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疫──2019新型冠狀病毒風暴

溫州人把武漢肺炎帶到義大利?Prada、Gucci背後的華工:我們可以給世界一個解釋

義大利的服裝產業基地普拉托(Prato),是許多著名時尚品牌的生產地,如今工廠裡的老闆和工人幾乎都是華人,絕大部分正是來自溫州。(攝影/Claudio Furlan/AP Photo/達志影像)

在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下,50萬溫州人走向世界,不少前往義大利去經營餐館和成衣業。義大利目前至少有30萬中國人,其中溫州是最大族群。而在這場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裡,溫州人成為可能是把病毒帶到義大利、甚至帶到歐洲的重點懷疑對象。

《報導者》採訪多位身在普拉托(Prato)的溫州人,試圖理解義大利境內溫州社群的面貌;也試著揭開在多重迷思的夾殺下,以溫州人為主的基層華工真實處境。

2019新型冠狀病毒起源於武漢,傳遍中國,又沿著「一帶一路」等通道席捲全球。被認為是G7工業國裡最親中的義大利,3月裡成了當下全球除中國外疫情最嚴重的地方,截稿前超過6萬人確診。3月11日,義大利總理孔蒂(Giuseppe Conte)宣布「鎖國」,20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已超過中國,火化爐24小時運轉的悲劇,從武漢轉移到了義大利半島。

疫情下,成為懷疑對象的溫州移民

究竟是誰把病毒從中國帶到了義大利、帶到了歐洲?中國最著名的移民城市溫州成了部分外界重點懷疑的對象

因為有大量溫州人在武漢經商,又在春節前回家過年,溫州一度疫情嚴峻,2月2日即實施「封城」。同時,在歐洲也有大量原籍溫州的移民,尤其是義大利的服裝產業基地普拉托(Prato),Prada、Gucci等著名品牌和許多「快速時尚」服裝均在此生產,老闆和工人幾乎都是華人,絕大部分正是來自溫州。有外國人把這條線連起來,看似邏輯合理。而當疫情重災區轉為歐洲後,也有不少中國人開始指責這些海外移民,平時在外國賺錢,遇到問題又急著逃回祖國避難。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報導者》採訪了多位身在普拉托的華人,試圖揭開在多重迷思的夾殺下,以溫州人為主的基層移工真實狀況和處境。

停工之後生活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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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義大利。(照片/受訪者Marc提供)
位於普拉托(Prato)的中國商店,因為疫情嚴重紛紛停業。(照片提供/Marc)

「在普拉托,自己有住家的工人並不多,我目前還是在老闆家裡搭鋪。」「搭鋪」是當地華人的「術語」,指的是員工住在老闆提供的集體宿舍裡。胡先生在這位溫州老闆的服裝廠裡幹了2年,覺得他人還不錯,從3月初停工到現在,「對我們8個員工還是管吃管住。」

但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復工,焦慮還是難免的。「我聽說,有些廠停工之後,就一直在趕走搭鋪的員工。還有一些老闆為了賺錢,就算現在疫情嚴重,也還在冒險開工。不過這兩種情況應該都很少見。」胡先生的話得到了其他受訪者的印證,另一位普拉托華人表示:「也不能完全怪老闆,生意不好,到頭來裁員都是難以避免的。」

普拉托是托斯塔尼大區(Tuscany)僅次於佛羅倫斯(Florence)的第二大城市。據2016年的統計顯示,普拉托人口約19.2萬,其中持中國護照的移民約1.9萬人(註)
不包括已獲得義大利國籍的華人和沒有合法身分的中國移工。
。關於當地到底有多少華人,以往報導的說法從2~6萬人不等,幾位受訪者普遍認為4萬人左右,其中原籍溫州的不少於四分之三。

因為疫情,熱鬧的普拉托安靜了下來,隨處可見中文招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從溫州來此已經十餘年的姜先生說,因為買不到口罩,大家都不敢出門,幸而自己之前囤了不少食物,「足夠吃兩個月了。」

返中避難?多數只敢想想而已

祖籍溫州的「90後」
指1990-1999年間出生的人。
Marc說:「每天就在家自我隔離,打打遊戲看看片,日子也還不算太無聊。」

義大利現在形勢嚴峻,中國政府又宣傳國內現在很安全,已經實現全國「零新增」,在普拉托的中國人確實有不少想回去,但多是想想就知道不現實,決定放棄,真正能邁開腿的,卻沒有幾個。

28歲的丹丹在微信朋友圈動態裡po了一張圖,內容是米蘭到溫州的航班機票價格:

  • 經濟艙成人票價2,665歐元/人,折合人民幣約21,000元/人
  • 公務艙(商務艙)成人票價3,643歐元/人,折合人民幣約28,700元/人
  • 兒童票價為成人票價的75%

這樣的機票,每個月在餐館打工收入1,200歐元(約合人民幣9,000元,新台幣39,000元)出頭的她,買不到也買不起,「而且還有兩個孩子,也怕他們萬一在飛機上被感染。」既然如此,索性就帶著兩個孩子在家做做餅乾,玩玩遊戲。但經濟壓力讓她擔心,之前上班的餐館關了,沒有了收入;餐館不知道何時恢復營業,即便重開會不會還需要自己,也不確定。萬一失業,很可能一時不容易找到新的工作。回國發展?「離開8年了,回去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出生在普拉托的Marc估計:「疫情之後,肯定會有很多人失業。」

當年,溫州移民如何來到義大利?

溫州,有一個和「歐」相似的簡稱「甌」。它位於浙江省東南部,戶籍人口800餘萬,被認為是中國最具移民特質的城市,歷史上出現過4次移民潮,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西漢時期的東甌國,最近一次則以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為背景,形成了50萬溫州人走向世界、170萬溫州人走向全中國以及280萬外來務工人員湧入溫州的複雜情勢(註)
資料來源:任柏強、奚從清(2007)。〈關於溫州移民社會研究幾個問題的思考〉,《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版》,20(6):1-6。

義大利國家統計局(ISTAT)公布的2018年統計顯示,在當地的中國人有30萬,但這並不包括以義大利籍留下來的華人,此外非法居住者據估計有5~8萬人。其中最大的一個族群就是溫州人。

1980年代後,義大利實行吸收外國移民的政策,先後在1986、1990、1995、1998年實施「大赦」或接受非法移民居留申請,來自東歐、北非和中國的移民由此大量湧入(註)
資料來源:陳翊、吳海蓉(2017)。〈從立足到發展:海外移民創業的跨國動態化實踐——以法意溫州移民為例〉,《華人華僑歷史研究》,3:27。
。早期溫州移民在歐洲站穩腳跟後,與之存在血緣、親緣、地緣聯繫的親友,也隨之接踵而來。

丹丹說:「我公婆大約是2003年左右到義大利來的,每天就是拼命工作賺錢,攢了錢就寄回家。10年前我老公也過來了,然後過了2年,我和老公結婚,也來了普拉托。」

為了3倍薪水遠行的基層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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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托的成衣紡織廠,員工多為中國移工。(攝影/REUTERS/Stefano Rellandini/達志影像)
普拉托的成衣紡織廠,員工多為中國移工。(攝影/REUTERS/Stefano Rellandini/達志影像)

福建籍的關先生,現在一家普拉托頗有知名度的服裝公司擔任管理工作。他說:「我記得2005年的時候,我在國內的收入大概是人民幣1,500元(約新台幣6,000元),到了這裡之後,收入是國內的3倍。現在則可以拿到每個月2,000歐元左右(約人民幣1.5萬元,新台幣6.5萬元)。」他也介紹說,從事服裝行業的移工,每月收入差不多1,500~2,000歐元。

在中國,很多白領的收入水準也不低,但從事服裝、餐飲等行業,確實不可能拿到這樣的薪水。丹丹說:「國外花銷也會比較多,但節約的話,可以存起來的錢是比國內多。」

在普拉托的4萬華人中,這樣的基層移工佔了絕大多數。「我們哪能算什麼華僑,說穿了就是『華工』,」在服裝廠打工十餘年的姜先生如是說。

早期的移工,勞動條件很差,在服裝廠每週至少6天,每天工作15、16個小時司空見慣。現在工作條件有所改善,但遇到趕工,連續工作12、13個小時的情況仍然存在。

義大利中文媒體《華人街》網站上,除了提供資訊,也供使用者自由發布招聘或求職的訊息,從其「欄目分類」中可以看出,職位幾乎都是工廠、餐飲、司機、按摩、保姆、臨時工等體力勞動。

外界迷思:溫州移民都是「土豪」?

不過,經過長時間的資本、經驗、人脈的積累,還是有一些溫州移民,完成了「黑手變頭家」的過程。

Marc的父母離開溫州已經20多年,他自己也出生在這裡,拿的是義大利護照。父母現在普拉托經營一家小型服裝企業,家裡也在當地置產,但國籍仍然是中國。

根據義大利商會聯盟統計,華人中平均每5位就有1位創業者(註)
資料來源:張子宇、馬歡等(2012)。〈活在邊緣:溫州人在羅馬〉,《國家經濟地理》,1:85。
。Marc表示,這和自己了解的情況相符,「要開廠並不難,但未必都能賺到錢。做得好的,一家廠每個月能賺幾萬歐元,但現在也愈來愈難了。」

那會有在國內本來就已經很富裕的溫州人在普拉托生活嗎?所有受訪者均表示,從未聽說過這樣的情況。確有一些以往報導中,溫州商人大舉收購義大利品牌,但這樣的富翁與同鄉的移工之間,從無交集。

中國人與普拉托產業的愛恨情仇

一年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義,並與義大利總理孔蒂簽署「一帶一路」協議。因為經貿交往密切和「親中」,義大利爆發嚴重疫情後,還遭到了一些「反中」人士的嘲笑。

但在基層移工的世界裡,「一帶一路」和自己並沒有多大關係,他們說自己不關心、不了解。即便在一家頗有知名度的服裝企業裡擔任管理職、手下有40多名員工,關先生也表示,他從未聽自己的溫州老闆說起過「一帶一路」的影響。

指稱這些已經在義大利生活已久的移工,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沿「一帶一路」向外輸出的載體,存在著倒果為因的誤解。但義大利人對華人的感受,確實複雜。一方面,華人族裔的經濟對普拉托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超過11%,購買力驚人的中國遊客和中國市場更對義大利人充滿誘惑力。但另一方面,「中國製造」的低成本優勢,嚴重衝擊了小規模家族企業為主的義大利傳統產業,紡織、皮革、製鞋等產業「傷亡慘重」。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大量當地工廠倒閉,工人失業。一些瀕臨倒閉的企業主索性把工廠賣給了中國人,普拉托的紡織、時裝行業就此被佔領。

2009~2014年,過往意識型態在共產黨和左翼政黨輻射範圍內的普拉托,選出了一位受到中右翼支持的市長,上任之後曾對華人企業進行過一番掃蕩,包括凍結賬戶,沒收車輛、不動產等資產,禁止餐飲店在零點後營業
通常華人開的餐飲店營業時間長,會開到零點以後。

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義大利記者佩拉琪妮(Silvia Pieraccini)於2010年出版了《中國衝鋒》(L'Assedio Cinese)一書,講述了義大利人眼中,溫州移民如何在普拉托扎根的故事。其中提到,中國人如何嚴重衝擊了當地傳統經濟紡織業——他們初來乍到的1991年,普拉托有8,141家紡織廠,時裝公司只有2,000家;到了2009年,紡織廠只剩3,300家,時裝公司卻增加2倍。

擔任服裝廠管理工作的關先生坦承:「普拉托現在幾乎所有的服裝企業都是溫州老闆開的。」

溫州移民在普拉托開發一種新產業模式,義大利語叫做「pronto moda」,意味「快速時尚」,其運作模式是:從中國進口廉價布料,以閃電般的速度將布料變成時尚服裝,以跟上快速變化的風格,賣給全球低價零售商與市集。

此外,Prada、Gucci等奢侈品牌的製造商也都是當地的中國工廠,雖然這些高端品牌仍然印著「Made in Italy」的標籤,但懂行的人心知肚明,完整的表述應該是「Made in Italy by Chinese」

Marc的父母經營小型服裝企業,自己也先後在印花廠、裁剪公司、布行等工作過。他說:「這個我太清楚了,無論大牌還是快速時尚品,應該都是華人製作的,品質差別並沒有太大,貴的是牌子,大錢還是他們賺的。」

經濟、族群衝突下,「溫州人帶原說」是真的嗎?

網路上有一個略帶戲謔的說法,將肺炎疫情比作球賽,中國打上半場,其他各國打下半場,而海外華人則不幸要出戰全場。而義大利華人,無疑又是所有打滿全場的「球員」中,最體力透支、心力交瘁的一群。

丹丹說:「我公婆春節前回溫州了,開始是我們擔心他們在國內的情況,現在又成了他們擔心我們,每天要用微信和我們視頻
意指「視訊」。
一次。」

那有沒有可能是春節後,一些溫州人在家鄉被感染,又急於避疫,反而把病毒帶到了義大利呢?雖然無法百分百排除這種可能,但受訪者們認為機率很小。「回義大利來的人應該很少,像我家畢竟有兩個孩子在這裡,公婆也害怕,萬一自己被感染了,又把病傳給孩子。」

零號病人是誰?仍證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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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武漢肺炎。(攝影/AP Photo/Claudio Furlan/達志影像)
在北義大利一間醫院緊急設置的區域中,一群病患等待初步的疾病評估與治療。義大利已成為全球COVID-19疫情第二嚴重之地。(攝影/AP Photo/Claudio Furlan/達志影像)

《報導者》聯絡到的這些受訪者均表示,自己在義大利的親友中,還沒有聽說有被傳染的。義大利《華人街》網站的一位工作人員向我們透露:「官方不公布國籍訊息,沒有確切的數字。被傳染肺炎的義大利華人,我知道的有十幾位,不知道的還有很多。」但在已確診的6萬多人中,這個比例並不大,由此推出是溫州人把肺炎帶到義大利,證據不足。

事實上,到底誰是義大利的「零號病人」,仍存在不同說法;究竟疫情是如何傳入,目前尚難釐清。但較為明確的是,義大利疫情爆發始於北部倫巴第大區(Lombardy),難說和中部的普拉托間有怎樣的直接關係。

防疫意識的「比賽」

雖然絕大多數義大利人對華人態度比較友善,但在COVID-19疫情初期,還是發生了一些針對、乃至攻擊華人的事件。「華人街那裡,就發生過一起老外打中國人的事,他們說病毒是中國人帶來的,」姜先生略感氣憤,「現在看到被感染的,基本上都是老外,他們總該沒話說了吧。」

而且,在他們看來,華人的防範意識遠比本國人要強。丹丹說:「畢竟我們一直在關注國內的狀況,早在2月底,義大利感染者超過500人的時候,大家就已經很警惕了。我打工的餐飲店,老闆已經開始提早關門。」

姜先生記得:「當時有華人在路上派發口罩,還被義大利人嘲笑。」

義大利《世界中國》雜誌社
《中國新聞周刊》義大利版。
社長胡蘭波在《南方周末》撰文說:
中國人特別聰明,早就覺得義大利那麼不重視疫情不行,自己先把自己武裝好了,備好口罩,關上店門居家。 ⋯⋯義大利人就是太不在乎了,我想,大部分的西方人都該有偏見,覺得傳染病只會發生在第三世界。 ⋯⋯早幾天免費發給義大利人口罩,他們都不要,現在有的直接敲中國鄰居的門討口罩。

多位受訪者也表示,目前都處於在家自我隔離的狀態中,「但有些義大利人,還沒有完全隔離,有些至今也不戴口罩。」在社群媒體上,則熱傳一段影片,內容是說義大利一位市長,以近乎咆哮的方式向市民喊話,呼籲大家不要出門。針對一些市民每天出門購物、跑步甚至開派對的情況,市長怒嗆:「我們城市常年跑步的人最多20個,現在全都變得熱愛跑步了?」

無法融入義大利,反凝固更強的身分認同

義大利有個奇怪的傳聞叫「中國人從來不死」(註)
兩位義大利記者Oriani Raffaele、Staglianò Riccardo還以此傳聞出發,到義大利各地採訪,寫了一本書《I Cinesi Non Muoiono Mai》(簡體版譯為《不死的中國人》)。
,會有這樣的迷思,一是因為華人很少參加公共活動,二來則是因為義大利人很少見到他們的葬禮。對義大利華人來說,最大的痛點始終是無法真正融入當地社會。

2019年,義大利地方議會首次出現華人面孔,祖籍浙江溫州甌海的林詩璇、祖籍麗水青田的王小波雙雙進入普拉托議會,但華人族群與當地社會的區隔仍然根深蒂固。

原因首先是溫州人本身就非常注重血緣、親緣、地緣關係,因而族群內的向心力較強。加之當地華人實在太多,所以在普拉托,哪怕不會講義大利語,只要會講溫州話,也完全可以生存。來自河北的胡先生說,即便同樣是中國人,自己也是花了一段時間進入這個溫州人為主的環境。

建立出自己的社會支持系統

「要和義大利人交往,語言還是很大的障礙,」丹丹說,雖然自己在這裡已經生活了8年,但義大利語其實還根本談不上流利。

語言能力背後,是教育程度的限制。義大利福利機構(Caritas)的一項統計則指出,中國移民中只有12%上過高中,遠低於外國移民平均水平的28%。

講到義大利目前的疫情,幾乎每一位身在普拉托的受訪者都會提起「華人街」這個中文網站,那是他們每天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關注義大利語媒體的人相比少得多。

丹丹說,房東對自己很客氣,這樣的義大利人算是難得。大部分受訪者則表示,義大利人對華人談不上歧視,但終究涇渭分明。

鎖國又封城中的義大利,從南到北,很多自我隔離中的人,辦起了陽台音樂會,在各自家中的陽台上,播放或演唱義大利國歌。在普拉托,也有華人在陽台播放起了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雖然我們在異國他鄉,但就像生活在中國一樣,還可以聽到國歌,」聽到中義兩國國歌交替響起,自認為中國人的Marc心中分外激動。單看護照,Marc其實是土生土長的義大利人,但他輾轉換過幾個工作,老闆都是華人,不久前還在「華人街」網站發文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但卻從沒想過到義大利人的公司去應徵,「他們是不會歧視中國人,但要說到工作,肯定還是留給自己人。」

Marc覺得,自己拿著義大利護照,好處也就是出國旅行比較方便,其他和中國護照也沒有什麼差別。義大利並不是像北歐那樣的高福利國家,所以「如果找不到工作,也沒有什麼失業金,還是只能吃土。」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勞拉・德・普雷托(Laura De Pretto)做的〈義大利溫州移民的社會認同:亞洲價值觀的堅持和雙文化的可能性〉研究顯示,「移民到義大利後,溫州人表現出更強的民族身分認同意識,這是由於他們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以成功應對一個完全不熟悉、甚至是不友好的環境。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和親密的家庭關係是其社會支持系統的堅實基礎,以助於他們面對外國的陌生環境。隨著在義大利生活的時間延長,溫州人對亞洲價值觀的堅持有微微降低的趨勢,但並不顯著。」

不想扎根歐洲,仍盼落葉歸根

長期在普拉托的移工,有不少拿到了義大利綠卡,但是入籍的比例很小,不僅僅是因為義大利移民政策收緊,也由於他們並不想在歐洲扎根。

「我不喜歡入籍,因為我是中國人,而且很多家人也都在國內。」丹丹的兩個孩子都出生在義大利,但拿的卻是都是中國護照,她甚至想過把孩子留在中國。「公公婆婆平時要管孩子,只能做每天4、5小時的辦公,我自己收入也不多,老公稍微多一些。但一家人租套房子,加上電費垃圾費,每個月1,000歐元(約人民幣7,600元,新台幣32,000元。)也不夠。」丹丹和老公的老家都在溫州的鄉下,他們一直想賺錢在老家買套房子,但因為收入就這些,還有兩個孩子要養,所以一套房子人民幣3、40萬元的首付,他們也還沒有攢夠。

這些溫州移工,只是身在歐洲的漂泊者,希望賺到足夠的錢,回家買房子,做點小生意,最後落葉歸根。

在經濟之外的面向,以溫州人為代表的華人,始終是游離於義大利主流社會之外的「他者」。無論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無論是否入籍,他們的認同多數還是中國。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大家不遺餘力地購買口罩等防護物資,寄回中國幫助同胞。Marc表示:「這是必須。而且大部分不是寄給親友,而是捐給醫療機構。」只是沒想到兩個月後,在義大利的中國人,又在等待國內反向援助。

仇富情結下,被「跑毒」批評夾攻

胡蘭波寫到:「義大利溫州人多,過去叫負債逃跑的人『跑路』,現在叫逃回國的人『跑毒』,中國語言太有意思。早點做『跑毒』還好,現在真要穿過萬千封鎖線,一路上隨時可遇毒彈,到了祖國還得到指定酒店隔離。在義大利也有幾個華僑染病了,好在第一個病人已經離開重症監護室,病情好轉了。」

當疫情在中國趨緩、反在歐洲爆發後,中國人又開始擔心病毒從境外回流。一些人把矛頭指向了海外僑民,覺得他們想賺錢的時候就去國外,遇到麻煩了就想躲回國。

這種情緒,可能也和很多中國人認為「溫州人都很有錢」的迷思,所導致的「仇富」心理有關。確實有富豪階級的溫州人曾告訴記者,「溫州人結婚的時候,都要裱一張幾百萬的存摺,掛在牆上」。但事實上,三面是山一面向海的溫州,並非處處經濟發達,人人有錢。一位溫州籍的資深媒體人表示:「世界各地差不多有60萬溫州人,改革開放之前就已經有人透過偷渡出國了,但那是因為溫州實在沒什麼資源,太窮了。」普拉托的溫州移工,幾乎來自溫州市轄的幾個縣,根本不是許多人想像中的「土豪」。

姑且不論一張回國的機票,抵普通勞工2個月的收入,「我們是一家人,所以留在原地,如果只有一個人在歐洲呢?如果他又沒有住家的話,肯定會選擇回去(中國),」丹丹覺得,中國人會指責旅歐同胞,也是因為根本不了解國外的制度,在中國生病了至少去醫院還是可以掛上號,但義大利實行的是家庭醫生制度,從預約到看病時間漫長,她以前得病,都是自己在家吃藥,「即便回國的人,絕大多數也是服從政府安排,接受檢疫、隔離的。而且這是他們的權利啊。」

索引
疫情下,成為懷疑對象的溫州移民
當年,溫州移民如何來到義大利?
經濟、族群衝突下,「溫州人帶原說」是真的嗎?
無法融入義大利,反凝固更強的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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