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大選當天，2月14日早上6點，來台9年的40歲印尼籍看護工Vicky搭著首班捷運前往台北車站附近的投票所──除了要親手投下選票，Vicky還是印尼海外選舉小組（KKPSLN）成員，負責在投開票所處理選務工作，確保其順利進行。此刻的Vicky不只是移工，更久違地重新做回一名「印尼公民」。

在選舉之前，Vicky的假日和其他看護工相差無幾，上街聚會、踏青、跳舞，是她在繁重照護工作外的消遣；志願成為選務人員的2個月間，她則放棄所有娛樂，將時間用來受訓、籌備選務。而Vicky的決定並非特例，本屆選舉期間，台灣共有逾400名KKPSLN成員，幾乎全是移工和留學生。

基隆中船路投票所的監票員Dedy Al Billady平日在造船廠工作，上一屆選舉時，他也在台灣負責相同的監票職務。為了這場大選，Dedy已向雇主預支多天假期，2月14日忙完基隆選務後，他還志願前往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KDEI），參與為期3至4日的「郵寄投票」開票。

印尼人對選舉的熱情與台灣、韓國類似，皆根源於慘痛歷史。印尼在1945年建國後歷經蘇卡諾（Sukarno）、蘇哈托（Suharto）兩名強人統治，蘇哈托獨裁時期更長達32年。1998年印尼開始民主化轉型，並在2004年舉辦第一次總統直選，民間普遍洋溢對「投票」的期待，更有一首對抗集權的選舉歌曲〈不要投錯人〉（Jangan Pilih Mereka）傳唱至今，目前4次大選的投票率皆在70%至80%之間。

對Vicky而言，成為選務人員是一種「光榮」，讓她寧願犧牲休假，也得通過層層考核和訓練。「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這機會，」Vicky語帶驕傲地說，參與選務不怕累，反倒讓她擺脫日常工作，感受自己仍和故鄉有所連結，能親手守護得來不易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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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預訂投票時間8點未至，各個投票所外已聚集人潮，不少人投完票就得返工。這天Vicky所屬的投票所，平常是清真寺，地板與牆壁都漆上代表伊斯蘭教的綠色，並掛著現任宗教領袖、印尼國父蘇卡諾（Sukarno），以及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肖像。

印尼為全世界最多穆斯林的國家，Vicky和同事們先完成了每日禮拜，接著穿上選務人員背心，只見他們不斷確認動線，檢查告示都已依法張貼，最後在全程錄影中拆開票箱──這些選票從去年（2023）12月起陸續從雅加達寄到印尼駐台辦事處，選舉前再配送至全台投票所。

整個投票過程共有7道關卡：登記證件、查驗身分、領空白票、將選票交給選務人員蓋上有效章，下一步才得做出選擇──圈票處的桌子上會放著一根釘子，選民直接拿起它將選票「釘出」一個洞，只要釘在可辨認所選候選人、政黨的位置即為有效票。

釘完票、投入票匭後，離開投票所的最後一關，選民還要將手指尖沾上深藍紫色墨水，並把手指伸給選務人員確認，此舉代表該人已完成投票，不得再重複進入投票所內。如同台灣人會把選票章蓋在手上自拍，這根沾滿墨水的手指，正是印尼人在選舉期間的合照必備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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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首次民選總統起，印尼便設計海外投票制度，今年（2024）共有128個國家或城市協助印尼辦理海外投票，如台灣、日本、新加坡等，並分為「固定站、移動站、郵寄選票」三種管道；且印尼不實施「戶籍制」，選民可透過網路預約或現場排隊，自由選擇方便的投票所。

2019年和2014年的前兩次大選期間，印尼選委會在台灣設立34個固定投票所，多由清真寺、印尼餐廳和商店臨時布置而成。今年數量則增加至54間，另有6台移動選舉車在台灣各地漁港巡迴，供不克前往市區的印尼籍漁工投票。

鄰近台北車站的一間投票所，位於俗稱印尼街的市場內，該區域散落著數十間印尼餐廳、雜貨店，不少人投完票後就近用餐，餐廳內的電視也放著印尼新聞台直播，當某候選人的出口民調上升，店內外便會傳來歡呼聲。

這間僅能容納3人的投票所外排滿上百名印尼公民，每人需要約5分鐘完成投票。選舉原預計在晚間6點結束，但受空間與流程限制，該投票所延長投票至7點；甚至有一群移工怕來不及投，趕緊跑去10分鐘路程外，由Vicky負責選務的投票所。

現場群眾除了移工、留學生，還有剛好來台觀光的印尼旅客，以及被看護工推著出門的「雇主」──現年84歲的陳素梅便坐在輪椅上笑說，「之前我們家的看護推我去投票，今天換我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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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移動選舉車的轄區則分為新北至基隆、宜蘭、桃園、台南、高雄至屏東、花蓮至台東，《報導者》團隊也在當天前往基隆八斗子漁港觀選。負責該區域的選務人員李大偉（化名）為印尼籍華人，來台留學已4年，正就讀同樣位於八斗子的台灣海洋大學。

2月14日為農曆初五，李大偉在故鄉泗水（Surabaya）的華人親友仍在過節，但他的父親一聽說李大偉有興趣參與選務，便吩咐他「不要回來，好好做你該做的事」。當天李大偉早上4點起床，從基隆騎機車前往台北內湖的印尼駐台辦事處，第一項工作是領取選務文件，接著拆封選票。

李大偉所屬的小組共有5人，他們擠在一台堆滿票箱的廂型車上駛向北海岸。8點的首站是深澳漁港，10點到八斗子，下午前往金山，傍晚繞過台灣島最北端抵達富基漁港──李大偉等工作人員必須在10個小時內前往5個漁港完成選務，路程超過50公里。

在八斗子投票點，男性漁工會讓晚到場排隊的女性看護工優先投票，李大偉解釋：「因為漁工時間比較彈性，看護工中午還要回去照顧雇主，大家互相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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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訂11點半得關閉八斗子站的票匭，最後他們卻延誤了2小時才抵達下一站，回到印尼駐台辦事處已是晚上9點，還得立刻在現場進行開票。直到隔日清晨，李大偉終於結束工作，再度騎著機車從台北返回基隆。

曾有台灣朋友聽李大偉解釋印尼選務後非常驚訝，認為過程很不嚴謹，不過李大偉強調，這已是「因地制宜」的最好方法。他說明，印尼約有1.7萬座島嶼，每個行政區的基礎建設程度不一，海外印尼人也分散在不同時區，他們多從事勞力工作，無法有固定休假時間，政府因此開放各投票所有一定的自主權。

但隨機應變只適用投票期間，一進入開票階段，選務人員仍得在期限前完成作業並回報選委會，因此他們得面臨不間斷的長時間工作。

本屆印尼選舉競逐超過2萬個公職席次，包含總統、人民代表會議（下議院）、地方代表理事會（上議院）、省議會、縣市議會五層級；印尼境內選民將取得完整5張選票、海外選民只能領2張，票投總統及下議院，全球選票加總將超過10億張。 由於投開票過程複雜、總票數規模驚人，2019年選舉期間便有569名選務人員過勞死。今年印尼選委會擴大招募票務人員，並限制55歲以上不得參加，選委會主席阿沙利（Hasyim Asy'ari）仍於2月19日的記者會表示，今年選舉第一週已有約4,000名選務人員身體不適、84人過勞死，選委會則預計在3月20日公布正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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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選務造成傷亡，只是這場「全球史上最大規模單日投票」其中一項爭議。印尼選委會原訂2024年1月2日至1月11日向海外印尼公民發送選票，台北選委會（PPLN Taipei）卻顧慮投票時間鄰近農曆春節，台灣的郵局將暫停營業，因此私自在2023年12底提前寄出62,500張選票。

此事遭印尼國內的民間組織揭露後，一度成為熱門新聞焦點，逼得現任總統佐科威出面回應，最後選委會決定將第一批選票作廢，依正常規則重新寄送。

為了提高投票率，印尼駐台辦事處也在2023年12月發送公文，通知全台雇主大選將至，「懇請給予員工放假許可」，Vicky便是拿著這張通知單，向雇主爭取參與投票和選務工作。即便如此，仍有不少移工僅得到短暫許可，最後因排隊時間過長，尚未投票就被雇主要求收假。

選舉當天，還有在台印尼人按照官方公布的投票所地點出門，最後卻發現「找不到」。八斗子的移動式投票站就和選委會網站上標註的地點不同，兩者間隔將近1公里。《報導者》記者抵達現場後，先是和數十名看護工、留學生等待1個半小時，直到一群剛投完票的漁工經過詢問，眾人才得知地點有誤，趕緊在港邊道路上朝著投票車奔跑，深怕錯過選舉。

但在釐清錯誤之前，已有多人先行離開，一名看護工忍不住抱怨：「早知道用寄的。」另一名看護工Anna也說，「投票車停在漁工的聚會所，我們平常不會去那裡，當然看不懂選委會公布的地址。」

Anna來台12年，今年已是她第三次參與海外投票，「2014年那次，雇主不讓我休假，我只能郵寄投票，幸好後來的其他雇主都願意讓我在這天短暫出門。」第一任雇主除了禁休，還沒收Anna的手機長達9個月，嚇得她在第一份合約到期趕緊換工作。

旅居海外多年，Anna最關心的議題仍是經濟與治安，她的全家人都做移工，姊姊和弟弟在高雄，哥哥則在韓國，「我們在故鄉找不到好工作，」來自東爪哇省鄉村的她曾流轉多個大城，最後仍選擇出國。至於續留台灣多年的最重要誘因，Anna認為是環境良好，「晚上走路不用害怕，而且有很多印尼人互相幫忙。」

「未來的某一天，我們都會回去印尼，就算只是在海外投票，這張票都會決定我以後的生活。」Anna今年33歲，像她一樣的40歲以下選民占了全印尼52%投票人口，外界皆認定「年輕人是選戰關鍵」。

由於青年影響甚巨，「拼就業率」成為最多候選人的主要政見，也是普拉伯沃及吉伯朗組合大幅領先的原因──他們被視為對經濟留下貢獻的現任總統佐科威接班人。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22年統計，15至24歲的印尼公民失業率達14%，技職體系學生僅59%可在畢業後找到符合所學的工作；印尼中央統計局同一年的數據也指出，印尼近60%勞動力投入「非正規部門」，包含臨時工、清潔工及攤商等。看似有待加強，但這已是佐科威執政9年間的改善結果。

佐科威自2014年上任後大量引入外資，積極發展基礎建設，造就印尼經濟榮景，國內生產總額（GDP）在9年內飆升4,000億美元。他也善用社群媒體進行政策、個人宣傳，這些成效皆反映在數字上──印尼民調機構LSI在2023年12月一份研究顯示，即將卸任的佐科威當時仍有76%的高支持度。

另一項為印尼人樂道的佐科威政績，是2023年底正式開通的雅萬高鐵──這條連接雅加達和萬隆市的鐵路是全東南亞第一條高速鐵路系統，既成為印尼社會的「大國夢」象徵，而佐科威在工程初期斡旋有意投資的中、日雙方，趁兩大國競爭取得有利條件，讓不少印尼人認為他是稱職的外交舵手。

《報導者》越洋專訪印尼政治學者杜奇・索瓊（Dicky Sofjan），他便以「佐科威旋風（Jokowi Effect）」形容其影響力。杜奇指出，目前普拉伯沃及吉伯朗組合在出口民調奪下近6成選票，優勢即是佐科威相挺，他們也主張延續佐科威的既有路線。

杜奇坦言，佐科威興建的眾多基礎建設改善印尼各省、各島嶼間交通，對經濟發展和「消弭城鄉差距」皆帶來貢獻；不過各項開發案衍生的環境破壞、過度仰賴外國資金，成為佐科威政權至今無法回應的爭議。

雅萬高鐵正是最佳案例。該路線由兩國合資的「印尼─中國高速鐵路有限公司」負責營運，工程耗資約73億美元，是中國「一帶一路」貿易倡議的重點目標，同時中國積極搶攻印尼礦產與勞動力，大力扶持兩國的電動車生產鏈。

近10年來，中國對印尼的投資額名列一帶一路前茅，不遜於中國的傳統盟友巴基斯坦、俄羅斯等國。杜奇直言：「中國對印尼的影響太大，這裡的華人商界有明顯的親中傾向，遠勝過友台。」

準勝選人、72歲的普拉伯沃已是第三度參選總統，前兩次的對手都是佐科威，而佐科威在第二任期（2019-2024）間提倡聯合政府，大量延攬在野黨人士入閣，兩人才因此結盟；佐科威任命背負多項人權爭議的普拉伯沃為國防部長，當時也引發外界譁然。今年佐科威甚至以行政中立為由，未支持所屬政黨──印尼鬥爭民主黨（PDI-P）推派的總統候選人甘查爾（Ganjar Pranowo）。

普拉伯沃不只得到佐科威暗助，更是前獨裁者蘇哈托的女婿及旗下大將。普拉伯沃曾在1970年代領兵鎮壓東帝汶獨立運動，長期指示特務綁架反蘇哈托的民運人士，也遭外界質疑是1998年「印尼排華」運動背後的主使者之一。

印尼於1998年展開民主化後，普拉伯沃雖被剝奪軍籍，卻憑藉獨裁時期累積的勢力，立刻轉而從商，成為事業橫跨能源、礦業、農漁業的商業鉅子，外界預估他的個人資產已超過1.5億美元。

面對第三次總統選戰，普拉伯沃一改過去的鐵腕形象，多以可愛版卡通海報示人，長期在社群媒體上傳跳舞影片，也替自己的寵物貓巴比（Bobby Kertanegara）創辦TikTok帳號，共有440萬人為「牠」按讚，讓普拉伯沃在年輕人間被稱為愛貓的「跳舞爺爺」。杜奇對此評論，不少選民雖記得普拉伯沃的過往爭議，但透過大量行銷，其負面形象已被淡化，年輕一代也對歷史缺乏了解，「人們的記憶力比想像中更差。」

至於普拉伯沃的副手，36歲現任中爪哇省梭羅市市長吉伯朗則是佐科威長子。吉伯朗在2020年從政，第一次選舉便贏下梭羅市──梭羅市不只是其家族發源地，佐科威擔任總統及雅加達省長之前，也曾在2005年贏得同一職位。

針對佐科威勢力持續膨脹，以及普拉伯沃、吉伯朗的背景爭議，《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用一句話定義本場選戰：「普拉伯沃勝選，讓亞洲的民主亮點蒙上陰影。」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梁家恩也對印尼的政治現況提出擔憂，他以菲律賓現任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對照普拉伯沃、吉伯朗組合，小馬可仕身為前獨裁者獨子，繼承了強人的政治遺產，正如同普拉伯沃；而馬可仕家族對菲律賓政壇的影響力，則類似已然崛起的佐科威家族，透過吉伯朗繼續影響印尼。

《報導者》走訪多個投票所，皆明顯發現普拉伯沃、吉伯朗組合在海外同樣擁有高人氣，眾多移工比出他們的「2號」手勢合照。Anna等本文受訪對象的社群帳號，也紛紛在當天晚上分享普拉伯沃大幅領先的新聞。

留學生Manuel Putra（化名）表示，即使知道普拉伯沃過去的人權爭議，但佐科威執政期間的經濟建設令他「有感」，他選擇投給普拉伯沃組合，因為吉伯朗是佐科威的兒子。

至於Vicky，她從2月14日一早開始工作，開票到隔日凌晨4點半，短短補眠2個小時後，早上6點，她又搭著幾近無人的捷運回雇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