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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逸的結界──他們為什麼湧向華山草原?

藝術團體野青眾2017年11月向台北市府申請了華山大草原的半年使用權,主張「唯一的限制就是沒有限制」,各種實驗藝術聚落在台北巿心臟區插枝,而一切在發生駭人聽聞的分屍案後嘎然而止,回歸成一片青草地。 《報導者》在兇案爆發前即走入草原,紀錄「草民」們的面孔與生活,重現這場華山草原建構的3個月生活實驗──他們為何而來?下一個目的地又在哪裡?

一天結束,人們趕著回家時,正是我—天的開始,營業時間從午夜12點到早晨7點,人們稱之為深夜食堂。菜單只有這些,如果客人點其他的,我會盡量做,這是我的經營理念。你問我有沒有客人,人還真不少呢。
以日劇《深夜食堂》開場口白,套在「120草原自治區grassroots」,對這個活動可以有個最粗淺的概念。
3個多月來,一群人以各式空間藝術為名,但在這片草原上實際生活著,他們多數沒有「名字」、只有「代號」,以「草民」自稱。
「藝術家的遊民」,是外人常給他們的稱號。但其實,他們不全是藝術家,從職業編舞家、熱愛跳舞的室內設計師、來認識外國人練英文的大學生、醫學院準醫生,到紅豆餅小販、日本料理餐廳主管都有。
這裡彷彿是現實與想像世界之間的「結界」,白日如空城、没入城巿裡就是各行各業的尋常百姓;夜幕低垂後,回到草原,點燃魔幻夜空,以另一個姿態在這個平行時空裡生活。

草原120,在做什麼?

華山大草原前身是台北最大的鐵路貨運華山站,地主司法院計畫之後在此蓋司法園區, 2009年起由台北市府都市更新處代管,作為都市再生前進基地,開放外界申請借用。「野青眾」的「120草原自治區grassroots」(以下簡稱草原計畫)是眾多計畫中唯一獲得補助款的計畫。

「草原計畫」擬定2018年3月到6月底、共120天,採完全開放、毫不審核設限的方式,募集想來這裡進行任何計畫、設攤、搭建、共食、共演,打造成「將對城市的想像化為真實體驗」的藝術聚落。

草原上的想法和人都是流動的,居住的帳篷常常也隨著人的流動,換不同主人或搬遷。有些類似社區「公共設施」則留存比較久,像是廚房、浴室、免費廢物商店、交換刺青、酒吧、百元藝術教室、大舞台、小廟、瞭望台、射箭場(分屍案嫌犯所搭建)。

在草原上,所有權的概念也是模糊的,帳篷可能是草民自己帶來的,但裡面的家具或物品卻是大家一起撿來的。晚上可以找頂沒人的帳蓬睡,清早鳥獸散,上班的上班、上課的上課、準備國考或托福的上圖書館念書。

看似安靜的草原,當草民們回來後才是另一個世界。從紀錄片放映、手工藝教室、藝術哲學講座,到閤家同樂的手作音樂祭,各樣類型活動都有;派對型的活動更是常見於週末夜晚,未申請就跑到台鐵地下引道鐵軌開的電音趴也算是一個。

眾多的活動中,「草原求偶季」最常被外界提到的活動之一,外界對「求偶」兩字的想像總離不開「雜交派對」,但求偶祭其實是讓8對男女都戴上紙袋並露出眼睛,兩兩一組進行諸如「想像你們一起爬喜馬拉雅山準備攻頂時,突然發現對方是你殺父仇人」的表演,是個如同「來電50」的交友活動。「看到網路上面傳的很誇張的說法,我都覺得很好笑,」草原求偶季主辦人Ty笑著說。

草民1號:從咖啡泡出街頭實驗的莊奕凡

草民1號莊奕凡。(攝影/林雨佑)
草原上的一切,從莊奕凡開始。
高雄中學畢業的莊奕凡,因為對人有興趣,大學選擇心理系,念了一年後,厭倦以理論為主的教育框架,決定從輔仁大學休學。因為想開咖啡店和人交流,開始學習泡咖啡,每次一泡就2公升,自己喝不完,乾脆搬個箱子到街道上泡給陌生人喝。
「一杯咖啡,一個故事」計畫進行2年多,聽了至少上千人的故事後,莊奕凡對於這樣軟性的活動感到疲倦跟局限。他和一群喝咖啡認識的朋友們,在2016年10月辦完「白晝之夜─拜火遊行」後,漸漸形成「野青眾」團隊,從2017年發起連續2年的跨年活動「百野遶境」、忠孝橋和永福橋下的「野趴」和「HUMAN ZOO人類動物園」、白晝之夜的「與神同遊」,到今年的「草原計畫」。
莊奕凡說,「一杯咖啡,一個故事」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可能,但過於良善的特性讓它無法去談像「裸體除罪化」這樣的議題;而「野青眾」則是強調「把人們對於社會的觀察變成實際行動」。
「原本(草原)計畫說要做藝術聚落啦,那時候有認真想要有排練場、共同工作空間、適合人居住的屋子,原本是要更完整的聚落,」莊奕凡說。後來因為補助款尚未核發,加上他還背負之前辦活動積欠的數十萬債務,在沒錢買建材的狀況下,只好跟著草民「底鍋」租了台小貨車,在台北各處撿拾木材等廢料。不過,光是運費也花了至少7、8萬元。
也因此,草原計畫跳脫一般的「由主辦單位出錢出力,主導規劃、建設、管理」的既有模式,走上少見的「各自發起計畫、搭建住所、自主管理」新興路線。

草民2號:流浪漢舞者「底鍋」

草民2號底鍋。(攝影/林雨佑)
草民2號,應該就是和莊奕凡到台北各處撿拾木材廢料的「底鍋」。
底鍋,一個高瘦的男生,蓄鬍蓄長髮,有點暴牙,衣衫不整時看起來就像是個流浪漢。他出生白領家庭、全家都是台灣大學畢業生,爸爸電機系畢業後從商,媽媽在大學任教外文系,姊姊則還在德國攻讀經濟博士學位。
國中開始組舞團跳舞的底鍋,曾是台大熱舞社社長,卻有社交障礙,台大土木系畢業後轉行當室內設計師,不僅職場不順遂,感情也受創,人生跌入谷底後辭去工作,直到參與野青眾的「人類動物園」和草原計畫後,才從低潮中找到些人生的意義。
去年以「一支舞,一個故事」行動環島3個月後,底鍋來到草原,先開車在台北到處蒐集被棄置的課桌椅、抽屜等廢料後,花了一個月時間,自己一木一磚,蓋起有煙囪、磚窯可生火,有天窗可以灑下陽光,天花板甚至還有隔熱層的小木屋,在草原「成家」。
「過年時,有連續3個星期,我的戶頭裡只剩下150塊,最後竟然可以不花一毛錢活了下來,」他的語氣充滿感激。他餓時常到處「覓食」,但在草原上生活時,有時一早起來,桌上就擺著一碗乾麵,「也不知道是誰給的,」底鍋說。
於是,底鍋也將自己的小木屋,對所有人開放:「大家給我幫助,我覺得我只是動手的人,這間小屋其實是大家一起蓋的。」這間當初沒有計畫圖、也沒有一致結構的歪斜小屋,成為草原上最多人休息過的地方。分屍案爆發後,底鍋的小木屋也是工人拆除草原建築時,最難拆的一間屋子。

草民3號:日本料理店主管「達叔」

草民3號達叔。(攝影/余志偉)
40歲的達叔,在一群以年輕人為主的草原上滿容易辨識出來。達叔是從「過路客」變「住民」。
在高級日本料理餐廳工作的達叔,是資深主管,內場、外場都得顧,每天都是餐廳打烊後最後一個離開的人。家在西門町的他,每天搭捷運上班,卻喜歡用兩條腿從信義區走一個多小時回家,下班沿路遇到便利商店就進去買瓶啤酒:「我喜歡走路,坐在華山的草地上喝酒,想一下一天的事情。」
3月中某天的下班途中,達叔發現華山草原突然多了一頂帳篷,過了幾天後又長出一張破沙發。忍不住好奇心,走進帳篷認識了這群草民們後,本來就喜歡登山露營的他,就在這邊搭起了自己的帳篷。此後,達叔就在草原上「安頓」下來,一待就是一整晚,隔天一早才回家,洗洗澡再去餐廳上工。

草民4號:年輕爸爸「紅豆餅」

草民4號紅豆餅與他飼養的寵物蜜袋鼯。(攝影/余志偉)
草民們口中的「紅豆餅」,白天的工作就是在光華商場附近賣紅豆餅。「紅豆餅」今年才27歲,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兒子今年上小一,女兒才兩歲半,老婆是家庭主婦,一家四口的生計靠他一個人撐起。
「紅豆餅」的一天通常是從帶老大去學校上課後開啟,然後便在3坪不到的店面賣起紅豆餅,一天要工作12小時後才能收店。冬天旺季,平均一天可以賣上1,000個,夏天每天業績只剩下3、400個。
「紅豆餅」國中起就迷上養蛇和蜥蜴,全盛時期家裡有上百隻的蛇、蠍子、蜘蛛、鳥。現在他家最老的寵物,是一隻14歲的蜜袋鼯,「紅豆餅」驕傲地說,牠不但可能是全台灣最老的蜜袋鼯外,還是讓他認識另一半的媒人。「紅豆餅」的孩子和他一樣,從小就和蛇、蜥蜴、蠍子玩在一起,「我教他們尊重生命,就不會害怕,」他說。
在朋友介紹下來到草原的「紅豆餅」,3月底開始成為草民,從每次來2、3小時,到最後和達叔一樣待到隔天早上才回家;從一個人帶著寵物草原巨蜥來,到假日時帶著老婆、小孩一起來草原上玩耍。
「紅豆餅」以前會把沒賣完的紅豆餅送給左鄰右舍,但發現鄰居其實不缺這些餅後,改送給台北車站附近的遊民們吃。他理解到,同樣是吃東西,這些人的意義卻是不同:「他們(鄰居)吃東西都是興趣或是喜好,但遊民他們吃得很開心,是為了填飽肚子,是用生命去吃的。」
「草原好像不需要太多物質,但事實上世界就應該是這個樣子⋯⋯,草原教會我,我們生活中有太多浪費,」他說。草原上,不時都有人把自己用不到的東西,或是食物帶過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紅豆餅」也常帶著餅來,幫助許多草民繼續「生存」下來。

草民5號:大學生獵人「六雨」

草民5號六雨。(攝影/林雨佑)
六雨,雖在大學主修雕塑,但專長卻是製作動物標本。他跟同班女友交往3年,兩人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小套房同居。女友習慣待在屋子裡,連吃飯也叫外賣,和喜歡往外跑的六雨剛好相反。六雨每個星期四學校的課一結束,就自己跑來草原住上4、5天,再回學校上課。
六雨來到草原,一看到市民大道這側的一棵大樹,就決定在這邊完成一件作品:搭建一棟樹屋,做成他心目中的人偶劇場,跟玩音樂的弟弟在這裡拍攝一支音樂錄影帶。
然後,六雨有了更「原始性」的實驗想法:「我在想有沒有辦法在這裡不花錢的生活⋯⋯有一度我甚至想把草變成食物,但無法。」吃草行不通後,六雨便開始「打獵」:「早上獵到鴿子,把肉煎來吃,骨頭吊起來晾乾,晚上就把骨頭拿去熬湯⋯⋯,廚房有很多東西,麵粉、地瓜啊,放一下,就變成一碗鴿子肉湯麵。」甚至也曾用吹箭方式打過非保育類的喜鵲、魚、黑冠麻鷺和松鼠來吃。
六雨認為自己是有原則的:「只要那天我有打獵,我就不買其他食物來吃。」甚至解釋,「去超市買一盤雞肉煮來吃,同樣也是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這跟打獵的差別只在於「沒有看到那隻動物被殺死時的樣子而已」。
草民大多知道六雨打獵的事情,有人認同甚至跟著打獵,有人只是不反對,沒人出手制止。參加許多動物社團的「紅豆餅」說,只要不是獵食保育類動物,他並不反感,他曾養幾十條蛇,一個月就要餵食上千隻的老鼠。「是寵物就要好好對待牠,是食物就要好好讓牠犧牲,要尊重,不要玩弄生命」──這是「紅豆餅」的詮釋。

結界的兩頭:一邊是生存、一邊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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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的共生讓草民在都市中找到歸屬感。(攝影/林雨佑)
草原的共生讓草民在都市中找到歸屬感。(攝影/林雨佑)
草民們都有家,為什麼他們不回家?
草原計畫結束後,已回到內湖與家人同住的底鍋,重新開始當起室內設計師。儘管,爸媽呼喚他回家已多時,之前他仍寧願流浪在外、住在草原上。他提到,當時已一年半都沒工作,回到家裡只會承受很多批判,「他們(家人)覺得我就是個流浪漢。」底鍋認為,在社會體制下,所有人都是被強大負能量壓著,是「草原有包容力,願意傾聽,所以人才會被吸引過來。」
「在這邊有歸屬感,」達叔說。平常生活中再怎麼奇怪的想法,在這裡都會有人很認真地跟你分享和討論。雖然老婆常氣他「有家怎麼不回來」,但唯有草原可以晚上還跟朋友吹笛子玩音樂,不然回到家只會被老婆碎碎念「你可以想想我要睡覺嗎?」
「這裡沒有標籤,大家都只是很單純地想認識你,沒人在意你的職業或收入,」「紅豆餅」說,這是他從小學、國中畢業後,人生第一次再度感受到這種單純的氛圍。備完隔天開店做生意用的奶油,拉下店面鐵門後,「紅豆餅」想了想,對草原下了個註解:「這邊(賣紅豆餅)是生存,那邊(草原)是生活。」
和女友在草原上搭帳蓬住了2個多月的戴致文,目的和其他草民又不同。去年從台大戲劇系畢業、即將到出國攻讀影像藝術的戴致文,白天去圖書館、上法文課、游泳,晚上回到草原的帳篷和外國朋友喝酒聊天,順便練練英文。他的看法是,台北缺少像草原這樣一個空間,除了可以不花任何一毛錢地居住、娛樂、學習知識、看到各種可以不考慮任何票房的自然表演外,最可貴的是和人的交流,「知識跟玩樂可以取代,不能取代的只是感受,人給你的感受最難取代。」
但無論是生活實驗還是藝術課程,在分屍案後煙消雲散。「有點像是在拍電影,還沒完成就被卡了,根本不知道結局是什麼,」原本打算在草原上進行重視人際交流「餐桌計畫」的阿慢說。

一邊被污名化追殺、一邊被內心罪惡感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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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刑案的現場被警方以封鎖線隔離。(攝影/曾原信)
發生刑案的現場被警方以封鎖線隔離。(攝影/曾原信)
分屍案後,許多民眾第一次看到「華山草原」的新聞就是性侵分屍案,草民們也連帶被貼標籤和污名化,「邪教」、「治安死角」、「失序變調」等負面詞彙跟草原計畫幾乎劃上等號,至今仍有些臉書被肉搜的草民還會收到一些不知名的辱罵訊息。
達叔就說,有次他和莊奕凡去超市買了排骨回到草原煮湯招待朋友,拍了一張照片,後來那張照片竟被網友說成是在吃「狗肉鍋」;更有認真的網友,去翻達叔8年前一篇因為失眠而發只有文字的貼文:「我神遊去」,然後留下一句回應「你就是喜歡吸毒」。
一個無辜的女孩遭殺害了,「紅豆餅」知道這類(被貼標籤)的事情一定會發生,但他還是有點氣憤也不解,草原上的人大部分都是好人,「為什麼不讓好人好好生活?」
分屍案爆發後,草原上不時會有草民用各自的方式替死者祈福。草原清空後,阿慢、「紅豆餅」在內的20幾名草民一起到了河濱,大家輪流訴說對於這起案件的感受,「有害怕、有難過、有不知所措、有震驚、有疑問、有憤怒,」阿慢說。在大家的眼淚噴發後,最後,大家手勾手替失去生命的女孩哀悼。
許多草民心中不停想著,「這種事情怎麼可能會發生?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邊?」、「我們做的是錯的事情嗎?」、「女孩的死跟我有關嗎?」和嫌犯草山巖(陳伯謙)熟識的草民,衝擊更是雙重,得要面對「我的朋友是殺人嫌犯」的掙扎。
阿慢說,媒體只會報導案情跟貼標籤,但「除了草原朋友外,從來沒人問說『你們(草民)過得還好嗎?』」她覺得,所有關於草原計畫的評論幾乎都是為了批判而批判,「難道媒體跟鄉民一定要等到有人因此發生事件,才要檢討說報導是傷害人不是幫助人嗎?」
草民們說,殺害女孩的草山巖雖然很早就進駐草原,蓋起自己的木屋「野居草堂」,但鮮少跟其他草民互動。和他熟識的人極少,本來就喜歡打獵的六雨是少數中的一個。
看到凶案報導時,六雨一開始認為是記者亂寫,因為新聞上描寫的陳伯謙跟他印象中那位草山巖實在差太多,「我很想要跟每一個在網路罵他的人,解釋他不是這樣的人。」
直到同樣跟草山巖熟識,也在草原上靠打獵維生的朋友傳來訊息:「如果認識他(草山巖)夠深,知道他如果殺人,滅證手法就是這樣子。」加上,隨著相關案情逐漸被揭露,六雨才開始能把新聞上的人跟他記憶中的人分開,「有人到草堂獻花時,我才意識到受害者是女生,不是草山巖。」

下一站,微型遊牧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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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們合力拆除草原上的帳蓬。(攝影/林雨佑)
草民們合力拆除草原上的帳蓬。(攝影/林雨佑)
野青眾原本要在合約到期時,舉行最後一場活動「草草了事」。沒想到,在合約到期前一個星期,草原就被全數清空。在合約到期日6月30日的這天晚上,草民們重回已空無一物的草地,和同伴們傾訴案發後自己的心路歷程。
那一夜,是草原的結束,卻是另一個開始。「只要有心,哪裡都可以是草原,」「紅豆餅」說。他們決心再繼續走下去。
原本,野青眾打算在「草原計畫」合約到期、場地清空還給都更處後,不惜違約也要繼續佔領草原。
「我一開始直覺告訴我,應該要佔領。草原佔領後的調性跟能量都會不同,我想看看會長出什麼,」莊奕凡說,台北很少有這樣給年輕人發揮創意的空間,佔領會具有正當性,就是要訴求需要這樣的公共空間。
兇案發生後,沒人敢再提「佔領」的念頭。
「唯一的限制,就是沒有限制」這是莊奕凡發起「草原計畫」最初唯一的核心。但兇案後,他進一步解釋,草原計畫雖主張自由,但不是要做烏托邦,從來沒有要與跟體制切割,「我其實不討厭合法,不是地下走到底,但我邏輯是模糊邊緣,在一個合法範疇裡面做不合法的事情、政治不正確的事情。」野青眾所有的行動都只有一個目的:「製造跟現有體制的討論空間」。
華山大草原的開放性,雖先期望可以容納不同人和不同想法,碰撞出無限的可能性,但沒料到,「悲劇」也在眾多的「可能性」之中,讓莊奕凡學到教訓,他接著想做的是「(參與)資訊不公開,但空間公開」的「城市的微型遊牧聚落」,試圖降低大量不特定人士的參與程度。
「草原上有很多『小點』,我下一步想找空間容納這些不同的小點,並讓小點開始移動,有點像是遊牧聚落,」莊奕凡說。「草原得繼續發生,不能因此解散,或許大家(草民們)在外界攻擊下,會想說我們根本就做錯了⋯⋯但『希望城市可以更好』,這件事情是善意的,沒有人可以質疑,」這是莊奕凡堅持的原因。

空間文創只能走上商業?

當台北其他私人或公共空間仍存著一定的使用門檻跟成本(如經濟條件、行政成本和諸多限制),自然會篩選掉一些沒有足夠經濟、社會資本的人使用,使得都市呈現出來的藝術或生活,會自然地形成主流的框架,這樣的框架就會排除其他的可能性。而一切幾乎毫無限制的草原,讓這些原本潛藏的可能性都浮現出來。
很多人不知道,僅僅相隔50公尺,已發展成台北文創園區品牌的「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20年前,也是充滿野性的「華山草原」。
華山文創園區的前身台北酒廠在1987年因故關閉,閒置近10年後,一群藝術家闖進去表演舞台劇,曾遭警察以竊佔國土罪逮捕。不久,又有學者和藝術家向管理單位申請舉辦「火鼓祭」,上百人圍著火和鼓聲狂歡跳舞,也被當時的台北市議員王世堅等人直指是「裸露上半身、隨處可見大麻菸蒂」的「搖頭天堂」 。
如今,華山文創園區「進化」成高度商業化的空間,是否就代表了城巿的「進步」?
莊奕凡說:「台灣對於藝術的想像很框架,像是華山文創園區,我覺得那不是藝術,但也無需批判是不是,因為它就是存在。」「紅豆餅」更直言:「那(文創園區)不是文創、是商創。」
台大城鄉所教授王志弘表示,草原計畫和華山文創園區的保留運動相差十幾年,兩者卻有共同點可對照,同樣由藝術家主導並以需要展演空間為名而使用閒置公共空間,「新一代的藝術家找尋其他可能性,像野青眾這樣挪用更多本土元素,想跟生活本身結合,這滿有趣的。」
草原計畫在有合法申請的情況下,即便被居民檢舉環境髒亂、噪音等問題,但都更處並沒有選擇提前解約或清除,王志弘認為,「這代表官方對於這樣的藝術或是生活方式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容忍。」
直到發生殺人案,踩到社會底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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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地下閒置的台鐵引道是電影《總鋪師》中的鐵道場景。凶案爆發前3天深夜,數百人未經申請進入開電音趴。(攝影/林雨佑)
草原地下閒置的台鐵引道是電影《總鋪師》中的鐵道場景。凶案爆發前3天深夜,數百人未經申請進入開電音趴。(攝影/林雨佑)
有人認為,如果草原計畫能對於來居住的草民進行一定程度的成員計畫審核,或許,殺人嫌犯就會被排除。對此,莊奕凡說,「我的中心理念是,公共空間就是讓大家使用,我只是需要知道(誰來參與?要做什麼?),不是要審核。」戴致文則直言,審核辦法或許能降低危險,但無法保證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悲劇,「若有管理,我就不會想來住了,真的要審核的話,可能我就會被排除了。」
有草民點出,若真的出現所謂審核機制,排除到最後,這片草原上最後能留下的人,可能會是殺人嫌犯陳伯謙所屬、對外宣稱要「宣揚傳統文化」、模組化的、漂亮的、具教育意義的、可以闔家參觀的「野居草堂」木屋。
以空間角度來看,草原像是社會一面鏡子,社會有什麼需求,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什麼。有電音趴的需求,就會有鐵道電音趴;有裸體的需求,就會出現裸體;有獵食的需求,就會出現打獵。
外人眼裡,華山草原計畫如《深夜食堂》草原版,提供草民一個逃避白天生存壓力的深夜都市角落,彼此脫下標籤和束縛,相互交流並讓身體和心靈能得到喘息。但因為草原經歷而走出人生低潮的底鍋並不認同,他認為,「沒有任何一個這樣的群體跟空間可以療癒任何一個人。」
底鍋說,他看到有些草民確實變好了,但有些人仍然陷入痛苦中,草原能做的只有協助讓人意識到自我,但從意識到體驗到頓悟仍是遙遠的距離,「我覺得我變好,是因為我努力面對我自己。」
「為什麼有明明有家卻不回家,反而選擇去草原生活?」
具社會學背景的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系副教授莊佳穎指出,台灣人總以為自己很「多元包容」,但其實那種「多元包容」是靠「秩序」和「潔淨」等概念建構起來的,一旦有人超出了那樣的範圍,就會引發社會的不理解跟懷疑。「或許得先做到草原上那些人所說的尊重跟包容,整個台灣社會才有不同的發展可能性,」莊佳穎說。
「如果能在框架下保有這可能性,當然是好的,但官方畢竟作為政府,還是有維持最基本秩序、人身安全的準則,」王志弘認為,或許在案件發生後,官方對於公共空間治理的態度會暫趨保守,但台灣作為相對其他東亞國家更為開放的國家,「容留一點表現的可能性,還是進步城市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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