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接待過「紀錄片國王」:回憶導演朗茲曼及其經典《浩劫》
AFP Photo/JOEL SA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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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總共在2014年的TIDF待滿10天,是停留時間最長的外賓。我們(影展以及接待人員)好像成為了他那強旺又頑固性格的遊戲對手/發洩對象,彼此在精神上進行較勁和搏鬥。到最後,我們累了,他也軟化了,互相折磨的結果竟是彼此認同,然後成為朋友。我不禁想著,難道這就是他創作之所以強悍有力的原因嗎?

2018年7月5日,我突然間收到許多朋友來訊轉貼法文與英文的報導,標題上寫著「《浩劫》(Shoah)法國名導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享年92歲」。

這則消息令我百感交集,回想起我在策劃201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時,他已屆88歲高齡應邀來台擔任評審的回憶。

2014年TIDF的「記錄X記憶:訪談(Documemory: Interview)」單元由活動統籌吳凡策劃,企圖討論記錄片中「記憶」與「真實」的關係,該年以紀錄片中常見的創作手法──訪談,作為切入點。片單中挑選了朗茲曼的兩部作品,其一是被喻為影史最偉大的紀錄片《浩劫》(Shoah,1985),其二為續作《浩劫:未竟審判》(The Last of the Unjust,2013)。

朗茲曼出生於1925年,在一個東歐移民法國的猶太家庭裡長大,二次大戰期間積極參與地下抗德工作。他在1950年代與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與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成為戰友,並曾與西蒙波娃有過一段同居戀情。1986年起接任《現代》雜誌(Les Temps Modernes)總編輯,是重要的知識分子。他從1970年開始拍攝紀錄片,所有影片關注納粹大屠殺的真相與其對後世的影響。除了曾獲得法國政府頒發榮譽軍團勳章、柏林國際影展的榮譽金熊獎,其代表作《浩劫》更多次在各種國際票選中,寫入史上最偉大紀錄片之列。

當時影展正在策劃階段,同事們半開玩笑地說:「要不,我們邀請朗茲曼來台吧!」我心想,這超重量級又年事已高的傳奇導演,不可能來吧!但又不想直接回絕同事們的期待,我上網查看了他近年出席公開活動的照片,確定他的氣色和談話狀況都不錯後,硬著頭皮寄送了邀請電郵。

幾天之後,我收到朗茲曼的正面回覆,他非常樂意來台,辦公室一陣歡呼,我則還是難以置信,接著回到現實:一位88歲的老人,要怎麼忍受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TIDF真的有能力可以接待他嗎?

我與他陸續通了幾封信,也通了電話,確定來台行程等許多條件和細節。他因健康問題,必須乘坐商務艙,法國在台協會得知消息後馬上接手聯繫。我們原建議他搭乘巴黎─台北的長榮直飛航班,他卻堅持要搭法國航空,還因此必須在阿姆斯特丹機場轉機,我們即告知航空公司,一定要準備好輪椅接送。

於此同時,同事們正在進行影片字幕的審譯工作,面對長達566分鐘的《浩劫》,是最艱鉅的工作。這部鉅作完成於1985年,原名Shoah是希伯來文「浩劫」的意思,朗茲曼自1974年開始拍攝,四處尋找納粹大屠殺集中營的生還者,並採訪他們。他共走訪14個國家,拍下了350小時的素材,耗費11年時間才製作完成。

在TIDF試片時,我又看了一次《浩劫》。在納粹大屠殺發生的40年後,朗茲曼仿彿邀請觀眾,與他一起再度搭上這班死亡列車,走上一趟不停追訪倖存者、證人與屠殺者的旅程。影片看似單純,就是這樣一位接著一位,一位再接著一位,透過採訪,主角們講述自己在集中營的回憶與經驗,而鏡頭則總是鎖定在臉部,伴隨著一字一句的宛如證言般的訪談,是所有主角的眼神和表情。

但影片卻也同時異常複雜,因為朗茲曼斷然地拒絕使用資料影片,他認為猶太浩劫本身無法言說,無法解釋,無法以影像再現,《浩劫》的主題是死亡而非倖存,因為死者亦無法為死者發聲。他也說:「我並非記錄了影片之前就存在的事實,我必須創造那個事實。」

朗茲曼以受訪者西蒙.斯瑞伯尼克(Simon Srebnik)拉開影片序幕,這位從波蘭集中營死裡逃生的猶太人搭著小船哼著歌,回到當年發生慘劇的地方,臉色一沉地說:「人們是不可能講述這件事的,更沒有人能再現這裡發生過的事,絕對不可能!更何況不會有人能體會。而我自己⋯⋯我很難相信自己現在站在這裡。不!我無法相信。」

做為導演,朗茲曼也透過許多安排,企圖引導出「真實」。片中最被議論的一段,是理髮師博巴(Abraham Bomba)的橋段,他曾在「特務單位」為即將步入毒氣室的人進行最後一次理髮工作,在片中,他一邊理髮,一邊講述著過去經驗而瀕臨崩潰。而事實上,博巴早已不再執業,這個「理髮場景」,是朗茲曼租來經過佈置而成的,顧客也都是臨時演員。

以朗茲曼自己的話來說,《浩劫》不是傳統紀錄片,而是「真實的虛構(a fiction of the real)」,他寧願冒著在拍攝倫理與道德上的風險,去達成他理想中的歷史意義與使命,如他所說:「《浩劫》的緣起完全無關於記憶,反倒是那些揮之不去卻又無法追憶的部分⋯⋯在片中,那些無法追憶的才能召喚、才能標誌時間。」

《浩劫》之所以偉大,不只在於主題與深度,還有面對人類浩劫與真相缺失時,所進行的影像辯證與思考。影片於1985年推出後在全世界引起極大迴響,許多國家的總統親臨放映指定觀看,在這數十年間也不斷重新播映,甚至再次上映,影響無數觀眾,奠定了朗茲曼的崇高地位。

這一趟「從早看到晚」的《浩劫》之旅,帶觀眾走入歷史的黑暗之心,重新創造了一個意志世界,絕對是畢生難忘的觀影經驗,但那更接近一種凌虐式的精神煉獄,我依然記得離開戲院後,身體湧出的那股強烈不適感,噁心想吐,那些從地獄回來的人們面容,會深深烙印在腦海裡。

距離拍攝《浩劫》時隔38年後,2013年坎城影展上,朗茲曼帶著新片《浩劫:未竟審判》參加首映。影片運用了在《浩劫》時就拍攝的素材,包括1975年,朗茲曼在羅馬訪問了世上僅存的納粹時期猶太長老穆莫史坦(Benjamin Murmelstein),但當時因還有疑慮而沒有放入《浩劫》中。而朗茲曼87歲時,決心再重訪此地,為納粹迫害猶太人及「最終解決方案」留下證言,放入《浩劫:未竟審判》裡。

朗茲曼說:「我不太確定這部片是否還會引起許多爭議,畢竟事實已在眼前,我們都知道兇手是誰,而非是猶太同胞迫害自家人。藉由這部片,我相信穆莫史坦會得到更多的理解、同情,也希望那些迫害者可以冷靜下來,我如此期待著。」出席坎城影展時,他對影片侃侃而談,其動態成為我當時決定是否邀請他來台的重要依據。

──

我等在飯店大廳準備迎接朗茲曼,心情忐忑。電梯開門後,他在接待人員的攙扶下準備check in,我走上前向他介紹我就是策展人,謝謝你願意前來。大塊頭的他,像是花了很大的力氣才有辦法對我說:「這趟飛行真的好遠好久,我真的好累。」然後坐在沙發上喘氣休息。

眼前的他顯然非常疲勞,我們趕緊幫他提行李進入房間休息。累癱了的朗茲曼要我們幫他整理行李、協助換衣物,這才發現,偌重的兩個行李箱中,除了衣物之外,有一半是書,另一半是藥。接著他進入沉沉的睡眠,我與接待則在房間安靜地等待他醒來。

接下來的3天,他因時差而顯得昏昏沉沉,情緒起伏也很大。我因影展已開幕無法一直待在他身邊,只好請會法文的國際連絡也加入接待行列。換句話說,總共有兩位會法文的男生隨侍在旁,照顧生活起居,但朗茲曼常提出接待無法回應和略帶無理的要求,然後生氣地咆嘯一句:「打電話給策展人!」

想當然,他太高估自己的體力和精神狀態了(我們也是),忙碌的評審工作加上座談行程,根本難以負荷,導致進度嚴重落後,最後只得壓縮時間努力追趕。但同時他也不甘寂寞,仍想參加影展酒會等其他活動,記得當時太晚抵達酒會的他,因無法久站而坐在輪椅上,落寞地看著人群散去,我與接待陪他在五星級酒店,點了一客牛肉漢堡與紅酒,然後吃了一根香蕉作為該日的句點(香蕉通常都是每日句點),才心滿意足回到飯店準備休息。

其中一天,我們安排他在《浩劫:未竟審判》結束後,進行一小時延伸座談,但朗茲曼直到座談開始前的15分鐘,仍在床上熟睡。我匆忙趕到飯店與接待進入房間將他搖醒,幫忙換裝整理,安排搭車動線。

等計程車抵達地點,他的雙手搭在我與接待的肩膀上、緩慢地走往影廳時,座談早已開始了約10分鐘,主持人們正以介紹影片的方式拖延時間。當我們步入戲院的那一刻,觀眾們響起極大的掌聲,朗茲曼上台後竟神采奕奕開始暢談,我與接待則累癱地蹲在戲院一角,他甚至希望座談時間可以拉長,非常享受與影迷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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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德・朗茲曼
201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邀請《浩劫:未竟審判》 導演克勞德・朗茲曼(右2)來台映後與影迷互動。(圖片提供/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但就在此時,有位觀眾問到,《浩劫》是在講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那他又怎麼看待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迫害?突然間朗茲曼臉色一變,拒絕回答這個問題,並說這對他是一種汙辱,隨即馬上結束座談。朗茲曼當時的反應,讓我想起歐洲有評論者批評他的作品總以猶太主義為中心,並長期接受以色列政府的資助,還明指他選擇性的偏袒部分事實,一味地捍衛以色列犯下的罪行。

──

那段在TIDF的日子,朗茲曼與接待爭吵,也與接待交心,交涉情況時好時壞。他每餐一定要在好餐廳吃美食、喝好酒,並絲毫不隱藏的自己的任性與蠻橫,當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就會發怒(譬如按摩師手藝不合他意),以不堪入耳的字眼辱罵,常使工作人員精神壓力極大。

但他也會突然流露老爺爺般的和藹,拿著手機介紹家庭照片、回憶起過去的風花雪月,說自己還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令人驚訝的是,他甚至秀出自己近年從懸崖一躍而下的跳水影片,雀躍地談起正在拍攝一部他年輕時去北韓發生的愛情故事,並信誓旦旦地說一定會完成。
事實上,這部名為《Napalm》的紀錄片真的在2017年完成了,在坎城影展世界首映。影片講述他在1958年參加法國代表團訪問北韓時,與一位北韓女護士發生一夜邂逅,這也是他生涯10部作品中唯一一部與以色列和猶太人無關的作品。

他總共在TIDF待滿10天,是停留時間最長的外賓,每天我都會向工作人員確認他的狀況後才能入睡。而在各種接待狀況不斷後,我一邊看著他不便的身軀和漠然的臉龐,一邊深思,似乎才逐漸明白,我們(影展以及接待人員)好像成為了他那強旺又頑固性格的遊戲對手/發洩對象,彼此在精神上進行較勁和搏鬥。到最後,我們累了,他也軟化了,互相折磨的結果竟是彼此認同,然後成為朋友。我不禁想著,難道這就是他創作之所以強悍有力的原因嗎?

他離開台灣之前,我到飯店與他告別,再次向他致謝,他也謝謝我們所做的一切。搭上接駁車後,他拉下車窗,用厚實的手掌輕撫我的臉龐與我道別,並說歡迎我去巴黎找他。當下我的感受複雜錯亂,接待的重擔雖因此解脫放下,但仍很不解這10天所發生的美好與衝突所為何來,一切都是如此直接而強烈。

這個月初接到朗茲曼的死訊,我閱讀了許多相關報導。7月12日他的葬禮在拿破崙墓的所在地「巴黎榮軍院」舉行,棺木以國旗覆蓋,法國總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出席致詞:「《浩劫》是一部反映罕見罪行的罕見作品,是反抗的呐喊,是拒絕遺忘,這部影片是一座『眼淚與真相的豐碑』。」

另一則報導則提到,朗茲曼年僅23歲的兒子Felix,在2017年1月死於癌症,他的妻子表示這對朗茲曼是很大的打擊,走不出喪子的傷痛,不然應該可以活到百歲。

朗茲曼當時為兒子撰寫的訃文中,引用了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的詩《告別》(L'adieu):

我摘下這朵石楠花 秋天過了請你銘記 我們在今生已難再相見 這朵石楠時節餘香 請你銘記我會等你

我開始想像他那強人性格之於日常生活,之於孩子、妻子、家庭是否會有不同的人格面向?並在信箱中搜尋他的郵件地址,重讀曾與他來往的通信紀錄,寫下這篇4年前他來台灣時,短暫相處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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