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6）第61屆威尼斯雙年展很不平靜。

預展前，威尼斯雙年展官方、相關國家單位和藝術家們的對立，是箭在弦上的高度緊張；而以「國家」為單位進行展覽的威尼斯雙年展，其實早就是高度政治化的場域，沿著這樣的現實，所以我們該問的真正問題是──藝術（家）該如何去回應政治？

時間拉回到3月。威尼斯雙年展總監布塔福科（Pietrangelo Buttafuoco）同意讓俄羅斯以國家館的名義重返展場，這是自俄烏戰爭爆發的2022年以來，俄羅斯首度回歸威尼斯主展場「綠園城堡」（Giardini）；同時間，以巴衝突仍未停歇，但威尼斯雙年展官方也保留了以色列的參展權，將以色列國家館的展區移至「軍械庫」（Arsenale），且巴勒斯坦持續缺席了官方國家館的展出。

俄羅斯、以色列的參展，成為了今年威尼斯雙年展廣泛討論的政治爭議，而藝術家們不是沒有對此進行抗議。

3月13日，74位參與威尼斯雙年展主展的藝術家和策展人聯名致信布塔福科，要求撤銷以色列館遷移至軍械庫的作法；同時呼籲取消目前被指控犯有戰爭罪的國家參展，包含俄羅斯、以色列，還有美國。根據藝術媒體《e-flux》指出，藝術家們在信中表示：「威尼斯雙年展保持中立，但我們認為，允許那些正在犯下戰爭罪、暴行和種族滅絕罪行的政府參與其中，絕非中立。」

至於布塔福科的政治立場讓俄羅斯、以色列的回歸顯得理所當然。

布塔福科曾是新法西斯政黨「義大利社會運動」青年翼的領袖，當然，也是義大利極右翼女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在政治上的盟友；布塔福科接任威尼斯雙年展總監時，就已經引起藝術界的軒然大波，因為一直以來，藝術界普遍是由左翼人士主導──強調自由、平等、解放。

而根據《BBC》指出，布塔福科過去也曾公開讚賞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面對要求禁止俄羅斯與以色列參展的聲浪，布塔福科採取了譴責的態度，「如果雙年展開始挑選的不是作品，而是政治立場；不是藝術視野，而是護照，那它就不再是那個一直以來讓世界相遇的地方。」至於以色列外交部，則是批評「政治化的評審團將雙年展變成『反以色列政治洗腦』的場所」；可以發現，預展前多方立場的隔空論戰成為了矚目焦點，同時間，還包含了歐盟執委會揚言撤回對威尼斯雙年展200萬歐元贊助的警告。

接著是4月30日，也就是預展前一週，本屆官方國際評審團的5位評審──索蘭吉・奧利維拉・法卡斯（Solange Oliveira Farkas）、柔依・波特（Zoe Butt）、艾薇拉・迪揚加尼・歐賽（Elvira Dyangani Ose）、瑪塔・庫茲馬（Marta Kuzma）、喬凡娜・扎佩里（Giovanna Zapperi）──全體請辭，熱議沸騰。

而他們早在4月23日就聯合發表了聲明：

「身為評審團成員，我們也肩負著威尼斯雙年展的歷史責任，它作為一個平台，將藝術與時代的迫切性連結在一起。我們承認藝術實踐與民族國家表徵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正是威尼斯雙年展的核心結構，尤其體現在藝術家作品與其所代表的國家行為之間的緊密聯繫。」

12

「拒絕恐怖的景象，現在是時候聆聽小調，低聲聆聽耳語，聆聽低頻；去尋找綠洲，去尋找島嶼，在那裡，所有生物的尊嚴都得到了保障。」 ──「小調」（In Minor Keys）策展人庫約．庫歐（Koyo Kouoh）

本屆威尼斯雙年展以「小調」（In Minor Keys）為主題，由已逝策展人庫歐提出，這段理念宣言也廣泛被引用在這次的抗爭；而今年預展前的風暴，到了正式預展期間，演變成了更加激烈的街頭抗爭。

5月6日正式預展首日，俄羅斯反政府龐克團體「暴動小貓」（Pussy Riot）與烏克蘭激進女性主義團體「費曼」（FEMEN）於「綠園城堡」俄羅斯館前聚集示威，前者施放紅色煙霧彈、後者解放女性身體──對雙年展允許俄羅斯館的參展表達強烈不滿，「俄羅斯在殺人！雙年展在展覽！」是他們現場高喊的口號；而除了抗議團體之外，現場湧入大批媒體與警力，最終俄羅斯館只開放預展3天，5月9日閉館，杜絕了之後的觀展民眾。

也在同一日，「藝術拒絕種族滅絕聯盟」（Art Not Genocide Alliance）聚集在「軍械庫」以色列館外抗爭，當日以色列館上午近乎關閉，而後「軍械庫」的其餘展場間，也出現了聲援巴勒斯坦的標語和海報；到了預展最後一天，「藝術拒絕種族滅絕聯盟」則聯合義大利當地工會，數千名示威者走上街頭，高舉「解放巴勒斯坦」的標語並發起長達24小時的罷工集會，而多個國家館也響應了這場罷工，全時段或部分時段關閉，包含韓國、埃及、英國、法國、冰島、奧地利、比利時、葡萄牙等國，成為威尼斯雙年展史上規模最大的此類行動。

14

到了這裡，倘若從今年的事態回望過去歷史，威尼斯雙年展也並非沒有出現抵制單一國家的前例──2022年、2024年俄羅斯連續兩屆遭致排除；上個世紀，因為南非的非人道種族政策，1968年至1993年被取消了參展資格；此外，1974年則是為了抗議智利獨裁政權，以非傳統的方式全面暫停所有國家館的行動。

綜合上述所有歷史發展與政治角力，應該能輕易發現，「藝術自由」與「客觀中立」在核心是以國家做為度量刻度展示外交能量的雙年展之中，早就隨著全球議題、地緣政治、歷史發展逐步累積成了無法一言蔽之的複雜問題，尤其威尼斯雙年展本身伴隨著的是義大利的統一興起，而後經歷二戰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法西斯政權的主導，後續又走過冷戰時期，其基因就是政治史與藝術史的混合。

於是，我們才能夠去指出並且收攏成這樣的觀點──在威尼斯雙年展中的藝術，從來都不會是「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討論，藝術的目的在其語境脈絡之中是積極地代表一個國家（或政治），兩者密切無法單獨觀看；於是，國家（館）的主體性、種族群體的話語權、各大倡議團體的抗爭、參展藝術家的意識形態，都相互形塑成了威尼斯雙年展的血肉與靈魂，立體而鮮明。

既然地緣政治的衝突與矛盾早就躍上了雙年展的主舞台，而抗爭運動也是必然的，那麼，回到雙年展真正的「藝術」核心，進一步的提問就必須是──藝術如何回應政治。

烏克蘭國家館採用了行動、檔案，透過藝術語境層面的轉譯，進行了一場有效的抵抗。

1994年，烏克蘭獨立的3年後加入了《核武禁擴條約》，並在1996年放棄核武庫，以此換取美國、英國和俄羅斯的安全保障；四方國家共同簽署《布達佩斯備忘錄》，承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並承諾其他三方不僅不會威脅烏克蘭，並且在面臨威脅時會尋求烏克蘭的保護。

30年過去了，顯然備忘錄不具備任何效力，而烏克蘭藝術家查娜・卡迪羅娃（Zhanna Kadyrova）就以此歷史事件為旨，探究安全保障未能兌現的問題──烏克蘭國家館今年的展覽，就叫做「安全保障」（Security Guarantees）。

13

這個為期數月的藝術行動，儼然是一場公路之路，若以電影藝術的脈絡審視，公路電影通常帶有解放、叛逆、困惑──尋找自由的意涵，《摺紙鹿》從烏克蘭的歷史公園原址，經過數千公里旅行各國的「展示」，本身就帶著一種來自烏克蘭式的當代語彙，雜揉了政治、歷史與藝術的綜合體去尋找自由，也和「雙年展」緊密扣題──藝術目的在其語境脈絡之中是積極地代表一個國家（或政治），在這裡，我們看見了烏克蘭的渴求。

最終，到了「綠園城堡」現場，查娜・卡迪羅娃將《摺紙鹿》懸掛於吊車，藉此明示了烏克蘭人流離失所的迷惘困境，於是《摺紙鹿》走了一圈，在這個指涉之下，真正成為了烏克蘭人的表徵，一件試圖找回烏克蘭主體性的藝術品；此外，「軍械庫」展場則是展出《布達佩斯備忘錄》的相關檔案資料，以及《摺紙鹿》運輸過程的多頻道錄像，雙展場遙相呼應。

在藝術創作的轉譯之下，從行動到檔案、從個人雕塑到集體敘事，卡迪羅娃做到了直接且有效以藝術回應政治、歷史、文化以及身分的核心提問。

令我驚豔且喜愛的作品，屬藝術家羅曼・希梅（Roman Khimei）以及亞列瑪・馬拉許（Yarema Malashchuk）執導，分別於俄烏戰爭爆發前後──2019年與2023年拍攝的雙頻道錄像作品《獻給全世界青年Il與Ill》（Dedicated to the Youth of the Whole World Il and Ill）。

這件作品被放在展覽入口，雙頻道錄像一開始都呈現當代青年於銳舞派對的生命力，在那裡，銳舞派對是青年們創造出的一個隔絕戰爭、逃離焦慮的異世界。但是，鏡頭一轉回到日常，則是聚焦於回歸現實後的多種複雜情緒，異世界彷彿成了一場夢境。

這件作品重要的是，即便拍攝場景都相同，但力道不會一樣，原因在於時間；不同的年份與背景會改變觀眾的感知，當被放在同一平面上討論時，就會形成一種強烈的感官差異，2019年與2023年──現實與夢境、時間流動帶來的變與不變、日常生活與遁逃狀態，其多重感受與認知邊界的探索，一開始就為《依然喜悅：從烏克蘭走向世界》做出有力的宣言。

除了錄像，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藝術家西蒙・波斯特（Simone Post）以棉花糖重組、解構吊燈等家具的作品《她知道她／它／他們會融化》（She Knew She/It/They Would Melt），在這裡，波斯特透過物質性的轉化，建構出記憶、虛構與現實空間的對話──棉花糖的柔軟特質，甚至是甜蜜氣味，放在戰爭底下的暴力顯現出「動盪中仍保持的溫柔之聲」，與之形成鮮明對比；而棉花糖容易融化，是不穩定的物質，波斯特於此同時強調了溫柔的脆弱以及任意摧毀的可能性，更進一步拉出了戰爭陰影的存在。

至於波斯特從物質性進一步思考的是，生活本身的不確定，它可能包含但不限於戰爭日常下的狀態，是全人類的普世經驗，這是一個「脆弱但同時也能是抵抗的」的柔情陳抗。

於是，無論是從錄像還是物件為例，在「喜悅」之名底下，從現實世界到情感想像，藝術家們都邀請觀者在這個戰爭世界中反思生存／活，並且回到人類內在擁有的喜悅力量──這樣的轉譯，即是透過藝術去回應政治。

最後，我們已經知道「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是一個幼稚的扁平想像，而在以「國家」為單位作為展示的威尼斯雙年展，藝術與政治更不是光譜的兩端，而是需要共存的實踐，至於如何實踐、如何回應，是藝術存在的價值，它帶領人們走向更幽微的深處，看見平常存在但不易發現的良善美好，以及骯髒汙穢。

這是威尼斯雙年展的真正意義──是所有大型國際藝術展都該提出的重要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