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雲端封建時代》來臨──當平台與演算法控制了新聞媒體
為了符合平台演算法的規則,新聞業開始出現新的新聞文體與資訊展示方式,這不僅削弱了新聞業的獨立性和多樣性,也威脅了公共輿論場域的健全發展。(攝影/Jeff Chiu/File/A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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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資本主義已死」,一種更可怕的全新階級制度正在悄悄成形,名為「科技封建主義」。

今天,大型科技企業正在匯聚史無前例的龐大資金,打造屬於自己的網路雲端領地,進而獲得不成比例的現實權力。當數位平台掏空市場,雲端租金取代了利潤,而馬斯克(Elon Musk)或祖克柏(Mark Zuckerberg)這樣的科技巨擘成為新世界的封建領主,我們這些早已離不開社群媒體、串流平台與第三方支付的一般人,就成了數位時代的農奴:像農奴一樣辛勤勞動,以換取地主提供的各項服務。這就是雲端封建時代的真相。

《雲端封建時代: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背後的經濟學》一書作者、希臘前財政部長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在書中呈現,這種更險惡的可怕制度究竟是如何取代傳統的資本主義,威脅到我們習以為常的民主自由制度,促成了美中新冷戰的全球格局,甚至是永遠改變了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作為21世紀最重要的激進經濟思想家,作者也試圖對這一劃時代變革提供解方與指引。如何在一切太遲之前,阻止狀況惡化?瓦魯法克斯透過一段段平易近人的父子對話,帶領讀者理解這些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以及身為小老百姓的我們,如何能夠奪回屬於自己的權力。

本文為《雲端封建時代: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背後的經濟學》導讀,經衛城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我攻讀博士期間,剛好有機會參與2017年第13屆歐洲社會學年會發表研究。當時最受矚目的大會演講,就是本書作者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與比薩高等師範大學(Scuola Normale Superiore)教授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的對談。這場對談從希臘經驗出發,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導向的撙節政策如何加深歐盟的經濟危機與貧富差距,導致公共服務弱化及脆危的就業市場,甚至助長了極右派勢力與民主危機。當天思考的主題,也包括了如何進一步團結歐洲的民主陣營。

瓦魯法克斯在2015年代表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當選希臘國會議員,並被任命為財政部長,負責處理希臘的國際債務問題。該年7月,希臘舉行撙節公投,以61.3%的反對票否決了國際債權人的撙節方案,眾所皆知當時的國際「救助」方案不利於希臘重振國內經濟制度與發展,完全只為債權方權益設計,但當時贊成方以「不通過的話希臘恐被逐出歐元區」為訴求,也造成當時希臘社會恐慌。公投後瓦魯法克斯因與債權國代表的緊張關係而辭職,轉而活躍於學術界與媒體。

到了2024年,全球與歐洲的經濟與民主危機懸而未決之際,又碰上了網際網路所催生的「雲端經濟」,不僅加劇了原本經濟體制的危機,甚至還改寫了原來的遊戲規則。瓦魯法克斯於是認為,新科技平台的雲端經濟模式已經殺死了資本主義,創造了新的「科技封建主義」經濟模式,帶領我們進入更加嚴峻的「雲端封建時代」。

在科技的絕對控制下,新崛起的統治階級與剝削關係

近年來,關於「平台資本主義」(Nick Srnicek, 2016/2022)和「監控資本主義」(Shoshana Zuboff, 2018/2020)的討論已經讓我們看見平台經濟的本質。這些經濟模式不僅沒有實現預期中的「創新」,反而建立在更嚴峻的剝削、資源消耗和惡劣競爭的基礎之上(例如平台使用者、Uber司機、亞馬遜倉儲工人、平台暗黑內容審查員、矽谷科技新貴們)。

瓦魯法克斯認為,在這種平台經濟框架下,「資本主義已死」,因為傳統資本主義賴以為生的「利潤」,如今已被「租金」取代。他寫道:「人們進入那些數位交易平台(及廣義上的雲端服務)必須支付雲端租金。」這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就算能夠持續從工人和僱傭關係中榨取利潤,實際上也已經淪為新興統治階級「雲端資本家」底下的附庸,是在幫平台賺取更多租金。我們這些網路的終端使用者則更慘,變成了「雲端佃農」,為雲端資本家提供無償或低薪勞動,好幫這些雲端領主們貢獻更多的財富(我們所有的資料、注意力、行為等,24小時不間斷地灌溉肥沃的雲端領地)。

瓦魯法克斯指出,科技封建主義下的經濟結構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因為雲端資本的積累放大了利潤率下降和債務泡沫破裂等既有制度底下的問題。而隨著勞動的非商品化(即雲端佃農的勞動)和雲端無產者收入在經濟產出中的比例降低,進一步壓縮了整體經濟需求。大量剩餘價值從附庸資本家流向雲端資本家,對傳統資本的投資顯著減少,最終壓縮了整體經濟需求。

在這一背景脈絡下,科技封建主義的崛起,就代表著剝削的普遍化和價值基礎的萎縮。銀行將被迫不斷注入更多資金以替代利潤和工資在資本主義下的作用,從而進一步助長雲端資本的積累,因為雲端資本家比其他階級都更有能力利用中央銀行提供的資金。這導致這一套新體制其實比過去的傳統資本主義制度更容易爆發嚴重危機。

如以下的「科技封建主義關係圖」所示,瓦魯法克斯將「雲端資本家、附庸資本家、使用者」三者的關係類比為傳統封建主義下的「封建君主、小地主、佃農」。在雲端資本家(例如Google、Meta、Apple、Amazon等)的領地上,由各地小領主與佃農們為其辛勞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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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附庸資本家都知道,他們的雲端領主只需要刪除一條網頁連結,就能讓他們失去大部分顧客。他們深知,自己的業務生存可能只取決於雲端領主的單一操作。若Google或其他電子商務與社群媒體平台決定移除關鍵的網路連結,這些企業可能會在數位世界裡迅速消失。這種由科技主導的絕對控制,構成了科技封建主義恐怖的根基。

當平台掌握資訊流通的控制權,新聞業面臨生存挑戰

在台灣,新聞業(附庸資本家)也面臨雲端租金和平台領地控制權的問題。這種控制體現在新聞的分潤機制和新聞內容的展示方式上。為了符合演算法(如Google的排序規則與Facebook的貼文規則),新聞業必須迎合雲端領主對於蒐集資料的需求,導致新的新聞文體與資訊展示方式的誕生。

由於數位平台如Google、Facebook和Amazon在資訊傳播與廣告市場的主導地位(幾乎全面壟斷全球數位廣告市場),台灣的新聞媒體不得不依賴這些平台來獲取流量和廣告收入。然而,這種依賴使新聞業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泥淖。例如,Facebook平台一開始對各種內容提供者非常友善,幾乎所有商業、公益、基進等內容都獲得極高觸及率,為平台帶來大量使用者。我們幾乎可以說,Facebook花費數年的時間,完成了「雲端佃農的養成」。

隨著演算法改變,當讀者(雲端佃農)都已經在雲端資本家所擁有的領地上無償提供內容時,新聞媒體就失去了原有的優勢,變成需要積極配合平台各種「不言明」的機制,否則將失去原本在雲端領地上培育的潛在讀者或新聞消費者。平台領主因此成為了資訊分發和收益分配的絕對控制者。

好比在新聞展示上,平台的演算法決定了哪些新聞能被更多人看到,哪些新聞則會被埋沒。這種演算法偏好往往以點擊率和互動率為主要標準,導致新聞媒體為了吸引流量而迎合平台需求,生產更多迎合大眾口味的淺薄內容,而深入報導和調查性新聞則逐漸被邊緣化。

雲端平台的獨大,就連政府力量都難以干預。以澳洲和加拿大為例,當這些國家的政府介入,要求平台向新聞業分潤或課稅時,雲端領主的回應相當強硬。2021年,澳洲政府推出《新聞媒體議價法》(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要求Google和Facebook等平台與本地新聞機構分享廣告收入。然而,Facebook卻以禁止澳洲用戶分享和查看新聞連結與政府單位的「官方粉絲頁」來回應,這一舉措限制了新聞傳播,也影響了政府公共資訊的發布。後來雙方進入了《新聞媒體議價法》的協商程序,但Facebook仍舊明言相關協議至2024年為止,不再與澳洲政府新聞業協商。2023年,加拿大政府也試圖藉由立法來確保新聞機構獲得公平的收入分配,但雲端領主們同樣威脅要減少或停止對新聞內容的展示。

這種情況揭示了科技封建主義下的嚴重權力不對稱。平台掌握著資訊流通和展示的控制權,決定哪些內容可以廣泛傳播,哪些內容則會「被屏蔽」。新聞媒體在這種控制下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一旦挑戰平台,就可能面臨流量驟減,甚至被邊緣化。這不僅削弱了新聞業的獨立性和多樣性,也威脅了公共輿論場域的健全發展。平台依靠科技優勢和市場壟斷地位,對資訊傳播進行控制,不僅影響內容的多元性,還限制了公眾獲取真實資訊的權利。

隱藏在「平等」口號背後的審查與監控機制
「我們的使命是賦予人們打造社群的力量,讓世界更緊密連結。」──Meta 「我們的使命是匯整全球資訊,供大眾使用,使人人受惠。」──Google 「我們的使命是啟發使用者的創造力並為大家帶來歡樂。」──TikTok 「我們的承諾是讓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移動。」──Uber

只要觀察雲端領主們的使命口號,就會發現他們從未提及的是,所謂「緊密連結、歡樂、創造力與平等」願景的背後,其實是各種剝削和監控的事實。好比Meta宣稱其使命是「賦予人們打造社群的力量,讓世界更緊密連結」,但在實際上,這種社群力量往往被平台的演算法和內容審查機制所操控。雖然內容確實是由用戶所創造和分享,平台卻能透過演算法決定哪些內容能被更多人看到,哪些則被隱藏。這使得用戶成為「雲端佃農」,無償地為平台生產數據,增強平台的價值,而平台則榨取這些資料的剩餘價值,並轉化為廣告收入。

Google同樣宣稱要「匯整全球資訊,供大眾使用,使人人受惠」。乍聽之下非常理想,但在科技封建主義的現實下,這種資訊的集中化控制卻代表著龐大的權力不對稱。Google掌握了全球資訊的門戶,並藉由搜尋引擎的演算法決定哪些資訊能被展示,哪些又被隱藏。這使得其他媒體和資訊提供者成為「附庸資本家」,必須支付「雲端租金」才能在搜尋結果中獲得可見性,導致更多的剩餘價值被轉移到Google手中。

最後是TikTok,它們也宣稱要「啟發使用者的創造力並為大家帶來歡樂」,但這種創造力和歡樂同樣也是建立在高度演算法控制和數據蒐集的基礎上。用戶在平台上創作和消費內容,無形中成為「雲端佃農」,其行為數據被蒐集和分析,用於增強平台的盈利能力。這種由演算法驅動的內容分發機制,強化了淺薄和短視的內容消費,削弱了更深層次和更有價值的社會對話。同樣的邏輯,Uber也承諾要「讓所有人都能平等地移動」,表面上強調了平等和便利,但實際上卻是由平台來控制司機和乘客之間的交易,榨取勞動的剩餘價值。司機作為「雲端無產者」,受到平台演算法的監控和評價,工資和工作條件受到極大壓制,而平台則藉由這種非正式勞動關係賺取高額利潤。這種工作方式非但沒有促進勞動平等,反而強化了勞動者的剝削和不安全感。

這些口號所宣傳的理想,與實際運作的剝削和控制形成了鮮明對比。在科技封建主義之下,平台利用其科技和數據優勢,建立起新的權力結構,對用戶和勞動者進行剝削,並將更多剩餘價值集中到少數「雲端資本家」手中,最終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和經濟壓迫。

抵抗科技封建主義的多重策略

科技封建主義的架構確實強化了權力不對等和剝削關係,但即便如此,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瓦魯法克斯在《雲端封建時代》這本書中,也對公民可以如何反抗科技封建領主這件事,提出了他的建言。舉例而言,政府和國際組織可以藉由數據保護法或反壟斷法來限制雲端資本的集中,勞工組織應為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合理工資,而消費者運動可以提高公眾意識,推動平台的責任和透明度。

科技創新,如去中心化平台,可以提供替代的經濟模式,降低對大型雲端平台的依賴。國際合作應確保科技公司遵守高標準的規範,加強對跨國科技巨頭的監管。草根組織和社會運動應提高對科技封建主義問題的認識,文化和藝術產業則可以激發公眾對話。

台灣的新聞業同樣面臨雲端平台控制的挑戰,威脅到新聞的獨立自己與多元性。當平台掌握資訊流通的控制權,限制了公眾獲取真實資訊的權利,社會各界就需要共同努力,藉由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挑戰當前的權力不對稱狀態,才可能確保公共資訊的多樣性和透明度。

瓦魯法克斯藉由在《雲端封建時代》中以溫柔動人的口吻與父親對話,描繪資本主義體制至今的各種變化。他以神話、寓言故事的生動比喻、深刻分析和犀利批判,揭示科技封建主義的本質及其對現代社會的影響。全書最後一章更提出了反抗策略,為我們如何回應這一新興經濟模式提供了寶貴指引。這本書不僅對當前經濟現狀進行了有力批判,更激勵我們為了未來而採取行動。

《雲端封建時代: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背後的經濟學》,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著,許瑞宋譯,衛城出版
《雲端封建時代:串流平台與社群媒體背後的經濟學》,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著,許瑞宋譯,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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