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的林建宇一屁股坐上那個通常是留給被告的席位，法警將他的手銬解開。法官逐一確認他的居住地及身分證字號，他也像是熟知流程般對答如流。

法官接著問：「你覺得你有可歸責事由嗎？」

林建宇頓時停頓下來、陷入沉默，偌大的法庭內，只聽到書記官打字的聲音。他直白地吐出幾個字：「我聽不懂。」林建宇顯然不理解法官用詞的意義。

法官嘗試用白話文提示他這次開庭，是因為法務部2021年修正〈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及〈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說明手冊〉，標準改變後，林建宇可以依據《刑事補償法》，針對多執行的強制戒治天數，聲請刑事補償。

解釋完後，法官再次提出疑問：「你認為自己本身對多執行的強制戒治，有沒有責任？」

從沒學過法律的林建宇，聽了法官的解釋，似懂非懂。最不懂的是，明明是因為國家變更標準，才導致他錯誤遭送強制戒治39天，為什麼法官卻反過來，追問他的責任？

林建宇是報導寫作時最新的案件，而2011年《刑事補償法》修法後，累積至今，約有近千人獲得刑事補償，補償金額達4億多元。

若以「罪名」分析，刑事補償案件中，以貪汙位列最大宗，約283件、平均每人自由受限制的時間約83天；其次則是毒品，共197件、平均121天；第三則是詐欺（含詐欺取財），共110件、平均92天。

法官詢問林建宇應該自負的責任是因為，根據12年前大修的《刑事補償法》，在審理刑事補償的標準作業流程上，法官必須先判斷當事人是否要為喪失自由負起責任，也就是所謂的「可歸責事由」。促成當年修法的背後，藏著一個流浪法庭30年的心酸故事。

讓柯芳澤不解的是，明明是同樣的案子、同樣獲判無罪，為什麼不同刑事補償庭法官審理，卻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他氣憤難耐，委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提交釋憲聲請書。

2010年初，大法官做出釋字第670號，宣告《冤獄賠償法》違憲，要求法官不能只因為當事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就逕自認定不補償，還必須審酌當事人對喪失自由應負責的輕重程度。

《冤獄賠償法》因此進行修正，除當事人有嚴重、重大過失，不予補償外，將「可歸責事由」分成兩階段判斷。

如果聲請人沒有做錯或錯誤輕微，他一天的自由將會被以3,000元至5,000元認定；反之，如果聲請人有一定責任，一天的補償金額則會被例外降到1,000元至3,000元以下。

保留區間是立法權尊重法官的裁量空間，也因為每一名當事人都有不同的冤屈經驗。然而，當柯芳澤據以提出重審時，更一審法官雖然給了補償，卻仍以作業瑕疵重大為由，僅依照法定額度最低一天1,000元認定，補償他925,000元。直到2012年更二審，柯芳澤才終獲一天5,000元、共4,625,000元的補償金。但當時，39歲被捲入冤案的柯芳澤，已是古稀之年。他的大半輩子與冤案如影隨形，滿頭花白的髮絲，見證他一路走來的荊棘。

柯芳澤的奮鬥，為後人鋪路。協助柯案釋憲及聲請刑事補償的律師尤伯祥表示，現行制度是民間團體與立法、司法單位折衝的結果。雖然無法將可歸責事由移除，讓刑事補償專注在國家錯誤、對當事人造成的損害，卻換來了當事人到庭陳述意見的權利、法官應該經過合法調查及合理論證，證明可歸責事由，才能酌減補償金額等規定。

法律將可歸責事由作為「例外」酌減或不予補償的原因，然而，本報導盤點《刑事補償法》修法至今12年來獲得刑事補償的判決，卻發現約有23%的當事人，被認定必須為自己失去的自由承擔重大責任（即獲得1,000至3,000元補償金者），占比並不低。

李東柏說，這把檢視的尺，具體而言就是「社會通念上，應該被苛責的情形」。例如，必須觀察當事人有沒有刻意干擾證據調查、誤導犯罪偵查，不能僅以當事人供詞反覆或不到庭，就認為他必須為自己喪失的自由，付出慘痛代價。

回到法庭現場，審判持續進行。

因為吸毒而被錯誤強制戒治的林建宇，這次要面對的是法官好奇他戒治前的生活情況，以決定刑事補償的具體金額。

林建宇語氣緩慢、帶著些微大舌頭說道，在強制戒治前，他在自家樓下擺攤賣關東煮，扣除成本，一個月可以賺40,000到50,000元，同時也兼差打石。「我一個月收入，應該有60,000到70,000左右，」林建宇說。

法官反覆與他確認好幾次，並提出質疑：「你賣關東煮，哪有時間打石？」、「打石更累，為什麼不好好賣關東煮就好？」、「關東煮攤現在是你女友在顧，你是房東嗎？你算什麼？她為什麼要分一半錢給你？」最後，法官請林建宇補充意見，他些微結巴地緩緩說著：「既然上訴成功，就應⋯⋯」話還沒講完，法官就像聽了無數次一樣，幫他接下「依法給予補償」幾個字。

短短10分鐘的庭審，到此乍然而止。2天後，一紙判決，認定應以一天3,000元、共計117,000元，補償林建宇。

林建宇並非個案，刑事補償庭內，法官的問話基本圍繞在當事人收入，是因為根據《刑事補償事件審理規則》第7條要求，法院必須注意當事人所承受的損失。

一般法官多會從「實質經濟損失」及「非實質經濟損失」兩個層面來認定損失。前者指的是收入、經濟狀況，後者則是其以外的所有事情，包含但不限於精神損害及名譽減損等。

記者透過司法院判決檢索系統，以「刑補字」搜尋，自2011年《刑事補償法》修法至今，獲得一天3,000元補償者，共374人；4,000元有211人；5,000元則有62人。顯示法院在當事人不必為自己被關押負責（即無可歸責事由）的情況下，比起認定法定最高額，更傾向給予最低限度的補償。

更細緻來看，若以「罪名」觀察，最大宗的貪汙，每名聲請人所獲得的補償平均一天以3,328元計算；其次的毒品，則是2,921元；位居第三的詐欺（含詐欺取財），平均一天為3,102元。同樣可以看出，不論何罪，獲補償金額都緊貼法定無可歸責事由的最低額度。值得注意的是，毒品案件平均一天補償金額低於3,000元，可能與近85%被認定無可歸責事由的毒品案，都以一天3,000元的最低線計算有關。

此外，若是司法體系上出了疏失，例如林建宇案的標準轉換，或是羈押天數超過判決等，共有59人，大多被以一天3,000元補償，是少數可以明確抓出規律的補償樣態。但大多數案件的具體補償金額，卻找不到法官更為一致的判準，以作為後續審理的參考。

然而，現行刑事補償制度下，當事人僅能透過金錢一途，獲得補償，因此金額高低，成了當事人不論是生活上還是心理上，必須錙銖必較的重點。

監所就盛傳：學歷高、收入高的人，可以獲得較高的補償金額。

記者整理的數據顯示，約500名聲請者的學歷，明確地寫在判決中，但學歷卻與補償金額高低，並無直接關係。

在500人的判決中，聲請人為博士肄／畢業者共9人、補償金額平均一天以3,222元計算；擁有碩士身分者42人、平均一天約4,029元；大專79人、平均一天2,971元；專科60人、平均一天3,318元；高中高職182人、平均一天2,826元；國中102人、平均一天2,971元；國小及以下33人、平均一天3,082元。

由上述數字可知，擁有博士學位與國小畢業的當事人，在補償金額上一天僅差140塊，顯示學歷似乎與判決金額認定，沒有明確而直接的關聯性。

而若是以「收入」來看，近千名獲補償的聲請人中，年收入破百萬者，占16.8%、共計167人。其中，有142人被認為無可歸責事由，這之中又有90人，獲得一天4,000元以上補償的判決。換言之，年收入高者，約有63%的機率，可以獲得較高額的補償金。再進一步分析，90人之中，有28人獲得一天5,000元補償，占獲5,000補償判決總數的45%，機率遠高於百萬收入聲請人的總體占比。

由此可以看出，收入高低對於刑事補償的損害認定，具有決定性的參考標準。然而，這樣一來，在刑事補償制度內的經濟弱勢者，只會面臨更弱勢的處境。

印尼籍的BUDIY ANTO、MARWOKO與本國籍的陳建順、詹新民共同擔任漁工。有一天船隻靠岸時，警方突然造訪，並在船上查獲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四級毒品鹽酸麻黃鹼。四人被認定涉嫌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各羈押119天後，獲判無罪。

桃園地方法院判決指出，四人都沒有可歸責事由、職業相同，然陳建順、詹新民月薪35,000元，兩人皆不識字、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而兩名外籍漁工薪水則分別僅有18,600元及19,800元，兩人皆為國小肄業、家庭經濟狀況貧寒。法院認為就「個案情節」、「依據社會一般通念」，判處陳、詹二人一天以3,500元補償、兩名外籍漁工則以一天3,000元補償。

每個月約15,000元的薪水差距，造成認定上，一天出現500塊的差額認定。最終，本國籍漁工與外籍漁工獲得的補償總金額，相差近60,000元，確實出現了收入高、補償金額也愈高的都市傳說。

刑事補償等於是變相地告訴社會，有錢人和窮人的一天，雖然都是24小時，但他們失去的自由，並不等價。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榮譽教授、台灣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李茂生也提出觀察，法院在1,000到3,000元以下的裁量區間，會以可歸責事由程度來判斷；但在3,000到5,000元間，確實存在高收入、高補償金額的趨勢。

收入上的差異，卻直接導致了實質的不平等。這是因為現行刑事補償制度，是統包式地認定人身自由下的經濟損失、非經濟損失。如此一來，經濟弱勢者在經濟損失低的情況下，勢必難以獲得高額的補償金。唯一的希望，便是讓法官看見自己的非經濟損失有多巨大。

法官在判斷當事人損失時的審判天秤，嚴重朝經濟損失傾斜。經濟損失與非經濟損失在法官心證中的輕重失衡，說明刑事補償制度亦無法透過審判過程，看見聲請人真正的損害樣態。

曾獲得多方聲援的徐自強，因捲入擄人勒贖案，遭判處死刑定讞，官司纏訟21年，直到2016年更九審，才終於無罪確定。他立刻聲請刑事補償，最終法院認定，以一天5,000元的法定最高額度計算，總判給他2,812萬的補償金。

雖然判決結果是好的，但徐自強笑說，過去他總覺得法官在用判決寫小說，所以完全不想看。時隔多年，他第一次正眼閱讀自己的刑事補償判決。這才發現，當初他曾在法庭上，用隱忍的語氣，簡單道出因冤案而天翻地覆的人生，卻萬萬沒想到，21年的痛苦，只是被複製貼上在判決書內：「婚姻破碎、喪失陪伴父母及孩子的機會，每天活在痛苦與恐懼之中⋯⋯」，整份判決，僅以194個字，講述他16年死牢歲月裡的精神傷痛。

「在失去自由中所受到的傷害裡，相較精神痛苦，經濟是最少的，」徐自強說。縱使冤案的痛，本就難以表述，但判決輕描淡寫帶過的，正是當事人最無法輕易釋懷的情緒。

長期陪伴冤案平反者的冤獄平反協會兼職社工王季庭坦言，相較收入的具體數字，補償非經濟損失意味著，法官必須去判斷當事人原本的人生值多少錢，「但『沒有冤案的話』，是很抽象的，」又該怎麼定價？最終，非經濟損失就是法官在衡量了經濟損失後，順帶一提的選項。

徐自強並非個案。法官不知道怎麼量化非經濟損失的同時，刑事補償制度卻又明確將經濟損失與非經濟損失並列，導致審判者別無選擇，只好例稿式地帶過非經濟損失，詳述當事人的背景，從年齡、學歷到家庭狀況，滴水不漏地寫在判決上，等於說明非經濟損失的部分。

這類的判決書寫法非常普遍，像是2018年的一份判決書上寫著：「（當事人）受羈押時年約61歲，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1個兒子，被羈押當時，兒子正就讀高中，妻子則是擔任家管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判決書的陳述，跟國家補償個人遭剝奪的自由，其論證關聯性為何，令人無從得知。

另一份2021年的判決也有同樣情形。判決書上寫著：「（當事人）因重度視力障礙，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及補助，南英商工畢業，目前因誣告、殺人未遂、《藥事法》等另案入監執行。」障礙者身分、高商畢業及前科，如何影響法官裁量的心證？沒人看得出來。

但李東柏站在實務立場坦言，法官的訓練要求判決理由不能矛盾、也不能不備，沒寫就成了「不備」。然而，刑事補償金額的判斷很主觀、很難說明白，所以法官們就只好寫了、但不寫清楚，因為只寫背景資料跟結果，就無法被他人審查跟批判。「這是一種通病，」李東柏說，雖然不太好，卻是法官自我保護的寫法。

因為刑事補償案件稀少，在隨機分案下，任一法官在沒有經驗、沒有受過訓練的情況下，只能仿效先前判決，導致同樣的問題不斷地被複製。然而，台南地方法院的法官陳欽賢，卻在茫茫司法文書海中，留下一份特別不一樣的判決。

人們喚陳欽賢是「地瓜法官」，一如綽號，他的判決以白話親民聞名。今年58歲的他，做了29年的審判工作，不曾停止思考。

陳欽賢坦言，當初是因為看了蘇建和案的刑事補償判決，又聽到學界、NGO發出的強烈批評，才開始思考，刑事補償究竟該如何審判。經過一番思辨，他發現，自己與蘇案的法官看法不同，因此決定在判決上，提出另一種思維，希望透過官方文書記載，讓社會知道，還有其他意見存在。

在台南地方法院108年度刑補字第3號判決中，陳欽賢列點列項，直球回應。他寫道：「法官不能有『我還是認為你有犯罪，只是被你幸運逃脫罪責』的心理，不合理地把刑事被告羈押前的法律容許（但正常生活的人不太會做）的行為，作為可歸責事由。」因此，縱使當事人經營的刺青店，出入複雜、成為販賣或轉讓毒品的地點，也不可以認為，他對於自己的自由被司法限制，有可歸責理由。

而在衡量具體金額時，陳欽賢更是直白表示，自由是無價的，且因冤獄所生的身心受創，難以平復，「並非一日或數月工作所得可以估量」，因此在無可歸責事由的情況下，理應給予法律所定最高金額，「以深刻表達國家對受羈押者的致意」，期許可以藉此撫平被羈押者所受的創傷。

比起大部分法官左右閃躲、中立持平的文字，陳欽賢的判決中，表明了國家必須為自己犯下的錯誤負責，即便司法過程中，公務員沒有任何過錯，「錯的就是最高位者，因為他沒有建置一個好的制度」。基於國家有錯的立場，陳欽賢認為，即便是法定最高額度，都沒有辦法補償無辜受冤的當事人。

期盼個別法官認知的同時，專家學者也針對制度，提出解方。

「刑事補償判決就是很主觀，」高涌誠語調鏗鏘地說，與其要求法官們不帶偏見與歧視，不如坦承客觀的困難，把權力收回來一些，讓自由透過定額確立出一個價格，再針對其他情狀，做出個案式調整。

李茂生也同意這個說法，現行制度要求關注當事人損失，雖然立意良好，卻難以避免法官以經濟損失作為主要論據。因此應該忽略聲請人的背景與收入，而專注在聲請人的行為是否有過錯，才能酌減補償金額。他也建議，應該將1,000至3,000的區間拿掉，以3,000元為剝奪人生時間的基本價碼，避免聲請人因為自身過錯，而產生過大的差別待遇。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蔡春美，長期關注冤案平反者心理狀態。她不從法律的角度出發，卻也提出類似的想法。蔡春美認為，讓平反者知道，補償金並不會因為自己的弱勢身分而被削減，是很重要的心理支持。

只是即便邏輯通順，但從實務的眼光出發，李東柏雖然同意定額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包含簡化證據調查、減緩法庭對立程度等，但定額的前提，必須有相當的基礎累積，也就是必須要透過類型化既有判決，訂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數字。不過目前刑事補償判決的數量與分析太單薄，很難據此提出建議。

尤伯祥也提出同樣的疑問，更進一步質疑，「機械式的法律規定，表面看似公平，但實際上也可能產生另一種不公平。」雖然現行制度確實讓法院有機會因階級，做出差別待遇，但因為個案間差異大，定額會不會消弭了階級，卻讓經濟傷害特別大的一群人，感受到另一種不公平？尤伯祥坦言，「平等都是最難的，」既有制度固然有問題，卻難在現行的遊戲規則下找到突破口。

也因此，從當事人，到監委、律師甚至教授，都提出了不在刑事法庭處理刑事補償的假設。不論是法院召開委員會審議、仿效轉型正義設置獨立基金會，甚至是司法院下設專責行政單位處理，意見五花八門，但核心卻都一樣，那就是司法必須謙卑面對過錯，避免法官上對下的俯視角度，與當事人平視，互相磋商，才能夠讓因喪失自由所導致的損害，有修復的可能。

相較每天都會出現的刑事、民事案件，被名為司法的雷劈中，機率很低，然而一但災厄降臨，傷害卻像是暴風圈，籠罩在當事人所有的人際範疇。不論是工作被迫停擺，或是將人從家庭關係中撤離，人生就像是被按了暫停鍵，只能中止。面對黯然無光的鐵窗歲月，金錢補償是目前國家在制度上，唯一可以做的。

但目前的制度，卻因為忽略非經濟損失、重視經濟損失，對司法受害人造成再次傷害，不僅難以看見冤案真實的傷痛，更讓歧視隱身在刑事補償內。

既然法官也知道冤案的傷害難以估量，那便須以更懇切的態度、更認真的傾聽，別讓一紙判決，再次成了武器，刺向當事人因冤屈，破碎不堪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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