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印尼婆羅洲島的加里曼丹，總是迎接一組一組台灣男人。媒婆和仲介帶著他們，到村裡跟不同女孩見面。18歲的謝莉莉已經被鄰居勸了好幾回，她心想，自己大概無法嫁給港片裡的劉德華了，朋友們陸續嫁人，自己又是家裡長女，如果這次看得有點感覺，就該離家了。

和那個老實男人乾坐半天後，他們決定結婚。謝莉莉搬到台灣最南方的屏東，生了3個女兒，成為鄰里口中的「外籍新娘」，每天煮飯、做家事、等老公回家。

雖然是印尼華僑，但謝莉莉一句中文也不會說，閒暇時，她就看鄉土劇學中文跟台語。但即使可以溝通了，她和丈夫一年仍講不到幾句話。流行韓劇的這幾年，她跟女兒們一起看孔劉（韓星），也偶爾幻想，能當上一次愛恨揪心的女主角。

雖然謝莉莉至今沒活成愛情劇裡的角色，不過她的工作，倒讓她在一部部法庭劇、警匪片中軋上一角。畫面裡，她跟著警察、專勤隊員，衝進人蛇集團的私娼寮、反鎖漁工的岸置所，她是讓劇情推展延續的隱藏角色，一名司法通譯。

由於近年大量移民、移工在台灣工作生活，語言成為互動的基本門檻，密切和這些人接觸的各級政府機關，通譯需求也更為殷切。其中，走遍法院、檢察機關、警察局的司法通譯，又被認為是國家基本人權的指標，任何種族、語言的人，在司法程序中都應使用其暸解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權利，獲得通譯協助，擁有公平審判的機會。

也因此，司法探求真相的過程中，謝莉莉的工作相當重要。在外籍人士跟執法人員間，通譯有如語言的搬運工，在毫無接壤的兩地，縱身而過，把事實帶往另一頭。殺害船長的漁工自白、被性侵移工的控訴、職災廠工的陳情，藉由他們翻譯，進入偵查跟審判程序中。

2009年，謝莉莉第一次正式當通譯。當時她在移民署當志工，幫外勞申請居留證，那天專勤隊抓到幾名逃逸外勞，要她趕緊去幫忙翻譯。

畫面嚇壞了她。堆滿行李的收容所內，幾個印尼男人手腳被銬著，倚在鐵欄上，直直盯著她，「第一次看到自己同鄉被扣手扣腳，超難過的。因為我住在鄉下，從來沒有看過這種事，晚上還做了惡夢，」謝莉莉回憶，來台灣前幾年，她還覺得這是一個連小偷都沒有的地方。

逃逸外勞案件的問題雖然不難翻譯，但這些人都像受過訓練，有一個標準答案。當謝莉莉幫專員翻譯，問他們違法雇主是誰、違法仲介是誰、有沒有其他逃逸外勞時，都得到「那個人也是印尼人，已經被抓到回去了」的回答。

但制式答案裡，是苦衷和各種壓迫。那天結束回家，謝莉莉仍不斷想起這些臉孔，他們逃跑了多久，有沒有賺到錢？家裡窮，跟仲介借來出國的錢又該怎麼辦？她沒能釋懷，下個案子又到眼前。

跟著移民署調查站衝場子，調查人口販運案件，謝莉莉開始到小城之外、摩托車無法抵達的地方。在高雄前鎮漁港附近關著70多名漁工的房間裡，他們的處境令她人不忍，「打開門，我才知道什麼是男人味。他們像曬烏魚子一樣，因為不能開冷氣，沒有穿衣服，只穿內褲，排排的睡覺，」謝莉莉說。

謝莉莉成為地檢署、移民署和警局的常用通譯已經8年。在擔任東南亞地區語言通譯的新住民姐妹中，謝莉莉較為幸運，因為老公不太管她，女兒們又支持。她回憶自己有次和另名通譯一起接案，翻譯到半夜2點，對方也是個外配，她家人不斷催促，每20分鐘手機就響一次，但謝莉莉的手機卻連個動靜都沒有，「我看一下（手機），是壞掉了嗎？都沒人打給我，」回到家，家人還都睡了。

由於這些機關都沒有正職通譯，只能以特約，或是將使用過的通譯放入名冊內，以備不時。但案子常常來得又快又急，又不會挑時間，常要通譯半夜出勤。有些通譯得兼顧家事、照顧小孩、打工，根本無暇接案。

況且，這些「衝現場」通常無酬，唯有外籍移工、移民被帶回移民署或警察局，正式筆錄訊問時，才會開始計價。況且，在這兩個機關，一個案子，無論耗時多長、牽涉多少當事人，通常就是給500元，也不會補助交通費。無論怎麼算，都是賠本生意，讓通譯們興致缺缺，有些乾脆選擇到仲介公司工作，至少報酬較好。

「但我做這工作不為了薪水，我不想錯過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權益。我都會跟他們講，這不是你的錯，你要知道你的權益，哪裡可以求救，」謝莉莉說。

但賠掉的本，還不只是錢而已。

司法通譯有其職業道德和專業，除了要準確公平的翻譯外，還得保持界線，通譯只能提供通譯服務，傳遞兩方訊息，不該提供額外協助。這也是不少機關，都明定仲介或利害關係人不能擔任通譯的原因。

但要謝莉莉毫不介入，站得老遠，卻十分困難。

多數移工看到警察都很慌張害怕，住在鄉下，也沒看過警局跟法院，他們為了保護自己，常常什麼也不說，不願陳述跟作證，「還有人問我，姊姊，等等會打人嗎？」謝莉莉說。

於是她常偷留電話給當事人，就怕對方有困難沒人協助。她也好幾次救濟移工，有次她拿2,000元，讓逃逸外勞回印尼後，有錢搭火車回家；她也曾塞錢給生理期突然來的移工，讓對方買衛生棉。雖然知道自己不該多做，但問及此事，她想了想，還是回答我，「可是這是沒有衛生棉吶！」

看到不公不義的案子，謝莉莉也無法放下，「我會鑽牛角尖好幾天，鑽鑽鑽，鑽到自己死掉了，才甘願。」2014年，謝莉莉鑽進了絕境。當時，她正協助一起人蛇集團脅迫印尼移工賣淫的案件。由於訊問困難，她的工作持續好幾天，一次得訊問多達20名印尼女孩。

那是痛苦的工作，謝莉莉要把問、答都詳實翻譯，說兩人份的話，考驗體力外，還得深入細節，例如這些女孩如何陪客人喝酒玩耍、被帶出場，嫌犯用哪些方式脅迫、監控、剝奪她們的自由。「輸了要罰酒，脫衣服，還要拔毛、塞冰塊，生理期還要脫褲子讓客人檢查，我聽到都快吐了，」她說。

所有的不舒服都跟著她回家，她看到孩子就不耐煩，看到老公還會聯想畫面，覺得噁心，「我感覺自己不一樣了，每天下班很想撞上對面的車，感覺好舒服了，好像一了百了比較好，小孩子不重要了。不是皮肉的痛，是心裡面很深層的不舒服，很裡面很裡面，很想有人拉你一把。」

案件結束後，謝莉莉和心理諮商師約見面，發現自己得了憂鬱症。她從沒想過，做個通譯，會被案件影響得這麼重，甚至開始生病，「以前上課、通譯培訓，都沒有教通譯人員怎麼把自己發洩，就是背一些法條、考試，叫我們要有道德，」謝莉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特例，但這樣的情況，應該要讓更多通譯瞭解，並有心理準備。

翻查司法院、檢察機關，或是移民署的通譯人才培訓課程，範圍只有法規講解、法律實務及通譯倫理等課程，通譯面臨的心理壓力、實務困境，被徹底遺忘外，有意義且系統化的通譯培訓制度，也一直未被建立。

但成為一名好的司法通譯並不容易，每句聽似流暢的譯文背後，都是苦心。

在南洋姐妹會今年為期多週的通譯人才培訓課上，70歲的屈秀芳是名副其實的「老學生」了，同樣的課程，她已經參加3屆，如果沒有突來的通譯案件，她幾乎不曾缺席，課堂上，她不時把手機拿出來，拍攝老師的上課簡報，也掛上老花眼鏡，抄寫筆記。除此之外，移民署早期通譯人才培訓初階、進階課程，司法院的特約通譯訓練，也都有她的身影。

承辦多次培訓，南洋姐妹會執行秘書謝世軒說，這些通譯人員中，屈秀芳的經驗數一數二豐富，也負責過多起重大案件。

因為法庭通譯難度其實很高，即使不斷參加培訓，有15年司法通譯資歷，屈秀芳仍不時面臨考驗。

她做足功課，在預先收到的犯罪事實裡搜尋不會的單字，預先翻譯一些句子，讓開庭節奏流暢。像在一起漁工殺害船長的案件中，她就發現好幾個不曾使用過的單字：東經、北緯、海巡署。屈秀芳17歲時，因為印尼排華、華僑學校相繼關閉，而來到台灣，她印尼文的詞彙量，便停留在高中程度，必須多下功夫。

有時甚至無法準備。同一起漁工案件中，被告律師曾在法庭上用數學的「最大公倍數」要求法官考慮量刑。這個跳脫日常語境的用詞，讓屈秀芳當下腦袋空白，過了好些時間，她才費勁想起。有些單字，也未必同時存在兩個語言中，像是在印尼，街道沒有「弄」的概念，也很少人用「黑道」這詞，多是「流氓」。

但這些問題，也都無法在政府各機關現行的通譯培訓中被解決。因為現行課程中，並沒有針對語言的訓練，甚至缺乏基本語言認證機制，執法人員根本連這些通譯的外語好不好，都無法保證。

「連第一條，你可以保持緘默，不違背你的意思。都有通譯翻成，你閉嘴的意思，」屈秀芳說，有時不是不懂法律的問題，而是說不好印尼文跟中文，根本無法準確翻譯。

但她知道，通譯出錯是大事情，可能讓無辜的人白白受罪。她曾經義務協助過司法團體，到監獄裡探視一名或有冤情的移工，那人告訴她，自己被誣賴了，而且以前幫他翻譯的人，語言還不太懂。但過了10幾年，即使當事人覺察有異，或許真的出錯了，但當時通譯到底翻得如何？是否影響案情？都已經難以證實。

「我不怕人家笑說，你連這個都不會，還當通譯，因為通譯的範圍很大，要很小心。」有時在捷運上，屈秀芳就滑滑GOOGLE翻譯，回想以前大學唸護理系時學過的醫學單字，然後一個個翻出來，在家裡，她就找出珍藏的兩大本印尼文字典，在密密麻麻的字海裡找尋答案。

在捷運景美站附近的速食店裡，屈秀芳帶了她那兩本「寶貝」與我們見面。雖然用了20幾年，內頁泛黃，但仍保存完好。

與屈秀芳約時間相當不容易，因為她的時間不屬於自己，而是取決於作為案主的政府機關。每天下午5點前，屈秀芳不排隔天的行程，因為法院下班前，都可能打電話來，通知她隔天去協助案件。如果沒有接到法院排定開庭的案子，她就繼續等警局或是移民署的突發案件，早上其他人要跟她約時間，也盡量越早越好。

於是屈秀芳總是在等電話，手機不調靜音，總是叮咚叮咚地響。自從漏掉幾通法院電話後，現在她手機不離身，連洗澡都得帶進浴室裡頭，「漏掉一次法院電話，真的好可惜。」

「這工作能養活自己嗎？」

「不可能。」屈秀芳說，即使努力接案，頂多一個月也只能賺到一萬多元。

丈夫外遇離開後，屈秀芳獨自養大兩個女兒，做過護理師跟不少工作。在居住不易的台北，她還是需要一份薪水，她們搬過好幾次家，最近還得再搬一次，「很麻煩，每次搬家東西都不見，現在想想，我本來有些衣服啊，現在都找不到。」

但年紀大了，女兒也不斷勸她，別出來工作了，「我說不行啦，我還可以幫很多人啊！」屈秀芳說，她成為通譯的起點，也是因為專勤隊員那句「謝謝妳協助辦案」，協助這些執法人員，讓案件可以順利進行，直到現在，都是最打動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