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專題
攝影
多媒體
議題
signin
登入
Search
搜尋
bookmark_red
書籤
donate
贊助
訂閱
流亡者丹增宗智專訪
爬高塔、渡冰河、說故事:一個吟遊詩人的藏獨之路

以英語寫作的著名詩人丹增宗智(Tenzin Tsundue),是出生於印度的流亡藏人第二代。在他身上,文學創作與政治行動合而為一,他爬高塔、渡冰河、翻越喜馬拉雅山,只為了心中的唯一目標:西藏獨立。他以身體力行極限試煉,也雲遊四方吟誦流亡故事,以文學的柔軟質地,將藏人的流亡命題代代傳下,永矢莫忘。

丹增宗智(Tenzin Tsundue)捲曲的黑髮及肩,額頭上綁了一條醒目的紅頭巾,紅布襯著一雙堅毅的眼神,彷彿藏傳版本的切.格瓦拉
與高大的切不同,丹增宗智不到160公分,體形瘦小。2002年,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度,他纖巧的身型派上用場,徒手攀爬到14樓,五星級飯店窗內,朱鎔基正發表演說,隔著玻璃,丹增宗智單薄的身軀有如一片樹葉在疾風中飄盪,「我褲頭上有繫一條皮帶,那其實是我筆電的背帶,兩邊都有鉤子,我把自己鉤在鷹架上,我的雙手就自由了。」
小小的人影吊在空中,用雙手放下「Free Tibet」的巨幅布幕,丹增宗智的紅頭巾像一簇跳動的火焰燒進當天的新聞報導中。被關進拘留所後,他寫下:
他很高 兩手叉腰 如同聖母峰 我攀上聖母峰 我更高 我的雙手自由 ——〈為何我要攀爬更多的鷹架和高塔?〉節錄,簡鸝嬀譯
2005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印度理工學院致詞,預料戒備依舊森嚴,丹增宗智提前兩天爬上鐘樓躲藏,又一次,他開展了那面「Free Tibet」並揮舞雪山獅子旗,高聲大喊「西藏要自由」,電視台直播的鏡頭轉離了溫家寶,定格在他身上。在〈為何我要攀爬更多的鷹架和高塔〉中他說:「敵國的老大哥到我附近走動,我想當他的面對他說:『滾出我的國家』,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吶喊。」
「滾出我的國家」,這個國家並不是流亡藏人第二代丹增宗智的出生地印度,而是喜馬拉雅山另一邊的西藏。吶喊的方式允文允武,除了多次身體力行、冒險犯難,丹增宗智還是名詩人,他以英語寫作流亡藏人的生存狀態,喚起印度人以及西方的關注。
Fill 1
2005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印度理工學院致詞,丹增宗智提前兩天爬上鐘樓躲藏,開展了那面「Free Tibet」並揮舞雪山獅子旗,高聲大喊「西藏要自由」。(AFP PHOTO/Dibyangshu SARKAR)
2005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印度理工學院致詞,丹增宗智提前兩天爬上鐘樓躲藏,開展了那面「Free Tibet」並揮舞雪山獅子旗,高聲大喊「西藏要自由」。(AFP PHOTO/Dibyangshu SARKAR)
1959年中共軍隊在西藏發動攻擊,12萬名藏人跟著十四世達賴喇嘛穿越崇山峻嶺,逃到印度。丹增宗智那時尚年輕的父母也在出逃行列中,大批流亡藏人不會說英文,只能充當苦力,當起築路工人,擊碎大石,建造當時世界海拔最高也最險峻的公路。
築路工人吃住都在路邊,丹增宗智在路旁帳蓬裡出生,母親生下他10天後就上工,繼續投入重勞動工程。「我媽沒記下我出生的日子。她總說當每個人都很饑餓疲乏的時候,誰還有時間記錄新生兒的出生日期。」他從大姊的年齡回推,自己大概生於1973或74年,今年約45歲。大人在中印邊界的高山上修馬路,這不是適合養育後代的地方,小孩稍長就與父母分開,到達賴喇嘛開辦的西藏學校集體住宿,從此家人四散各地,連藏曆新年也無法團聚。
在你的額頭 和眉宇之間 鑲嵌有一個R字 我的老師說。 我刮除和擦洗, 卻發現我的額頭 一陣腫痛。 我生來就是個流亡者(Refugee) ——〈流亡者〉節錄,曾建元譯
流亡狀態是四處都不是家,也四處可為家。丹增宗智來台北參加論壇活動,將所有家當都帶在身上:兩件襯衫、兩件褲子,一套穿在身上,另一套備著換洗。他的衣物長年以來不超過四件衣褲,身上的每一樣東西都數得出來歷,眼鏡從1995年就開始戴了,背包是10年前買的,「拉鍊一度壞掉了,我把整條拆下來,換一條新的,我親手縫上的。」
他頭上綁的紅頭巾是種宣示,在西藏獨立前不會摘下,而那決心又不只是宣示而已。生活上他將物質的依賴降到最低,不菸不酒沒有夜生活,就連拿來寫作的筆也不會超過兩枝。
獨立之路漫長,丹增宗智不是不曾厭煩過,他曾寫過一首詩〈我倦了〉,最後一句是:「我倦了為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國家/而戰鬥。」
既厭倦藏人社區裡流於形式的遊行與靜坐,也厭倦人們不斷空口談論回不去的家鄉。1997年,22歲的丹增宗智剛從大學畢業,主修英國文學,腦海裡迴盪著濟慈、拜倫、雪萊等浪漫派詩人的詩句,青春的魯莽與浪漫主義一拍即合,他決定上路,不是騎單車也不是騎摩托車,而是徒步走回西藏。
每年都有不少中國境內的藏人試圖翻越喜馬拉雅山來到印度,逃往達賴喇嘛所在的自由國度。丹增宗智走的是一條逆行的道路,明知山有虎,卻向虎山行。他說:「從我兒時開始,西藏總是佔據我的腦海,但我卻見不到,所以我想要把運動帶回西藏。」
1997年3月,他獨自從印度北部拉達克(Ladakh)出發,這是一條幾乎沒有人會走的危險路線,需要先橫跨寬闊的冰河。暮春時節,冰河底部已開始融化,他慎重踏上薄冰層,深怕一個錯踩,就此沉落冰冷河底。渡河之後,還有大片高原寒漠和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喜馬拉雅群山阻擋著他。
望不見邊界, 我詛咒那裡沒有任何 不同的東西,沒有。 我不知道 我是在那裡還是這裡。 我不知道 我是在那裡還是這裡。 他們說,西藏野驢 每年冬天來到這裡 他們說,西藏野驢 每年夏天又走了。 ——〈一個人的瞭望〉節錄,傅正明曾建元譯
人無法像野驢一樣自由來去。5天後,經歷千辛萬難,他終於跨越國界,來到縈繞心頭多年的地方:西藏。卻馬上被邊境的中國公安抓住,關進牢裡審問。
「一名22歲的男子,總是很浪漫,充滿理想,嚮往自由,首度在牢裡哭個不停。每天審問時我都在哭,生平第一次坐牢,很艱難。他們威脅說要殺掉我,懷疑我是印度政府派來的間諜,一直問是誰訓練我?帶了什麼武器?我告訴他們,我大學讀莎士比亞英國文學,這是我的訓練,我自己存錢來的,沒有人資助我。他們壓根不相信,所以我被揍了很多次。」
丹增宗智上路前,沒有告知家人行蹤,即使未經審判被而就地正法,也不會有人知道。他來到之前,才有4位囚犯被執行死刑;他來到之後,有6個囚犯即將處以死刑,「當地人偷偷告訴我:小心啊小心啊,這是黑暗的一年。」
接受《報導者》採訪期間,丹增宗智突然用中文說「開水」,向我們要水喝。「開水」、「米飯」、「抓」、「打」、「報告」、「警察」,這些字詞都是他在獄中學會的中文,概括了他的監獄生活。
坐監3個多月之後,1997年5月20日,他被帶到中印邊界,然後被「推」回印度。回到印度後,丹增宗智跑去向保安單位自首,又被關了一個月,再度被當成「來自那邊」的間諜而受審訊。
「4個月結束後,我都還沒洗過澡,我的內衣褲已經非常骯髒像碎布一樣。整整4個月沒洗澡,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事。」
在中國,他被當成是印度人,外國人的身分是能被釋放的關鍵。在印度,流亡藏人適用的是《外國人法》,1962年中印戰爭印度慘敗後,讓印度人長期對中國有偏見與敵意,流亡藏人第二代出生於印度,走在街上,還時常被當成是中國人,噓聲不斷,並且有著「清朝乒乓」(ching-chong ping-pong)的戲稱。卡在縫隙間的國族認同,兩邊都沒有歸屬感,丹增宗智寫過一首詩〈間隔鍵:一個建議〉,最足以說明如此境況:
把你的天花板拉一半下來吧 幫我在中間弄一層落腳的地方。 你的碗櫃鑲嵌在牆壁裡—— 還有個空格子留給我嗎? 讓我在你的庭園裡 隨玫瑰和刺藜一起生長。 —— 間隔鍵:一個建議〉節錄,傅正明譯
蹲了4個月的苦牢,歷劫歸來之後,家人沒有迎接他,反而對他大聲叱責,怪他不告而別去從事這麼危險的事情。他在文章裡寫:「他們對我咆哮說我給他們很大的精神壓力,完全沒去想這幾個月我在監獄裡的遭遇,是經歷了何等暴力拷問而存活下來。」
被澆了一頭冷水的青年再度逃亡,這次不再往北,而是一路向南,逃離家庭,逃出藏人聚集地,來到印度的中部大城孟買。孟買的人口多達2,500萬,定居在孟買的藏人卻不到30位,這正是丹增宗智要的。他拿到流亡政府的獎學金,申請到孟買大學讀文學碩士,整所大學只有他一個藏人。
遠離流亡的集體命運,轉身向前,將那些曾經激情的獨立口號留在身後,丹增宗智盡情沉浸在孟買多元雜揉的文化中。「孟買是個充滿活力的城市,和其他印度城市很不同,即使在半夜一、兩點,年輕的男男女女也可以自由來去,有非常豐富的夜生活。」在孟買,他逛畫展、參加詩社、加入讀書會,交了很多從事藝術工作的印度朋友。
心靈豐盛,生活卻依然貧窮,沒有錢租房子,就輪流在朋友家門外的走廊上搭帳篷,每天只吃一種馬鈴薯做成的窮人食物「wara pao」,沒有錢搭車,他會走上好幾個小時的路,只為了去聽一場讀詩會。
「在我真正開始寫作之前,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觀察、聆聽。我以前參加過一個詩社,叫做『Poetry Circle Meeting』,每個月第二和第四個週六聚會,印度英文詩之父Nissim Ezekiel也在那裡,我安靜地坐在角落聆聽,這些經歷對我將來的創作有莫大的幫助。」
兩年後他終於開始創作,並在同學朋友500、1,000盧比的資助下,印製1,000本詩集《穿越邊界》(Crossing the Border),靠著自薦或受邀到各大學學院、書店、劇場、詩社讀詩、談寫作順道賣書,一點一滴攢下接下來念哲學碩士的學費。在孟買的5年間,他不但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還接連拿了文學、哲學碩士。
「靠著賣詩集生活其實是一個很古老的傳統:minstrels,我們稱之為『吟遊詩人』。吟遊詩人其實是歌手,從一個村落唱到下一個村落,唱歌、說故事,然後人們會給予食物或金錢。這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沒有接受任何工作,沒有買間房子。我就帶著我的書走賣,就這樣,很簡單。」
他細數一連串的否定:「沒有財產、沒有家庭、沒有妻子、沒有孩子、沒有計畫、沒有權力、沒有職位、沒有辦公室⋯⋯」是空缺,也是自由。不婚無後,也不讓固定的工作綁住自己,才能有大量的時間投身於西藏獨立運動。在孟買過了5年豐沛的文藝生活,奠定寫作基礎之後,他再度回到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他深知,「自由運動若非從圖博
編按:對於Tibet的中文譯名,許多支持Tibet獨立者會傾向使用「圖博」。本文考慮多數台灣讀者的習慣,一般行文間仍使用「西藏」,但在丹增宗智自述中譯為圖博。
社區內部壯大,外來的支持也幫不上忙,為此,我必須在圖博社區中工作,因此我搬離孟買。」
2001年,丹增宗智以散文〈我這種流亡〉(“My Kind of Exile”)參加全印度英文散文競賽——印度前瞻騎馬鬥牛士(Outlook-Picador)文學獎非小說類首獎,比賽主題是印度經驗,共有多達900名作家參與。志在參加的他得知自己獲獎後,深感意外,主辦單位幫他出機票錢去德里領獎,頒發獎金33,000盧比,「這是我收過最大筆的金錢。」
翻開文章,劈頭寫道,「除了我典型的博巴
指藏人
相貌外,我更像一個印度人。」緊接在後的句子是,「如果問我從哪裡來,我將永遠找不到答案,因為我從來就沒有覺得我真正屬於過什麼地方,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家。」
在丹增宗智之前,流亡的經驗鮮少被講述,被傳誦,只因為身在印度的藏人會有種罪惡感,覺得該被關注的是山那頭,中國境內藏人水深火熱的殘酷處境。
書寫流亡,「那就是肯認我們流亡的生命,從我們父母輩到現在整體生活經驗的轉變。」讓身在自由國度的流亡藏人,不再只侷限於談論中國境內的恐怖鎮壓,「我們也需要談論自己。如果我們勇於談論自己,對自身處境更為敏感,我們會變得更強壯有力。」
流亡藏人第一代,修築公路、種植玉米、路邊賣毛衣,沒受過太多教育。流亡藏人第二代如現今的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洛桑森格,是哈佛大學法學博士,或者如丹增宗智,父母初抵印度時一句英文也不會講,而他卻可以說著一口漂亮的英語、用英文寫作、得文學獎、出版詩集。
「很多改變發生,這些都需要被報導、被記錄,並談論它,然後我們才會感受到『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才會弄懂我們的生命,才會真正安頓下來,認同自己。」
我們的瓦屋漏雨, 四壁搖搖欲墜, 但我們很快就要回家。 我們在屋前 種植番木瓜, 在園子裡種辣椒 四周築起樹籬芭 南瓜滾到牛棚頂上 牛犢脫跑著抖落了癬疥 屋頂上長草, 豆子抽芽和攀藤 金錢草從窗口爬進屋裡 屋子好像變成了樹根。 昔日的籬笆已變成叢林, 此刻,我怎好告訴孩子 哪裡是我們的老家。 ──〈流亡之家〉節錄,傅正明譯
被流放而自沉江底的屈原、被國家鷹犬追緝而逃亡的聶魯達(Pablo Neruda)、西班牙內戰中被佛朗哥軍隊殘忍殺害的羅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詩人沒有需要效忠的家國,詩人唯一的歸屬是真理,不諂媚、不依附、不盲從。
安住在詩歌的王國裡,即使是對西藏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丹增宗智也敢於批評,提出不同意見。關於西藏的未來,達賴喇嘛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主張「中間道路」
不主張獨立,而尋求西藏自治,並願意將外交與軍事權交給中國。
,一般認為「中間道路」是中道,西藏獨立是激進的想法。
丹增宗智卻這麼說:「尋求獨立的人擁護的是老舊的觀念:『我們曾是個獨立的國家,所以我們要獨立。』沒有激進之處。達賴喇嘛說,歷史上我們曾是個自由而獨立的國家,但現在我們願意生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這才是激進的想法。」
丹增宗智認為,尋求自治的中間道路,來自於相信中國會給你自治權,「我想,只有達賴喇嘛才會對中國有這種信任,其他藏人沒有這種信任。確實也有不少藏人支持中間道路,那是因為他們敬愛且對達賴喇嘛深信不疑,盲目地相信,導致我們如今的處境。」
「與其尋求自治、乞求中國,我們應該跟中國的人民合作,為中國本身帶來改變,跟其他也是中國的受害者合作,譬如蒙古、香港、台灣。」
除了決策上過度依賴達賴喇嘛,經濟上依賴外援資助,也是丹增宗智擔憂藏人社群難以戒掉的癮頭。「確實我們還是難民,但是當難民這件事沒必要成為我們的『義肢』。」呼籲藏人能自給自足,找回奮鬥精神,也是丹增宗智目前寫作、到各地藏人社群演講的重點。
擔不擔心流亡超過半世紀,在印度以及海外的藏人會失去認同?丹增宗智說:「認同,跟如何講述故事有很大關係,」他舉猶太人為例,即使千年來丟失了自己的國家,散落世界各地,還被阿拉伯國家包圍,但他們還是不停講述自己的故事,「所以重點不是距離,而是故事,我們仍會不斷講述藏人的故事。」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優質深度報導必須投入優秀記者、足夠時間與大量資源⋯⋯我們需要細水長流的小額贊助,才能走更長遠的路。 竭誠歡迎認同《報導者》理念的朋友贊助支持我們!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延伸閱讀

載入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