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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島剛/安田純平,他是勇敢去戰地採訪而失敗的「被害者」
日前,遭到敘利亞武裝組織綁架長達3年以上的日本記者安田純平獲釋了。針對此事件,包括「自己責任論」在內,日本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批評聲浪。在戰亂地區進行取材的對錯,的確有深思熟慮的必要,可是這個問題存在的幾個論點,應該梳理出來進行討論。
筆者曾經擔任記者,在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深入戰區採訪,基於自身經驗,整理出各項論點的見解,一起探討這項攸關危險地帶的新聞報導價值與記者人身安全的問題。

1、身為記者的安田是「英雄」嗎?

在危險的戰亂地區進行採訪,若以投資報酬率的層面來看,安田到了當地卻沒有留下任何有新聞價值的成果就被綁架了,說不上是「英雄」,甚至可以說是沒達成任務的失敗者。
不管是大型報社的記者或是自由記者,一旦進入戰區,保護生命安全只能靠自己。因此,盡可能地蒐集情報,事先評估要怎麼做才能夠安全地採訪,有些情況下也會雇用武裝護衛人員。也就是說,赴戰區採訪的大前提是,謹慎做好周全的準備以迴避風險。當然,採訪工作有成功也有失敗。過去,安田在敘利亞或伊拉克等地累積了豐富的採訪經驗,他深入險境的珍貴報導,也獲得不少掌聲。但是,2015年6月從土耳其進入敘利亞後,就沒那麼幸運了。
關於被綁架的原委,安田在記者會上表示是在中途和導遊分開的緣故。這一點就如他本人所言:「完全是我太過輕率而引起,連我自己也無法想像的失誤。」
過去,交戰的雙方之間存在一定的默契,就是 「 戰場上不對記者出手」。可是,在經歷過伊拉克戰爭的中東地區,這個規則被破壞了。現在,對武裝勢力而言,記者成了「誘餌」,拿到鉅額贖金作為活動資金,或是上傳處決影片向世界宣示其存在感。在敘利亞內戰如此水深火熱之中,就以安田從土耳其進入敘利亞的過程來看,或就其結果而論,對於他在行動上應該更加謹慎的批判,是免不了的。

2、為何安田是「被害人」?

來自日本社會的批判,如「採訪工作欠缺思慮」、「應該自己承擔責任吧」等,以網路社群或有識之士為中心,對安田進行猛烈抨擊,出現了「打壓(bashing)安田」的現象。就我而言,有些部分感到非常不合理。
一開始,安田就不是為了協助戰爭才去敘利亞的,只是一介平民。既然他是平民,不管是在哪個國家,他的生命安全必須受到保護。這是在近代以來國際人道法的約束下,世界共通的倫理。根據《日內瓦公約》第四條,也規定戰爭時期要保護平民。
沒有正當理由,安田長期遭到武裝團體的拘禁,明顯地違反了《日內瓦公約》。應該譴責的是犯下重大犯罪行為的武裝團體,而不是安田。
在戰區活動的平民,不只是記者,還有包括各國的外交官、國際機關、人道組織、NGO等也在其中。即使是他們,當然也有被綁架的可能性。他們被綁架與安田被綁架,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在這層意義上,可能主張「自己責任論」的人無法理解對於在戰區活動的現實。在戰區,需要做的事過於繁多,在那裡發生無法預測的意外也不少。就這一點來看,安田完全是被害人,狀況極為殘酷悲慘。本人也證實道,他被綁架的3年多來,被關在狹窄的單人房,也反覆受到不當的對待。在這當中,安田能夠在身心均健康的狀態下獲釋,我由衷為他感到開心,並且給予祝福。

3、批評「不應該前往退避勸告地區訪問」的說法是對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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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田純平獲救返日後的記者會。(攝影/AP PHOTO/Eugene Hoshiko)
安田純平獲救返日後的記者會。(攝影/AP PHOTO/Eugene Hoshiko)
在日本外務省發布的四級旅遊警告裡面,敘利亞屬於最危險的第一級「建議撤離」(退避勸告)地區。意思就是國民不宜前往該地,而當地國民也應該立即撤離。但是,外務省發佈的危險情報只是作為參考,並非絕對禁止。而且,要說危險情報是否100%正確反映出當地情況,那又未必。每個國家對於危險情報的判斷不一,偶爾也會令人疑惑。即使是外務省,很多時候也無法取得當地的最新情報。在戰區,外交官透過記者蒐集情報的情況也不稀奇。
觀光旅行也許不是很必要,但是要前往戰區進行採訪工作,一定需要本人收集情報,當然也會參考危險情報。但是,到底應不應該去到戰區,還是本人在綜合評估全部資訊之後,最後做出判斷。
我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不久,進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記者或自由記者,在確保生命安全的判斷下,進入阿富汗。那個時候,部分的塔利班反抗勢力依然持續抵抗,每個人都拼命收集情報,思考用陸路或空路的哪一個路線進入阿富汗比較安全。結果,我是從巴基斯坦國境的開伯爾山口進入,雇用當地的退休警察等的戒護,與多家媒體一起坐車進入的。當然,那個時候的阿富汗屬於「退避勸告」的區域,可是誰也不以為意。在戰區的現場,外務省發布的危險情報不過是眾多參考的情報之一。
另一方面,在2014年突尼西亞的博物館攻擊事件,有3名日本人被殺害。就算是危險層級低的地方,被捲入恐怖攻擊的情況也不罕見。那時也無法要求日本政府負起責任。同理而論,批評安田是因為去到日本政府警告危險的地區才捲入事件,這個論點很奇怪。還有,責怪記者前往退避勸告的地區,也有失合理。
如第一點中所述,身為專業的戰地記者,安田是判斷沒有問題才行動的,遺憾的是,中途遭到綁架,這一點是身為專家的安田應該反省的。但這件事情與日本政府發布危險情報的狀況,並沒有直接相關。

4、日本政府營救人質是理所當然的嗎?

安田獲釋的背後,肯定有日本政府的努力與斡旋,這是無庸置疑的。為什麼營救安田需要那麼久的時間,以及進行交涉的經過,詳情都沒有清楚交代。即使沒有支付贖金,借助各個相關單位的幫助,在這個層面上,一定也動用了與巨額贖金不相上下的外交資源(也就是稅金)。雖然也有人認為日本政府在營救安田的交涉上消極,可是至少在獲釋的最後階段,為了營救安田而不眠不休的人應該為數不少。
幫助在海外身陷險境的國民是國家的職責,話雖如此,日本的主權管不到海外,而且那個國家的實力或是與對方國家的借貸、關係好壞等複雜要素都牽扯其中。
不是外交官護照,一般的護照就像是單純向當地政府請託協助這個人的證件,並不意味生命安全完全受到保障。萬一發生什麼事件,是以當地司法機關的處理為前提,可是在海外採訪若捲入麻煩是相當棘手,所以在行動上不得不謹慎。
在海外,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能力進行釋放人質的交涉,對沒有外交能力的小國政府是困難的行動(operation)。這次人質獲釋的背後,據傳協助的土耳其和卡達也有各自的盤算,儘管如此,應該也有因為日本所以才出手相救的要素吧。在這層意義上,安田應該感謝日本政府付出的努力;實際上,安田在記者會上也不斷地表達對政府的謝意。不管當中經歷多少曲折,身為國民的我,看到人質獲釋的消息,由衷地肯定日本政府的作為。

5、不要否定記者赴危險地區採訪的價值

這次最常聽到的意見是,政府警告不要去的危險地區,就不要進入採訪。如果多數人都認同這樣的批評,那麼支撐民主主義社會的新聞工作根基也將受到動搖。
媒體也好、記者也好,以商業目的為考量進行採訪報導是事實。就連安田本身,在敘利亞的採訪內容可能是提供給電視台,或在雜誌上投稿賺取稿費吧。就某個意義來說,是一種經濟活動,是出自私人動機。但是,要說只有這個的話,卻又不盡然。花上金錢和時間,冒著生命危險去到敘利亞,就算採訪報導很搶手,在現代應該也不可能像賺到一棟房子那樣的發大財。如果沒有使命感是做不到的。
在好奇心或想博取名聲的驅使下,記者依然堅持去到戰區,同時也是因為使命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幫助當地陷入苦境的人們,以及讓日本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多少盡一己之力讓世界可以變得更好。身為戰地特派員進行報導時,最鼓勵我的話語是來自當地民眾的聲音:「希望可以讓日本或世界的人知道這樣的慘況,想辦法阻止悲劇繼續發生。」身在戰區現場,沒有其他話語可以像這樣的聲音帶來勇氣。
傳達當地悲慘的狀況,就產生了讓日本讀者思考的契機,可以為在遠方受苦的他們做些什麼。如果可以認知到「今天的敘利亞也許是明天的日本」的危機意識,也有助於國民認知到安全保障的重要性。這樣的新聞工作,既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也與世界的公共利益有直接關聯。
在民主社會,因為有這樣的隱形機制在運作,記者才能夠每天提供有別於權力觀點的最新情報。就這一點來看,新聞工作不僅止於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擁有公共財的要素。
也正基於這一點,不管每一位記者或每一家媒體抱持什麼信念或立場,應是我們社會需要共同維護的一個底線。
對於安田的遭遇,如果說很多人都認為「他自己想去危險地區的,所以被抓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抱著隔岸觀火的心態,這個國家也未免太過犬儒主義(cynicism)。
安田這次在敘利亞的採訪任務沒有成功,但是為了將長期以來深受內戰所苦的當地聲音,傳達給日本人知道,堅守這份賺不了什麼錢的記者工作,帶著勇氣全力以赴。這樣的動機和行動,我認為世人應該給予最基本的尊敬。
若非如此,我們的下一代,沒有人會想成為報導戰爭的記者,這個社會裡面珍貴的東西也會銷聲匿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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