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村子裡50年來的第一場和平示威，有一支Nokia 6700手機，你，會怎麼做？拍照、錄影、上傳，菲里斯與大部份人做了一樣的事。只是他不知道，如此竟成為革命。

「你聞過血在燒的味道嗎？」我與他在歐洲見面，每個月他為了撐起非營利組織得花費7萬美金人事費用，逼得他四處演講、募款，他點了菸，談起他的Nokia手機。

與許多敘利亞城市相同，在2011年3月，Darra城兩名示威民眾被軍方槍殺之後，Kafranbel民眾在4月1日上街聲援，成為Kafranbel 50年來第一場示威遊行，菲里斯用Nokia記錄了一切。

隨後的發展，卻讓Nokia手機裡的和平抗爭，慢慢消失。戒嚴近半世紀的敘利亞，沒有媒體自由，2011的起義，快速被國家宣傳機器貼上境外勢力、極端伊斯蘭武力奪權的標籤，以透明、自由、改革為口號的和平抗爭，宛如不存在。

起義的第4個月，軍人響應，成立敘利亞自由軍，要求阿薩德下台的聲浪從四處湧來。但游擊軍對上有伊朗支持的阿薩德優勢不再，缺乏軍火和財源的叛軍，有的開始拿錢，為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土耳其、美國戰鬥；有的成為極端伊斯蘭組織，加入ISIS、蓋達。

Nokia鏡頭下，不再是和平抗議。同一座廣場，已是政府軍與叛軍對戰的戰場。

「2012年8月6日，2012年8月10日，2012年8月22日，2012年8月28日，2012年9月2日，2012年9月25日，2012年10月17日，2012年10月31日，2012年11月5日，2012年12月6日⋯⋯。」

菲里斯一個一個唸出，軍隊到鎮上屠殺的日子。

「我每次經過（屠殺發生的）廣場，還是聞到那味道，炸彈的味道、武器的味道，糧食在燒、蔬菜在燒、血在燒的味道。」菲里斯的「革命」從此變成兩塊：鏡頭中世人看見的「內戰」，以及藏在他和其他平民心裡對自由、改革、反貪腐的渴望。

衝突至今，50多萬人被關，還有至少40萬條人命死於戰火，老百姓內心的渴望，被一陣陣駁火、一具具變成屍體的親朋好友，壓了下去。壓不下去的，誰能給槍、能攻擊阿薩德，就跟誰走；或者冒死流亡，成為那500萬難民之一。

「全世界只知道ISIS跟阿薩德，夾在他們之間的敘利亞平民呢？」菲里斯問。

意外的是，菲里斯上傳的手機影片，給了革命延續的機會。

「手機影片上傳之後，有一些在海外經商的敘利亞人，給了我們一筆錢，要我們繼續把真實發生的事，傳上網路讓他們看見。」雖然只夠付3個人的薪水，但5、60個從各村子逃來的男子，開始投入社區工作，從新聞傳播組開始，記錄空襲、衝突、抗爭等，並傳上網。

即使政府軍佔領了城鎮，他們還是繼續。海外僑民再給錢，要他們照顧無家可歸的同胞，財務部門於是成立，以已婚五千、未婚三千方式發薪水，成立URB（Union of Revolutionary Bureau）。隨著政府軍佔領區越大，資金繼續向上，URB的社會發展救濟部門、戶政部門接連成立，發送物資、關注居民安全。

無人照顧的家園，加上革命內戰化，每年40萬份工作消失，等死，不如動手。

6年的無政府狀態，「養出」宛如小政府般的URB，逼出中央血庫、婦女職訓、3份雜誌、7輛醫療巴士、8個村子的兒童醫護中心、5個村的飲用水計畫。URB成為620多個全職、兼職員工的組織，救濟至少數千民眾。

這是菲里斯心中真正的革命，「（它）是和平的、非武裝的，來自非暴力的民眾，發自內心對尊嚴和自由的追求。」對他來說，革命就是「改良」國家，只能靠和平的公民運動實現。

戰場上要做到改良，他們除了救急，還創造工作機會，例如，在他們的課堂上，上過課的青少年，接著成為小小孩的家教。接著，他們趁著無政府狀態，進行文化傳承、新思想的教育，試著在48年的戒嚴之後，重新喚醒老百姓。已經成為收聽率最廣電台的Radio Fresh，是例子之一。

Radio Fresh於2013年成立，是一座24小時網路電台，放音樂、播報地方新聞、批評阿薩德政權和極端伊斯蘭組織對人權的侵犯。他們甚至雇用女性主持人，128名員工中，女性佔四分之一，近期開始製作網路電視。

結果是什麼？「我們的電台被攻擊了兩次，」菲里斯說，「我們批評阿薩德，被阿薩德軍隊攻擊，我們有女DJ被極端伊斯蘭攻擊，最後我們都不確定炸彈跟縱火來自於誰了。」電台所有的主持人，現在都用變聲器主持，分不出性別。

「改良」國家的下場，還有菲里斯胸口的三個疤痕。那是2名槍手在家門等他，近距離掃射留下的；他的臉，被蓋達組織分支努斯拉陣線，罩上兩次、綁架帶走；手腕、腳腕是繩索吊起的勒痕，車子被裝炸彈。

阿薩德政權視他作「引入西方資源、取代政府正當性」的眼中釘；另一邊，極端伊斯蘭組織稱他離經叛道，污衊伊斯蘭。都想置他於死地。

這些都不是他最在意的難關或代價，他在乎的是平民這關。

「50年的錯誤教育，讓大家有了錯誤認知。大家都非常懼怕阿薩德。」他說，一句敘利亞俗話是，牆壁有長耳朵，每3個人就有一個是政府的人。出身阿拉維派的阿薩德家族，是敘利亞中的少數教派，為了固權鋪下天羅地網，在咖啡店批評總統就坐牢3年的例子，不勝可數。

「我們和全球的人都一樣是『人』，應該享有思想和個人的權利，而不是像在阿薩德農場裡的羊、牛，用我們的奶水養他們，讓他們賣我們去賺錢。」菲里斯說。

根據曾是阿薩德父子左右手的前敘利亞副總統Abdul Halim Khaddam描述，敘利亞社會中的金字塔頂端，由不到20個阿薩德的親人、親信組成，控制媒體及大部份的貿易。阿薩德的表弟拉米．馬赫盧夫，是身價約50億美金的敘利亞首富，手握精品百貨、免稅商店、度假旅館、手機公司（Syriatel），控制了55％的電信市場，起義時，提供資金給支持阿薩德的示威，也竊聽運動者的手機。

以阿拉維派為核心的軍方，控制了通往黎巴嫩的主要道路，一邊靠著轎車、科技產品250%的課稅養大國庫，一邊卻進行走私，從黑市撈金。

政治上，從老阿薩德（Hafez al-Assad）1963年成功軍事政變至今，法律規定，總統必須來自復興社會黨（老阿薩德所屬政黨）、且無連任限制，同時以法制嚴控民間團體、民間集會，一名民運份子匿名在Human Right Watch報告中表示，「沒有合法註冊的管道，就像是把刀抵在我們的喉頭一樣，情報單位隨時可以以非法的理由，對我們（民間團體）下手。」

敘利亞不是沒有反抗的聲音。1979年，老阿薩德時代最大政敵、穆斯林兄弟會下的極端勢力「格鬥先鋒」，曾對阿勒坡砲兵學校發動攻擊，殺死83名阿拉維派軍校生，老阿薩德抓住機會，展開針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大規模宣傳攻勢，讓大多數敘利亞人認為，此攻擊是對阿拉維派的針對性攻擊，穆斯林兄弟會將摧毀敘利亞講求世俗化、反對宗教族群鬥爭的社會傳統，讓老百姓人人自危，並對起義心生反感。

1982年是另一次大型抗爭，穆斯林兄弟會在哈瑪市展開全面起義，蓄著鬍鬚、戴頭蓋帽的年輕人，透過清真寺上的喇叭呼籲人民響應起義，激進份子在阿薩德所屬的復興社會黨官員家中，發動襲擊。阿薩德隨即派來一萬兩千軍隊鎮壓，封城近一個月，進行清算式屠殺，死亡至少超過1萬人。

當時，穆斯林兄弟會提出的主要問題是，「你支持世俗的獨裁統治？還是極端保守的伊斯蘭統治？」加上大城市的商人社群、部落領袖並未支持，社會大眾雖然不滿阿薩德的獨裁統治，卻也不願落入極端伊斯蘭主義治國，不願放棄敘利亞的世俗化傳統。

兩次起義失敗，換來了主要反對勢力的瓦解，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大都被流亡、監禁、處決。

2011年的起義對象換成了小阿薩德（Bashar al-Assad），但其手段有過之而無不及，起義後不久，從監獄裡放出約6萬名極端份子，成為軍方往後掃蕩的理由。這次還多了外國勢力的介入（ISIS、蓋達組織、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土耳其），更落實官方宣傳：「一切都是美國人的陰謀」。

敘利亞人這次如何選擇？為什麼出現包括URB等，全國1045個公民組織？（延伸閱讀：7萬人在廢墟裡蓋起「夢想之城」）

以菲里斯為例，他們推動的公民運動，不但與宗教無關，還打破了許多伊斯蘭保守傳統，提倡女權、實現人人平等的民主投票、講求現代法治等，「我們不使用宗教觀點⋯⋯我們的夢想就是和別人一樣， 一個有自由思想、可以說話的社會，一個可以選擇領導人的社會， 一個人不會像是動物般被對待的社會。」

2011年的革命能擴散，最大的功臣就是眾人口中的「革命領袖」──阿薩德。

2000年6月，老阿薩德死後，45分鐘內快速修憲，將競選總統年齡限制從40歲下調至34歲，小阿薩德得以參選，以97.6％的選票，當選總統。

以透明、民主、結束對人民壓迫為口號，小阿薩德的第一次公開演說，邀請全國提出創意的方法，「熱情的參與這全新的政策！」政治上，敘利亞出現了短暫的大馬士革之春，經濟上，阿薩德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

前幾年，阿薩德的確弱化了西方勢力對其專制統治的批評，但不用多久，眾人發現，所謂「改革」的獲益者，是阿薩德家族的裙帶權貴。大馬士革研究及文獻中心主任納比爾薩曼估算，大約300個家族把持了敘利亞總體經濟。

極富階級的興起與老阿薩德仰賴中產階級、社會主義式的分配大不相同，小阿薩德接手時的敘利亞，已是中東第二窮國，2000年時，失業率兩成。阿薩德的開放政策來得太快，重創計畫經濟中長成的產業結構，又創造了大批失業青年，再加上2006年起連5年的嚴重乾旱，農作歉收、超過85%家畜死亡。同時，卻見每年學費一萬美金的私立大學開張，其他青年想要翻身，連創業登記都得賄絡。

「人們暗地裡說，第一個阿薩德要的是權，第二個阿薩德，要的是錢跟權，跟黑幫一樣，」前敘利亞共產黨青年黨部領袖Anis Hamdoun告訴我。

阿薩德曾經公開說：「自由與民主不過只是工具，就像國家穩定一樣。最重要的目標是成長、進步，任何把自由放在穩定之前，都是傷害成長的兇手。」而阿薩德十年間的一連串轉向、決策，都像是為人民的革命添加柴火，阿拉伯之春的風一吹，連社交網站都還沒普及的敘利亞，火苗就出現了。

在秘密警察監聽、網路管制之下，人們用簡訊、乒乓球展開抗爭。像是「今天要去婚禮」、「星期五去派對」的簡訊，暗指集會。年輕人在5,000個乒乓球上寫下「自由」，從大馬士革山頂往市區倒下，營造出維安部隊四處追乒乓球的畫面。

拿著Nokia的菲里斯並不孤獨，新的組織在各地如雨後春筍，地方協調委員會，自發形成。主力，都是與傳統反對派無關的年輕人。

Anis向我解釋，1985年後出生的世代，沒經歷過屠殺，沒有恐怖統治經驗，與上一代大不相同。「我爸的兩個堂兄弟被抓之後就再也沒回來了，上一代知道要生存，就什麼都不能做。」他舉例，阿拉伯之春發生後，上一代的人說敘利亞不是埃及，勸年輕人不要妄想，但新的一代，卻因為上一代的沈默，加深上街的決心。

「我都說，跪著的我們，敢跟阿薩德說不，敢上街，這場革命就已經勝利了。」菲里斯語氣漸轉激動，「50年、50年，我們終於醒了。」

「那時候，我被他們（努斯拉陣線）綁架拉上車，我就是想著這些，笑了出來。」菲里斯兩次被恐怖份子綁架，「我想（生命）大概是到這裡了，沒關係，我只是去跟隨我（死去的）朋友的腳步，我的生命並沒有比他們更可貴。我被蒙上面罩之後，還跟他們（綁匪）說笑，他們還問我『你知道你被綁架了嗎？』」 「我被吊起來時心裡蠻肯定的，我走了之後他們還會繼續。」菲里斯說。

不管是2015年春天的努斯拉陣線，還是今年的沙姆解放組織，當他們來到URB所在的Idlib省，都發現當地從開課、婦女發展，甚至到公民教育、實行公平公開投票，正在建立穩定的公民社會，極端主義並不能吸引他們。

這樣的改變，是我們「看不見」的敘利亞革命，全球看見的是列強勢力割據，而這樣的改變，則隱身在每個人的行動裡。菲里斯從一開始被居民稱為騙子、革命小偷、賺外國財，到現在超過6,900多人等待著加入URB。

敘利亞內戰走入第7年，在俄羅斯與伊朗力挺阿薩德之下，西方勢力縮手，叛軍武力推翻政權的希望越來越小。但不拿武器，不住豪宅，與員工一樣月薪一百美金的菲里斯，仍用和平保著初衷，進行寧靜革命。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東與非洲計畫負責人Lina Khatib指出，國際社會必須持續對公民團體提供資源，否則，敘利亞平民只剩下極端勢力或是重返阿薩德極權的選擇。

「若我們真的沒有錢了，我們也還是繼續一起生活，過下去，」菲里斯停頓了一下，「我們的領袖（阿薩德）還在，只要他在，這場革命死再多人都不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