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班頓（Lauren Benton）是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專長為全球史、帝國史與法制史，得獎無數，是當代最重要的史學家之一。她長年研究法律衝突對於國際秩序的影響，其理論視野廣闊，檔案資料分析嫻熟靈活。班頓的每一部著作都如一座大山，不僅處理宏偉的議題，證據資料豐厚扎實，敘事風格更是氣勢如虹。這可不是一本可以躺在床上隨手翻翻的睡前讀物，讀者可能需要齋戒沐浴，運動暖身，準備好清醒的頭腦與大量咖啡因，才能跟班頓一同翱翔世界。

《名為和平的戰爭：武裝暴力與帝國時代的全球秩序》一書的主要論證是：我們不應該從那些知名的經典戰役來認識國際秩序；小規模戰爭才是推動暴力規範架構的核心動力。換句話說，世界秩序並不真的是由為人熟知的主要戰役（如一次世界大戰）建構而成；反之，發生在邊界、定義模糊而接連發生的小衝突，才真正形塑我們今天熟知、由少數強權主宰的「武裝和平建制」。這些小規模戰爭，可能被視為鎮壓、暴動，或者是短暫的區域性衝突，甚至不一定有自己的名字；但是，班頓認為，正是這種輪迴於「掠奪」與「停戰」之間的動力，使得帝國得以正當地擴張，在暴力與更大規模的暴力之間，創造出「規範」戰爭的架構。

《名為和平的戰爭：武裝暴力與帝國時代的全球秩序》，勞倫．班頓（Lauren Benton）著，唐澄暐譯，衛城出版

本書帶給我們的第一個重要啟示是：行動加上語言等於（宣稱的）權力。強權之間鞏固一席之地，不過是大聲說話、留下文字，不間斷地為自己主張。

班頓觀察18世紀的英法特許公司，為了處理印度半島科羅曼德海岸的眾多紛爭，寄送大量書信往返歐洲，急切地創造框架來定義衝突。在這看似日常的（類）官僚行為之間，儼然浮現一種規範性的概念：「透過將當地人排除在通信往來之外，法英書信作者強化了這一主張：歐洲的戰爭法為遠離歐洲的多方暴力行為確立了標準。」（頁170）換言之，這些歐洲殖民者，大老遠地跑到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發生一堆衝突，然後透過處理衝突的過程，默默地將他們的制度扣合到別人的土地上，暗中擴張了歐洲國際法的管轄範圍。

當然，如果站在英法特許公司的立場看這件事，或許這是未預料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畢竟這些書信往來主要是在處理戰俘的問題──而戰俘大多還是英國人與法國人。但是，其後續的外溢效果卻也難以否認。歐洲人如果可以依據歐洲戰爭法來指控「其他歐洲人」在印度半島上的「非法」行為，那麼，歐洲人可能也可以指控「其他當地人」在衝突中的行為違反了歐洲戰爭法。班頓發現，雖然處理的領地與紛爭並不相同，但英國人跟法國人的行徑卻是有志一同，這裡抱怨印度兵不可靠、那裡抱怨亞洲領導者背信忘義，也批評當地士兵在戰場上的行為野蠻。這些評論不只是抱怨與（有待驗證的）假設；歐洲人留下白紙黑字的紀錄與評價，在在都在打下基礎、形塑觀點，進而支持了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世界秩序：「為區域戰爭設立歐洲式框架有其道理」。

仔細想想，這些歐洲人其實沒有辦法回答一個先決問題：是誰賦予你正當性，跑到別人的土地上，帶來暴力與混亂？而你又憑什麼來決斷這些暴力紛爭？如果當時的印度領袖及時解決這些紛爭，並且能以武力為後盾，將英法衝突納入協議的框架內，向未來發生效力──或許這段國際法的歷史將帶領我們走向不一樣的今天。而印度半島並不是這些歐洲人唯一宣稱合法正當的地方。帝國不只在印度半島上明爭暗鬥，以文明的語言行使野蠻的暴力；帝國也在北美洲與南美洲強勢地蔓生。隨著帝國的邊界流動，歐洲人的支配也不斷變化，而文字是權力蔓延的枝枒與圍籬。

回頭閱讀這些故事，我作為法律後進國的公民，不禁想問：如果當時的在地居民（很多是原住民）就已經有能力提出相對應的論述，甚至在殖民者抵達之前就創建法律框架，並且以武力作為規範的基礎，我們的世界將如何不同？

本書帶給我們的第二個啟示是關於女性的身影。「國」家、國「家」，沒有「國」哪有「家」；而沒有女人作為家的主體，國無一事可成。帝國擴張是以「家戶」作為基礎，而女人又是家戶的基礎，從16世紀至今，女人一直都構成國家權力的核心，卻始終沒有獲得應得的地位。班頓指出：歐洲人在飛地掌握了一連串要塞，但要塞本身並不足以鞏固帝國地基；以「家戶」填塞這些地區，也就是鼓勵來自葡萄牙的男性與當地女性結婚，成為擴張政治實力的重要策略。總督頒布婚姻政策一如防禦工事計畫（頁121），殖民政府就是婚友社。

當然，暴力還是在家戶分析的核心。殖民者之所以要組織以「家戶」為基礎單位的政治社群，是因為要藉著「保護家戶」之名，將私人劫掠納入小規模戰爭的架構之中。在強化實質控制力的過程當中，控制女性也是一種力量的展現：因為控制女性就是控制生產力，控制女性進入婚姻就是控制生產力單位（即家戶）的數量。葡萄牙總督不只親自指揮分派女性給葡萄牙男性，還會因為修士「插手」婚姻事務而大發雷霆──但在16世紀，促成婚姻本來就是教會的工作。而女性在這些過程之中，幾乎沒有什麼主體性。從殖民政府的報告中可以看到，這些看似正式的婚姻，其實也只是一種販售女性的變形；或者保守地說，總督所安排的婚姻仍然必須跟活躍的女性販售市場競爭：「已婚者抱怨有女人被帶走」，是總督苦惱不已的日常。於是，殖民飛地出現了一種毫不神聖的三位一體：控制女性與婚姻、捉拿俘虜、延伸宗教權力。殖民者將掠奪來的人力──包括女人與俘虜──存放在家戶中，更多的家戶儲存了更多的政治實力。保護這些家戶財產成為帝國防禦（或侵略他人）的正當理由。女人不只是被掠奪的客體；女人竟然透過劫掠奴役的家戶複合體，（被）成為國家暴力的基礎。

閱讀至此，讀者應該已經發現，勞倫・班頓的大師風範在於她伸縮自如的批判力，如一條可長可短、無孔不入的鞭子，在一般人沒有想到的地方抽打帝國，使其現形。誠如本書導讀作者、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歷史系副教授王飛仙所述，班頓靈活地使用不同規模（scale）、多中心的視角，串起原本看似無關的公私領域，讓我們由小見大，忽上忽下。如果大人物與小人物都不約而同地發展出類似的戰爭論述，那麼，我們不得不相信，法律的建制，確實是在實際面對暴力的需求與回應中生長出來的。

讀畢班頓的分析，讀者或許會跟我一樣，精疲力竭且不寒而慄。她筆下的暴力是史家剛建構出來的歷史，而世界秩序已經成形。如果台灣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已經固著的戰爭建制，我們應當何去何從？

或許我們應該鼓勵自己：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台灣必須學習強者的語言──而我們確實已經有能力流利地使用法律的語言──也必須增強力量。規範與制度，不只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而是會產生後果與發揮拘束力的行動準則。我想起大學時代修國際法，老師一臉認真地說笑話：「誰要是再說台灣不是個國家，我們就發一顆飛彈去打他，然後問他，如果我們不是一個國家，你剛才是被鬼打到嗎？」

凡有需求，必有回應；凡有暴力之處，必有規範的空間。對於台灣讀者而言，我們真正的課題是：我們能否誠實而精準地辨識加諸於這島的暴力？而台灣將為世人留下的典範，仍待我輩台灣人積極創建。

（編按：本文由衛城出版提供，內文經《報導者》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