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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世越號」客輪上的眼睛
世越號事件罹難者追思會上的船身燈籠。(攝影/AFP PHOTO/JUNG YEON-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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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2014年4月16日,從韓國仁川港開往濟州島的「世越號」客輪沉沒,造成304人罹難,2017年3月才正式展開打撈船體作業。在世越號沉寂海底的3年間,不只罹難者家屬,更有眾多渴望真相的人努力奔走、要求真相,在韓國掀起滔天巨浪,成為喚醒韓國民眾關注公共安全的警鐘。

以《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震驚海內外的金琸桓,曾任海軍士官大學國語教授、KAIST文化技術研究所副教授,現為專職作家。他實際採訪罹難者家屬、生還學生、義警、政府官員及醫師等事件相關人物,以民間潛水員角度寫成《謊言》一書,第一人稱的小說敘事和採訪交錯。而在《那些美好的人啊:永誌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一書中,金琸桓改以8篇短篇小說,透過更多相關身分的人物的口吻,寫下與那年春天有關的記憶與哀悼、反省與自責。當災難的破壞力如海嘯般退去,留下來的人無可迴避的必須擁抱痛苦,尋找活下去的力量。這趟看不見出口的旅程,成為無數美好的人相遇的開端,他們在彼此的眼淚與笑容中明白:要承受巨大的悲痛,不一定需要同等的喜悅,只要一個小小的喜悅,就能熬過巨大的悲痛。

本文為《那些美好的人啊:永誌不忘,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書摘,經時報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登,大標為《報導者》編輯所改寫,原名為〈眼睛〉。

瞳孔是眼睛的心臟。

我認識的小說家在專欄裡寫道:「提出恰當的問題是非常關鍵的,因為那個問題會把小說推向新的結局。」

翌日,我們面對面坐在光化門廣場的黃絲帶(註)
韓國人普遍以黃絲帶紀念世越號遇難者,也象徵追尋船難真相的決心。
製作工坊裡,我邊做絲帶邊對他說,把我推向新結局的原動力不是問題,而是眼睛。小說家一臉發現了新問題的表情,追問我那是什麼意思。

雖然這篇回顧文不見得是正解,卻是我生平第一次花了3天時間寫下的長篇文章。寫出來的原因很簡單,只因為那個向我提問的小說家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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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蒐集眼睛,但不是把眼睛挖出來保管,而是在本子上畫下喜歡的眼睛。我會畫下一整雙眼睛,如果其他部位都畫得很完美,只有眼睛畫糟了的話,那整張臉就都毀了。

我認識的小說家說,他第一次見到別人時,會先觀察他的手來記住對方。而我是先看對方的眼睛,一旦他的眼睛留在我的腦海裡,便再也不會消失,加上整雙眼睛的輪廓,我便會記住那個人了。哪怕是過了一年,我也「幾乎」能準確說出是在何時何地、什麼情況下見到那雙眼睛。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經常畫眼睛才培養出這種能力,還是原本就擁有這樣的才能,因而促使自己去注意觀察別人的眼睛。我之所以用了「幾乎」這個詞,是因為我也有失誤的時候。

我偶然得知,從沉船裡逃出的學生會聚集在醫院的小會議室,我曾兩次告訴主治醫師自己也是船難生還者,但院方始終不肯讓我去見生還的學生。

我因為肩膀、手臂和腰部的痛症住進醫院後,每天都會去物理治療室接受治療。只要按下開關,包在手臂和肩膀上的儀器就會不規則的運作、刺激肌肉,啟動墊在腰下的按摩器後,整個身體也顫抖起來。說實話,我很受不了這種物理治療,其實只要去禪房參禪半個月,肌肉疼痛就會自然而然消失了。我躺在床上、隔著簾子,聽到物理治療師之間斷斷續續的對話。

「聽說那不是肌肉的問題,是精神衝擊導致脖子僵硬,所以後腰和側腰才會產生痛症⋯⋯物理治療也沒有效果,明天下午2點會把那些學生都叫到3樓的小會議室,說明之後的治療計畫⋯⋯」

第二天,我下午1點就在小會議室附近徘徊。生還學生剛被送到醫院時,記者未經允許就擅自闖入病房採訪,他們不顧學生的哭喊,賴在那裡不肯離開,還毫不避諱的把看到的場面報導出去。學生家長正式提出抗議後,醫院才封鎖了病房,禁止記者出入。正因如此,連我這種生還者也很難見到那些學生了。不知道是因為院方嚴格管控,還是生還學生失去了報導價值,從上個星期開始便很少看到記者跑來了,每天打來邀我接受採訪的電話也斷了。

小會議室門前的走廊很冷清,因為三樓都是教授研究室和實驗室,平時很少有患者走動。從電梯出來後,想到會議室必須沿著走廊一直走,然後右轉。我坐在轉角的「ㄱ」字形沙發上等那些學生。因為急著趕來,也沒好好吃午飯,連藥都忘記吃了,手肘突然痠疼起來,肩膀也痛得恨不得用鋸子截掉,我用手輪番揉捏、捶打著手肘和肩膀。要是不服用止痛藥,我連覺也睡不著,有時痛症蔓延到腰部,連坐在床上都很困難。

幸好現在腰沒事,肚子卻有點隱隱作痛。從沉船逃出來後,我沒有一天不腹瀉。醫生說這是過敏性腸炎,為防止脫水,我每天都要吊點滴。因為每天跑廁所很麻煩,所以經常餓一頓飽一頓,於是體重便以驚人的速度一直往下掉,從沉船逃出來後僅僅半個月,我就掉了10公斤。

我很想見見那些學生,不是為了向他們邀功說自己救了誰,而是因為那場跟腹瀉一起開始的惡夢。在不斷重複上演的惡夢裡,數十雙眼睛懸掛在空中,俯視著我。

我被困在又黑又吵的空間裡,那裡是哪裡,我一眼就看出來了,因為海水已經淹到腳踝,那裡就是沉船。

懸掛在空中的眼睛有逃出去的學生,也有罹難的學生,我想找出惡夢中那些被我救出來的眼睛,這樣一來就算那雙眼睛再出現在惡夢裡,至少我能問心無愧的面對它。我至少能記起十多個人的眼睛,不僅是眼睛,有的學生還能想起他們的額頭與鼻梁。

過了1點40分,有學生從電梯裡走出來,僅憑腳步聲我就能知道是他們,因為那正是遭遇不幸的前一晚,我在狹窄的走廊上聽到的聲響。我睜大眼睛,挺直腰板坐在那裡等他們。穿著病患服的男、女學生一起轉過彎,從我面前經過,有的學生低著頭,有的學生仰頭看著天花板。不管他們走得多快,我都沒有錯過每一雙眼睛,我將那幾雙眼睛和儲存在腦海裡如同照片一般鮮明的眼睛比對,卻沒有找到任何一個符合的學生。他們的眼睛都不在我的記憶中,難道這間醫院沒有我救出來的學生嗎?難道連一個幫我分擔惡夢的孩子都沒有嗎?我感到很失望,但75名生還學生中,僅有20名住進這間醫院,所以不得不考慮這個可能性。

我捂著小腹從沙發上站起來。就在這時,一名男學生從轉角跑來,他撞到我的肩膀,我吃力的伸手抓住他的手臂,才沒有摔倒。

「對不起。」

男生鞠躬道歉後,抬起頭來。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眼睛,我清楚的記起了他。因為在沉船內,與我視線相對的眼睛中,僅有他的是褐色的瞳孔。

那雙眼睛裡不僅包含了感情,還匯集了故事。當我們視線相撞的瞬間,那些故事便解除了封印,連0.1秒的時間都不需要,我便從他的眼睛裡回想起後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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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越號、AFP PHOTO
世越號事件罹難者追思會上的相片牆。(攝影/AFP PHOTO/JUNG YEON-JE)

最初,我並沒有下決心要救那些學生,就像誰也沒有預料到客輪會沉沒一樣,我只不過是碰巧救了他們。或許有人會說,重複發生的偶然就是必然。我被分配到的客艙位於4層的右舷處,假使我在4層船頭,還能活著逃出來嗎?如果我被分配在5層,那遇見這些學生的機率就更小了。總之,我和3名貨車司機在4層的客艙過了一夜,隔壁住滿了要去畢業旅行的學生。

學生們跑到右舷甲板上有說有笑、吵吵鬧鬧的,我站在離他們稍遠的地方抽著菸,側耳傾聽他們談話,也想間接感受一下這群要去濟州島畢業旅行的孩子們的喜悅。我讀書時,因為家裡窮,連坐公車的錢都要靠自己打工去賺,所以沒參加過畢業旅行。

那天夜裡的高潮是放煙火,但我沒有跟他們去看,老師集合學生時,我回到客艙,跟年長的貨車司機打了幾圈撲克牌後,便早早睡下了。

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學生們已經在3層的食堂吃完飯回來了,走廊和樓梯非常吵鬧。我到三層吃完飯後,走回4層的甲板想抽根菸。在我點上菸剛抽了第一口的瞬間,船轉向、開始出現傾斜,我嚇得立刻抓住欄杆,還被嚥下去的煙嗆到,害我咳嗽了半天。

雖然船向左舷傾斜,但還沒到不能走動的程度,我心想要把事故消息告訴公司,因為手機放在床上,於是我趕快回到客艙。當我回到客艙時,感覺船又傾斜了一點,貨車司機說這種程度應該有45度了。剛好我的手機有下載測量傾斜度的軟體,打開一測,果真是45度。這時廣播裡傳出「待在原地不要走動」的指示,我脫下拖鞋、穿好運動鞋,貨車司機遞給我一件救生衣。

「一定要穿嗎?」

「45度,已經傾斜得很嚴重了,穿上以防萬一。」

我穿好救生衣,收拾好衣服和重要物品,然後揹上背包,其他大型行李在上船時都放在車上了。

那天,是我第一次搭乘從仁川開往濟州島的客輪,雖然曾搭飛機到濟州島出差過兩次,但這是第一次載著相關物品從仁川沿岸碼頭出發。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的職業,我是廣告招牌設計安裝公司的員工,我不負責設計,但負責在大樓內外安裝招牌的工作已經將近10年,那天去濟州島也是為了安裝招牌。設計好的新招牌放在車上,幫忙安裝的人力也正在濟州島待命。客輪從仁川出發的時間整整晚了2個小時,也就是到晚上9點船才出港,現在船又在珍島附近不走了,看這情況,上午在濟州島的安裝作業是無法進行了。我只要心裡著急時就會想抽菸,加上還要打電話回報公司,於是又朝右舷甲板走去。經過走廊時,我看到有些學生從客艙探出頭來,也有學生乾脆走出來、站在走廊上。廣播再次傳出「待在原地不要走動」的指示,學生們雖然皺著眉頭,但還是聽話照做。

船剛出現傾斜時,還能自由出入的右舷出口一下子跑到頭頂上方,我跳起來抓住出口旁邊浴室的門爬上去,然後伸手抓住出口爬到甲板上,這是我最後一次空手出來。

我撥通電話向公司匯報情況,公司說會立刻派其他員工趕往濟州島,要我等船安全靠岸後趕回首爾。截至當時,誰也沒有料想到往返於仁川、濟州的客輪正在沉沒。掛上電話,我點了根菸,這時聽到上空傳來轟鳴聲,我抬頭一看,海警正跨坐在低空飛行的直升機上拍攝現場。說實話,看到他們沉迷於拍攝,我倒鬆了口氣,心想既然他們有閒工夫拍照,豈不是說明了情況沒有那麼緊急。

甲板門口下的走廊一陣嘈雜,40多歲的男人喊著想到甲板上。在這期間,船傾斜的幅度更大了,就算是跳高選手恐怕也很難爬到甲板上。我探頭下去,男人問我外面的情況,我告訴他救援的直升機已經趕到。男人跑走了,沒過一會兒拿著撕下來的窗簾丟給我,叫我抓住。我站穩雙腳,抓緊窗簾,男人像攀岩似的用腳踩著牆爬出來。其他學生和大人紛紛聚集在出口處,我找來窗簾和消防水帶丟下去,叫他們綁在腰上,我和男人抓著窗簾和消防水帶,把他們一個個拉了上來。

我把消防水帶丟下去後,查看了一下走廊,只見一個男學生讓出機會把水帶先綁在女學生的腰上,女學生眼看就要哭出來了,他還冷靜的安慰對方。船更傾斜了,廣播不斷播放著讓大家待在原地不要走動的指示。我很放心不下那個把逃生機會讓給別人的男學生,再次把消防水帶丟下去時,他卻一動也不動。

我探頭下去,大聲問他:「你發什麼愣?快點啊!」

他有氣無力、斷斷續續的說:「我不行了⋯⋯手沒有力氣了⋯⋯」

我探頭看了看下面,正要側身去踩浴室的門,這時身後的男人抓住我的肩膀。「你要幹嘛?」

我甩開他的手,說:「你抓緊消防水帶。」

我顧不得他接下來說了什麼,立刻抓住消防水帶跳下去,回到走廊,扶起那個蹲在地上的男學生。那一刻,我看到了他那褐色的瞳孔。

他攤開失去力氣的雙手對我說:「10個手指都⋯⋯動不了了⋯⋯」

他的手指受傷,沒辦法抓緊消防水帶。我迅速將消防水帶綁在他腰上,抬頭喊道:「往上拉!」

升到半空中的男生看向我,他那溼潤的眼睛再一次留在我心裡。

因此,在沉船裡與我對望過兩次的眼睛,我當然立刻就能認出來了。

「你還記得我嗎?在4層走廊,我幫你⋯⋯」

正說著,護士從會議室裡走出來。「快點進來,要開始了。」

男學生盯著我的臉,突然勃然大怒:「我才不會上當呢!你們現在竟然換上病患服跑進來採訪?你們到底想知道什麼?不覺得這麼做很過分嗎?」說完,他轉身大步走進會議室。

我望著他的背影,心在隱隱作痛。

眼睛蒐集家也是眼神專家,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像照鏡子那樣看出眼神的變化,最基本的是能區分出那是初次見面的眼神,還是似曾相識的眼神。剛才那個男生看我的眼神是初次見面時才有的眼神,他完全沒有認出在沉船裡幫他綁上消防水帶的人就是我。

使用「幾乎」這個詞形容這次的失誤就到此為止了。回頭去想,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我也找不到合理的解答,在醫院裡也找不到可以挽回那次失誤的機會。從那天以後,我仍舊繼續尋找可以遇見生還學生的機會,但直到出院那天都再也沒有這樣的運氣。

2

聽了我的失誤經驗,你一定會懷疑我的實力吧?不過,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我是眼睛蒐集家,也是眼神專家。我認識的小說家及周遭對我稍感興趣的人都會問我,在一般生還者當中,為什麼只有你果斷站出來和那些罹難學生家屬一起絕食?你和其他生還者有什麼不同?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就要再說回眼睛了。

起初我並沒有去光化門廣場和安山焚香所,我是有意避開這兩個地方,因為那裡有罹難學生的遺照,照片上有他們的眼睛,我沒有勇氣看他們的眼睛,而且那裡還有他們的父母,我不知道自己該對那些罹難學生的父母說什麼。雖然有20多名學生和一般乘客逃了出來,但比生還者多出幾倍的人被困在船裡。那兩個地方沒有我救出的學生的父母,只有我沒能救出的學生的父母。

8個月後,我復職了,雖然惡夢、腹瀉和肩膀、手臂、腰部的痛症不曾減緩,我還是決定重返日常。長期住院只會讓我更依賴藥物,安眠藥和止瀉藥雖然能解決暫時的痛苦,同時也一點一點消磨我活下去的意志。我向主治醫師傾訴了因惡夢導致的睡眠障礙,他小心翼翼的建議我不如轉到完全隔離的醫院。他是指精神醫院,這讓我無法接受,雖然我不敢去安山和光化門,但每天都會用手機查看有關沉船和罹難者家屬的新聞。如果連這也做不到,我恐怕無法熬過每一天。

重返日常沒有想像中那樣一帆風順,我這個做了10年的老手居然總是出錯。出門安裝招牌前,我要先確認工作地點是否有廁所,只需要1、2個小時的工作,我也會不停跑去上廁所。我還經常失手弄掉工具,明明抓得很緊的錘子、剪刀和釘子,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見了。直到聽見慘叫聲往下一看,扶著梯子的工作人員正氣呼呼的瞪著我。我失手掉的錘子還曾把其中一個人的腳拇趾砸到骨折。

醫院診斷這是由於肩膀和手臂的痛症導致握力不均,但我反駁說工作時從未感覺到痛症。醫生說,我在注意力集中的情況下很可能感受不到痛症,他還給我看了測試報告,證明我的集中力高出普通人3倍以上。當他問我,集中注意力做某件事時,是否會聽不到周遭的聲音或忘記自己身在何處,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在畫眼睛時也會陷入極致的安靜中,就算不是人煙稀少的深山或森林,身處鬧哄哄的公車站或地鐵站也能不受干擾的畫下去。畫眼睛時,我有過手臂發麻、視線模糊或腰部酸痛嗎?我通常會畫上30分鐘,最長超過2個小時,但都沒有因為痛症中斷過。

雖然頻繁的腹瀉和失手掉工具是一個問題,但最嚴重的問題是安裝招牌時要站在高處。如果我有懼高症,當初也不會選擇這個職業了。朋友都說我膽子大,站在高空時我從未感到恐懼。我喜歡玩高空彈跳,甚至可以走到峭壁的盡頭感受懸崖下面吹上來的風。

可是復職後,我連站在梯子上都不敢往下看,不是因為我會暈眩,而是地面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了。問題在於我總是一直往下看。爬到高處安裝招牌,快速完成作業尤為重要,但我爬到上面後,不但沒有展開作業,反倒開始估測起高度。接著,一個陌生的聲音會像風一樣從背後推著我說:「從這裡跳下去怎麼樣?」

10年之中,我只想過千萬不要從梯子上摔下去,從來沒想過要從這裡跳下去。梯子最高也不超過3層樓,但如果是站在從屋頂垂下來的吊梯時產生這種想法,又會如何呢?

4個月後,我接到了一棟15層大樓要更換7樓醫院招牌的工作。我戴好安全帽,拴好安全繩,從屋頂乘吊梯下降到7樓。我抬頭望了一眼天空,晴空萬里,沒有一朵雲彩。然後我握緊錘子開始釘釘子,第一個釘子沒釘進去,彎曲後彈了出來,直接掉到下面。釘子掉在地面的同時,那個問題也來了——「跳下去?」

主治醫師聽了我的情況,勸我暫時不要工作,也不要登高,由於自殺衝動嚴重,最好住院接受治療。我辭了職,但沒有住進醫院,因為我知道被關進病房後,就要一輩子靠藥物維生了。我經常去山裡的寺廟,但這次我去了位於市中心的彼岸寺,因為我想盡量避開高出平地的山路。

我從凌晨開始做一百零八拜,然後又靜坐了一個多小時。離開時,我發現了一雙眼睛,一位40多歲的女性合掌站在大雄寶殿前院。經過她的瞬間,是我們第一次的相遇。

我站在前院等她,但她沒有馬上出來。我走上石階從門縫裡往內看,她在我做一百零八拜的位置上不停磕頭。從早上8點到晚上6點,整整10個小時,她一口水也沒喝,一直在那裡磕頭。我不知道她總共磕了多少次頭,但那不重要,磕了10小時的頭,表示她有迫切的期盼或想要忘記的事。

太陽徐徐落下時,她才從大雄寶殿走出來,她慢慢步下石階,仰頭看了看天空。夜幕降臨前的最後一絲晚霞照在她臉上,她走出彼岸寺來到公車站。我偷偷跟在她身後,注視著她顫抖的雙腿。磕了10個小時的頭,身體一定重若千斤,她怎麼還去搭公車呢?她應該在彼岸寺留宿一夜或坐計程車啊。儘管如此,我也不能上前勸她去搭計程車。坐了7站,她又下車換乘地鐵。此時正好是下班尖峰,地鐵裡沒有位子,她又站了一個小時,最後在古棧站下了車。從地鐵站出來後,她又上了公車。我做完一百零八拜後,體力透支,嘴裡不斷冒出焦苦味。公車過了8站後,她才下車,我也趕快跟著她下車。

她走沒幾步,忽然停下來轉身,看著我的臉問:「你是誰?為什麼從彼岸寺就一直跟著我?」

原來被發現了,突然被她這麼一問,我無暇思索,只得實話實說:「其實⋯⋯是因為⋯⋯眼睛。」

「眼睛?眼睛怎麼了?」

那是完全不參雜任何其他顏色的、如同黑洞一般的瞳孔!我無法不如實回答。

「因為是我認識的眼睛。」

「我不認識你,我們在哪裡見過嗎?」

「是初次見面,今天在彼岸寺裡。」

她皺了皺眉,今天第一次見到的這個人非但不認識,對方還說認識自己的眼睛,誰會相信呢?我從她的眼裡看到了恐懼。前方不到20公尺的派出所燈火通明。

她要轉身的瞬間,我開口:「4月16日⋯⋯」

她回過頭來,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我也在那艘船上⋯⋯在那裡我見到了和妳一樣的眼睛。雖然不完全相同,卻存在著千萬分之一的相似。因為那雙眼睛,我才跟著妳來到這裡,沒先跟妳打聲招呼,真的很對不起,我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女人什麼也沒說,轉頭往前走,眼看就要走進派出所了。我不知所措的站在原地,難不成是要報警?女人走到派出所門口,轉過身,抬起右手示意要我快點過來。我嚥了嚥口水,走上前去。她讓我背對派出所站好,讓燈光照在自己的臉上。

她對我說:「你再仔細看看,真的是這雙眼睛嗎?」

我身體稍稍前傾,探出下巴,端詳起她的眼睛。其實沒有必要看,我早就知道了那千萬分之一的相同了,但為了獲取她的信任,我還是裝了一下樣子。

「不會錯的。」

「你跟我來。」

女人領頭走在前面,我轉頭看向派出所,兩名巡警正站在窗邊注視我們,他們彷彿做好準備,只要女人一揮手,他們就會立刻衝出來。

走進玄關,女人打開客廳裡的燈,她打開廚房和玄關之間的門,燈也都開著。我脫了鞋,慢慢穿過玄關走到房間門口,屋內正面擺著一張書桌,整面牆掛滿大大小小的相框。這房間保留著主人短暫的一生,它的主人就是我在沉船裡見到的那個人。我的雙腿開始顫抖,無力站在原地,我慢慢跪了下去。

女人看著那些照片,問道:「請跟我說說我們家小春吧,那孩子最後是怎麼走的,我都不知道。別的孩子都有打電話、傳簡訊給父母,只有小春沒有聯絡我。我去查了通話和簡訊紀錄,也都沒有。我希望她能來夢裡跟我說說話,所以才到娘家附近的彼岸寺祈禱。你見到她了?你在船裡見到的人真的是我們家小春?」

直到午夜,我把看到那雙眼睛的經過都告訴了小春媽媽。在講述事情經過時,照片裡小春的眼睛一直注視著我們。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擁有那雙眼睛的女學生叫什麼名字,因為只要記住那雙眼睛,名字就變得不重要了。名字與本人會有很大的差異,眼睛卻不同,眼睛就代表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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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時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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