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疫──2019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當疫情燒上國家音樂廳舞台:一個小提琴家、勞工與母親的自主健康管理觀察

來台演出的澳洲音樂家布萊特・狄恩(Brett Dean)在3月5日確診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震撼台灣藝文圈。國家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手卓曉青,在經歷了自主健康管理後,受訪分享這段期間身為「藝術工作者」、「母親」、「疫情關係人」種種角色的心路歷程。

228連假,國家交響樂團(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NSO)與澳洲中提琴家兼作曲家狄恩(Brett Dean)同台演出,希望透過音樂力量,陪伴樂迷度過COVID-19疫情的困難時刻,全場動容。但當狄恩返抵澳洲後於3月5日確診,一切都變了調。

狄恩在台9天,接觸者420人,其中147人包含NSO音樂成員、飯店人員、司機、記者等須居家隔離,其餘自主管理。所幸,30名採檢的NSO成員,結果皆為陰性。

在《傳染病防治法》規範下,確診或隔離觀察中的民眾個資受到保密,以免引起歧視或隱匿病情。但是,與狄恩的同台演出,讓總是迎向觀眾掌聲的NSO團員驟然面對迴避目光,種種猜疑與標籤,打亂團員的生活步調。

《報導者》採訪曾與狄恩同台、已完成自主健康管理的國家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手卓曉青。疫病蔓延時,她除了是一個在觀眾期待、樂團運作與演出者防疫需求間拉鋸的平凡勞工,同時,也是位揪心的母親。

以下為卓曉青的受訪紀要,以第一人稱口述方式呈現:

2月初,教育部宣布高中以下學生延長寒假兩週,我小學三年級的女兒聽了高興得不得了,小朋友嘛。

現在回想,整件事(國家交響樂團的COVID-19風波)就是在那時候開始的。當時NSO正在準備開工後的第一場音樂會,COVID-19的確診病例已經開始在不同國家出現,病毒特性和傳染途徑的消息每天都有更新,飛沫、接觸,甚至有無症狀患者。政府的防疫態度,從一開始就是高規格,我感覺這次的氛圍和以往的流行病很不一樣。

我感到不安,樂團的工作狀況特殊,觀眾群聚,團員也高密度群聚。NSO的團員將近100人,樂手們併肩坐在一起,在密閉音樂廳裡排練和演奏,這樣的職場安全嗎?

工作須群聚,樂團成員難有效自保

那時美國的波士頓交響樂團已經取消包括台灣的亞洲巡迴,但文化部、疾管署尚未宣布暫停國內藝文活動,所以我們的音樂會照常舉行。一名同事和我開了第一槍,呼籲樂團升高防疫規格,兩廳院開始為觀眾量體溫,上班前樂團也幫我們量體溫,但我們知道,發燒並不是COVID-19的必要指標,體溫正常不代表不會傳染,就算我們和觀眾席有距離,也擔心病毒會不會變異出更厲害的傳播方式?

不斷呼籲下,最後樂團與團員達成共識:大家能在排練時戴口罩,也有部分弦樂手戴著口罩正式演出,只是管樂手欠缺防護的問題還是無解。

這點出一個問題:無法戴口罩的管樂手、歌手,以及有大量肢體接觸的舞者、劇場演員,演出時都暴露在疫病傳播的風險中。人們討論表演藝術的防疫問題,似乎都把焦點放在觀眾的防疫措施,很少人探討表演藝術工作者能如何有效地保護自己。

我打電話、寫信問主管機關,希望能得到解答,回應就是依法行政。我也諮詢過律師,發現就算我們的工作型態特殊,樂團的開工機制,包括調查團員出入境資料,天天上班前為大家量體溫,都有符合法規的標準。

2月中旬,大甲鎮瀾宮媽祖繞境進香活動決定延期舉行,室內大型藝文活動的演出時間是否更動,依舊沒有得到社會太多的關注討論。當我戴著口罩排練,我沒有憤怒,只覺得有苦難言──為難的地方是,縱使表演藝術工作者有權要求安全工作,一旦活動延期或取消,卻代表立即的財務危機。在NSO工作是幸運的,我們的薪水不因演出行程改變受影響,換成民間的表演藝術工作者,這很可能意味喪失收入。員工在乎的是健康,老闆關切的是樂團生存,現在都說防疫要超前部署,但當決策牽動一個團體、一群工作者的存亡,我們能跑得多前面?

身為人母,對病毒的憂懼強過對音樂的信仰

和狄恩排練那幾天,聽著他的咳嗽聲,我感到害怕,又暗暗希望是自己大驚小怪。228同台演出時,我們的指揮呂紹嘉老師在安可曲之前溫情喊話,希望音樂能在這個艱難時刻帶給大家力量。這段話很動人,我似乎聽到呂老師的哽咽,許多觀眾流著淚看完演出。這個疫情節骨眼,來聽音樂會的大都是愛樂者,音樂是他們生命的重要寄託,用音樂為聽眾服務,原本就是音樂家的職責,我想呂老師也是以這個角度詮釋音樂家的責任。我以前可能會和大家一起動容,這次卻覺得自己像鐵達尼號上的樂手,一面拉著琴,一面跟著船沉入海底。

我在NSO工作22年,經歷過SARS,那時的疫情與社會恐慌同樣嚴峻,當我看著樂迷戴口罩聽音樂會,心中沒有害怕,只覺得參與了歷史的特殊時刻。17年後,同樣面對一片口罩海,我卻無時無刻提心吊膽。

我向來是樂團事務的旁觀者,只想著專心拉琴,很少在群組裡說話。但這次疫情爆發,我不斷在群組扮黑臉,和同事建議樂團提高防疫措施、謹慎評估是否要依計畫出國巡演。這樣的轉變,讓我自己感到驚訝,我一直認為舞台和音樂就是我生命的熱情,但這次的疫情讓我動搖了。

我只能不爭氣地承認,SARS時我還年輕,只要顧好自己,現在身為人母,在我心中,病毒威脅已經強過音樂的偉大。為了女兒,我得積極發聲,自我保護,不能抱著樂器滅頂。

當澳籍音樂家確診,如點燃炸彈引信

3月5日晚上,我在外面吃蚵仔煎,電視轉播指揮中心的臨時記者會,我看到文化部長鄭麗君出現在螢幕上,就有種感覺「完了」。

指揮中心公布狄恩確診那刻,好像有顆炸彈在我臉前引爆,連鎖反應般的問題在我腦裡炸開:我現在該隔離還是自主管理?女兒明天還要不要上學?該怎麼跟家人解釋?萬一我感染,會不會已經害了他們?

那當下,NSO上層還來不及告訴我們該怎麼做,整個群組已經叮叮咚咚響不停。大家都嚇壞了,每天關注的新聞,怎麼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記者會還沒開完,我手機已經湧進快100條私訊,幾天前一起吃飯的朋友問我,她需不需要自主隔離?我說我連現在自己要不要隔離都不知道。我是被炸到的人,還天旋地轉,怎麼一下子就要向好多人交代自己也不明白的事?

我告訴自己冷靜,先打電話把女兒例行的羽球課停掉,以免她成為同學的焦點。接著想,她正在爺爺奶奶家,我該去接她嗎?會不會反而害到她和兩位老人家?女兒之後會不會被同學排擠?我最近和那些人碰過面,該逐一告知我的情況嗎?排山倒海的恐懼把我壓垮,我想哭哭不出來,一回神,已經在那間蚵仔煎店呆坐2個小時,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接著我收到自主健康管理14天的通知,決定先搬到之前為準備考試租的小套房,確定樂團平安後再回家。房東已經看到NSO的新聞,塞來紙條,建議我最近別跟大家共用衛浴。

我打電話給女兒,說媽媽工作的地方出了些跟疫情有關的狀況,保險起見,這幾天先不去接她,她立刻大哭。我之前帶她讀過COVID-19的教學繪本,她對防疫有概念,但現在就是無法理解媽媽為什麼不能回家。隔天上學,她在校門口打給我,哭著問我有發燒嗎?我說沒有。有生病嗎?我說沒有。那媽媽為什麼不能來?我說要等大家都OK,我才放心去見妳,她反覆問我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我突然覺得這是世界最遙遠的距離,女兒的眼淚讓我心碎,我卻不能抱抱她。

檢疫還沒結果,彷彿已成「人形病毒」

幸好女兒沒有受到異樣眼光,倒是我有這樣的經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開始覺得全身不對勁,冬天常有的喉嚨乾癢症狀一下子放大,讓我害怕起來。去掛耳鼻喉科診所,醫師聽到我是NSO團員嚇一跳,幸好檢查沒異狀。

我詢問醫師,1922專線講到,若在自主管理階段突然有症狀,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到你這裡採檢?他建議我到大醫院,因為萬一我確診,診所就得關閉14天。

或許其他患者聽見我們的對話,臨走前,我聽到有病人緊張地問醫師怎麼有人在問自主管理的事,醫生說那位是國家交響樂團團員,患者著急地問:那我坐在她待過的診間裡有沒有關係?

說來諷刺,從前大家知道我在NSO工作,語氣都帶著欽羨,現在一聽就跑光了。檢疫結果還沒出來,我已經變成人形病毒。疫病不只影響我們的健康,還勾出人心的猜疑,分化彼此的信任。

疫情蔓延時,重新檢視藝術從業者的工作權

政府將藝文團體形容成國家門面,但每逢天災人禍,藝文團體能得到的補助比例總在各項振興方案中敬陪末座。這次文化部投入15億紓困
包括行政院會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通過的8億元特別預算,以及文化部從文化部公共建設計畫中移出,報請行政院核定轉為「移緩濟急」的7億元預算。
,相對於600億的紓困特別預算如九牛一毛,當表演者基於健康考量暫停工作,或疫情導致票房慘澹,這筆經費能幫助國內6,000多個藝文團體度過風暴嗎?

當波士頓交響樂團決定取消亞洲巡演,他們在官網聲明用粗體字寫著,雖然做這個決定很不容易,「觀眾、音樂家以及所有巡演相關人士的安全,是樂團最首要的考量」。藝術再怎麼崇高,依舊比不上生命、比不上人,一個有高度的藝文團體,決策以人為本。觀察整個事件到現在,我給自己的提問是:藝文團體的主事者從什麼角度思考?營收與團員安全的比例怎麼拿捏?政府的介入支持,又會如何影響主事者的決策?

這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大哉問,但這場疫病或許是個機會,促使我們叩問問題的核心──國家和社會如何定位藝術工作者?平日是否重視他們的生計?這工作性質特殊的群體,如何享有職場的安全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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