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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World 國際週報》

首爾115年最極端暴雨後,韓國居住不正義的「半地下屋」之死

一場極端強降雨,竟導致半地下屋淹水3人死亡事件,在韓國社會引發震驚以及對政府防汛、居住政策的討論。圖為一位工作人員正在清除半地下屋的雨後淤泥。(攝影/AFP/Anthony Wal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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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天氣的威脅,加劇了韓國懸殊社會階級的生存殘酷。8月8日晚間,遭遇梅雨鋒面侵襲的首爾市降下了超過首都115年氣象史紀錄的極端強降雨,以紙醉金迷聞名全球的江南在1小時內陷入一片汪洋,韓國中部也洪水四起。直到14日為止已造成14人死亡、6人失蹤──其中,在首爾冠岳區的暴雨積水更灌入整區多為弱勢租戶的「半地下屋」,讓走避不及的一家三口因此淹死在城中心。

一夜之間的無預警洪災,不僅完全超出了首爾市應對極端氣候的防災能力,發生在半地下屋的溺斃慘案,更讓各界吃驚與電影《寄生上流》同場景的現實悲劇。首爾市政府連忙喊出「全面拆除半地下屋」的應對政策,也更加凸顯社會弱勢是如何被氣候變遷逼入了陰暗沉重的階級深淵。

這起震驚全韓國的半地下屋淹水死亡事件,發生在2022年8月8日晚間的首爾冠岳區新林洞。當時韓國中部正迎來一波「遲到」的強勁梅雨鋒面──一般來講,韓半島的梅雨季通常發生在每年6月至7月底,很少延續至8月。儘管韓國氣象廳提前發布了豪雨警報,但實際籠罩首爾市的強降雨,卻一舉突破韓國氣象史的最壞想像。

根據韓國氣象廳在首爾銅雀區新大方站的觀測:8日晚間8點~9點之間的時雨量就高達141.5毫米,遠超過首爾在1942年8月5日的118.6毫米歷史紀錄。

一小時內140毫米的強降雨,遠超過江南地區城市排水系統每小時95毫米的防汛上限。像是漢江以南的江南區、瑞草區、銅雀區與冠岳區等地的繁華街道,就在極短時間內陷入汪洋,甚至連地鐵站都被灌入大水。

72歲的洪奶奶,就是新林洞的居民,一家人在地鐵新大方站附近──也就是測得破紀錄雨勢的暴雨重災區──租了一戶便宜的「半地下屋」。洪奶奶最近剛被診斷罹癌,她與48歲患有唐氏症無法自理生活的大女兒、47歲在百貨公司免稅店工作的二女兒,以及才剛滿13歲的孫女,一家4口相依為命,過著貧窮辛苦仍相互扶持的溫馨日子。

直到暴雨降臨為止。

韓國底層租房的3種「地獄苦」

韓國極為高昂的居住成本,是國民壓力的最大來源。但在寸土寸金的首爾首都圈,並不是每一個市民都有條件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符合基本需求的家。沒有足夠資源者,大多屈身於惡名昭彰的「地屋考」(지옥고),也就是現代韓國主要的3種底層居住狀況:「半地下屋」(반지하)、「屋塔房」(옥탑방)與「考試院」(고시원)。

以上3種低端困苦的居住環境,之所以被韓國稱作地屋考,是故意取其諧音「地獄苦」(지옥고),也就是佛教經典的「佛說五苦」──諸天苦、人道苦、畜生苦、餓鬼苦、地獄苦──借此典故來描述韓國弱勢者,在面對社會弱肉強食的最慘狀態。

「考試院」類似於台灣的雅房或迷你套房,起初是為了讓來自全國的考生能專心讀書而出現的臨時住宿空間,將大樓每層隔成多個1.5~2坪左右的狹小空房間出租。但由於居住成本低,如今的考試院已不只考生入住,許多剛來首爾討生活的外地人、單身的年輕人,也會選擇住進考試院。

「屋塔房」原本指的是閣樓,但在現代租屋指的就是頂樓加蓋。韓國的屋塔房現象,據說始自於1990年代,因為建築法規的鬆綁,原本只能用來安放水塔的頂樓,也能搭起鐵皮或簡單的隔間。與台灣的狀況極為相似,韓國的頂樓加蓋也多為違章建築,冬冷夏熱之外,也有消防與出入安全的顧慮。

「半地下屋」則是韓國蝸居問題最嚴重的代表符號。半地下屋大多都是老式公寓的地下室,唯有氣窗露出地表。像是2020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寄生上流》的故事背景,即是首爾的半地下屋。

半地下屋的起源是冷戰時期的民宅防空避難所,房間大多低於地表,除了採光與通風不良,雨季時更容易從街道進水,因此屋內的地板、牆壁、天花板時常發霉,屋內不僅多有異臭,也因來自建材與地底的氡氣聚集更容易致癌,是居住條件最惡劣、也是最便宜的租屋選擇。

居住不正義的災難殺人:洪家3口滅頂求救的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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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1日,首爾一間受災的半地下屋外擺放著花束。(攝影/AFP/Anthony Wallace)

洪家的半地下屋悲劇之所以震撼韓國,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害家庭的背景,幾乎就是韓國弱勢族群的縮影。

在這4口之家中,47歲的洪二姊是全家唯一收入來源,她上有高齡患病的老母,下得單親扶養才唸小學的女兒,此外大自己1歲的姊姊則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完全無法獨立生活。但洪二姊工作的百貨公司免稅店,在連續3年的COVID-19疫情下,也是受不景氣影響最重的服務業之一。因此全家的經濟與照顧重擔,長期以來都壓在她一人身上──儘管在同事與鄰居眼中,洪二姊總是親切待人,日復一日地努力工作、照顧家人卻從無怨言。

8日暴雨來臨前,近期才被診斷罹患癌症的洪媽媽突然病倒,一早就被送進醫院並收治住院。當晚,二女兒從家裡打電話來,説首爾市區正在下大雨,半地下屋外面已經開始淹水了,擔心的洪媽媽於是開始到處打電話請鄰居幫忙。

但晚間8點37分,二女兒卻在電話裡告訴媽媽:「水已經淹進來了⋯⋯但房門被水壓堵住,我們逃不出去。」此時江南一帶正逢破紀錄暴雨的淹水高峰,這也是洪二姊打給媽媽的最後一通電話。

洪二姊的好友金女士對《中央日報》表示,在洪水灌入半地下屋裡後,洪二姊曾在8點43分~53分間,數度打給金女士求救:

「她急著請我救命,因為119根本打不進去⋯⋯但等我終於找到消防隊後,卻再也聯絡不上洪家女兒了。」

事實上,在晚間8點以後,首爾都會區的119專線就一直處於癱瘓狀態,漢江以南到處都在淹水,總機根本無法即時消化隨時500人在線的求救報案。

眾人忙著打電話求救之際,新林洞附近的洪家鄰居也試圖救人,但由於暴雨的雨聲太大,忙著逃難的鄰人第一時間並沒有察覺到洪家的呼喊。等到發現不妙時,洪水已經灌滿地下室,大家又無法徒手突破洪家的半地下鐵窗,只能眼睜睜地在大水中看著房間被滅頂。

根據首爾市政府的紀錄,應變量能超過極限的首爾消防局,晚間8點59分確認收到報案,9點02分救難人員出發,但冠岳區一帶的道路已經水深過腰,嘗試強行涉水的救難車輛半路就被淹入水中,只有從其他分局繞路的醫護隊伍勉強突圍,到達現場卻已是9點46分──也就是洪家3口在半地下屋失聯將近1小時後。

但第一波趕來的醫護人員,卻沒有能拆除半地下屋氣窗鐵柵的破門裝備,因此真正的搶救行動只能一路拖到晚間11點,消防部隊才終於抵達現場。不過此刻,屋內的洪家三口早已氣絕多時,3人的遺體直到翌日凌晨1點,才陸續被救難人員從屋內撈出。

「我家是很窮沒辦法樂善好施,但能做的善事我都有做。我們沒有欠債,在社會上也沒有為非作歹⋯⋯但為什麼,為什麼我的家人們得遇上這種事?」

因離家住院而逃過死劫的洪媽媽,傷心地對《中央日報》哭訴:

「因為我生病,所以那天我的二女兒特地請假帶我看病。如果我沒有住院的話,那個晚上她本可以在公司上班,或許就能逃過一劫,不會淹死在家裡了。」

洪媽媽自責地哭著,儘管現實並非如此。

「洪家三口的死,無關於家裡有沒有老弱婦孺。」目擊鄰居對《韓民族日報》表示:「在那種淹水的速度下,沒人能逃出那間半地下屋。」

有辦法的話誰想住地下?首爾市府災後的「半地下屋拆除計畫」引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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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1日,天氣放晴、大水退去的首爾市區。(攝影/AFP/Anthony Wallace)

儘管首爾的淹水,很快就隨翌日的放晴而退去。但洪家三口死在半地下屋的悲劇,卻讓韓國社會極為悲憤,因為半地下屋的慘劇,早已不是第一次發生──只要城市淹水,就有人被淹死在地下。而當《寄生上流》奪得奧斯卡,連帶讓半地下屋全球聞名後,韓國政府更曾大張旗鼓地在2020年迎合電影效應而提出一系列的檢討與改進口號,之後卻因COVID-19疫情嚴重無限期擱置,並隨2022年政權輪替,政策斷尾而不了了之。

直到8日首爾洪災釀成洪家慘案後,震驚於民怨壓力的首爾市政府才提出「緊急拆除計畫」,希望「全面禁止半地下屋住人」,以避免下一次慘劇的發生。誰知此口號一出,韓國輿論無論是進步派還是保守派都火力全開,痛批首爾市府與國家領導人「何不食肉糜」、不知民間疾苦。

雖然挨批的首爾市政府,很快地修正說明,強調半地下租房的廢止政策,將會有長達10~20年的落日期限。首爾市政府會補貼有意遷離地下的弱勢居民每戶每月20萬韓圜(新台幣4,580元)的租屋代金券;對於無力改建房舍的房東,政府也會優惠收購、作為城市公宅都更。但民間的疑慮卻沒有因此化解。

「如果有辦法的話,誰會想在地下生活?」

一名無奈的半地下屋租戶對《中央日報》表示,以本次出事的新大方洞一帶為例,半地下屋出租的平均行情是500:30──也就是押金500萬韓圜(新台幣12萬元),月租30萬韓圜(新台幣6,870元)──但由政府安排的出租公宅,不僅位置更為偏遠,最低租金成本也是半地下屋行情的1.5倍以上。

除此之外,首爾以出租公宅替代半地下屋的政策,最被批評的關鍵即是「可租公宅數不足」。

就算首爾全力蓋房、並以擴張容積率的方式都更舊式公宅,未來20年可提供的空間上限恐怕只有10萬戶,要安置目前已超過20萬戶、總數估計超過30萬人的首爾半地下屋住民,還有相當巨大的現實鴻溝。

簡言之,半地下屋的生活條件雖然極為惡劣,但大舉消滅半地下屋的冒進政策,卻可能對社會弱勢造成更大的傷害。

沒有人該在地下生活,但現實中的半地下屋卻是弱勢最後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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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0日,首爾市區一座被淹沒的人行通道。(攝影/AFP/Anthony Wallace)

根據韓國統計廳2020年的居住普查報告,韓國全境至少有32萬7,320戶住在「半地下或地下住宅」,95.9%的半地下戶都集中在以首爾、仁川、京畿道等大城市所在的韓國首都圈。其中,首爾的半地下屋就多達20萬戶以上,佔全國61.4%。而洪家慘案所在的冠岳區更多達20,000餘戶,是首爾城內最多半地下屋的底層住民集中地。

事實上,韓國的半地下屋是現代才出現的「冷戰遺產」。1968年1月21日青瓦台事件爆發,北韓暗殺部隊穿越北緯38度線的兩韓邊境,試圖偽裝成韓國軍人突襲青瓦台、暗殺當時韓國強人總統朴正熙未遂,本就緊張的韓半島因此戰雲密布。

同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又選出了對韓國相當冷漠的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 入主白宮,亟欲結束越戰的尼克森隨後提出「尼克森主義」,強調美國不會無止盡地承擔「保護自由盟邦的防衛義務」,並對朴正熙放話暗示「美軍不排除撤出韓半島」。

在青瓦台事件與尼克森主義的前後包夾下,朴正熙的國際處境風雨飄渺、韓半島更是戰雲密布,因此韓國政府才會緊急修改建築法規,規定1970年代的新建設住房必須配合軍民避難與巷戰防禦需求,全面配備「防空地下室」。

一開始,朴正熙命令為「建築標配」的住宅地下室,只能用於物資儲存與防空避難,嚴禁商業用途或租人居住。但當朴正熙於1979年遇刺身亡後,透過兵變奪權的全斗煥卻逐步放寬了住民防空洞的使用彈性──因為韓國的首都圈經濟在1980年代急速起飛,韓國又在1981年爭取到了1988漢城奧運的主辦權,以奧運為名的大規模都更、加上數百萬勞動人口快速往首爾遷移的狀況,很快地讓首爾陷入住宅數不足的居住危機。因此為了安撫民怨並釋出臨時空房,韓國政府才會就地開放「半地下屋出租」的合法。

半地下屋在1980~1990年代一度是許多首爾新住民的追夢起點,甚至許多韓國文學家、戲劇家都曾以自己年輕時的半地下生活,作為創作題材。而冠岳區一帶之所以有那麼多半地下屋,主要是該地鄰近首爾國立大學,是許多學生、考生、社會新鮮人的流動地;後來又因為江南區的大規模開發與炒房,讓許多無力承擔租金與房價的低收入租客,進一步被驅逐往鄰近的冠岳區。

在過去,半地下屋是一代又一代韓國年輕人夢想翻身的暫居跳板,但在韓國貧富差距加倍擴大的現在,窮人從半地下翻身的機會愈來愈低。根據韓國國會在2020年的調查報告,29.4%的半地下住戶為申請國家救濟的低收入戶,15.5%的租戶家中有人持有身障手冊──一戶3死的洪家,正是其之中一。

天災一般的人禍:穿皮鞋勘災的總統與首爾市史上最大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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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9日,韓國總統尹錫悅視察首爾災區,向住在半地下屋的罹難者致哀並道歉。(攝影/Yonhap via AP/Ahn Jung-won/達志影像)

首爾暴雨大淹水的誇張災情,也讓國際媒體高度關注──諷刺的是,外媒對於半地下屋的報導印象,大多會提到《寄生上流》這部讓韓國文化史引以為傲的經典電影,這也讓英文直譯韓國半地下屋的「Banjiha」一詞,因此一半驕傲、一半難堪地成為國際新聞的熱門單字。

不過半地下屋雖然極不適合人居,本回致災的極端暴雨,卻更讓韓國氣象廳與防災單位驚駭咋舌。韓國氣象廳表示,直到9日晚間8點為止,首爾江南地區的24小時降雨高達381.5毫米
此前,首爾市的24小時最高降雨紀錄,是1920年8月2日測得的354.7毫米。
,最高時雨量是8日晚間8點~9點的141.5毫米──兩項數據雖然無法被列入「官方最高紀錄」,但卻很明顯是韓國氣象廳自1907年成立後,韓國首都115年來遭遇的最強暴雨。

為什麼「不列入官方紀錄」的降雨資料,仍會被政府視為115年的最猛強降雨呢?氣象廳解釋:首爾的官方氣象數據,是以江北鐘路區的首爾氣象台為主。以下雪為例,除非首爾氣象站測得降雪,否則首爾就不算正式下雪;但8日晚間測得破紀錄雨量的單位,則是位於江南銅雀區的自動氣象站(AWS),考慮到極端值與可能的誤差性,AWS的自動偵測數據僅能作為相對參考,不會列入正式紀錄。

然而8日晚間襲向首爾的鋒面雨雲帶,寬度非常狹窄──實際上並沒有籠罩或經過整個首爾都會區──所以在江南各區暴雨淹沒城市的同一天,江北的首爾氣象台卻只記錄到最高時雨量38.1毫米與全日雨量129.6毫米的「小雨」,甚至首爾西北部、離江南20公里的道峰區更是「完全沒有下雨」。正因這種「十里不同天」的詭異狀態,韓國氣象廳才會用「雖然不能算正式紀錄,但首爾確實遭遇了115年來最強豪雨」的說法,來強調本回災情的極端性。

首爾市府表示,江南一帶的城市排水設計,以30年一遇大雨的95毫米時雨量為上限。但8日晚間江南全區時雨量都輕鬆超過120毫米,銅雀區更高達141毫米,這樣百年等級的極端強降雨,完全超過了都市規劃的承受範圍。

但當國家首都遭遇歷史性致災暴雨時,作為政府總指揮的總統尹錫悅,又在哪裡?在洪水退去之後,也引發韓國朝野的激烈攻防──因為在8日的水災當下,尹錫悅總統就在街頭正淹大水的瑞草區私人宅邸內。直到晚間11點半大水開始退去,總統府才開始廣發救災命令的新聞稿。

根據過往災難應變慣例,總統本人可以馬上進入青瓦台官邸的地下指揮所,就地連線中央與地方的各級單位。但5月10日才就職的尹錫悅總統,上任的首波命令卻是「搬出青瓦台」,在缺少前置準備的狀態下,把韓國總統府改遷至首爾龍山區的龍山國防部大樓。但龍山總統府的裝修與總統新官邸的維安改建工程,卻因為雨季而不斷延宕,因此尹錫悅就職後仍一直住在瑞草區的私宅,甚至以此宣傳自己是和一般上班族一樣的「通勤大統領」。

但通勤大統領在8日暴雨中,卻同樣受困於淹水而動彈不得。儘管總統府大力強調「尹錫悅總統當夜仍在私宅中撥打手機關切救災」,但在重大災情癱瘓首都時,無法與各部會同步聯繫、甚至連能不能行動指揮都搞不清楚的失能狀態,卻也讓韓國輿論難以接受。

第一時間沒有出面安定民心的尹錫悅,翌日馬上前往冠岳區的受災半地下屋勘災。但總統府宣布製作的新聞圖卡卻又再次激怒韓國輿論──尹錫悅帶著一幫高階官員,從路上往地下屋探頭視察的照片,不僅被怒火中燒的韓國民眾批評為「傲慢的防災觀光」,就連保守派也都大力批評尹錫悅執政團隊的荒腔走板:「政府那麼多官員與幕僚,難道沒有人注意到,只有尹錫悅總統是水災現場唯一一個仍穿著黑亮皮鞋而不自覺的人嗎?」

激怒韓國民意的應變失態,也不只有總統尹錫悅。「真希望我們幫忙打掃災區的現在,老天能幫忙下點小雨就好了。」像是執政黨國會議員金成願,就在媒體採訪時不經意地脫口而出:「再一點下雨,就能拍到我們救災更好看的照片。」

「昂貴的進口車,成百上千被淹入洪水的情景,不知不覺間已成為首爾江南區,反烏托邦式的夏季風景。」暴雨過後,《韓民族日報》的社論也重提了首爾防汛規劃不足,每逢大雨就會出現「江南水上樂園」的民間嘲諷。

災後48小時內,江南一帶的豪宅街區早已重拾整潔與熱鬧,但不遠處的半地下屋區,卻仍浸在半濕泥漿與臭水中,就算韓國陸軍出動清運也不知道要清到什麼時候,半地下的居民們也還不知道即將到來的下一個雨夜,還能住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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