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疫──2019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評論

張碩尹/抗疫浮生錄:從英國到西班牙,我們陷入道德選擇題

COVID-19肆虐,對習於跨國工作的現代人帶來巨大難題。圖為一名戴口罩男子,走過倫敦一處的塗鴉牆。(攝影/AP Photo/Matt Dunham/達志影像)

從文化塗鴉藝術出發,藝術家張碩尹過去10年專注在行動與裝置藝術,他的作品跟著他到荷蘭、紐約、莫斯科、西班牙等地展覽,也讓他成為一個跨國工作者。這些年,他與妻子(西班牙籍的文化研究者)以倫敦為主要生活場域,養育一個3歲男孩,在歐洲創作。當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歐洲,張碩尹即身處確診數排歐洲前5名的國家──英國與西班牙。

當跨國工作者的家庭面臨疫情對歐洲強大的衝擊,在各國不同調的防疫政策下,他們如何自處?

2020年2月,我在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準備著「台北機電人」展覽,也跟家人過了難得的農曆春節,這時候開始,台北街頭已是人人戴口罩、藥房前大排長龍的防疫景象,而西方國家卻活在一個平行的宇宙,佔據《BBC》頭版的無非是奧斯卡頒獎典禮、歹戲拖棚的脫歐,以及暴風過後幾個英格蘭小鎮的淹水災情。但疫情很快地在某個時間點陡升,一個沿著陡坡而下的巨大雪球迎面衝往歐洲各國。3月6日,我離開台灣,抵達一家三口居住的英國倫敦時,迎接我們的,是一座又一座的危城。

英國:「低強度」防疫下的霧都,山雨欲來

抵達英國的三月天,希斯洛機場入境大廳仍一如往常地繁忙,成群從度假勝地歸國的旅客推著行李,被陽光烤紅的肌膚上是沒有任何防護配備遮擋的燦爛笑容,所有人在沒有檢疫站、健康量表與任何措施的阻擋之下,長驅直入。

倫敦儘管表面上平和,疫情的爆發卻激起了所有人的恐慌意識。剛回來的幾天,首先每週來家中打掃的波蘭阿姨一聽到我剛從亞洲回來的消息,第二天馬上消失辭職不幹;在地鐵,亞洲人首次有種生人勿近的流氓體驗,不僅眾乘客總是把隔壁的位子讓給你,站在空空如也的電梯中,推著嬰兒車的媽媽還是會很客氣請你先上。

3月中,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發表演說,指出在這場世紀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當中,無數的英國家庭將失去家中摯愛親人;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也表示在目前無法根絕病毒的情況下,與其封城鎖國,不如讓夠多健康的英國人先被感染產生「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不僅能為隔年冬天疫情再次爆發做準備,還能保護老弱婦孺等高危險族群;3月的那段時間中,英國政府仍不禁止大型聚會、不停課、不檢測、輕微症狀者只在家中隔離7天的「低強度」防疫政策。

消失的同學、NHS的考驗

僅管疫情讓人擔憂,倫敦這座城市的節奏一如往常地緊湊,而我的生活也一如以往地雜亂:早上在一片哭叫聲中匆忙打點,在搖晃的公車中啃著早餐,把小孩送去幼兒園後直奔工作室,在尖峰時段的地鐵裡與推擠的人群分享著彼此的鼻息與口臭,晚上拖著身軀走在回家路上,心裡也不禁懷疑,這個城市連延續百年的鼠患都無法解決,將如何面對新型病毒的肆虐?

兒子幼兒園裡的一連串謎團,也讓生活增添了些詭譎氣氛。一開始,只是零星幾個同學請了病假,接著Leo、Linda到Mateo,一個個學生神祕地消失,連老師都接二連三地曠職;我每天接送小孩上下學,只見愈發冷清的大廳與面色鐵青的園長。一週後,學校果不其然地宣布關閉。僅管活蹦亂跳的3歲兒子與我都沒有明顯症狀,但妻子卻持續低燒與呼吸急促,她的身體感到疼痛,面孔因呼吸困難而蒼白。深夜,當她頹倒在沙發時,我看著那張靜止的面孔,下意識伸出手指探了探鼻息,在均勻呼吸穿過指尖之時鬆一口大氣。

如此漫長又痛苦的日子過了數天,眼見症狀沒有減輕,無計可施下,我們在手機中按下了求救鍵,話筒那端則響起了悠揚的樂曲與忙線中敬請稍待的電話錄音。(註)
當時,許多原本做醫療第一線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ce)因為疫情群聚的考量,已然關門,除了拿來用諮詢之用的111,求救無門下只能選擇999。

那天的我坐在床頭,在足足40分鐘的漫長等待中腦海閃過無數念頭。首先,是失去伴侶的可能性,我回想著從年輕的無憂無慮至近期的柴米油鹽到現在的生死之間;接下來,我想到自己的可見未來,就連幫兒子包尿布都會漏糞的我,將在疫情肆虐的倫敦城中,孤立無援、食物短缺。思緒至此,一股由衷而來的恐懼感襲來。

停在家門口的救護車引起街坊鄰居的一片恐慌,在窗簾後方一雙雙驚恐眼神下,醫護人員踏入了家門並在30分鐘後離去,原因是妻子並非「高危險族群」(如高齡者與慢性病患)、也沒有「嚴重症狀」(如高燒不退),在沒有任何檢測與安排入院治療下,醫護人員建議妻子多喝水、多休息、在家調養即可;之後幾天,我們展開了一場與救護車的拉鋸戰,每次,姍姍來遲的救護人員均用各種理由將我們草草打發,但眼前缺氧窒息的妻子臉色已從慘白轉為鐵青;看著揚長而去的救護車,自己才理解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殘酷現實:我們已被醫療系統所拋棄。

2020年3月21日,居住在南倫敦佩克漢姆(Peckham)的凱拉.威廉姆斯(Kayla Williams)出現呼吸困難與全身疼痛等症狀,應求救專線而來的醫護人員因其「症狀輕微」而拒絕醫治,隔天,威廉姆斯死於家中,時年36歲。威廉姆斯的故事,只不過是瘟疫英國其中的一小篇章。

如此的醫療現象,其實是過載的「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在COVID-19疫情下所面對的困境。

身居防疫第一線卻問題百出的NHS成立於1948年工黨時代,為透過全民徵稅所支持的醫療安全網,它曾是英國社會公義的驕傲,但在保守黨政府長年刪減預算下遊走在破產邊緣。NHS就像是個老態龍鍾的英國老太婆,其反應遲鈍令人詬病,但偶有值得緬懷的可愛之處──它的組織龐大、效率緩慢、候診時間令人髮指;它的醫護人員超量工作抗議頻傳,長久以來的人力不足問題還因脫歐而增加了複雜度;僅管如此,具開放性與包容度的NHS,不論國籍與出身均提供相同的免費醫療(註)
非歐盟人士則需每年繳交加保費用。
,也有完善的病歷追蹤、順暢的醫院轉診、強調病人隱私的保障。

但COVID-19疫情的來襲,凸顯出NHS捉襟見肘的醫療系統、過低的重症監護病床數──英國每千人平均床位為2.3床,遠低於日本的13床、韓國12床、俄羅斯與德國8床、法國6床。如此醫療現狀,與高度依賴全球金融的經濟,造就了英國此次的防疫政策。

妻子遲遲未癒,一家陷入道德選擇題

當下,我們面對的是兩項人生選擇題:選擇一,在倫敦等待著「輕微症狀」消退的一天,但一旦症狀加劇、性命危在旦夕,便只有坐以待斃、自生自滅一途;選擇二,前往其他地方尋求醫療協助,但也意味拖著病體進行長途旅行,除將自己暴露在更多的病毒之中,多少增添其他旅客的染病機率。瘟疫蔓延之時,我們所面對的是難解的道德困局:面對危險,是以追求個人福祉為優先,或以阻絕疾病傳播的大我為重?自疫情爆發後,網路隨處可見對染病逃亡者的撻伐,似乎這些人都是沒心沒肺的自私之輩,但一旦轉換至真實生活,在眼前的至親與抽象的道德觀念之間權衡輕重,我好奇又有多少人有勇氣選擇後者?

在數天考慮與搖擺不定之後,我與妻子在人生選擇題中勾下選項,並打包著前往西班牙的行李。3月中旬時,英國確診人數兩千出頭,但我和妻子決定回到妻子的故鄉,前往確診人數破兩萬、死亡人數破千的西班牙,此計畫乍聽下不合邏輯,但其實,國土廣大的西班牙由17個自治區(Comunidad autónoma)所構成,在馬德里的中央政府之下,每個區均掌握各自的醫療自主權,如此的劃分,儘管造成通訊混亂、中央地方不同調等矛盾防疫政策,但也讓自治區具有較高的機動性,保障了幾個重災區之外的偏安。例如在疫情之初,加泰隆尼亞(Catalonia)政府便先中央一步進行人口的控管。

那晚,我們的目的地是妻子老家,位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亞(Galicia)自治區。除了當地有家人支援之外,加利西亞因地處偏遠、人口稀少,醫療資源尚屬充沛,疫情仍在可控制範圍之內。

在前往機場的路上,車窗外是行人冷清的倫敦街頭,少了觀光客的坎頓鎮鬧區(Camden Town)像是五光十色的廢墟,儘管如此,市內交通卻是叫人抓狂的壅塞,在此非常時期,許多人已放棄大眾交通工具、轉而在靜止的自家車上集體浪費生命;在狹小的車廂中,我們一家三口全身披掛雨衣、口罩與醫療手套,如此嚇人景象讓不少行經路人大驚失色,同時,車子龜速的行進速度也讓妻子陷入重重焦慮──當下已是3月26日,歐洲各國紛紛關閉國境、航班一個個取消的時期,一旦被困機場等待遙遙無期的班機,一家人是否撐得過如此充滿未知的旅程?

西班牙:全國緊急狀態,大城宛如戰場

在西班牙,機場大廳是一大票嚴陣以待的警察,不斷複誦的廣播提醒到訪者避免彼此觸摸、保持兩公尺以上的距離;我們過了海關、領了行李,在停車場看到一台黑色廂型車,駕駛座上是我那戴著面罩、全身穿著防護衣的小舅子,四人沒有握手、擁抱,只有面罩深處四目相交的眼神;我們鑽進了後座,發現裡面鋪著滿是漂白水味的白色布簾,像是某齣荒野棄屍的公路殺人電影。

小舅子告訴我,西班牙的幾個大城如馬德里與巴塞隆納已如同戰場,病毒來得又兇又猛,醫療系統應聲崩潰,幾個省分如安達魯西亞(Andalusia)或加利西亞尚且偏安,但4月高峰一來,未來也是難以預料;現在,不論你是退休人員還是醫學院學生全都被拉去醫院,一線球員打完、黃金投手用盡,連坐板凳的也一起下海。在深夜,車子疾馳於公路,一小時的車程上沒半輛車,像是電玩遊戲;下了交流道之後,夜晚下的市區一片荒蕪景象,燈火輝煌人行道上空無一人,偶爾只在哨站上瞥見一閃而逝的恍惚人影。這時我才意識到,現下的西班牙已然是個戒嚴國家.

彼時確診與死亡率直逼義大利的西班牙,正在經歷近代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篇章。其中原因,首先是政府的反應過慢,在疫情初期仍允許大型賽事與集會的舉行;在疫情爆發之後才發現醫療設備的短缺、仰賴中國出口;當病毒在私有化、醫護人員不足的養老院蔓延之時,造成的是慘絕人寰的悲劇──當軍方進入院中時,發現的是許多遭遺棄的老人直接死於床上。西班牙擁有全歐最完善的醫療體系之一,但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也讓這個系統經歷長達10年的刪減預算,西班牙的每人平均醫院床位只有德國與奧地利的三分之一,但仍高於英國與美國。

3月13日,西班牙總理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宣布全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Estado de alarma),儘管許多亞洲媒體愛以「封城」形容,但兩者仍有本質上的不同:相較於斷絕交通網絡與人口流動嚴格控管的武漢封城,西班牙緊急狀態限制的是部分的行動自由,其縮減大眾運輸、關閉酒吧、餐廳、娛樂場所等「非必需商業活動」,被勒令待在家中的西班牙人仍然能夠外出購買食品藥物,與處理生活中的必要事務(如蹓狗與倒垃圾)。

偏安西北數日子,人生被按下暫停鍵

在西班牙的這段時間當中,因緊急狀態之故整天困在屋內數日子,打開新聞放眼所及盡是讓人膽戰心驚的數字──光在4月4日西班牙與英國各有700多人過世,同時政府卻認為是個好消息因為疫情已然「趨緩」,殊不知幾個月前,連一場20人死亡的火車出軌都被當成國家悲劇。儘管外面的世界在燃燒,無聊才是每日生活的基調,除陪伴家人、寫字、澆花之外,便看著窗外的日升日落、人生歲月的流走,久而久之物質慾望也愈來愈少,偶爾,我會提著一袋垃圾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遊走,在街角的陽光下偷抽菸,突然覺得人生其實還滿不賴的。

就在我們抵達西班牙後沒多久,醫院來做篩檢,兩次的檢查結果是一家人皆陰性,照醫生的診斷,妻子所得的是支氣管炎加上過度緊張。在虛驚一場後,也不禁對整件事情的荒謬感到好笑。

上週,倫敦的媽媽團群組傳來照片,告知眾親友家中新生兒誕生的消息,各方恭喜與祝賀湧來,好事者詢問生產過程順利與否,只見那位媽媽悠悠地說因現下醫療系統已然過載,求救無門下,此次生產是在家中浴缸自行解決。此回答瞬間讓討論串陷入沉默,看著訊息的我卻湧起了一股熟悉的孤立無助感。

我想,這位新生兒、威廉姆斯與我一家的旅途只不過是瘟疫歐洲的小小故事之一。緊急狀態還會持續到4月底,留在西班牙的我們,人生被按下暫停鍵,原本年初排好的藝術展覽計畫一一取消與延期,未來是一片渾沌的未知狀態。

或許在不久後的未來,當後代回頭觀看這段歷史,從雕刻在石碑上的官方數字下,他們將無從知道,有多少無名之士曾在疫情漩渦中旋轉、並沉沒在歷史長河深處?而活下來的人,都會深深銘印記這個影響數十億人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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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低強度」防疫下的霧都,山雨欲來
西班牙:全國緊急狀態,大城宛如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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