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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緯/再思都市生活的百種可能──我看紀錄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

將於9月22日展開的「2017 CNEX主題紀錄片影展」,一部超出期待、迅速完售的影片就是《紐約大國民:珍・雅各》。影片裡,身為市井小民的珍・雅各與都市規劃政府官員的對立與衝突,跨越了時代與地域,場景如此熟悉。時日至今,伴隨都市規劃衍伸出的複雜問題,不是二元對立可以簡單說清,而身處其中的我們,還能從什麼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不尊重在地意見!給我生態大公園!」日前,在信義區六張犁陸保廠A、B基地興建709戶公共住宅的說明會上,反對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公宅政策的景勤里居民這麼高喊著。這些憤怒,常見於近年各場公共住宅說明會上,社區居民反對官員規劃的建設提案,認為那會奪去他們珍惜的生活方式。這樣類似的對立場景,在1950年代中期的紐約也曾發生。
那時候,主導紐約都市規劃的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規劃了一條四線道快速道路穿過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又試圖將西村(West Village)視為貧民窟,拆除重建高樓,最後更提出連結荷蘭隧道與威廉斯堡橋的「東西向快速道路」(Lower Manhattan Expressway)計畫。面對強勢的摩西,身為記者的珍・雅各(Jane Jacobs)一邊寫文章,一邊與社區居民組織、辦活動、調查、示威、遊說與參加公聽會,努力擋下這些開發計畫。近日將在「2017 CNEX主題紀錄片影展」播放的紀錄片《紐約大國民:珍.雅各》(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紀錄的就是這段歷史。
在這部片子裡,為市井代言的珍・雅各與規劃官僚的羅伯特・摩西,兩人之間的對立是如此清楚──雅各擁有溫暖人性,摩西則冷酷無情。
雅各著迷於老舊社區的日常生活,她將每個小時都發生不同活動的街道互動,稱為「人行道芭蕾」(sidewalk ballet)。 座落在人行道旁的小店鋪,無形中保障了社區裡行人的安全,小型街廓則讓人們可以不斷發掘新的移動路線與樂趣,而新舊建築的混合使用,則展現了都市生活迷人豐富的一面。摩西熱衷於現代主義的規劃方式,跟珍・雅各那麼不井然有序的社區想像不同,他偏好以空曠公園圍繞高層建築,用高架道路解決塞車問題,讓有序取代雜亂無章。
雅各與同時期的環保運動者、女權運動者相互學習、彼此支援,甚至一同入監。摩西則與財團互通聲息,權力、利益糾纏不清,還稱反對者不過是一群婆婆媽媽的烏合之眾。最後而且最重要的:雅各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而摩西則與那些崩壞的貧民住宅一同成為灰燼。
有趣的是,雖然在這部片中雅各跟摩西的對比明顯(甚至刻意忽略摩西在紐約基礎設施建設上的貢獻),但當代著名的都市社會學者雪倫・朱津(Sharon Zukin)卻認為,他們各自追求的文化價值,其差異並不如一般假設的那麼大,為什麼呢?朱津在《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這本以紐約為研究個案的著作裡,紀錄了近年紐約街區消費空間與都市文化的改變,書中指出這座城市的發展,一方面保留了雅各所熱愛的多樣性都市生活,另一方面卻也無情地在「縉紳化」(gentrification)過程中,排除了那些不合時宜的窮人、移民、少數族裔。
朱津在書中寫到:「雖然雅各不屈不撓努力保存其心目中理想的城中村願景,摩西也一樣全力以赴設法以公司城理念(corporate city)取而代之,他們的理念卻結合創造了今日我們視為純正的混種城市:同時有新潮地區與豪華住宅、移民食品攤販和大型量販店、社區農園及縉紳化。」城市新舊交雜,有機地結合成長,但在此同時,朱津也指出這可能帶來弭平都市多樣性的危機:「雖然這個城市同時重視起源和新開端,它卻並未善盡保護居民、勞工和商店(小規模)、窮困者及中產階級(權利的責任)。」這裡提到的責任,就是整個城市的居民,應該一起對抗房價飆漲的市場力量。
對抗飆漲的房價,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雅各所熱愛的格林威治村為例,雖然在她與官僚對抗中,揭櫫了社區生活對都市發展的重要性,但當投資資本在1980年代因全球化和金融鬆綁湧入時,雅各所喜愛的西村褐岩住宅和蘇活區的時尚倉庫,立刻成為媒體顯貴的囊中物,雅各舊家一帶的族裔社區肉品市場,更逐漸改建成為外觀時尚的居住地段,而東村的藝術家也被迫搬到房價更為便宜的區域。
諷刺的是,雅各推崇的鄰里特色,竟也成為房地產業者墊高房價的操作工具。比方說,走在某個老城區,偶然看到一間整理的頗有味道的小屋,在裡面看一場插畫展或聽一場演講,離開時才發現門口貼著建商的小廣告——原來這是建商在都更前所進行的專案,動工後就會拆除。又譬如在Facebook的時間軸上讀到某篇介紹文化保存重要性的文章,覺得大受激勵,立刻分享給一起奮鬥的夥伴,才發現文章出處是建商經營的粉絲專頁,意在以街區文化作為新建案的行銷特色。「街道文化」、「鄰里關係」,這些當年雅各用以對抗現代主義規劃官僚的語言,此刻卻被房地產商人挪用成為行銷語彙。
迷人的街道生活、巷弄美學,這些新都市中產階級的消費品味,建商一點都不陌生。當各種形式的商業文化都在建構一種新式街道生活,以回應新都市群體的消費習慣與品味政治時,甚至,當街道生活成為一種結合民間投資人、政府、媒體和消費者品味力量的論述時,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情況?
尷尬的是,這個城市看起來高舉街道生活的重要性,市府官員甚至會說,「巷弄美學」就是這城市的迷人底蘊,但是當某些人組織起來,試圖反對某場都市更新、保護某個文化資產時,卻又會被其他人以「財產權」來質疑其立場:「你住在這裡嗎?這是你的房子嗎?你能代表我們社區居民嗎?」然而,在人口全球快速流動的時代裡,以「財產權」來界定社區與「發言權」,只會使街道生活公共性的討論與想像變得過於狹隘,把社區營造窄化為社區美化、社區綠化、社區照顧等形式功能,而非走向更加開放與多元的街區文化。
時任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陳馥瑋,在一篇研究艋舺貴陽街社造運動的文章
2016台灣社會學年會的研討會論文。
是這麼寫的:「現代都市中的住宅社區往往透過都市計畫建成,不同背景城鄉移民或客居者比例高、職業分工細,社區中個人匿名性高、組成分子多元且變動大,人們的日常活動以職業為中心,鄰里互動輕淺,人們可能既不了解原生地也對每日生活的社區感到疏離,習慣將關照公共事務的權責交託代理人。因此,都市社造勢必在說服上要特別施力在:地景變遷越快速,越是要強化人地連結,藉由實物認證抽象的歷史感;共同生活基礎越淡薄,越是要以共同行動凸顯公共性的重要。」
陳在文中把社區組織分成「以地緣為內聚力的社區組織」和「因社會議題而形成的行動社群」,認為後者藉著重新詮釋街道生活經驗,強調街道仍舊活著,因此才能得到社區居民的積極回應。陳的分析,指出了社區不是被行政疆界所界定、不是因為地緣被預設,而是因為議題與隨著事件開展被捲入的每一個人。
因此,當以「財產權」作為質疑的說法,最終只是強化官僚、建商、產權擁有者的權力,卻削弱了外來租屋者、移居者與聲援者的力量。曾任職於「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張維修(現職綠色和平組織)就曾悲哀地指出:「都市更新體制有如圍城,每個劃定的更新地區猶如一座一座被圍困的城堡,裡面進行著土地所有權的清洗整理工作,城內有產權者的意見不同,沒有產權只有離開,或者必須壓榨自己才能勉強留下來。」
是的,面對都市發展,我們還有很多的戰役要打,就像紀錄片中,許多研究全球城市發展與階級問題的學者,質疑亞洲城市(特別是中國)在2000年代的發展模式,會將市民帶向伊於胡底
不知將落到什麼地步為止。比喻後果不堪設想之意。
。而雅各與摩西之間對抗的歷史,也的確提供了許多值得今日學習的地方。
但請記得從紀錄片的亢奮中抽離出來,冷靜地思考朱津在《裸城》一書結論所說的這句話:「我們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為此(對抗市場)建立起政治意志,並且在包括許多中產階級內的廣泛選民公眾中,建立起這種抵抗,但要這麼做,可能需要一種修辭,將落地生根的社會目標和穩定租金的經濟目標,聯繫上純正性的文化力量。」這裡提及的修辭,若以本文開頭提及的公共住宅為例,除了政府單位(都市發展局)應提供相對優惠的租金,讓年輕人、弱勢者在城市有個落腳與發展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也應該由下而上,一起建立社區文化的多樣性與公共性。
因為,就在此刻,正有無數個來自其他地方的年輕人,投入不同議題的社造運動裡,他們有的關心居住正義、有的關心文資保存、有的關心無家者權益、有的關心反迫遷運動。這些可愛的年輕人在這個不可愛的城市裡,做著一點都不討喜但重要的工作,左要面對居民的冷嘲熱諷,右要應付現實的經濟壓力。他們在這城市並無落腳之處,卻為了這城市的多樣性而努力著。
如果,這個城市的市民真的認為街道生活是重要的、都市多樣性是迷人的,開放與合作是我們得以繼續前進的新起點,那麼,我們就有義務和責任,設計更完善的制度、打造更友善的居住環境、迎來更開放的公共論述,讓許多想留在這城市中繼續努力的人,得以落腳,開始他們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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