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裡戲外系列/導演鄭文堂 × 編劇鄭心媚

《鏡子森林》:藏在記者正義形象底下的狼狽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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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嗜血媒體、野心政客、無良商人沆瀣一氣,誰能獨善其身?最近播出的社會寫實劇《鏡子森林》,深潛入台灣的政商媒共生結構,大膽呈現媒體的墮落與救贖。導演鄭文堂的鏡頭,與編劇鄭心媚的筆,直抵人性的矛盾。《鏡子森林》裡,人是罪惡的結晶,真相來得緩慢且艱鉅,如果你要善良的話,那你得在邪惡中創造善良。

(※本文與影片可能有劇透,請斟酌觀看)

「你當記者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毀掉別人的人生嗎?」

故事,從一個銀行員之死開始。正在公視與民視播出的《鏡子森林》,第一集中,鄭有傑飾演的銀行經理,在炸雞店對著楊謹華飾演的報社記者下跪,求她不要寫自己監守自盜的新聞,被拒絕後他憤怒大喊。新聞刊出後,他陳屍在一家汽車旅館裡。

這個銀行員的垂死吶喊,貫穿整劇,也引領閱聽大眾跟著劇中主角,在黑暗裡尋找微光,在邪惡裡創造善良。

在這個訊息多於事實,情緒蓋過思考的年代,劇中這則銀行經理盜領10億的新聞裡,鄭有傑飾演的銀行經理成為一個被新聞建構出來的人,而非一個得到理解的人。

「新聞的局限性,我是等到當編劇才看得比較清楚。當記者,關心事件,一直抽離自己。當編劇,關心人,比較能把一個人的處境看得深,」曾以《燦爛時光》拿下金鐘獎最佳編劇的鄭心媚,坦然自白。

用力去看記者這一行的黑暗與缺憾

這套1.2億預算、3季30集的電視劇,以虛指實,以記者探索真相為出發點,進行一場跨越善惡的人性探險,是台灣戲劇首度以記者為主題的職人劇。從官股銀行釋股,都更的居住正義,到醫療人球案等等,《鏡子森林》把每一樁新聞事件背後的共犯結構,細細摺疊進劇中記者的內心衝突,用力去看記者這一行的黑暗與缺憾,不急著去遮掩,也不急著去填補。

新聞記者被稱為無冕王,掌控了閱聽大眾如何感知現實的權力。導演鄭文堂與編劇鄭心媚,讓楊謹華飾演的資深政治記者高明,和姚淳耀飾演的社會線記者侯方平,兩個劇中人物彼此競合,一再互相詰問:你為什麼當記者?是為了所謂的正義,還是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頭版上?在追逐真相的迷宮裡,是否也曾經走錯路、迷失了自己?

「我不希望塑造英雄。台灣形塑記者這一行的歷史脈絡和結構因素,和美國很不一樣。 我想把很多挑戰放進來,這才是台灣的記者,」鄭心媚說,當美國的記者職人劇《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可以犀利質問:美國是個偉大的國家嗎?台灣有些記者仍穿梭政商交錯的關係中,進行利益交換。當美國的新聞記者,和權力保持一臂之遙的距離,台灣記者轉行換跑道,投入政治的,卻不在少數。台灣記者和權力的曖昧關係,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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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森林。(攝影/蘇威銘)
《鏡子森林》編劇鄭心媚。(攝影/蘇威銘)

展現真心,永遠是件狼狽的事。當了16年記者,曾在《台灣日報》、《自立晚報》、《中國時報》、《壹週刊》工作的鄭心媚,轉行當編劇後,近乎自虐地把自剖的手術刀,揮向自己,不怕狼狽,血淋淋把身為記者的反思,移植為劇中男女主角的血肉。

「我以前都會覺得,我寫的,就是真相。受訪對象打來哭,說要死給我看,我就掛掉電話,繼續寫。我就只care我的報導好不好。我那『管你去死』的一部分,就投射到高明身上,」她不諱言,曾經自己跑起新聞,六親不認。

鏡子的兩面:執筆為劍是俠客還是流氓?

「記者,讀書人嘛,殺人不用刀,有時候比真流氓還流氓,」鄭文堂說。劇中有一場戲,各大報社的社會線記者群聚起來,邀警察局長吃飯,一邊敬酒,一邊威脅局長:你們破案多,我們可以寫正面,說警察很拼,也可以寫負面,說治安很差。

原本劇名是批判意味濃厚的「文化流氓」,鄭心媚和導演鄭文堂再三琢磨,最後還是改成開放詮釋的《鏡子森林》。

「高舉正義大旗,就是正義嗎?記者在挖真相挖內容的時候,就像在鏡子森林裡探索,每個人身邊其實都很多鏡子,只是你要不要看。你不看,鏡子還是存在;你一看,就看到自己,」鄭文堂說。

鏡子裡的自己,角落裡卑微的我,這種意象很早就落在鄭文堂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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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森林。(攝影/蘇威銘)
《鏡子森林》導演鄭文堂。(攝影/蘇威銘)

他從小在宜蘭羅東的風化小巷中長大,小時候會幫在自己家裡租房的妓女,買新東陽罐頭賺外快,順便聞聞粉香。跟著媽媽去到有錢人家洗衣服時,看到自己同學過著舒適生活,他一直想著:為什麼我這麼卑微?等到大學,他去林森北路的歌廳秀打工噴乾冰,聽豬哥亮聊天。他偶爾也會去探望在華西街跑江湖的老爸,看他賣藥、吆喝群眾。打從30多年前當攝影助理入行後,鄭文堂拍攝街頭運動、加入綠色小組,放工後酒桌上的朋友,不是跑新聞的記者,就是影劇圈的人。

那種龍蛇混雜的江湖氣味,幾乎成了鄭文堂的生命底色。他很早就想拍記者,一個遊走善惡、是非疊影的故事。

旁觀過他人的痛苦,不再視幸運為理所當然

那一年,26歲的鄭文堂,曾經穿著白襯衫,在台北東區的奧美廣告上班。一聽說海山煤礦發生礦災,他扛起借來的攝影機,往土城的現場衝。多達72位阿美族礦工罹難的災難中,他拍下了剛從礦坑被抬出來一具具黑黝黝的屍體,口袋裡有今天早上剛發的薪水,悲慟的家屬把死去親人口袋裡的鈔票,拿出來擺在沾滿煤與土的腳邊,用一塊石頭壓著,嶄新的鈔票頓時成了腳尾錢。

那個特寫腳尾錢的心疼畫面,還留在61歲鄭文堂的心底。

因為旁觀過他人的痛苦,就再也不會把自己的幸運視為理所當然。鄭文堂的感受,如同奧地利猶太作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小說《焦灼之心》中寫下的:

真正的關心是不可能像電路插頭一樣隨意插上拔下的;凡是關心別人命運的人,一定要失掉一些自己的自由。

茨威格說,同情有兩種:一種同情是怯懦感傷,只是心靈的焦灼,看到別人的不幸,急於儘快脫身,以免受到感動,陷入難堪的境地。這種同情根本不是對別人的痛苦抱有同感,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觸及自己的心靈。另一種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無感傷的色彩,但富有積極的精神,這種同情對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和別人一起經歷一切磨難,直到力量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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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森林。(攝影/蘇威銘)
鄭文堂認為寫新聞跟拍紀錄片很像,時常都在凝視他人的痛苦。(攝影/蘇威銘)

「你是逃不掉的。記者寫新聞跟我拍紀錄片很像,你在拍這個人,你在畫面裡,你只是沒有在鏡頭前,」他說。

他把這份感悟放進《鏡子森林》裡。在第四集中,菜鳥記者前往山區報導地震災情,凝視過他人痛苦的記者,也從此被改變,血液裡多了一份使命感。在第二集中,楊謹華飾演的高明,則在看過受訪者的屍體後,一個人躲進車裡,趴在方向盤上大哭:「是我嗎?是我的錯嗎?」

不要因為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

劇中描繪記者碰到的挑戰與誘惑,也來自鄭心媚的親身經歷。她還記得,自己大學剛畢業第一天跑新聞,在《台灣日報》當社會線記者,一走進木柵文山一分局,一個殺人嫌疑犯全身沾滿血跡,戴著手銬,靠在桌邊。她必須壓下心中的恐懼,去和嫌疑犯攀談。

「聽起來很刺激,但也很容易迷失啊。大學剛畢業,因為是記者,市長、局處首長都會送妳到電梯口,一下子就接觸到權力的核心。也有人曾經拿1,000萬叫我寫一條新聞,那要不要寫呢?」她回想,她動搖了一下就拒絕了。

最後,她把找回理想的掙扎,都放到了姚淳耀飾演的社會線記者侯方平身上。

去年秋天,姚淳耀拿到劇本後,著實焦慮很久。拍攝第一季時,每天到片場都繃緊神經,怕被導演罵。為了演一個外表流里流氣、內心嚮往正義的記者,他讀了許多書,也跟著社會線記者跑了一個禮拜的新聞,自己租屋在華西街,默默觀察那邊的人。即使作足田野調查的功課,姚淳耀說,他還是等到演完第一季,才進入角色的情緒和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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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森林。(攝影/蘇威銘)
《鏡子森林》演員姚淳耀。(攝影/蘇威銘)

「阿侯應該就像隻猴子,身體很鬆,走路歪歪跳跳的,喜歡笑。可是我就是很緊張,連一個沒有台詞,只是走位的take,都要拍十幾次,從下午拍到晚上,」他回想,拍攝時幾乎天天做惡夢。鄭文堂有一次急了,衝去拉他衣領說:「我不能一直拍這個take!」

總算,在鄭文堂的調整下,姚淳耀抓住角色的生命。30集全部拍攝完畢後,鄭文堂在補拍時,為他加戲,讓阿侯對著錄音筆講述工作結束後的感想:

「新聞無畏,消息無偏,我真的做得到嗎?」

演完這部戲,姚淳耀越發尊敬記者,除了用手機滑新聞,也開始會靜下心,閱讀深度報導。他最喜歡自己在劇中的台詞是:「卑微的我,要成為一個光,去照亮社會黑暗的角落。」他自己體會,和鄭文堂合作的戲劇,都是在黑暗裡尋找微光,都要人們不要因為習慣了黑暗,就替黑暗辯護。

《鏡子森林》,是記者們的故事,也是讀者們的故事。記者有筆如刀,怎麼下筆反映出你是什麼樣的人。觀眾喜歡看什麼樣的新聞,也反映了你是什麼樣的人。這部戲讓觀眾清楚看到,一條新聞的產製,可能經過多少政商勢力的干預和影響,也可能經過多少記者和受訪者的利益衝突,才成為一條最後映入眼簾的新聞。

鏡子森林裡,記者們奮力前進,尋找真相,追求正義。猛一抬頭,看見鏡子,鏡子永遠把一個人拋回他自己,最終將他完全禁錮在內心的孤獨中。這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不同記者會有不同的回答,甚至必須用整個記者生涯來誠實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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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森林》劇照。(照片提供/民視)
【戲裡戲外】系列/《鏡子森林》導演小傳

導演:鄭文堂 年齡:61歲 家鄉:宜蘭羅東 學歷:文化大學戲劇系 作品:《風中的小米田》、《眼淚》、《菜鳥》、《燦爛時光》、《奇蹟的女兒》,曾獲金鐘獎最佳編劇獎與迷你劇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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