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興起了一種被稱為「亞洲價值觀」的論述。它常被用來反對西方價值觀。其核心主張是：西方制度──包括法治、民主與言論自由──與植根於儒家思想的國家格格不入，也不適用於這些國家。

這個論點有問題。西方價值觀並不是西方人與生俱來的「基因」。言論自由與個人權利確實最早出現在西方，但其起源與演變，始終充滿爭論。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與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認為，一些經典的「西方」思想，其實源自與原住民的交流。據說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回答「個人自由概念何時出現在西方」這個問題時，曾表示：「我沒有發現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古代世界有任何關於個人自由的明確論述。」

我們經常借用和引入其他文明創造的思想。部分原因是：我們自己祖先創造的一些價值觀，用今天的標準看，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人會為纏足和車裂辯護。思想屬於哪個文明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的還是假的、是有用的還是沒有用的。我們應該討論的是思想的效用：哪些有效，哪些無效。這場辯論的結果，很可能會讓我們拒絕某些西方價值觀和做法。但這裡有個弔詭。要達到這個結論，我們需要一些自由。特別是表達意見的自由、批評與被批評的自由，以及辯論的自由。這也就是所謂的「討論民主」。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先肯定某些西方價值觀，包括言論和辯論自由，才能評估亞洲價值觀，並拒絕那些我們認為效用不高的西方價值觀。

中國人是否應以「民主與儒家不相容」為由拒絕民主？支持這種說法的人，似乎把日本、韓國和台灣排除在亞洲之外。他們也混淆了兩個不同概念：創造新事物，以及使用既有發明。科舉制度確實遏制了市場經濟與民主概念，但今天的日本、韓國和台灣，卻清楚證明：儒家思想與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完全相容。

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確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但我也沒有發明電腦，我卻每天在用它。我們使用的東西絕大多數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相較於發明，使用往往更有優勢。正如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所言，後進者擁有「落後優勢」。作為採用者而非發明者，我們可以從先行者的錯誤中學習，避免初期高昂成本。當然，選擇必須謹慎且深思熟慮，但「非我族類」從來不是判斷對錯的正確標準。

反對西方價值觀的另一種說法，是西方歷史汙點斑斑。我們怎能接受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國家的價值觀？例如美國和澳洲對原住民的大規模屠殺、奴隸制、種族主義，以及普選遲遲才到來。這種批評完全公正，也完全正確。但問題在於：這項批評究竟是為了從歷史吸取教訓，還是為了替今日獨裁政權的類似行為辯護？兩者差別極大。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曾任薄熙來的政策顧問。他把天安門事件與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在1932年鎮壓抗議退伍軍人的事件相提並論。先不談兩者在實質上的巨大差異，這是一個試圖為天安門鎮壓的荒謬辯護。崔的邏輯就是因為美國犯了錯誤──鎮壓抗議者，所以中國也可以犯同樣的錯誤。試想，如果有人告你，今天每位天文學學生都必須重蹈托勒密地心說的錯誤，你會認為這種說法值得認真對待嗎？恰恰相反，我們應從西方那些可怕錯誤中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順便說一句，當西方國家犯下這些錯誤的時候，它們較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否更接近今日中國的專制政體？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西方過去曾汙染環境、侵犯智慧財產權，所以我們也應該這麼做」這類論點。這種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今天的國家可以學習過去，從歷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而不去重複過去的錯誤。這也是「後發者」的一個優勢。

專制政體賦予菁英特權與權力。最終決定國家未來走向的，也正是這些菁英。那麼，有沒有一種能吸引中國菁英、出於利己考量的論點，用來支持民主制度？為了說明這點，我們可以借用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這是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在這個思想實驗中，一個個體被假定為理性、自私，而且漠視他人福祉。羅爾斯問：在什麼情況下，這個人會選擇一套原則，來組織一個可被視為「正義」的社會？答案是：當這個人被剝奪了對自身具體條件的認知時。比如性別、種族、天賦、社會地位。也就是說，他被置於「無知之幕」之下。在這種狀態中，對他而言，選擇建立一個沒有偏見、歧視與壓迫的社會，反而最符合自身利益。這樣的社會願景能造福所有人，而非特定個人，由此所產生的社會就被認定是「正義」的，也具備公理上的合理性。

羅爾斯的原則，提供了一種能打動中國菁英自身利益的思路。有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國的體制經常對自己的菁英成員極為殘酷。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便是例子。自1989年以來，在經歷短暫的政治寬鬆後，中國政治環境又變得尖銳了。權力與特權或許唾手可得，但轉眼間也可能灰飛煙滅。

劉少奇沒能繼承毛澤東。他最終孤獨病逝，還以化名掩埋，裹屍草席草草下葬。1959年廬山會議上，與毛澤東衝突的2位軍事巨頭──林彪與彭德懷元帥──都死於非命。林彪死於飛機失事；彭德懷死於獄中，癌症也未獲治療。今天的中國政壇雖不像過去那樣血腥，但仍可能攸關生死。2007年，一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與一名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被處決。2010年，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亦遭處決。2021年，財務高階主管賴小民亦被處決。更常見的，則是酷刑逼供。《紐約時報》報導過福建省落馬官員王廣龍的遭遇：他「挨餓受凍，飽受毆打，在冰冷的房間裡被連續審問多日，不准躺下睡覺，甚至連坐下或倚靠牆壁都不被允許」。薄熙來也暗示，他的招供是在「巨大心理壓力」下做出的。

中國政治菁英落馬的情況層出不窮。過去20年，北京、天津，上海和重慶4大直轄市中，有3個城市的黨委書記都是從最高職位直接被送進監獄裡去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加劇了中國官員的心理壓力。2012年至2016年間，約有120名官員自殺。這遠高於2003年至2012年間的68人。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其文章〈中國菁英為何步履維艱〉（Why China's Elite Tread a Perilous Path）中，以中國電視名人芮成鋼為例，描寫一位自信滿滿的人，似乎「看似無緣無故地」不見了。前一年還在達沃斯（Davos）與富豪名流觥籌交錯，第二年卻身陷囹圄。拉赫曼援引中國媒體報導指出，截至2011年，中國共有72位億萬富豪，其中14人被處決，15人被謀殺，17人自殺，7人死於意外，19人死於疾病。

一夜之間，施暴者可能就變成受暴者。這點在一個著名的中國傳說中說得很清楚。傳說裡，武則天派官員來俊臣去查另一位官員周興。來俊臣向周興請教，如何逼供犯人招供。周興說：「方法很簡單。準備一個大甕。在甕的四周燃起炭火。然後讓犯人進去。」於是，來俊臣照做：準備大甕，點燃炭火，並請周興入甕。從此，「請君入甕」成了中國司法中「迴旋鏢效應」（自食惡果）的絕佳寫照。來俊臣也沒能逃過自己創造的宿命，後來被武則天處決。

2016年，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任命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為主席，引發普遍擔憂。外界擔心中國會利用國際刑警組織追捕政治異議人士。2018年，孟宏偉在中國出差期間，給妻子發了兩封簡訊。第一封是「等我電話」，第二封則是一個刀子的表情符號。孟妻把這解讀為危險訊號，而且事實也的確如此。孟宏偉隨後被逮捕。那個表情符號的意義，在這裡非常恰當。在中文裡，「刀把子」指的是執法機構。孟宏偉傳達的意思是：他已落入他曾給別人設下的「大甕」。2018年以來，9名公安部副部長中，已有3人入獄：2018年孟宏偉、2020年孫力軍、2021年傅政華。另有一位副部長李東生在2013年被捕。

持刀者經常發現自己處於刀刃邊緣。史達林手下的警察局長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 Beria）曾經說過：「給我一個人，我就能找到他的罪行。」這句話的諷刺意味可以由他自己來演示：他被史達林的繼任者處決，與其前任部長結局相同。曾掌控中國整個安全系統的周永康，如今身陷囹圄；曾執行多次死刑的重慶市公安局長文強，其死刑的執行者王立軍，最終也被逮捕入獄。許多掌握國家暴力壟斷權力的官員，最後也難逃暴力的制裁。中國有句諺語：「伴君如伴虎。」正是如此。

當你聽到中國官員批評西方的個人權利時，你大可放心：他們在發表這些話的同時，往往正享用著豐沛的個人權利。中國的戰狼外交官常在推特（現為X）上譴責西方的虛偽。但他們的同胞卻無法使用推特溝通。這種虛偽的意味，除了戰狼自己，人人皆知。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曾嘲諷美國司法系統執迷於個人權利，並讚揚中國司法迅速而公正。然而，2012年，她丈夫失勢後，谷開來在一場為期一天的公開審判中，因謀殺英國商人被判死刑緩期執行。我們可以肯定，她如今對司法效率的看法已完全不同，因為她自己也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

中國制度有不少賦予的權利，但前提是：你得有權力才能獲得這些權利。改革制度的動機，正是因為人們意識到這種制度安排並不穩定。假設你不知道自己進入政治局或入獄的機率是多少，你會選擇什麼制度？一個理性且利己的人，會選擇一套保障普世權利的制度。這種權利適用於所有人，包括現任與前任政治局委員。民主制度就像保險。當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會遭遇意外時，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投保。

紅衛兵把劉少奇拖出來批鬥時，劉少奇手裡揮舞著憲法，徒勞地抗議自己是有權利的。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皈依民主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國家的囚徒」。2021年，曾在2003年至2013年間任中國總理的溫家寶，在一份澳門不知名的報紙上發表悼念母親的文章。文章裡，他表達了對自由與民主制度的一點嚮往。但文章遭到審查，並從中國網路被刪除。身為總理的他，是否預見到會有這一天？他當總理的時候本可以在新聞自由方面有所作為。2002年至2012年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位的時候堅決拒絕改革政治體制和加強法治。是他這個選擇，讓他的繼任者在幾年後，可以把他從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逐出。

羅爾斯的推理能否在中國引起共鳴？這取決於中國政治變幻莫測到什麼程度。善於察言觀色的林彪，敏銳意識到這點。爭奪國家主席失敗後，他感到處境危險。於是他起草致毛澤東的信，提出「四不」政策：不逮捕、不拘留、不處決、不解雇現任和候選政治局委員及地方高級軍事指揮官。林彪本人就符合其中一項或多項條件，他確實說出了當時許多中國政治菁英共同的焦慮。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錯失了永遠擺脫制度殘酷性的良機。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菁英階層，摧毀了許多人的生活與生計。當時，從高位權傾一落千丈，轉變是即時的，快到無法把權力和失去權力畫出明晰的界限。這是能夠體會「無知之幕」最好的時機，也是為什麼1980年代，中共推動了真正的政治改革，目的在於防止內鬥重演。文化大革命也讓這些領導人學會同理心，也就是能從勝利者與失敗者互換的角度去看待政治。1980年代的政治寬鬆，確保了政治家之間──比如鄧小平和陳雲之間──一定程度的「相互容忍」。

但是這些改革沒能繼續，中國的政治精英又一次面臨體制的殘暴。人們或許可以預期，習近平對中國菁英的全面打擊，會不會在將來引發類似文化大革命後的那種反思？如果發生的話，包括目前掌握權力的官員在內，可能會有更多人意識到：限制權力本身，是一種自我保護。把所有權力集中在單一領導人或單一國家機構，對自己，對國家，本質上極其危險。

《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黃亞生著，簡瑋君譯，今周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