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椅上的世界年度記者 蓋達、ISIS、真主黨都要他
2017年敘利亞居民在咖啡館觀看電視。( AFP PHOTO / George OURFALIAN)
2017年敘利亞居民在咖啡館觀看電視。( AFP PHOTO / George OURFALIAN)

革命前,敘利亞全國只有一家電視台、一家廣播電台、三家報紙,革命開始後,光是印刷刊物就超過500份。從廣播、網路電視到雜誌,「新媒體浪潮」不只是敘利亞人打破極權的革命工具,更是列強割劇平民心智、塑造敵人與英雄的主戰場。

在敍利亞難民位在德國的家中,我們越洋採訪了30歲的阿布杜拉(Hadi al-Abdullah),被無國界記者選為2016年度記者的他,戰火中已經失去兩位攝影師同伴,他說:「只要死去的不是『事實』,即使坐輪椅,我也要繼續。」

「我每天晚上回房間,都靠它『回到』敘利亞。」伊雅德3年前流亡德國成為難民,我們一起坐在柏林的咖啡店,他滑開手機,給我看他與家鄉的連結。半工半讀的伊雅德,每天臨睡前必定查看阿布杜拉的臉書。
「有一次我聽到化學武器攻擊的事情,我打開敘利亞的媒體,只有總統探望老者的新聞,空襲呢?屍體呢?真相呢?」敘利亞內戰7年,即使各方估算的戰爭死亡人數,從40萬起跳,而敘利亞官媒上,兇手卻只有恐怖份子。
於是敘利亞人常常提到阿布杜拉,不管是空襲的新聞,叛軍或是極端組織的專訪,還有敘利亞革命下的女權運動、兒童教育、百姓的各種掙扎等。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其他人到不了的地方,提供平民觀點,揭露世界看不見的公民力量,讓他獲得2016年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年度記者獎。從此「輪椅上的記者」之名,廣為流傳。

真正需要的急救是「被看見」

記者之名背後的他,其實是名護士。
革命開始時阿布杜拉24歲,剛從護理學校畢業,成為講師,革命開始出現傷亡,他成為第一線的救難人員。一場場空襲、一次次磚瓦裡的奔波,他想自己的努力搶救,真的能停止人們一直死亡、停止家的崩壞嗎?「我那時候一直問自己,做什麼事,才是國家真正需要的『急救』?」阿布杜拉說。
讓發生在敍利亞的空襲被知道,是他試圖「止血」的藥方。
他發現,每天飛過的俄羅斯戰機,怎麼從來沒出現在媒體上?國際媒體被禁止進入敘利亞,加上敍利亞總統阿薩德掌握所有官媒,輪番轟炸之下革命軍節節敗退,他想讓現場傳出去,也想向世界求援,於是他開始記錄每場空襲、搶救,試圖用網路上的曝光,找來外援,祈禱能停止轟炸。
「在他們眼中,光是說出事實,你就是在挑戰他們,」6年之後,30歲的記者阿布杜拉,不只多了數萬名閱聽眾,也有了眾多的「敵人」,包括伊朗、俄羅斯、庫德族PKK部隊、ISIS、蓋達、阿薩德和伊斯蘭極端組織等。
用自媒體記錄內戰、實踐革命,他並不孤獨,6年內戰裡,村落女性到海外商人,一個個前仆後繼跟著這個腳步。根據敘利亞媒體革命聯盟(Syrian Media Action Revolution Team ,SMART)統計,革命後3年之間,境內冒出500份刊物、20家廣播電台、298份地區或全國性報紙。革命前,敘利亞只有一家國營電視台、廣播、3家報紙。 阿布杜拉是幸運的,雨後春筍冒出的芽,大都被極權政府像打地鼠般拔掉。漫畫家Ali Ferzat用嘲諷式的政治漫畫,畫出阿薩德的貪污,結局是兩手碎掉的骨頭。歌手 Ibrahim Qashoush用網路發表作品,成為革命之歌,流過街道鼓動起義,卻也把自己成為河中,一具喉部割開、聲帶外露,緩緩飄流的屍體。
根據人權組織Violation Document Center統計,光是2011年,人民上街革命的第一年,阿薩德政府軍及軍閥就殺死307位新聞工作者。2017年,全球媒體自由指數調查,敘利亞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77。
「我的枕頭下,一直都放著一把槍,」阿布杜拉說,雖還活著,但每一天都周旋於各方勢力之間。
被選為2016年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年度記者,30歲的阿布杜拉(Hadi al-Abdullah)說,「我的枕頭下,一直都放著一把槍...。」(圖/阿布杜拉提供)
被選為2016年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年度記者,30歲的阿布杜拉(Hadi al-Abdullah)說,「我的枕頭下,一直都放著一把槍...。」(圖/阿布杜拉提供)
先是阿薩德政權要他們跟隨官媒說法,以「極端伊斯蘭武裝起義破壞國家穩定」的論調報導;接著是2013年伊朗也介入要脅。原來,阿布杜拉拍攝的影片中,竟出現了伊朗的盟友、真主黨指揮官的屍體。「他們先是要求我刪除,後來說要給我100萬美金,換檔案。不然就是分屍。」
伊朗與俄羅斯的介入,正是阿薩德在2年挫敗後逆轉劣勢的關鍵,他們的空中戰機確保了叛軍勢力的崩毀,而伊朗帶來的戰士們則救援了軍隊紛紛叛變的阿薩德。兩股力量,讓當時仍保有自主性的敘利亞自由軍從此成為劣勢,得不到歐巴馬政府的支援,他們轉向極端勢力。
阿布杜拉拍到的真主黨指揮官,成為關鍵證據。
阿布杜拉不肯配合的情況下,讓逃亡黎巴嫩的阿布杜拉父親,竟被真主黨綁架、凌虐、棍棒痛毆。阿布杜拉只能向西方國家求援,被釋放的家人奔逃土耳其,沒想到,再遭到暗殺。從此阿布杜拉採用化名,並拒絕任何關於家人現況的提問。
ISIS也向他招手。
「他們問我,要不要加入他們,帶領媒體部門,」阿布杜拉拒絕,換來他們砍頭的威脅,另一支極端勢力,蓋達組織的分支──努斯拉陣線
al-Nusra Front ,敘利亞內戰開始後,於2012年1月23日宣布成立,並成為內戰中一支強大的參戰力量。
被聯合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俄羅斯、英國、美國和土耳其認定為恐怖組織。
,同樣上門招募,「拒絕之後,他們轉而要求我不加入別人,以及不批評他們。」他不肯,換來了綁架,還好阿布杜拉長久耕耘地方,反而讓初來乍到的努斯拉陣線被街頭上抗爭的民眾逼退,努斯拉陣線為了取得地方民眾的支持,只能把阿布杜拉放了。

不管誰先走,都要繼續下去

「6次受傷,3次被刺殺,」阿布杜拉為自己的工作總結,「以及失去了兩位攝影師。」
敏感的他,在電話那一頭沒有忍住,悲傷跟思念塞滿頻寬,柏林這頭的我們不敢吸一口氣。他道了歉,告訴我們,兩張攝影師的照片,就放在他的床頭,他常常坐在現在跟我們通電話的位置上,對著照片說話,一不小心,有時候講上一、兩個小時。
兩張照片,兩次立誓,阿布杜拉試著回憶其中一段。 2016年,就在他與攝影師住的公寓,一個暗殺炸彈讓兩人陷入重傷,被送至土耳其急救。阿布杜拉腿部骨折,攝影師Issa重度昏迷,必須再次起飛,送往德國搶救。但在抵達機場之前,他就宣告不治。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一起開始當記者,一起受訓,一起生活,一起決定堅持下去。」阿布杜拉陷入長達一個月的憂鬱,不敢再碰攝影機的鏡頭,但還有空襲的聲音,房裡還有寫著PRESS的防彈背心,日夜以淚度過。「我喝水、吃飯、開車,都看到他。」陷入嚴重憂鬱的阿布杜拉,直到Issa的媽媽探望,他立誓要為夥伴繼續下去,才又坐著輪椅復出,帶著誓言回到現場。
沒想到,第二個夥伴,又在採訪途中身亡。
阿布杜拉說,「我跟他發過最大的一次脾氣,是一次採訪時,他粗心讓頭部受傷,我承受不住又要失去夥伴的壓力,我警告他如果跟著我採訪的路上,他再讓自己受傷,我就立刻跳樓,結束這一切。」傷口再次被撕開,沒想到同伴的回答比他更堅定,「他跟我說,我們來立誓吧,不管誰先走,都要繼續下去。」
「真的值得嗎?」我問他。
從護理科系的老師成為記者,內戰中的他不只是6次受傷、3次刺殺、2次絕別,4年前,他的未婚妻跟著全家流亡出逃,女方爸爸不幸喪生,在爸爸屍體前女兒立誓,不會冒險回到國內。阿布杜拉的選擇則是拒絕離開,兩人至今沒再相見,只能解除婚約。
阿布杜拉在敘利亞所做的報導。
「我能夠停下來嗎?」他反問我。「任何有腦袋的人,都知道自己必須做一些事,」阿布杜拉形容,他眼中是荒漠中冒出的新草原。

新媒體浪潮是革命的關鍵

每天, 他在7個城鎮的地下室裡,為一、兩百人上課,包括剪片、寫稿、媒體識讀、歷史,上課的男女老少都有,以10到20人為一單位,分時段,偷偷進入地下。
希望正在長成,他捨不得放下。他認為經過6年,民眾已經看清,不管是阿薩德、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或帶著伊斯蘭之名的各個組織,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要他們拿槍,或是要他們守規矩。革命中的「新媒體運動」就像一名照妖鏡,各方勢力舉的旗子再偉大,最終都走上反言論自由、反公民權力,「只能靠自己,」6年之後,老百姓了然於心。
任職於德國非營利組織Media in Cooperation and Transition ,也曾是廣播電台主持人的敘利亞難民Majid觀察,新媒體浪潮的出現,雖然後期成為各方蠱惑人心、搶話語權的場域,但仍是這場革命的關鍵。
第一,各種新媒體打破了集權統治半世紀後,敘利亞「沈默之國」的文化。第二,革命前兩年,平民與阿薩德政權的對抗,是靠著新媒體才能彼此組織,鼓勵公民團體繼續堅持,同時也讓民眾和國際確信,這是一場由平民自發的跨族群抗爭。第三,在革命後期各方勢力介入、敵我難以分辨之時,言論自由的底線,才是成為定義真正革命力量的指標。
正在培養新一代公民記者的阿布杜拉,談起現階段在敘利亞當記者,他認為,「當記者是在寫歷史,你可能會死,但留下的報導是讓這個國家能夠往前的根本。」阿布杜拉說的,是過去6年,各區域的地方報紙、網路影像,協作了一部多元觀點,讓敍利亞走下去的動力。在過去極權的敘利亞,異議的聲音不可能被聽見,更別說分辨是非黑白、公共議題的討論等。
但現在,「從那些(報導)內容,我們能自己判別,誰操弄仇恨、外國勢力為什麼不代表希望,為什麼極端伊斯蘭是危險的⋯⋯我們試著想像未來的敘利亞應該具備什麼,我們能扮演什麼角色。」阿布杜拉說。
「我們是在做一件阿薩德辦不到的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阿布杜拉諷刺著阿薩德2000年上任時給的承諾,「敘利亞人也要有人權,不分膚色、宗教、家庭背景,都被視為人,沒有歧視。」
像是突然解放一樣,內戰的混亂、外部的資源,加上尋求公民社會的渴望,青年們,尤其是女性,一開始不敢到課堂上上課,像阿布杜拉的7個教室曾被縱火、被關閉;但漸漸地,有人提供較安全的地下室,甚至在上課時提供保姆服務,讓媽媽也能前來。
「男人都死了,女人知道要擔起責任,而國家都變成這樣了,靠自己的頭腦看清未來,別再盲目相信以宗教為名、以國家利益為名的政治人物,這些,大家都知道了。」
地底下的覺醒,是阿布杜拉願意付出一切、成為其一的運動、潮流、信仰,是敘利亞等了半個世紀的改變。
而在當權者眼中,這群公民又是什麼呢?10年前,同樣的嘗試,或許揭曉了答案。
2007年6月,7名學生被捕,包括兩名來自阿薩德所屬的阿拉維教派。他們的罪名是在網路上討論政治改革,所以必須入監。逮捕他們的官員寫道,除了追求政治改革,「這些青年比蓋達組織還危險,因為他們從各個教派而來。」
被消失的革命:敘利亞的血色公民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