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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國際週報》

新加坡「同性性行為除罪化」政策背後,加倍保守的「護家」之國

2019年6月29日新加坡LGBTQ+大型集會「Pink Dot」活動上,參與民眾在芳林公園的演說者之角聚集,呼籲政府廢除〈刑法377A〉。(攝影/REUTERS/Feline Lim/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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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總理李顯龍8月21日晚間藉由國慶群眾大會的全國演說,宣布將廢除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刑法377A〉條文(Section 377A,以下簡稱377A),自此不再把同性性行為視作「犯罪行為」。

新加坡LGBTQ+社群與國際社會,第一時間雖對「廢除377A」的進步決策表達歡迎與肯定,但李顯龍隨後的演說卻強調:新加坡守護「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立場,包括針對校園性教育與文化影視的審查限制,不僅分毫未改,為了防堵除罪同性性行為可能衍生的「後續法律爭議」,星國更將直接修憲、把「婚姻限定一男一女」正式寫入新加坡憲法。

新加坡國慶群眾大會(Singapore National Day Rally)是每年8月9日國慶過後,總理公開向全國民眾發表國情咨文演說的場合。政府藉此報告過去一年的政績表現,並宣布來年的重大國策。而在2022年,總理李顯龍給新加坡畫出的國家重點,雖然包括疫情、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美中對抗與台灣局勢緊張,但最受海內外關注的焦點,卻是極受爭議、視男性之間的同性性行為為犯罪的377A,終於要被廢除。

「同性戀是對是錯,新加坡國民仍然看法不一,但大多數人都同意:一個人的性取向和性行為是他自己的私事,男性之間的性行為不應構成犯罪。即便是那些希望保留377A的人士,大多數並不希望看到政府主動執法、或有人因此被定罪。」李顯龍在全國演說中強調,以國家的立場而言,成年人在私人場所進行自願的性行為,並不會破壞社會治安或秩序,「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據此控罪任何人,或視之為犯罪。」

不只新加坡,大英帝國遺留在全球殖民地的「刑法377」

377A這項針對同性戀者的歧視性刑罰,最早源於1860年代英國為了殖民印度而設計的《印度刑法典》(Indian Penal Code)。當時,英國政府為了管束殖民地官員「不受異國文化誘惑而道德淪喪」,制定了一系列侵入個人隱私的爭議法律──其中最爭議的一項,即是「限制人民性行為形式」的〈刑法377條〉(Section 377)。

〈刑法第377條〉禁止男性、女性、或動物之間的「非自然法性行為」。在其定義中,只有能繁衍後代的異性戀男女性行為才屬「自然」,其他的口交、肛交⋯⋯皆屬非法;犯罪情節嚴重者,甚至會被判處無期徒刑。

至於目前在新加坡引發爭論的377A,則是該罰則的進一步延伸,禁止「男性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根據新加坡刑法對377A的規定,無論公開或私下、實質執行或意圖誘使的男男嚴重猥褻行為(gross indecency,包括男性之間的口交、肛交、甚至更模糊的有意圖男男性交),都將被處以罰金,甚至面對最高2年的有期徒刑。

英國殖民地實施的〈刑法第377條〉,傳承自英國本土從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1491年~1547年)開始的一系列性悖軌法( Sodomy Law)。英國一開始嚴格懲罰所有非自然法性行為,但從19世紀中期逐漸收攏為「針對男同性戀者」的刑事取締。像是傳奇詩人王爾德(Oscar Wilde)與「人工智慧之父」圖靈(Alan Turing),都是遭到英國性悖軌法控罪迫害的著名案例。

雖然英國已在1967年廢止針對同性性行為的刑事懲罰,但以《印度刑法典》為代表的英國殖民統治系統,卻早已把〈刑法377〉複製到新加坡、紐西蘭、澳洲、馬來西亞等全球殖民地。

從1986年的紐西蘭到2018年的印度,絕大多數的英國前殖民地目前都已主動廢止、或因違憲而推翻了〈刑法377條〉, 但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緬甸等少數國家仍沿用至今──像是衝擊大馬政壇,並自此改變國家政治發展的前馬來西亞副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觸犯性悖軌法事件,其被控罪名,即是英國殖民政府留下的〈刑法377條〉。

以新加坡來說,〈刑法377條〉禁止口交、肛交等「非自然法性行為」的原始條文,雖然已在2007年被新修正的〈淫辱屍體罪〉取代。但377A「禁止男性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的條文仍保留至今,直到本月21日總理李顯龍宣布才即將廢除。

廢除377A之前,新加坡警察「臥底誘捕」同性戀者的爭議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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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1日,一間公寓住戶內的電視正在播放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國慶群眾大會的現場轉播。(攝影/AFP/Roslan Rahman)
2022年8月21日,一間公寓住戶內的電視正在播放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國慶群眾大會的現場轉播。(攝影/AFP/Roslan Rahman)

「新加坡政府將廢除377A,也就是說『男男性行為』將不再違法。」李顯龍在國慶群眾大會上宣布:

「我相信這個做法是對的,如今也可被大多數國人所接受。這將讓我國法律符合我們現有的社會規範,而我也希望這能讓新加坡的同性戀者,更感安心一些。」

李顯龍表示,377A的罪責條文,是由英國殖民政府在1938年引入新加坡刑事法典,「該法反映了當時普遍的道德觀念與社會規範。」但他避談的是,新加坡在脫離英國殖民、並於1965年獨立建國後,開國領導人李光耀主動保留了殖民刑法377與377A,積極作為「取締同性戀」的掃蕩依據。

事實上,為了阻止歐美各國從1980年代開始抬頭的LGBT平權運動「影響星國社會」,新加坡政府從1980年代開始就一直積極取締同性戀活動,其中一項爭議至今的執法方式就是「警方誘捕」。

星國警方屢屢發動的臥底掃蕩,多在芳林公園(Hong Lim Park)
後來也成為新加坡每年唯一的LGBTQ+活動「Pink Dot」的集會活動點。
、東海岸Fort Road海灘等同志族群的地下約會勝地。便衣警察會假扮成同性戀者,以此誘導真同志上鉤,最後再以「妨礙風化」或377A等罪名,起訴這些「同志現行犯」。

誘捕過程中,警方不需證明是否發生實際的性接觸,只要被告出現「嚴重猥褻行為之意圖」(口頭邀約或身體觸摸),臥底警察就有權發動逮捕。而這些被誘捕的同志,大多數會被處以數千新加坡幣的罰金,屢犯者更得入獄外加鞭刑3下。

新加坡政府在1990年中期的同志誘捕,對星國的LGBTQ+社群造成極大打擊。因為當時的網路應用並不普遍,警方的臥底誘捕不僅壓縮了同志族群的公眾空間,更在人際社交圈內種下了彼此不信任的猜疑恐懼。此外,在誘捕行動過後,星國警方往往會以「綜合性打擊毒品與愛滋病傳播」之名強調掃蕩成果,這都強化了保守社會對於LGBTQ+汙名化與歧視的刻板印象。

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與LGBTQ+平權倡議在國際間的抬頭,377A在新加坡開始受到挑戰。儘管警方的同志誘捕行動,仍間歇性地持續到2010年,但取締的強度與密度卻也明顯放緩;同時,開始凝聚聲量的新加坡LGBTQ+平權倡議,也開始針對377A的各種起訴案例,提出「違憲訴訟」。

新加坡的「Pink Dot」

新加坡的同志運動,尤以一年一度的夏季集會「Pink Dot」最為著名。從2009年起,新加坡團體每年都會在芳林公園,舉辦支持本地LGBTQ+的大型集會。活動包括野餐、義賣、短講與戶外表演,目的是希望透過實體交流來推動社會對話,進而消除社會長久以來針對性少數的刻板歧見 。

與國際社會上,同志運動常用的彩虹旗不同,新加坡的Pink Dot選擇以粉紅色為活動主視覺,其一方面希望藉此強調新加坡本地同志文化的歷史特色,二方面也以此迴避星國政府對於「外國團體干涉新加坡內政」的猜疑顧慮。

雖然Pink Dot如今已成每年數萬人參與的活躍盛事,但新加坡政府對於Pink Dot的管制施壓卻逐年增高。

譬如說Facebook、Google、Apple與高盛證券,過去都曾以公益目的贊助Pink Dot的活動費用,來自各國的LGBTQ+團體與意見領袖也都會受邀出席。但從2017年開始,新加坡政府卻修法禁止外國企業贊助Pink Dot,每年的集會活動不僅需要設置圍欄,還嚴格限制禁止外籍人士(沒有公民身分與居留權者)參與活動。

Pink Dot不僅是新加坡聲量最高的同運團體,也曾因「名人與會」而引發新加坡社會熱議──像是李光耀的孫子、現任總理李顯龍的姪子李桓武,2019年就曾帶著新婚同志伴侶王毅睿,同支持多元成家的爸爸李顯揚一同出席Pink Dot活動。

由於新加坡不承認同性婚姻,也沒有同性伴侶民事結合的相關依據,因此李桓武是在南非舉行結婚登記與婚禮。但正因為李顯龍政府對於LGBTQ+平權議題的高度敏感與保守態度,李桓武的高調出席,也才讓李家後人的不同立場成為當時新加坡輿論熱議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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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9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弟弟李顯揚(右1)與他的兒子李桓武(右3)及其伴侶王毅睿(右2)一起出席芳林公園的Pink Dot活動。(攝影/Getty Images/Ore Huiying)
2019年6月29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弟弟李顯揚(右1)與他的兒子李桓武(右3)及其伴侶王毅睿(右2)一起出席芳林公園的Pink Dot活動。(攝影/Getty Images/Ore Huiying)

為何突然廢除377A?李顯龍擔心出現「同婚直接合法化」的突破口

2010年3月,新加坡在購物中心城聯廣場(City Link Mall),以377A的名義,逮捕了兩位在男廁隔間內合意口交的男同性戀者。儘管星國檢方隨後改用更容易起訴的「公然猥褻」罪名,來取代引發社會爭議的377A,但當事人卻在人權律師的協助下,頂著壓力提起「違憲訴訟」。

城聯廣場逮捕事件的上訴雖然最後以失敗收場,但377A不合時宜的爭議性卻隨本案而引發社會關注,這不僅大力鼓舞了新加坡同志平權運動的士氣,也刺激了民間跟進更多針對377A的違憲訴訟。

民間上訴團體主張377A違反了《新加坡憲法》第9條與第12條──其中,第9條闡明「除非依照法律,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或人身自由」,第12條則保障「所有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皆受法律的平等保護。」

平權派的辯方認為,國民對彼此表達情愛,應屬於個人自由與隱私,但377A卻剝奪了男同性戀者「彼此示愛」的自由權力,也侵入了私人的隱私空間;同時377A的犯罪定義,針對性地對特定性少數族群施以限制與懲罰,這也違反了《新加坡憲法》第12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定義。

然而新加坡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的意見卻強調,《新加坡憲法》第9條針對的是國民最基本的生命與人身安全,並無法直接延伸為對於隱私權與生活方式的保障;至於第12條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後述條文中也有解釋是針對「不得因為宗教、種族、血統或出生地而對新加坡公民,在就業、貿易、徵稅與繼承問題上加以歧視」,並沒有特別強調「性別與性傾向認同」,因此不能直接視377A為違憲。

但透過一連串的憲法訴訟,新加坡首席大法官也在2022年的判決中,公開承認了377A的合宜性問題。該判決雖然主張個人表現的性傾向,並不屬於新加坡憲法保障的權利;同時指出377A並非荒誕惡法,因為在新加坡社會的主流意見裡,「仍有為數眾多的國民,對同性性行為的道德性持有強烈反對意見。」但同時,判決也重申了新加坡檢察總長黃魯勝(Lucien Wong)在2018年承諾「新加坡司法單位不會再使用377A來起訴犯罪」,因此在實務上,377A已成了雖不違憲、但也沒法實際執行的空洞刑法。

新加坡最高法院對於「377A已無法實際執行」的認定說法,也讓星國政府隨即開始修法討論。但大法官2月的判決也另外點出:377A仍瀕臨被違憲訴訟推翻的極高風險。

因此李顯龍政府考慮的實際論點,並非認同平權的進步價值,而是如果新加坡政府不主動出手「拆除炸彈」,新加坡法律定義的「婚姻定義」,也可能會隨377A可能的即將違憲而連帶被推翻,進而導致「同婚連帶合法化」的潛在結果。

同性性行為不再是犯罪,但新加坡政府卻加倍守護異性戀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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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9日,一對夫婦與他們的孩子在魚尾獅公園參加新加坡國慶慶祝活動。(攝影/AFP/Roslan Rahman)
2020年8月9日,一對夫婦與他們的孩子在魚尾獅公園參加新加坡國慶慶祝活動。(攝影/AFP/Roslan Rahman)

「我雖然認為,成年人私下的自願行為,屬於他們的私事,政府不應該干涉。」在國慶群眾大會上,李顯龍如此表示:「但我也必須指出,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樣接受同性戀。」

李顯龍表示,在過去幾年的司法爭論中,新加坡決定採取一種模糊策略──政府雖然決定保留對男同志造成極大社會壓力的377A,但檢警自此卻已「不再主動執法」。因為377A如果繼續執行,將傷害性少數族群;若強行廢除條文,則會傷害社會主流價值與宗教群體的情感。

「所以這種模糊、不清晰分明的折衷做法,對我們比較好,也很務實⋯⋯雖然這種折衷無法滿足所有人,但總的來說,它讓我們所有人和睦共處,而我們也接受了這些(LGBTQ+)敏感問題的存在,不讓爭議主導國家議程或分化社會。」

李顯龍對國民解釋,377A的過時存在,一方面對性少數族群帶來壓力,但更嚴重的問題是針對377A的違憲訴訟,很可能會被利用為「挑戰婚姻法律定義」的機會。讓新加坡憲法被迫捲入隨進步價值衝刺的失控滑坡。

「假若有一天有人挑戰違憲成功,同性婚姻或許就會在新加坡受到法律承認。」李顯龍說:「到時,即使大多數議員反對同性婚姻,國會也不能僅藉由修改法律讓『一切恢復原狀』,國會甚至還得修改《憲法》才能逆轉同婚合法化的局勢。」

李顯龍強調,就政府的理解而言,「婚姻定義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此類的認同詮釋需要民意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背書,「我不認為這種事應該由法庭來裁決⋯⋯試圖藉由法律途徑達成目的者,只會強化價值觀的對抗性,並會凸顯分歧、深化緊張情緒和分化社會──我深信,這只會給新加坡帶來不良後果。」

因此在377A的訴訟變得不可收拾之前,新加坡政府才需要出手拆彈,甚至藉由修憲確認「婚姻僅限一男一女結合」,提前封住任何可能的訴訟破口。

「新加坡將保護婚姻現有的定義──亦即婚姻結合只限於一男一女──不讓它在法庭上受到挑戰。」

如果《憲法》規定婚姻只限一男一女,對於新加坡LGBTQ+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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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8日,參與Pink Dot活動的民眾聚集在芳林公園。(攝影/AFP/Roslan Rahman)
2022年6月18日,參與Pink Dot活動的民眾聚集在芳林公園。(攝影/AFP/Roslan Rahman)

新加坡政府的策略,在海內外的LGBTQ+平權倡議者之間,卻也引發相當矛盾的複雜反應──雖然以歐美為主流的國際媒體,大多以正向報導來看待新加坡廢除377A的「進步性」;但377A本來就已因2月的大法官解釋而陷入「不能行使」的凍結狀態,政府以廢除該法作為「婚姻限定一男一女」的修憲交換,實際上反是進一步封死了新加坡性別平權的倡議施力點。

李顯龍在演說中,反覆強調「不應刺激社會對抗」,反映了新加坡政治的特殊保守性。國內人口組成複雜、且包夾在穆斯林大國之間的新加坡政府,一直極力避免不同族群與信仰群體間的價值觀衝突,進而引發族群競爭。因此在多元成家與平權的議題上,新加坡政府不僅顯得非常敏感,甚至將之視為「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火種。

「不少西方社會因此陷入文化戰爭,人們蔑視、敵視對立觀點,並藉『取消文化』打壓和抵制對手。他們對彼此的怨恨,將社會分裂成相互敵對的派系。有跡象顯示,類似的事件,也開始在新加坡發生。」

面對新加坡政府的保守姿態,李顯龍如此辯解。

但李顯龍沒有提到新加坡的媒體、教育對於多元性別認同的議題,一直配合著政府的保守審查。一般主流媒體鮮少會深入報導新加坡LGBTQ+遭遇的結構性困境;影視戲劇或電影若涉及同性戀內容,則會被政府監管單位要求刪除放映片段,或直接列為限制級、限縮作品可被公播放映與收看的機會──在此狀態下,社會的「主流價值」很難受到衝擊與挑戰,少數族群要推動社會改變更是難如登天。

同時,新加坡作為全球生育率墊底的國家之一,各種社會福利與國民住宅政策都一直以「核心家庭」為基礎單位,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問題如果直接由大法官釋憲而成,新加坡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傳統社會契約,或將遭遇劇烈衝擊。

正也因此,在宣布廢除377A的同時,李顯龍才會更大力提出「婚姻關係僅限於異性戀關係」的修憲方案,各級政府也紛紛承諾:各級校園的性教育課綱、媒體影視出版品的內容審查,仍將會延續目前對「家庭傳統價值的支持」,不會放寬對多元性別內容的嚴格審查。

以新加坡最有名的「組屋」(公共住宅)申請為例,一般年輕人要申購組屋,必須要是登記合法結婚的「新婚夫妻」,單身者只能等到35歲以上才能提出申請。此一政策雖然是為了鼓勵生育,並由政府主動支持社會主流的的年輕核心家庭,但考慮到新加坡的住房生態──80%的新加坡國民都住在政府建屋發展局(HDB)的公共住宅裡──這樣的「結婚優惠」也成為年輕世代極為困擾的安居門檻。

根據新加坡政府在2013年的粗估計算,星國35歲以下的未婚成年人,約有97%仍與父母同居。但在COVID-19的疫情中,一個屋簷下的世代差異與價值觀摩擦卻倍數放大。被排除在「婚姻法律定義」之外的LGBTQ+族群──特別是經濟狀況較差,原生家庭有宗教保守背景者──在居住與「成家」問題上,更集體陷入極大的社會壓力。

除此之外,新加坡的保守派團體也正不滿地進行遊說動員,大力施壓李顯龍內閣應該優先修憲確保「婚姻限定一男一女」,「直到新加坡主流社會所認定的傳統婚姻定義與家庭價值,得到更完整的地位保障,否則377A不應該貿然退場。」

在國慶群眾大會之後,以Pink Dot為代表的新加坡LGBTQ+平權倡議團體,也隨即發出了聯合聲明,其一方面對於377A的終於廢止感到振奮,但另一方面卻對於總理僅強調修憲保障異性戀婚姻地位、卻沒有相應理解並改善新加坡LGBTQ+所遭遇的種種困難「感到遺憾」。

「我們擔心這會強化對於同志族群的制度歧視,」新加坡平權團體的聯合聲明如此呼籲:「甚至進一步封死新加坡政治,未來對於平權改變的討論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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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9日,芳林公園Pink Dot活動現場的一對伴侶。(攝影/REUTERS/Feline Lim/達志影像)
2019年6月29日,芳林公園Pink Dot活動現場的一對伴侶。(攝影/REUTERS/Feline Lim/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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