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我在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準備著「台北機電人」展覽，也跟家人過了難得的農曆春節，這時候開始，台北街頭已是人人戴口罩、藥房前大排長龍的防疫景象，而西方國家卻活在一個平行的宇宙，佔據《BBC》頭版的無非是奧斯卡頒獎典禮、歹戲拖棚的脫歐，以及暴風過後幾個英格蘭小鎮的淹水災情。但疫情很快地在某個時間點陡升，一個沿著陡坡而下的巨大雪球迎面衝往歐洲各國。3月6日，我離開台灣，抵達一家三口居住的英國倫敦時，迎接我們的，是一座又一座的危城。

抵達英國的三月天，希斯洛機場入境大廳仍一如往常地繁忙，成群從度假勝地歸國的旅客推著行李，被陽光烤紅的肌膚上是沒有任何防護配備遮擋的燦爛笑容，所有人在沒有檢疫站、健康量表與任何措施的阻擋之下，長驅直入。

倫敦儘管表面上平和，疫情的爆發卻激起了所有人的恐慌意識。剛回來的幾天，首先每週來家中打掃的波蘭阿姨一聽到我剛從亞洲回來的消息，第二天馬上消失辭職不幹；在地鐵，亞洲人首次有種生人勿近的流氓體驗，不僅眾乘客總是把隔壁的位子讓給你，站在空空如也的電梯中，推著嬰兒車的媽媽還是會很客氣請你先上。

3月中，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發表演說，指出在這場世紀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當中，無數的英國家庭將失去家中摯愛親人；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也表示在目前無法根絕病毒的情況下，與其封城鎖國，不如讓夠多健康的英國人先被感染產生「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不僅能為隔年冬天疫情再次爆發做準備，還能保護老弱婦孺等高危險族群；3月的那段時間中，英國政府仍不禁止大型聚會、不停課、不檢測、輕微症狀者只在家中隔離7天的「低強度」防疫政策。

僅管疫情讓人擔憂，倫敦這座城市的節奏一如往常地緊湊，而我的生活也一如以往地雜亂：早上在一片哭叫聲中匆忙打點，在搖晃的公車中啃著早餐，把小孩送去幼兒園後直奔工作室，在尖峰時段的地鐵裡與推擠的人群分享著彼此的鼻息與口臭，晚上拖著身軀走在回家路上，心裡也不禁懷疑，這個城市連延續百年的鼠患都無法解決，將如何面對新型病毒的肆虐？

兒子幼兒園裡的一連串謎團，也讓生活增添了些詭譎氣氛。一開始，只是零星幾個同學請了病假，接著Leo、Linda到Mateo，一個個學生神祕地消失，連老師都接二連三地曠職；我每天接送小孩上下學，只見愈發冷清的大廳與面色鐵青的園長。一週後，學校果不其然地宣布關閉。僅管活蹦亂跳的3歲兒子與我都沒有明顯症狀，但妻子卻持續低燒與呼吸急促，她的身體感到疼痛，面孔因呼吸困難而蒼白。深夜，當她頹倒在沙發時，我看著那張靜止的面孔，下意識伸出手指探了探鼻息，在均勻呼吸穿過指尖之時鬆一口大氣。

那天的我坐在床頭，在足足40分鐘的漫長等待中腦海閃過無數念頭。首先，是失去伴侶的可能性，我回想著從年輕的無憂無慮至近期的柴米油鹽到現在的生死之間；接下來，我想到自己的可見未來，就連幫兒子包尿布都會漏糞的我，將在疫情肆虐的倫敦城中，孤立無援、食物短缺。思緒至此，一股由衷而來的恐懼感襲來。

停在家門口的救護車引起街坊鄰居的一片恐慌，在窗簾後方一雙雙驚恐眼神下，醫護人員踏入了家門並在30分鐘後離去，原因是妻子並非「高危險族群」（如高齡者與慢性病患）、也沒有「嚴重症狀」（如高燒不退），在沒有任何檢測與安排入院治療下，醫護人員建議妻子多喝水、多休息、在家調養即可；之後幾天，我們展開了一場與救護車的拉鋸戰，每次，姍姍來遲的救護人員均用各種理由將我們草草打發，但眼前缺氧窒息的妻子臉色已從慘白轉為鐵青；看著揚長而去的救護車，自己才理解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殘酷現實：我們已被醫療系統所拋棄。

2020年3月21日，居住在南倫敦佩克漢姆（Peckham）的凱拉．威廉姆斯（Kayla Williams）出現呼吸困難與全身疼痛等症狀，應求救專線而來的醫護人員因其「症狀輕微」而拒絕醫治，隔天，威廉姆斯死於家中，時年36歲。威廉姆斯的故事，只不過是瘟疫英國其中的一小篇章。

如此的醫療現象，其實是過載的「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在COVID-19疫情下所面對的困境。

但COVID-19疫情的來襲，凸顯出NHS捉襟見肘的醫療系統、過低的重症監護病床數──英國每千人平均床位為2.3床，遠低於日本的13床、韓國12床、俄羅斯與德國8床、法國6床。如此醫療現狀，與高度依賴全球金融的經濟，造就了英國此次的防疫政策。

當下，我們面對的是兩項人生選擇題：選擇一，在倫敦等待著「輕微症狀」消退的一天，但一旦症狀加劇、性命危在旦夕，便只有坐以待斃、自生自滅一途；選擇二，前往其他地方尋求醫療協助，但也意味拖著病體進行長途旅行，除將自己暴露在更多的病毒之中，多少增添其他旅客的染病機率。瘟疫蔓延之時，我們所面對的是難解的道德困局：面對危險，是以追求個人福祉為優先，或以阻絕疾病傳播的大我為重？自疫情爆發後，網路隨處可見對染病逃亡者的撻伐，似乎這些人都是沒心沒肺的自私之輩，但一旦轉換至真實生活，在眼前的至親與抽象的道德觀念之間權衡輕重，我好奇又有多少人有勇氣選擇後者？

在數天考慮與搖擺不定之後，我與妻子在人生選擇題中勾下選項，並打包著前往西班牙的行李。3月中旬時，英國確診人數兩千出頭，但我和妻子決定回到妻子的故鄉，前往確診人數破兩萬、死亡人數破千的西班牙，此計畫乍聽下不合邏輯，但其實，國土廣大的西班牙由17個自治區（Comunidad autónoma）所構成，在馬德里的中央政府之下，每個區均掌握各自的醫療自主權，如此的劃分，儘管造成通訊混亂、中央地方不同調等矛盾防疫政策，但也讓自治區具有較高的機動性，保障了幾個重災區之外的偏安。例如在疫情之初，加泰隆尼亞（Catalonia）政府便先中央一步進行人口的控管。

那晚，我們的目的地是妻子老家，位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亞（Galicia）自治區。除了當地有家人支援之外，加利西亞因地處偏遠、人口稀少，醫療資源尚屬充沛，疫情仍在可控制範圍之內。

在前往機場的路上，車窗外是行人冷清的倫敦街頭，少了觀光客的坎頓鎮鬧區（Camden Town）像是五光十色的廢墟，儘管如此，市內交通卻是叫人抓狂的壅塞，在此非常時期，許多人已放棄大眾交通工具、轉而在靜止的自家車上集體浪費生命；在狹小的車廂中，我們一家三口全身披掛雨衣、口罩與醫療手套，如此嚇人景象讓不少行經路人大驚失色，同時，車子龜速的行進速度也讓妻子陷入重重焦慮──當下已是3月26日，歐洲各國紛紛關閉國境、航班一個個取消的時期，一旦被困機場等待遙遙無期的班機，一家人是否撐得過如此充滿未知的旅程？

在西班牙，機場大廳是一大票嚴陣以待的警察，不斷複誦的廣播提醒到訪者避免彼此觸摸、保持兩公尺以上的距離；我們過了海關、領了行李，在停車場看到一台黑色廂型車，駕駛座上是我那戴著面罩、全身穿著防護衣的小舅子，四人沒有握手、擁抱，只有面罩深處四目相交的眼神；我們鑽進了後座，發現裡面鋪著滿是漂白水味的白色布簾，像是某齣荒野棄屍的公路殺人電影。

小舅子告訴我，西班牙的幾個大城如馬德里與巴塞隆納已如同戰場，病毒來得又兇又猛，醫療系統應聲崩潰，幾個省分如安達魯西亞（Andalusia）或加利西亞尚且偏安，但4月高峰一來，未來也是難以預料；現在，不論你是退休人員還是醫學院學生全都被拉去醫院，一線球員打完、黃金投手用盡，連坐板凳的也一起下海。在深夜，車子疾馳於公路，一小時的車程上沒半輛車，像是電玩遊戲；下了交流道之後，夜晚下的市區一片荒蕪景象，燈火輝煌人行道上空無一人，偶爾只在哨站上瞥見一閃而逝的恍惚人影。這時我才意識到，現下的西班牙已然是個戒嚴國家．

彼時確診與死亡率直逼義大利的西班牙，正在經歷近代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篇章。其中原因，首先是政府的反應過慢，在疫情初期仍允許大型賽事與集會的舉行；在疫情爆發之後才發現醫療設備的短缺、仰賴中國出口；當病毒在私有化、醫護人員不足的養老院蔓延之時，造成的是慘絕人寰的悲劇──當軍方進入院中時，發現的是許多遭遺棄的老人直接死於床上。西班牙擁有全歐最完善的醫療體系之一，但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也讓這個系統經歷長達10年的刪減預算，西班牙的每人平均醫院床位只有德國與奧地利的三分之一，但仍高於英國與美國。

3月13日，西班牙總理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宣布全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Estado de alarma），儘管許多亞洲媒體愛以「封城」形容，但兩者仍有本質上的不同：相較於斷絕交通網絡與人口流動嚴格控管的武漢封城，西班牙緊急狀態限制的是部分的行動自由，其縮減大眾運輸、關閉酒吧、餐廳、娛樂場所等「非必需商業活動」，被勒令待在家中的西班牙人仍然能夠外出購買食品藥物，與處理生活中的必要事務（如蹓狗與倒垃圾）。

在西班牙的這段時間當中，因緊急狀態之故整天困在屋內數日子，打開新聞放眼所及盡是讓人膽戰心驚的數字──光在4月4日西班牙與英國各有700多人過世，同時政府卻認為是個好消息因為疫情已然「趨緩」，殊不知幾個月前，連一場20人死亡的火車出軌都被當成國家悲劇。儘管外面的世界在燃燒，無聊才是每日生活的基調，除陪伴家人、寫字、澆花之外，便看著窗外的日升日落、人生歲月的流走，久而久之物質慾望也愈來愈少，偶爾，我會提著一袋垃圾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遊走，在街角的陽光下偷抽菸，突然覺得人生其實還滿不賴的。

就在我們抵達西班牙後沒多久，醫院來做篩檢，兩次的檢查結果是一家人皆陰性，照醫生的診斷，妻子所得的是支氣管炎加上過度緊張。在虛驚一場後，也不禁對整件事情的荒謬感到好笑。

上週，倫敦的媽媽團群組傳來照片，告知眾親友家中新生兒誕生的消息，各方恭喜與祝賀湧來，好事者詢問生產過程順利與否，只見那位媽媽悠悠地說因現下醫療系統已然過載，求救無門下，此次生產是在家中浴缸自行解決。此回答瞬間讓討論串陷入沉默，看著訊息的我卻湧起了一股熟悉的孤立無助感。

我想，這位新生兒、威廉姆斯與我一家的旅途只不過是瘟疫歐洲的小小故事之一。緊急狀態還會持續到4月底，留在西班牙的我們，人生被按下暫停鍵，原本年初排好的藝術展覽計畫一一取消與延期，未來是一片渾沌的未知狀態。

或許在不久後的未來，當後代回頭觀看這段歷史，從雕刻在石碑上的官方數字下，他們將無從知道，有多少無名之士曾在疫情漩渦中旋轉、並沉沒在歷史長河深處？而活下來的人，都會深深銘印記這個影響數十億人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