教生活現象學》講課中深入探索的神學文本。
」。也許綜論此人一生,也可以說他在知識中堅定不移,或者,正因為在知識中堅定,其信仰才有那麼深厚的力道,才在智性的力量中吸引無數信徒以及非信徒。
《萊茵郵報》(Rheinische Post Online)的文化版編輯施羅德(Lothar Schröder)在〈與一位偉大神學者道別〉文中,以一個拉丁文“Adsum”說明了雷曼對於天主教、對於人類之愛與忠誠。天主教會中,有這樣的從羅馬時代傳下的儀式:在禮拜開始後,主教會呼喚信眾之名,而信眾將答以“Adsum”,意思是「我在此」。這個儀式來自《撒母耳記》,當耶和華呼喚先知撒母耳之名時,撒母耳如此應答:「我在此,因你呼喚了我。」
我想,除了「在信仰中堅定不移」外,這個字「我在此」也確實貼切形容雷曼的一生——他讀了哲學、神學,成為神學教授,卻又放棄教職成為主教,但一生追求一個更開明自由的天主教,甚至不惜與梵蒂岡交惡,豈不都因為他必須回應一種更高的召喚?撒母耳最後把上帝話語傳遍了以色列,雷曼的工作也正是以其批判思想回應並傳播上帝。他始終在接下每一個使命、投入每一次爭執、發出每一次批判時,準備好說出:“Ad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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