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示威行動只是零星出現，但隨著通膨問題的快速惡化，以都市商人為主的市場商販公會，也從2025年12月開始加入罷工罷市的抗爭行列──此舉，大幅升級並凝聚了伊朗國內對於政府施政不力的憤怒情緒，示威行動亦從首都德黑蘭，迅速蔓延至全國各級城市。

事實上，撼動伊朗政局的這波經濟危機，背後主要有三大原因：

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便長期遭到歐美各國的經濟孤立。進入2000年代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又因伊朗涉嫌發展核武，進一步大幅收緊對伊朗的制裁。其中，在川普第一任期內，美國政府自2018年起擴大對伊朗的經濟封鎖措施，包括再次切斷伊朗銀行與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連線權限，使其被孤立於國際主流金融體系之外；同時也以經濟制裁為手段，迫使各國停止自伊朗進口原油、大舉打擊了伊朗賴以維生的「油元經濟」。

雖然伊朗政府屢屢透過重啟核子談判，並藉由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支援，勉強扛住了美國的制裁壓力；但過去10年來，伊朗每年的國內通膨率都超過30%，低經濟成長、貨幣持續貶值，以及超過20%的青年失業率，也都把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壓得喘不過氣。

2025年6月，以色列與美國先後以「打擊伊朗核武計畫」為由對伊朗發動空襲；儘管以美的軍事行動前後僅持續12天，且未能百分之百摧毀伊朗的核開發設施，但在交戰過程中，伊朗武裝部隊幾乎一路挨打、幾乎沒有還手餘地；同時，在外交舞台上，德黑蘭也未能成功爭取中俄盟邦與國際社會的實質支援，反倒還因為違反核協議，而於2025年9月27日再度遭到聯合國安理會重新施以全球性的經濟制裁。

更糟的是，在承受戰爭風險與國際制裁的同時，伊朗也同時遭遇60年來最嚴重的缺水危機。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伊朗不僅已連續6年出現乾旱，2025年1～11月的全國累積降雨量更僅有往年平均的14％。

其中，人口最密集、居住人口超過1,000萬人的首都德黑蘭都會區，11個月內的總降水量竟僅 1.1毫米，這不僅不到往年平均的4％，首都周邊的水庫、河川和地下水資源都幾近乾涸，迫使伊朗政府一度準備疏散首都居民，甚至提出「遷都」計畫。

伊朗政府主張，極端乾旱屬於難以預防的天災，畢竟伊朗本就位處少雨、易旱的地理環境；但多數專家學者與一般民眾則認為，當前嚴重的缺水危機，實際上是國土規劃失當、長期治水無方，以及貪腐政治分贓所造成的「人禍」。

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為了穩定就業、避免在國際經濟封鎖下出現糧食短缺，伊朗政府透過各種補貼與優惠政策，大力推動農業自給自足戰略。然而，其水利與農業政策長期缺乏專業評估，大型工程更因政治考量，屢屢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旗下的裙帶企業壟斷承包。

這種結構性貪腐長年累積的結果，不光沒能提升伊朗的農業生產效率，反而進一步耗損原本就脆弱的天然水資源。於是，伊朗旱澇失衡問題逐年惡化，大量超抽地下水所引發的汙染與土地鹽鹼化，也持續侵蝕農業與生活用水品質，讓伊朗社會陷入愈發嚴峻的缺水困境。

在天災、人禍與戰爭風險同步包夾的多重壓力下，伊朗社會的痛苦指數終於在2025年底攀升至臨界點。儘管伊朗政府為了舒緩民怨，試圖釋放改革訊號，並局部放寬過去因宗教理由而設下的娛樂禁令與部分社會限制，但在國內經濟瀕臨崩潰的現實下，既憤怒又絕望的伊朗民眾即便明知政府必會回應以暴力鎮壓，仍選擇走上街頭，群起掀起一波足以動搖威權統治的抗爭巨浪。

A：儘管伊朗是全球公民自由度最低的國家之一，但過去30年來，伊朗國內每2、3年就會出現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政治抗爭。其中，又以2009年因質疑總統大選舞弊而爆發的「綠色抗爭」（Green Movement），以及2022年為替遭宗教警察逮捕、並在拘留期間死亡的伊朗女性瑪莎・艾米尼（Mahsa Amini）討回公道的「艾米尼抗爭」（亦被稱為「女性、生命、自由抗爭」），最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與聲援。伊朗國內絕大多數的官民衝突，多與本次示威起因相似，源自對生活成本飆漲、失業惡化和政府貪腐的不滿。

然而，與過往相比，本次伊朗抗爭的鎮壓暴力升級程度更為駭人。根據《路透社》（Reuters）整合伊朗官員的說法與境外流亡NGO的統計：截至1月13日為止，伊朗各地已知超過2,400多人在鎮壓行動中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遭政府部隊射殺的示威者──換言之，這已是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國內死傷最嚴重的政治暴力事件。

A：伊朗政府的統治基礎確實被空前動搖，但至今並沒有立即垮台的跡象。

截至1月14日為止，2026年的伊朗反政府示威雖然已明顯重創德黑蘭當局的統治威信，但各地抗爭行動尚不足以直接威脅政權存續，政府權力核心圈也未就鎮壓決策浮現公開的政治分歧。換言之，儘管伊朗政府的統治適任性與正當性正遭遇強烈的社會質疑，短期內出現政權變天的機率仍非常小。 例如，執政高層至今仍團結在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周邊，包括伊朗總統裴澤斯基安（Masoud Pezeshkian），以及掌握武力的革命衛隊、警方與正規軍體系，皆持續支持以武力鎮壓示威；目前亦未出現大規模抗命、拒絕執行鎮壓命令，或準備、威脅發動政變的跡象，反而一致將延燒全國的抗爭行動，定性為「境外勢力煽動的恐怖主義行為」。

除了政府仍牢牢掌握武裝力量之外，伊朗國內也缺乏具有足夠號召力的政治反對派。自2009年綠色抗爭以來，伊朗的政治活動空間持續收縮，反對勢力一方面無法透過既有體制有效參政；另一方面，因長期累積民怨而愈發頻繁的社會抗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強力鎮壓，也反過來成為伊朗政府「定期整肅社會異議人士」的正當化理由。長此以往，伊朗的反對運動被迫地下化、碎片化，難以形成足以協調全國行動的組織與號召中心。 流亡海外的異議團體同樣面臨難以與國內抗爭有效協調的困境。以抗爭期間在國際舞台上備受矚目的前伊朗國王之子芮沙．巴勒維（Reza Pahlavi）為例，儘管這位65歲的前朝王儲積極透過社群網路呼籲伊朗人起義，但他自18歲因伊斯蘭革命流亡海外、至今已47年未曾踏上伊朗國土，與國內社會現實存在明顯的生活經驗落差。加上缺乏國內政治實力與群眾信任，芮沙．巴勒維長年在海外從事的反伊朗運動，又多與歐美新保守主義者、甚至以色列右翼互動密切，這些背景反而使他在伊朗國內的民主抗爭與政治改革脈絡中，成為具爭議性、甚至是負資產式的存在。 儘管在社群平台上的聲量不低，但芮沙．巴勒維的「家族背景」，也讓他難以成為能夠凝聚共識的政治人物。作為前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的長子，芮沙．巴勒維從出生以來就一直過著外界難以想像的驕奢生活──據說巴勒維國王為了慶祝長子誕生，曾下令在伊朗各大城市上空空投玫瑰花瓣。在巴勒維王朝末年，伊朗國內同樣苦於貧富差距極端化、民生經濟崩潰、政府暴力鎮壓異議示威，國王委以大權卻極為貪婪與殘酷的祕密警察單位「薩瓦克」（Savak），更曾是伊朗人民恨之入骨的暴政象徵。

但巴勒維王朝的覆滅，已經是47年前的往事。對於國民年齡中位數只有34歲、6成人口都在40歲以下的現代伊朗而言，舊王朝的威權暴政已是上一代的陌生歷史，但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失望與憤怒卻還是現實裡的日常進行式。因此，當伊朗街頭響起「讓巴勒維王朝回來統治我們」、「國王萬歲！」之際，這些口號反映的其實不是對君主統治的懷念與擁戴，而更像是一種情緒性的宣洩──一種對1979年革命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全面否定與挑釁。

A：在伊朗政府全面切斷網路並開始武力鎮壓的同時，國際社會也非常關注美國總統川普的下一步行動。這一方面是因為川普政府一直視伊朗政府為全球最大的反美恐怖主義支持者，在2025年6月美軍轟炸伊朗核設施的行動之後，華府要求德黑蘭放棄發展核武的核談判也一直沒進展，這都讓川普非常不耐煩。另一方面，則是1月3日美軍突襲委內瑞拉、以「毒品恐怖主義通緝犯」之由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的行動仍餘波蕩漾，因此這波內部動亂，也被華府戰略鷹派認為是美國乘勝追擊、一舉推翻另一宿敵政權的「機會之窗」。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指出，川普雖然召集國安團隊多次討論伊朗情勢，但以副總統范斯（JD Vance）為首的意見，卻力勸川普按兵不動、先透過經濟制裁與外交施壓的方式，逼迫伊朗減緩鎮壓、並加速與美國戰略和解的核談判。

范斯等人的意見，反映出的是美國政壇主流對於「再次出兵中東」的政治忌憚。一來，是因為美國目前可採取的行動選項有限，包括提供網路支援、突破伊朗政府對Starlink的信號干擾、再次空襲伊朗革命衛隊的指揮基地，甚至是空降突襲對最高領袖哈米尼發動「斬首行動」，都無法達到「一擊逆轉」伊朗國內政局之目的，反而更可能坐實伊朗政府「民眾抗爭是境外勢力煽動叛亂」的指控，使情勢進一步惡化。

此外，美國的中東盟邦──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科威特、卡達、阿曼與巴林等與伊朗相鄰的海灣石油國家，也都極力勸阻川普攻擊伊朗。

這些石油國家普遍認為，儘管自1979年推翻巴勒維王朝以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持續進行的「革命輸出」，一直是海灣阿拉伯王室體制所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但伊朗畢竟是一個擁有9,100萬人口的區域性大國，距離阿拉伯半島也只有百餘公里的海峽之隔；一旦其內部局勢失控，不僅可能引發大規模難民危機，甚至還可能重新點燃中東地區的新一波教派衝突，海灣地區的石油與天然氣出口、特別是掌握全球每日約20%石油運輸量的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也可能因戰亂而遭癱瘓。

除了石油市場的穩定，海灣國家同樣憂心伊朗政局一旦崩潰，將連帶衝擊外資對整個海灣地區的投資信心。更何況，以革命衛隊為核心的伊朗統治菁英，長期以來也將部分資產轉移至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海灣鄰國，以規避國際制裁；在這樣的背景下，維持私下的合作默契，讓伊朗持續處於「局勢穩定、但仍遭國際制裁孤立」的現狀，也被普遍認為最符合周邊海灣國家的整體利益。

美國與海灣盟邦對伊朗投鼠忌器的躊躇態度，也反映出華府在中東戰略的另一歷史矛盾：伊拉克的教訓。在1991年第一次波灣戰爭之後，伊拉克庫德族以及伊拉克南方的什葉派穆斯林曾爆發武裝起義、挺身反抗獨裁者海珊（Saddam Hussein）的統治，但其行動卻沒有得到美軍與國際社會的支援，因此很快就遭伊拉克軍隊殘酷鎮壓、甚至報復性的集體屠殺。 然而，2003年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以武力推翻海珊政權後，伊拉克卻又因派系對立與部族政治而陷入長期內戰狀態；這不僅讓美國的占領行動付出極為慘重的人力、物力與政治代價，持續動盪的伊拉克更進一步成為貪腐蔓延與宗教極端主義滋生的溫床。

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在後海珊時代遭遇的血腥混亂，也成為過去20年來，德黑蘭用於鞏固內部政治團結、說服國民忍受生活困境的經典宣傳案例──意即就算政府的貪腐與威權再令人難以忍受，也比和伊拉克一樣，陷入恐怖主義橫行與戰禍失控的無秩序狀態來得強。

A：儘管這波抗爭已遭伊朗政府強力鎮壓，但延燒全國的示威行動，確實已重創了伊朗政權的統治穩定性；而民間怒火對政府威權主義的挑戰，此刻也才正要開始。

由於全球油價走低，加上國際制裁持續加重，伊朗目前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以石油產業為例，伊朗在1973年石油危機期間曾達到產能高峰，原油日產量一度高達660萬桶；但到了2025年，伊朗的每日原油產量卻已腰斬，平均僅剩不到330萬桶。更關鍵的是，在這些產量之中，真正能夠出口、換取外匯的石油，僅約為每日230萬桶，其中又有高達9成必須以大幅折扣賣給中國。

這樣的出口結構，正是美國長期對伊朗石油施加制裁的直接結果。由於伊朗原油難以進入國際主流市場，出口只能透過所謂的「影子艦隊」運至中國，再送往專門為規避美國制裁而設立的空殼煉油廠。然而隨著中國經濟成長的放緩，伊朗石油的出口量與利潤也連帶更受打擊，這不僅讓伊朗財政更為窘迫，在面臨國內民怨與經濟危機之際，伊朗政府用於推動政策改革或穩固統治的「銀彈」，此刻也更捉襟見肘。

除了作為統治命脈的石油經濟不再穩固之外，86歲的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也因為高齡與不斷惡化的健康狀況，不得不面對棘手的接班政治問題。在此期間，掌握國家武力、經濟活動與政治方向的革命衛隊，很可能因為哈米尼的退場而掌握更大的政治權力，這會否刺激政權核心出現分裂、還是會走向更壓迫的軍人統治，都讓伊朗政治面臨著更大的不確定性與內部壓力。

在長期經濟前景持續惡化，加上高層政治日益走向保守威權的情況下，伊朗政府幾乎不可能推動足以平息民怨、並有效改善國民生活的實質性改革──因此，就算伊朗政府如願鎮壓了是次抗爭，下一次的民怨爆發也只會來得更快、更猛、更頻繁，就像「挖心戰術」一樣反覆掏空伊朗政府的統治基礎與治理能力。

這也使得伊朗政府一方面態度日趨強硬、頻頻強調「不惜一戰」以捍衛政權穩定，另一方面卻又透過各種管道，試圖與川普政府重啟已停擺數月的外交談判。然而，考量伊朗政權一向以善於討價還價、立場反覆著稱，美伊之間出現意外「大和解」的可能性，仍然相當不明朗。於是，2026年的這場全國性抗爭，究竟會成為迫使伊朗走向改革與有限開放的契機？抑或只是下一波更激烈暴力衝突的起點？在抗爭群眾的憤怒哭喊聲中、以及因鎮壓衝突而燃燒的城市夜色裡，伊朗人仍在混亂的現實之中，試圖找到能改變歷史的關鍵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