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香港男子陳同佳在台灣旅遊期間，將同行女友殺害棄屍後，潛逃返港。因台港沒有司法互助、無法遞解犯人到台灣審理，香港擬修《逃犯條例》，卻觸動一國兩制底線、引爆百萬港人上街的「反送中大遊行」。

而2010年，在台灣撞死送報生的英國籍商人林克穎（Zain Taj Dean），棄保潛逃出境，台灣跨海興訟，但2019年6月6日，蘇格蘭高等法院宣判，不予引渡林克穎到台灣受刑。

究竟「引渡」是怎麼回事？國際「引渡法」的慣例和特例是什麼？為什麼涉及國家主權？

一般而言，「引渡」的主體是兩個相互承認主權的國家，透過簽訂「引渡條約」達到司法互助的目的。台灣的國際地位特殊，與邦交國之間都有簽訂引渡條約，但是面對沒有邦交、或是不承認台灣主權的國家，就無法透過條約的方式達成「引渡」的目的。

但就算沒有引渡條例，國際上仍會透過國家間的友好默契或慣例，以「備忘錄」等方式進行個案引渡。

以英國為例，可以簽訂「引渡條例」的對象，除了受英國承認的主權國家之外，也可以與「特殊領域」簽訂合作備忘錄。台灣和英國就是以「台灣是特殊領域」在「林克穎案」達成「引渡備忘錄」進行審理，一審愛丁堡地院曾判准引渡林克穎回台服刑，只不過到了蘇格蘭高等法院合議庭後，由於對台灣司法人權與監所環境有疑慮，又否決了此一引渡案。

但即便兩國有引渡條例，也會出現無法順利引渡嫌犯的特例，最知名的如2010年維基解密創辦人亞桑傑（Julian Paul Assange）遭瑞典女子指控性侵，人在英國時被捕，英國法院基於與瑞典間的引渡條例做出引渡判決，但亞桑傑交保期間，卻躱進英國的厄瓜多大使館尋求政府庇護，由於大使館具有外交豁免權，因此在沒有厄瓜多政府的允許之下，英國司法人員無法進入大使館逮捕亞桑傑、落實引渡。

香港原本的《逃犯條例》是在港英政府時期所制定，香港可與其他簽署協議的國家，引渡犯罪嫌疑人。

當年的港英政府沒有將中國列入移交的名單中，是認為中國的司法制度，與國際標準有相當程度的落差，因此將中國排除在條例允許的移交對象之外，此舉被視為是一道保障人權的防火牆。而2019年，香港特區政府以「陳同佳案」為由修改《逃犯條例》，將中國列入適用對象，則試圖打破這道人權防火牆，故被稱「送中條例」。

現行《逃犯條例》，香港人若在香港有犯罪嫌疑，是由香港的司法機關調查、審判；若「送中條例」通過後，這些香港人都有可能被移交至中國受審。而且除了香港人之外，世界上任何人只要被認為有在中國犯罪的嫌疑，就有可能在入境或過境香港時，被依此條例逮捕並移交至中國。

對於中國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與羅織成罪的案例層出不窮，也是這次引起香港民眾的反彈與國際關注的原因。

其實，雖然國際間犯人引渡，多會受到國家邦交或司法互助協定限制，但是仍可透過國際刑警合作的方式，達到犯罪嫌疑人的移交。例如一個在台灣犯罪的嫌疑人在海外落網，即使與該國沒有引渡條例，但若兩國間的行政與警察體系有一定的「默契」，該國會將嫌疑人驅逐出境，而台灣的警方可以「剛好」在機場境外或飛機上，將嫌疑人逮捕。這亦是突破引渡限制常見的國際作法。

諮詢專家／廖福特（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