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加萊市區，冷冽蕭條。在我抵達前，早已耳聞當地人對包括志工在內的外來者，存在各式各樣的歧視，「加萊近年深受媒體負面之害，居民真的受夠了，」一位英國志工說。話語剛落，迎面而來的三五少男少女見我這亞洲臉孔，便開始叫嚷「Ching Chang Chung」（模仿亞洲語調的歧視作為）。另一名志工拍拍我，「我上回穿著志工背心去超市購物，也被兩位法國老婦吐口水，別跟他們起衝突了，不值得。」

19歲的亞漢來自非洲東北部國家厄垂利亞（State of Eritrea），他隨身攜帶一個螢光綠的資料夾，內含出生證明、特赦申請函、護照影本等各式文件。亞漢資料夾不離手，即便要小解也要求志工幫忙「看顧」，彷彿資料夾等同他前往倫敦的單程車票。

「倫敦工作好找，薪資高，我橫跨利比亞沙漠和歐洲，就是為了去英國，」亞漢談起倫敦時眼中已無光，看不到茫然或堅毅，只定定地注視著眼前的熱茶，緩緩告訴我們，英國是奶與蜜之地，只要抵達英國，他人生中所有的頓挫似乎將驟然消逝。多位英國志工費盡唇舌勸退亞漢留在法國，因為英國絕非他們所想像的棕櫚天堂，亞漢則質疑英國志工勸退的動機，「你們是不是不希望我們出現在倫敦街頭，還是怕我們搶了你們的工作？」

難民若成功進入英國，多數面臨被遣返的命運，若真有幸獲得特赦，英國政府會將其安置於固定住所，每日給予生活費用5英磅（約台幣195元），但沒有工作權。5英磅的錢，在金融之都倫敦，恐怕只能買一個蔬菜三明治果腹，遑論三餐。

志工在加萊的另一項工作任務，是前往天主教慈善救濟會（Secours Catholique）成立的日間中心（Day Center）帶活動，該處距難民營約15分鐘車程。天主教慈善救濟會曾為推遲拆遷加萊難民的計畫，而一狀告上行政法庭，要求法國政府推遲拆遷計劃，但最終敗訴。

在日間中心待上數小時後，英、法籍的志工們皆感到心灰意冷，法國志工鼓勵前來躲避冷雨的難民留在法國，主要是因為法國的低階勞力工作較英國多，且法國政府特赦資格較英國寬；英國志工則嘗試對難民講述街上隨處可見的無家可歸者、毒癮或酒癮患者的「真實倫敦樣貌」，但難民仍不願相信。

下午近4點時，難民阿曼倏然起身，跟身邊夥伴及志工告別，計畫與3個同鄉青年和一個肉店的老闆碰頭，預計當晚躲進冷凍櫃裡入境英國。「這已經是他本週第4次嘗試進入英國了」，法國志工努那說，「對他們而言，在極惡劣的環境下生存已是家常便飯，這一小段路（跨過英法隧道），實在不算什麼。」

冷凍車到達彼端時，阿曼是否可挺過一至兩小時的零下酷寒，踏上他心心念念的倫敦，沒有人有把握。一位來自東倫敦的志工說，「不知道當超市雇員打開冷凍櫃，卻意外發現數具屍體時做何感想？」

由於難民沒有工作權，法國政府亦未提供難民融入當地的法語基礎課程，難民於日落前，多半只能休息、等待，趁夜色昏暗時前往英倫。由於終日無事可做，遊蕩於街，因文化差異與他國難民及當地居民起衝突的事件，亦多有所聞。

於是志工在日間中心帶活動，與難民對談，讓他們覺得在這個國家所面臨的不只有排外敵意，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法國目前提供哪些特赦的資源。此外，也可降低難民與當地居民的接觸，減少衝突。因為在此時此刻，求互諒太難。

有次一位額頭滲血的厄利垂亞難民主動與我們攀談，他是我們近月來接觸的難民中，少數跨越利比亞沙漠後，願意主動談論自己的少年。他興致勃勃地說，如果將來到了英國，他想成為一位會計師，因為他喜歡數字。

根據目測，少年大約15、16歲，我忍不住問他，前往法國的路途中，有長輩或親人一起嗎？他說爸媽及年幼的弟弟妹妹仍在國內。聽他說著對英國的憧憬以及對法國執法單位的痛惡，包括我在內的志工都不忍告訴他，入境英國絕非他所想像的容易。

「在法國取得特赦的機率比英國高，為什麼你不待在法國？」

「法國警察不把難民當作生命對待，我昨晚準備前往英國，突然一位法國警察從後方把我抓起，再用力將我拋到地上，接下來用警棍狠狠抽打我，我只能緊緊抱著頭。」

「我憤恨地直視警察的眼睛，為什麼打我？警察閃避我的眼神回答：『對不起，這是我的工作。』接著從口袋中拿出一張20歐元鈔票塞給我，然後離開。」

「我恨法國，我一分一秒都不想待在這裡，」少年眼中的光瞬熄。

我不禁追問，這趟路程，值得嗎？少年沈默。

「如果你的弟弟妹妹也要追隨你的腳步去英國，你怎麼說？」

「我會叫他們不要來，過程太苦了，千萬不要來，我在英國賺錢給他們就好。」

除了探視難民及整理捐贈物資外，志工另一項任務便是到加萊的火車站站崗，巡訪徘徊在火車站附近的難民。出發前，我們會準備數袋的乾糧、手套、圍巾、睡袋及襪子，睡袋是需求量最高的物品之一，因為2月的加萊多雨，加上夜間氣溫驟降，在車站外露宿的難民幾乎一夜難眠。

正確辨認難民是此份工作最大的考驗之一，難民怕被警察驅趕，都低調地在火車站附近走動。當我們趨前詢問是否需要協助時，如果是當地人，反而會冒犯到對方，所以志工們都非常小心，再三確認後，才小心翼翼地詢問是否需要保暖衣物或是其他物資。

一日，3名阿富汗男子朝我和另一位志工直直走來，看似為首的男子問我們是否有毛帽或水果，其他兩名男子則不停講電話。我們不疑有他，立刻將物資拿出並請他們試戴是否適合，男子眼神狡猾，不時探看我們的袋子裡是否有更厚實的衣物，毫無其他難民在開口索取物資時的猶豫、甚至是難堪。

3人取走物資後頭也不回地離去，由於他們不似其他難民對自己的處境侃侃而談，問起他們目前落腳處、未來計畫、有無親人在英國，他們不斷閃躲；看到警察時，比任何我們所接觸過的難民都要警戒。在與一名資深志工討論後，我們才驚覺或許遇見人蛇集團，一個透過走私人口，牟取暴利的利益團體。

懷抱歐洲夢的中東、北非難民眾多，對人蛇集團而言，協助難民偷渡是一門低成本、獲利高、風險低的「生意」。根據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2016年的估計，人蛇集團因協助難民偷渡而獲利近60億美元（約台幣1,812億元）。難民雖付了高昂的代價，但在偷渡途中被人口販子「丟包」、甚至致死的事件時有所聞，女性被強暴或被迫當性奴的例子也層出不窮。一位長年協助難民申請特赦的志工律師曾說：「倖存利比亞沙漠的難民女孩，99％難逃遭強暴數十次的苦痛。」

我離開加萊前的最後一項任務，是拜訪上諾曼第地區的難民暫居處，協助發送物資，其中一站是塞爾吉尼（Serquigny），是一個僻靜小鎮。約20名來自阿富汗的難民暫居在該區教堂對面的灰藍色公寓中，窄室裡掛滿衣物，牆壁上則貼著數句簡單的法文單字及當地社工聯繫方式等。

瞬間，各式各樣排練數回的問題在我腦中流竄：「為什麼飄洋過海來當志工，台灣沒有需要幫助的人嗎」、「為什麼台灣不關切難民議題」、「台灣迄今收了多少難民」？

但少年拋出的問題狠狠地突刺了我自視堅實的防線：「你們亞洲女生會刮體毛嗎？」

當下我才意識到，即便我行前準備再足，即便我有數月的中東經驗，我對即時強烈表達不滿仍是遲疑的，尤其是整個空間充斥青春期乃至中年的阿富汗男子，而我居於明顯的劣勢。坦白說，我不知道該不該表達我的憤怒，若我說出此刻被侵犯的感受，是不是會更進一步撩撥他們對亞洲女子的好奇，此趟志工行是否將以遺憾告終？

「我不知道。」

即便我難掩慍色。男子不改饒富興味的表情，「亞洲地區是以佛教徒為大宗對嗎？」

「每個國家不同，泰國確實是以信奉佛教為主，印尼則是回教，」我說。

「那佛教的教義裡面，對女性刮除體毛這件事怎麼說呢？」男子追問。

「我不知道，我沒有信教。」男子這才放棄。當時的我，極想奪門而出，但我知道，我早已錯過表達不滿的黃金時間。在前往下一個地點的路上，我數度憤怒，無法自處。

一日我與一位來自厄垂利亞的難民聊起他的家鄉，對這個比台灣還年輕的東非國度，我所知甚少，少到沒有任何想像，出國門前也未做足功課，而現場備有的世界地圖，亦非最新版本，上面並無厄垂利亞，對此，他也是無奈地笑笑。

我急切地請他告訴我關於他家鄉的一切，甚至拿出紙筆請他畫出他的家園，我所展現的種種高度興趣，無非想掩飾我對這個國度的無知，他畫著、用磕磕絆絆的英語講述著茅屋、驢子、家裡的隔間、家人等。

「這房間好大，是誰住的？」我問。 「我爸爸，」男子答。 「你願意畫他嗎？」我問。

男子一筆一筆慢慢地描繪出一個高大男子的形影，隨著輪廓慢慢清晰，我才知道他的父親穿著軍裝、軍靴。我問，「你的爸爸現在在服役？」男子並未作聲，而我眼前的畫作因為他留下的淚珠，漸漸模糊。

我趕緊抱住他，此舉卻未讓他停止哭泣，反而讓他由自矜地流淚轉為哭得像個孩子，直至我左肩濕透。自加萊返台已經一個月多，我仍因誤觸男子思親的痛楚而深深懊悔，我還記得，他整理好自己的情緒後，把父親的畫像摺成四折，放入前胸的口袋，對我說今晚帶著爸爸的畫像，一定可以成功抵達彼岸，夢想中的倫敦。

今年2月初，英相梅伊（Theresa May）宣布英國只收留350名無家屬陪伴的孤身難民兒童，遠低於去年政府擬收留的3,000名。梅伊此話一出，立引英國國內群情激憤，好在法國新任總統馬克隆擁抱種族多元價值，甚至公開支持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難民開放政策。這一收一放間，渴望前往倫敦的難民，不知還會在英法隧道的入口徘徊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