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藏人的日子

為什麼來、往哪裡去──來台藏人的離散足跡與選擇

今年是西藏與中共簽署和平協議70週年、起義抗暴的62週年。圖為3月10日,在台藏人福利協會於自由廣場舉辦祈福晚會。

1951年5月23日是西藏與中共簽署《17條協議》的日子,這份短命的和平協議不到8年,就隨著中共暴力入侵西藏而撕毀。自此,不斷加壓的極權統治讓每年約2,000位藏人逃出西藏,流亡至印度。到了印度後的藏人,各自遭逢不同的人生;有些顛簸過日,選擇輾轉再遷徏至其他國度,包括在不同時期來台的近1,000位藏人。

他們有的人被兩蔣政府招募為反共的藏胞;有的人純粹想來工作賺錢,尋求更好的生活;有的藏人賺到了需要的金錢,前進歐美;有的人則是跌跌撞撞,千辛萬苦在台灣求得安穩的生活;還有一些人來了之後想要離開,卻走不了。

「Free Tibet!」、「西藏是西藏人的!」熾熱的太陽下,上百位藏人扛著象徵著西藏(圖博)
Tibet,西藏,又稱圖博。受訪者以中文接受採訪時,皆以西藏稱呼。因此,本文使用西藏一詞做為代表。
主權的「雪山獅子旗」,舉著達賴喇嘛的相片,呼喊著口號在台北街頭遊行。每年3月10日,居住在台灣的藏人跟人權倡議團體會一起上街,緬懷1959年西藏為了抵抗中共統治
1951年西藏政府與中共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17條協議),但因為中共對西藏自治的步步進逼,導致藏區人民在1959年3月10日起義反抗。中共隨即派軍隊進入藏區鎮壓,造成上千至萬人死亡。達賴喇嘛也逃離西藏,到印度德蘭薩拉建立流亡政府至今。
而消逝的生命。

一位身材高大的藏人在隊伍中相當顯眼,他是「在台藏人福利協會」的副會長群佩。今年54歲、來台已24年的群佩,說話時帶著口音,不時放聲大笑流露出藏人的豪氣。談到他為什麼踏上流亡一途時,他掀開上衣,露出背部與大腿上兩個明顯的彈孔以及開刀取出子彈的痕跡。

1987年中共十一國慶前夕,群佩在西藏首府拉薩參加抗議活動,遭到前來鎮壓的中國武警打中兩槍。「那時候我以為我要死了,」因為失血過多失去意識的群佩,被朋友扛到拉薩的醫院,住了好一陣子才撿回一命。

在當局找上門前,他帶著尚未完全癒合的傷口,逃離西藏。跟其他流亡藏人一樣,群佩帶著鄉愁,離開了家鄉。

翻山跨海:從西藏到印度,再從印度到台灣

從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至2008年前,每年平均約2,000位藏人受不了中共的壓迫,翻越喜馬拉雅山出走。之後中共雖嚴加管制邊境,讓離境藏人驟降(註)
2008年西藏爆發強烈反抗運動,總共超過150位僧人自焚抗議。中共為了斷絕境內藏人與流亡政府的聯繫,與尼泊爾合作嚴加管制邊境,讓每年跨越邊境離開西藏的人數驟降。2008年後,每年不超過百人成功跨越邊境。
,但至今已有15萬名藏人流亡海外。達賴喇嘛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Dharamshala)成立了「藏人行政中央」(又稱西藏流亡政府),令流亡的藏人產生向心力,也讓印度成為最多流亡藏人居住的國家。
印度政府在全境設置了超過45個藏人安置中心,讓藏人以無國籍的外國人身分居留(註)
印度政府目前只給予1962年到1987年之間,在印度出生的藏人二代「申請」印度公民的權利。在這個範圍之外的藏人,都只能以無國籍者的身分在印度居留。
。但印度的法規禁止藏人從事公職、也無法擁有土地,社會也有歧視藏人的情況。藏人在印度通常只能在印度人開的店舖打零工,或在街邊擺攤,販售手工藝品、麵包等,生活狀態普遍不富裕。這樣的狀況持續數十年無法改善,這讓部分藏人開始有離開印度、前往他國謀求更好生活的想法。

「我本來想去美國,但是花費太貴了,」當時群佩的朋友跟他說,來台灣只要去美國三分之一的錢,還有可能拿到身分證。他花了辛苦存的5萬元盧比(約新台幣2萬元),透過人蛇的安排買了本假印度護照,在1997年搭飛機來台。

剛來到台灣的群佩人生地不熟,靠著早他一步來台藏人同鄉的引介,才能進入桃園的紡織廠打黑工。不少像是群佩一樣在1990年代來到台灣的藏人,都是靠著前一批先行來台的同鄉幫助,才得以在沒有合法身分的狀況下,工作賺錢。

但那批最早來台的藏人,卻曾受到西藏流亡政府排斥,一度將他們視是為「叛徒」。

從兩蔣時期到達賴喇嘛來台:隨台藏關係變化的「叛徒」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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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7日,紀念西藏抗暴日的遊行隊伍行經台北市的忠孝東路。(攝影/楊子磊)
2021年3月7日,紀念西藏抗暴日的遊行隊伍行經台北市的忠孝東路。(攝影/楊子磊)
1987年台灣解嚴以前來到台灣的藏人,都是經由兩蔣時期的「蒙藏委員會」(2017年已改制為蒙藏文化中心)與「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單位到印度招募而來。兩蔣政府希望透過聲援西藏的抗爭,吸收藏人加入反共陣線,於是在1960年代到1990年代間祭出各種方案,包括舉辦「海外蒙藏學生回國升學辦法」、在台開辦「西藏兒童之家」和職訓計畫,讓藏人「回歸祖國」,為台灣所用。(註)
1959年西藏起義後,蔣介石發布《吿西藏同胞書》。台灣情報單位吸收了幾位前西藏政府官員來台北設立西藏噶倫辦公室,從1989年開始辦理「海外蒙藏學生回國升學辦法」,輔導了76位藏人青年來台;1980年開辦「西藏兒童之家」,共接收了103位在印度接藏人孤兒來台;以及1983年開始的「職訓計畫」則是吸引了494人來台。但這些來台藏人並不是所有人都會留在台灣申請居留。
據推估,來台藏人總數近1,000人(註)
來台藏人的總數並沒有精確的總數統計。1,000人的數字是透過採訪藏人時,依照受訪者的概念以及蒙藏員會的幾個計畫專案的人數所推算出來。
蒙藏文化中心2006年辦理的關懷計畫所造冊統計人數為825人,目前在台灣可連絡上的人數為637人。但蒙藏文化中心副主任簡德源指出,有藏人已經離開台灣,因此關懷專案統計人數並無法代表所有來台藏人的人數。
,靠兩蔣政府推動的專案來台的人數大約佔了6成。蒙藏文化中心的委員覺安慈仁就是當初來到台灣的其中一位藏人。1980年代時他在印度幾個藏人居住地擔任蒙藏委員會海外藏胞聯絡特派員,負責招募藏人來台。

覺安慈仁說,這一批早期來台的藏人,都接受政府安排上中文課、職訓班,之後很多人都順利拿到居留權跟身分證,並且跟台灣人結婚,組成家庭。因為台灣的身分證上並不會註明「種族」,長期在台灣成長生活也讓他們藏人的特性漸漸淡化。

這批早期來台的藏人裡,不少都成功地累積財富離開台灣、移民歐美,但也有人融入台灣,散布在社會中的各行各業。

兩蔣政府將西藏視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這與當時流亡政府提倡的藏獨理念
在1959年西藏流亡政府成立時,流亡政府目標是爭取西藏獨立;1974年才改為爭取「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達賴喇嘛1988年在歐洲議會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議」,才是現今流亡政府所主張「中間道路」的雛形。不過「中間道路」仍被中共政府認為是變相尋求西藏獨立。
相牴觸。流亡政府甚至明文規定
西藏流亡政府在早期明文規定,不許與中華民國政府接觸。1994年西藏人民議會則通過決議,可以與中華民國政府交往、但不得跟「蒙藏委員會」接觸。
,「不得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有實質接觸」,也不鼓勵流亡藏人前往台灣,一旦前往台灣,會被流亡藏人視為西藏的叛徒,甚至與之斷絕聯繫。

這個關係直到台灣在1987年解嚴之後,李登輝政府一改兩蔣時期的態度與流亡政府接觸,而有了改變。1997年李登輝邀請達賴喇嘛來台訪問,並允許流亡政府在台灣設立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流亡政府在台代表單位)。這些政治上的變化,改變流亡藏人對台的態度,讓台灣在1990年代後,成為藏人離開印度後選擇前往地點之一。

流亡者的宿命:在非法打工與爭取合法居留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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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佩年輕的時候在西藏參加反抗組織,1987年參與抗爭遭到前來鎮壓的武警打中兩槍,最後帶著仍未完全癒合的傷口逃離家鄉,10年後來到台灣。(攝影/楊子磊)
群佩年輕的時候在西藏參加反抗組織,1987年參與抗爭遭到前來鎮壓的武警打中兩槍,最後帶著仍未完全癒合的傷口逃離家鄉,10年後來到台灣。(攝影/楊子磊)

當時這些自行來台的藏人年紀都在20出頭,多數人因為在印度找不到好工作,但也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前往歐美國家,就先來台灣打工賺錢,賺到錢後再伺機前往歐美。

不少人像群佩一樣,依靠早期先行來台的藏人幫忙,才在台灣站穩了腳跟。1990年代後來台的藏人多數到桃園市打工,又因藏人習慣住在一起,當時在桃園工作的藏人裡,若有1位已經拿到身分證,會與其他幾位藏人共用,讓他們冒用身分在不同的工廠、工地工作。

群佩說,台灣社會大多聽聞過西藏人在中國的遭遇,工廠老闆大部分都會默許他們冒用身分打工,就算共用身分的情況被發現,只要換一個工作地點就可以矇混過關。

199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勞力密集的產業需要肯吃苦的勞工。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到台灣打工」的消息傳回了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區,不少年輕的藏人隨之而來。連接桃園市與新北市鶯歌區的桃鶯路一帶,紡織廠與電子廠座落的龜山工業區,成為了來台藏人工作的生活與工作的主要地點。

因為非法打工的藏人多了,藏人族群也被警察盯上。1999年有113位沒有身分的藏人,透過立委等協助向政府陳情。在2001年,包含群佩在內的藏人以無戶籍國民的身分在台申請戶籍獲得居留權;並且在3年之後申請定居、獲得公民身分。

這樣的發展吸引了更多在印度跟尼泊爾的年輕流亡藏人,透過人蛇的協助來到台灣。到了2008年,有130位無身分的在台藏人集體到中正紀念堂的廣場「自首」非法打工。在人權團體的協助下,政府在2009年修改了《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讓大部分無身分的藏人獲得了合法居留的身分。

但這幾次政府的專案特赦與修改法規,都設有落日條款
2009年政府修改《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讓1999年5月21日到2008年12月31日這段期間來台的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得以申請居留。政府又在2016年修訂該法條,將原本的時限延長到2016年6月29日。
,並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流亡藏人來台逾期滯留打黑工的問題。

現在居住在桃園市桃鶯路上的藏人,大多都已經擁有居留權或是台灣身分證,但仍有少部分後期來台而逾期滯留的藏人,至今仍是到處打黑工、躲警察。

桃鶯路上的聚落,那些無身分藏人的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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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了入籍台灣的時機。南佳(化名)至今仍在打行政訴訟,爭取在台合法居留權。他在中學時熱愛田徑與球類運動,如今仍偶爾在假日時與藏人朋友到桃鶯路附近的公園打球。(攝影/楊子磊)
錯過了入籍台灣的時機。南佳(化名)至今仍在打行政訴訟,爭取在台合法居留權。他在中學時熱愛田徑與球類運動,如今仍偶爾在假日時與藏人朋友到桃鶯路附近的公園打球。(攝影/楊子磊)

今年剛滿40歲的南佳(化名)透過親戚介紹,在2005年來到台灣跟當時與已經拿到身分證的藏人結婚,並且以依親的方式獲得居留權。但南佳的妻子在2011年流產後,夫妻倆發生爭執,妻子回印度娘家後就跟南佳斷了聯繫。

當時南佳仍是以外國人依親的身分在台灣居留,依親居留必須滿5年才可以申請入籍。南佳因為在這段時間曾經離境回印度,讓他當時並沒有滿足入籍這個條件。南佳合法居留權在2012年過期後,至今都沒有辦法拿到合法居留的身分。

目前台灣的法令規定,擁有無國籍者證明的人才得以申請在台居留。但因為南佳在2005年入境時,是以人蛇集團提供的偽造印度護照闖關入境(註)
大多數在印度居留的藏人拿的都是印度政府發給無國籍者的 Identification Certificate,又被稱為「小黃書」。印度的藏人要透過小黃書向台灣申請簽證需要複雜的手續,外交部對此證件審核通過的條件門檻高,降低了他們成功獲得簽證來台的機率;因此多數人選擇向人蛇集團購買偽造的印度護照,來台闖關。
,因此法院認為南佳並非無國籍者,判決南佳不予申請在台居留。

南佳與協助他進行訴訟的「西藏台灣人權連線」以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的代表律師提出抗告。目前最高行政法院決定,南佳得以在最終判決出爐前,暫時在台灣居留。

南佳的朋友都知道他的狀況,常常會找他出去吃飯,或是邀請他到家裡一起用餐。南佳說,沒有合法身分讓他不能使用需要實名制的公共設備,他沒有健保、沒有生病的本錢。

「我沒有想過來台灣之後會變成這樣。」南佳只有在朋友要到外縣市旅行的時候,他才會搭著朋友的車離開桃園,否則他避免一個人出遠門。他沒有台灣人的朋友,因為他害怕跟台灣人說了自己的狀況,會惹來麻煩。

對南佳來說,這個在桃園市桃鶯路的藏人聚落,是自己在台灣的唯一依靠、庇護。

南佳在台灣過了將近10年的沒有身分的生活,寄住在朋友家中。因為不能合法工作,他每天中午才起床、晚上10點就入睡。

未來在台灣是去是留,只能等待法院幫他決定。

桃鶯路的藏人聚落,通常是初來乍到藏人來台的第一站。藏人會先在工廠、工地工作幾年,熟悉台灣的環境,存夠了第一桶金之後,再往下一步去。

有的人會回到印度,拿賺到的錢開餐廳、開店舖做買賣,有的人會前往歐美國家生活;但也有些人會選擇在台灣做生意。

拼一個歐美的發財夢:打工之外,他們買賣天珠、法器和古董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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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國玉市擺攤的藏人說,擺攤販售天珠、法器的生意因為疫情的影響,業績只剩下一成。(攝影/楊子磊)
在建國玉市擺攤的藏人說,擺攤販售天珠、法器的生意因為疫情的影響,業績只剩下一成。(攝影/楊子磊)

2008年左右,在台藏人發現藏傳佛教在台灣有一定的市場,藏人開始利用自己跟西藏還有尼泊爾的人脈關係,把天珠、藏傳佛教的法器以及古董佛像帶回台灣販售。在台北市的建國玉市跟光華玉市裡,都可以見到藏人做買賣的攤販。每個週日都可以看到輪珠在這裡擺攤。

來台灣之前,輪珠跟3個哥哥在印度的藏人村落裡生活。讀完高中之後,輪珠曾經兩度申請到美國政治庇護,但都遭到拒絕。哥哥們不希望輪珠在印度打零工生活,決定讓他來台灣打工賺錢。

輪珠在2004年來台灣,他在2008年參加藏人在中正紀念堂「自首」的活動,順利在2009年修法後拿到居留權。輪珠做了9年的水電工,存到一小筆創業基金後,從2016年開始,每週日都在建國玉市擺攤。當時他希望做生意成功可以累積財富,移民歐美國家。

建國玉市協會的理事長劉俊庭說,因為天珠、法器跟古董佛像等物品價差很大、入門門檻高,利潤也相對比較高。但輪珠說他來的不是時候,少部分比他更早幾年到玉市擺攤的同鄉,都已經賺足夠的錢離開台灣;這幾年玉市的買氣直線下墜,再加上COVID-19疫情的影響,逛玉市的人數銳減。印度、尼泊爾陸續封城,讓藏人無法搭飛機到現場挖寶,把新奇的物品帶回台灣,讓有興趣的買家鑑賞。也因為產品無法翻新,以前會跟輪珠聯絡的台灣買家,漸漸少上門了。

每個週日下午3、4點,因為玉市的生意沒有起色,吸煙區常常可以見到幾位藏人圍坐一圈抽煙、聊天,久久不會回到攤位上。「現在跟疫情爆發前比起來,生意只剩下一成,」輪珠說。

原本想要透過在玉市做生意累積金錢的輪珠遇上壞景氣,現在他除了週日仍然到玉市擺攤碰運氣外,週一到週六還是需要到桃園的板模工廠工作。

來台灣17年的輪珠現在已經42歲,在台北市租了一間小套房跟另一位藏人女性同居。現在每天8小時正常上下班,週末再到建國玉市擺攤碰碰運氣。輪珠雖然沒能如意在玉市裡賺到一桶金,拿到前往美國的門票,但是穩定的生活讓他有了安定下來的心情。

相反的,比輪珠還早進軍建國玉市的群佩,因為在天珠市場賺了點錢,跟妻子在桃園買了一間房子,明年房貸即將繳完。這幾年桃園的房市也開始大漲,群佩準備在明年把房子賣掉,到美國跟妻子還有兩個已有美國籍的女兒同住。

在1990年代自行來到台灣的藏人,一開始都是把台灣看作前往歐美跳板,但多數都像輪珠一樣,沒有辦法賺到足夠的錢離開,最後待了下來。只有少數人能像群佩一樣賺到錢,成功追逐美國夢。至於像南佳這樣拿不到國籍,等待合法身分者,也是在台藏人的面貌之一。

兩代在台藏人,生活、語言、政治選擇的微妙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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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後自行來到台灣的藏人在桃園形成一個小型聚落,在台藏人福利協會桃園分部在每週日都會舉辦佛法課和藏文課等活動,藏人們可以在這個時間相聚、互相幫忙。(攝影/楊子磊)
1990年代後自行來到台灣的藏人在桃園形成一個小型聚落,在台藏人福利協會桃園分部在每週日都會舉辦佛法課和藏文課等活動,藏人們可以在這個時間相聚、互相幫忙。(攝影/楊子磊)

在兩蔣時期受招募來台的藏人,接受政府的專案輔導,大多成功地融入台灣社會;他們子女因為接受台灣國民教育,生活圈都是台灣人,使用藏語的機會並不多,也漸漸流失掉藏人的特徵。

但像是群佩、輪珠與南佳等在1990年代後自行來台的藏人,不像第一批來台藏人有接受政府的專案輔導,他們中文程度跟學歷普遍不高;加上來台時非法的身分,讓他們養成低調生活的習性,生活圈都是以藏人為主,所以大多都是藏人之間互相通婚。他們的社交生活形成一個內向的圈子,外人較難接觸。

兩代藏人之間,除了生活上的不同,在政治上仍然有一點芥蒂。

2004年在台北成立的「在台藏人福利協會」是由西藏流亡政府給予資金所成立的,成員是由在台藏人所組成。雖然現在西藏流亡政府與台灣政府關係不似兩蔣時期緊張,但在1990年代後自行來台的藏人,多數仍不會跟蒙藏委員會接觸。

相反地,蒙藏委員會在2006年改制為蒙藏文化中心之前,就推出了在台藏胞的關懷專案,編列了一筆資金幫助生活困頓的藏人。蒙藏文化中心副主任簡德源說,他們辦理的關懷協助專案不會因為政治立場決定是否給予援助;但多數接受在台藏人福利協會照顧的藏人受訪時表示,自己沒有接受蒙藏文化中心的援助。

1990年代後自行來台的藏人資源不多,讓他們自然的形成了一個小聚落。為了傳承西藏文化,在台藏人福利協會在2019年到桃園設立了分部,在靠近桃園火車站附近的民宅二樓承租了一個空間,作為住在桃園的藏人每個週日固定舉辦佛法課跟藏文課的地點。

十幾位藏人低頭誦經,一旁幾位十來歲的小朋友也有模有樣的學著父母的姿勢打坐、冥想。身穿藏傳佛教袈裟的喇嘛,盤腿坐在眾人前用藏文解釋佛法。達賴喇嘛的照片懸掛在牆上,對他在台灣的藏人子民們微笑。

扎西德勒
藏人每天見面時打招呼的用語。意思有,願你吉祥、喜悅、幸福的意思。
!」週日傍晚的佛法課結束後,趁著落日餘暉,大家踏上歸途。各自互道祝福後,準備週一繼續上工、生活。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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