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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徐自強的練習題》 一道質問人性的習題

《徐自強的練習題》台灣|2017

2017金馬獎入圍:最佳紀錄片

紀岳君,紀錄片導演、製片。長期以影像參與社會運動,關注都市拆遷、都市原住民、農業、環境、勞工、獨立媒體、司法人權等議題,並參與發展網路影像傳播的協同工作,希望透過民間社會力量改變傳播方式。

2012年5月19日凌晨,黑暗無盡,雨不停歇,死刑犯徐自強從看守所走出來,媒體等候多時,大陣仗上前,團團把他圍住,他是速審法生效後,首位被釋放的嫌犯。儘管暫時獲釋,他在前一天的更八審宣判,被判定參與房仲業者黃春樹的勒贖殺人案,刑責是無期徒刑,徐自強眼前仍是不見天光的纏訟之路。
這是導演紀岳君第一次拿起攝影機拍攝徐自強,他避開搶拍的媒體,找到空檔,捕捉下徐自強臉上的迷茫。攝影機背後的他,當時累積了4、5年的新聞採訪和獨立拍攝經驗,第一次挑戰製作中長片,不諳法律議題和冤獄案,仍堅定地走上創作之路。

兩條故事主線 鏡頭內外的攻防

紀岳君是在公共電視曾跑司法線的吳東牧牽線之下,決定開拍徐自強案,他與拍攝過蘇建和案《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的蔡崇隆亦師亦友,蔡崇隆擔任此案的製片。
紀岳君創作的出發點很簡單,他不想站在人權團體的立場拍宣傳片,也想跳脫記者平衡報導的角度,他想從大眾位置去看這宗案子,跟大眾對話。關注社運議題的他,深諳「創作跟社會運動一樣,都不能只跟同溫層取暖,必須要跟大眾對話,才能捲動更大的力量。」
徐自強案的特殊之處,是在於補強證據不足、不在場證明不被採信的情況下,黃春棋、陳憶隆等2名共同被告自白,指稱他參與綁架勒索和殺害黃春樹案,而被判7次死刑、2次無期徒刑。因而,紀岳君構思創作時,認知到徐自強案沒法像《島國殺人紀事》一樣,透過物證來釐清冤案,他借鏡另外一部冤獄案的經典紀錄片《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獲得創作啟發。
《正義難伸》的導演埃若‧莫里斯(Errol Morris)以2年半時間,成功說服證人、律師等人接受訪談,以戲劇模擬方式呈現每個人提出的版本,透過證詞間交辯,釐清冤案,並凸顯檢警和司法制度的荒謬。紀岳君認為,徐自強案也可以這樣進行,不過,最大的挑戰是因獄方反對,紀岳君無法採訪到共同被告黃春棋和陳憶隆,蒐集到的素材一面倒地傾向徐自強,比重失衡,讓創作一度卡了關。
為了解決這難題,紀岳君不能像《正義難伸》導演站在客觀位置來推演案情,他決定讓自己入鏡,踩在對立位置,自己代表大眾,問出大家心裡的疑問,成為第二條故事主線,產生對話,讓案情往下展演。
實際上,鏡頭內外的確有著一場看不見的攻防。拿著攝影機的紀岳君,對徐自強滿腹懷疑,他透過鏡頭窺視他、打量他,而當時仍背負罪名的徐自強,其實充滿防禦心,每當紀岳君提出要他家人共同接受採訪,試圖走入他的生活,都被委婉拒絕,兩人互動侷限在公共場所,看不到他的日常。紀岳君說:「他當時對家人有很深的虧欠,很想保護家人,總覺得採訪能自己來,就自己來,不想打擾家人生活。」
不過,隨著蒐集到的事實片段越來越多,紀岳君對徐自強的懷疑,從鬆動到崩解,最後轉為全然地相信。兩人的互動,也從疏離到聊家庭當話題,而有了更多的理解。

往長片推進

從2012年到2014年期間,徐自強煎熬地打更九審,在訴訟泥淖中前進,想證明自己的清白;同一時間,紀岳君則深陷創作膠著期,民間團體原本允諾協助籌募製作經費,卻沒持續行動。紀岳君在2014年不再接商業案維生,積極地到各補助單位提案,苦無進展,與家人關係緊張。
就在他幾乎要放棄創作的時刻,他參加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接觸到互動紀錄片,觸發了他把冤案開發成實境遊戲的點子,進而結識了一票遊戲和密室逃脫設計師,沒想到這群人對他蒐集到的冤案題材十分感興趣,他定期開會,提供冤案案例給他們。雖然案子最終沒成,但他們的創作熱情,鼓舞了他,幫助他撐過了士氣最低迷的時刻。
徐自強在2015年9月1日更九審,獲宣判無罪,最高法院在隔年駁回高檢署上訴,無罪定讞,20年的訴訟噩夢終於結束。紀岳君的創作,也在這一年有了轉機。
他先在年初從新北市副市長、也是當年偵辦此案的台北刑大大隊長侯友宜手中,拿到紀錄片提案首獎,滾入些許資源,讓創作繼續下去,完成半小時的短版影片。在中正大學任教的蔡崇隆說,「小紀是非常認真的年輕導演,的確在徐自強案累積大量素材,沒有拍成長片,實在太可惜。」蔡崇隆在這一年牽線讓紀岳君製作兩集公視新聞專題,繼續累積素材,也拿著短片成果,在年底找到司改會協助籌募100萬元,讓紀岳君終於有資源可往長片推進。
蔡崇隆豐富的紀錄片採訪和製作經驗,對紀岳君有很大的幫助。紀岳君說,進行敏感而關鍵人物採訪時,他會跟蔡崇隆事先討論提問大綱,甚至請他一起出馬採訪,偶爾也會換手讓蔡崇隆採訪徐自強,以挖掘出不同角度。
蔡崇隆其實也有意識地放手讓紀岳君創作,不讓自己拍攝蘇建和案的經驗強勢主導此片。他說,「小紀其實有自己的想法,這部片子也必須有新鮮的想法和角度,我能做的是提供經驗和拉資源,但我希望小紀拍出自己的片子。」
對比短片和長片兩個版本,短片版企圖一一釐清案情疑點,充滿擊鼓鳴冤式的情緒,以及機關槍般掃射批判對象的火力;長片版則充滿懸疑和偵探片的氣氛,以及答案開放的人生詰問,兩部作品迥異,創作已然脫胎換骨。長片版入圍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與會外賽社會公義獎,預計在8月11日上映。
紀岳君說,長片版有資源製作動畫,運用動畫模擬共同被告的自白,營造出案情推演的過程,磨去短片說服徐自強無罪的急躁感,能讓觀眾去體會,「真實是有界線的,影片的結論無法直接提出真相,而是要告訴大家追尋真實有多困難。因此,在法律領域,無罪推定才這麼重要,才能避免形成冤案。」

不卑不亢的剪接位置

在剪輯和後製的最後階段,他因緣際會遇上了台灣資深剪輯師廖慶松,在創作上有更大的自我突破。
紀岳君在2016年9月,參加「紀錄片國際網絡發展平台」(WINDOC)工作坊,當時受邀擔任講師的廖慶松,手把手地帶著他重新剪輯這部作品。3天的工作坊,廖桑建議他剪去了導演過多的話,解決了導演的主線在片子前段過重,但後半段又太輕的問題,並且建議簡化想交代的案情疑點,不要強勢引導觀眾,讓他學會了如何留思考空間給觀眾。
紀岳君永遠都記得,廖桑像個孩子般,看著他熬夜重剪的版本,看到徐自強釘著司改會鬆脫木頭櫃的一幕,他點出這段很有意境,就像徐自強讓散掉的司法體系稍微穩固了一點。紀岳君說:「我本來放這個,就是這樣的想法,但我不能明講,之前放給大家看,都沒人看出來,但廖桑看出來了。」他當下拍了一張廖桑的照片,想珍藏這知遇的一刻。
廖慶松隨後說:「你就是太想幫徐自強說話了。」一句話,讓紀岳君崩潰。一個男人,哭得不能自己,力氣用盡的他,感覺自己終於被理解了。同時,他也有頓悟的欣喜,「雖然廖桑說的是我太想幫徐自強說話了,但其實某種程度,我也太想幫自己說話了,但就是這樣的情緒,讓影片不對了,不對味。」
「我拍片的過程,好像經歷了徐自強的過程,他想澄清自己的無罪,我則是受到外界的質疑,質疑我拍長片的能力、處理議題的能耐,我有不被人看見,不被家人了解的情緒,因為我太想被看見了,所以片子就不對了。」他說。
紀岳君說,他讀過無數次廖慶松的剪接哲學,知道他說過,剪接要站在不卑不亢的角度來看一切,不過度投射,也不過於客觀,「以前看過這句話,沒有多大體會,只有跟他一起參與,才能理解不卑不亢有多困難,又有多重要。」
工作坊結束後,紀岳君邀請廖慶松擔任監製和剪接指導,他內心有傳承的悸動。他在自己的片子,放入直立置中的黑色字卡,向由萬仁導演,廖慶松擔任監製、剪接和編劇的《超級大國民》致敬,「去年剛好是《超級大國民》修復版完工,不過,廖桑都會罵我亂放,他的字卡不是這樣。」他笑著說。

一道人性的練習題

徐自強20年的纏訟之路,最終獲判無罪,而這道徐自強的練習題,又該如何交卷?
長片版的結尾,沒有正義遲來的痛快。這不是一場勝利的訴訟,否則輸掉的20年又怎麼說?共同被告在更九審後,仍舊咬定徐自強參與犯案,雖獲無罪宣判,徐自強清楚地明白,仍舊有人會懷疑他,清白其實永不可得,他不知道命運會怎麼樣,但選擇好好過每一天,而原本對人絕望的他,也重拾對人的信任。
這是徐自強對人生荒謬和悲慘境遇的體會。
然而,跟拍了5年的紀岳君,卻不知道怎麼交出自己的答案,故事的兩條線又怎麼編織成一個結尾。在剪接的最後時刻,他有整整60小時陷入痛苦狀態,「5年來的過程,一直在我眼前跑過去,跟老婆的事情一直浮現。」
5年前,剛拿起攝影機開拍的他,歡喜求婚和成親,他放在影片開頭,但5年後,卻正和妻子談離婚,「這個有點意外,又好像是意外中的註定,本來只是在片子開頭提到結婚,沒有想到會離婚。」
創作是十分煎熬的過程,除了經濟壓力,他在創作過程,高度關注台灣發生鄭捷隨機殺人案等議題,情緒時常悶著,無法用言語傳達想法,影響與家人的互動,「但剪接就是這麼孤獨的事情,面對素材,必須花很多心力去投入。」
廖慶松建議他,「你還想不到你的答案,就是你的狀態。」讓他突破這道最後的心理關卡。於是,紀岳君把徐自強和自己的兩條故事主線,在片尾分開處理,談完徐自強後,他用字卡,交代了他的離婚。
對於徐自強的這道練習題,紀岳君雖然還無法做完,但他終於重新解讀,這道習題是一道質問人性的問題,「我希望觀眾不是看一個他者的冤案,看完了,哭一哭,說徐自強很可憐,又回到自己的世界。」他期待觀眾看完影片,能夠體會徐自強案並不遙遠,進而思索如何看待人性,如何在人生境遇自處。
「我們到底相信性惡,還是性善?懷疑一個人的時候,是有罪推定,或無罪推定?我們或許不會遭遇這麼離譜的冤案,但當我們經歷所有人的不信任,又該如何去面對?」他說。紀岳君在長片,不再給明確答案,而是丟出了更多的問題,並開放讓觀眾填寫自己的答案。

遺落在影片之外的遺憾

影片結束,片尾曲雷光夏的〈遠方的鼓聲〉響起,紀岳君在片末,把此片獻給被害人、被害人家屬,以及受司法制度所害的受害人。
被害者家屬某種程度在影片是缺席的。紀岳君曾試圖接觸受害者黃春樹的家屬,被害者的一位親友私下透露,他們對司法很失望,不願意再談此案,不相信徐自強無罪。他們從徐自強更七審被改判無期徒刑之後,也不再出庭作證或旁聽,影片的確很難拍攝到他們。
紀岳君說,司法的確還沒有辦法還給被害人正義,現行的司法制度也沒有辦法照顧到被害人家屬,他拍攝此片最大的遺憾,就是無法以個人之力,說服他們徐自強無罪,更無法撫慰被害者黃春樹家屬。
「我很想做,但我在影片做不到,所以,我只能留字卡,把影片獻給被害人的家人。」紀岳君不知道,遺落在電影之外的遺憾,是否有一天,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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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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