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已經討論到，雖然習近平把控制權集中，而這的確妨礙了中國的外交以及媒體新聞運作，但是他們在其他政策領域仍然顯示出有適應的能力。北京大概會投入更多時間與金錢來操弄資訊及施展影響力，俄羅斯應該會提供協助，而北京愈來愈大的經濟實力將使其有辦法建造──以及控制──世界上更多的新聞管線。

除此之外，世界由民主轉向專制，而各大民主國家又專注於國內的挑戰，應該會讓北京更容易在屆時到2030年之前增強他們的訊息及影響力作戰──也更容易提倡高科技威權主義的中國模式。北京也會繼續向俄羅斯學習更加細膩的誤導訊息策略。（遺憾的是，民主國家在俄烏衝突中所顯示的團結，遮掩不了各國國內的重大問題，例如在美國、法國、韓國、英國等地。）而全世界多數新聞媒體所面臨的財務壓力，無論是在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當然，除非有人為其提供重大財務支持，不管是由美國、歐洲，或其他方面的基金來支持自主媒體，又或者是他們有辦法另覓財源──讓北京有更多機會遊說編輯群及出版者，去使用新華社所提供的免費或優惠供稿。媒體的財務困境也為具有中共背景的企業或個人提供了絕佳機會，能夠買下無力償債的本土媒體企業，然後改變其報導方式。

各國及各獨立研究人員應該把重心放在調查「買船出海」──事實上是哪些人持有本國的大型國內媒體，包括本土語言媒體及外文媒體──以及設計一些方法來防止中國買更多船。華語族群人數可觀的地方──澳洲、紐西蘭、歐洲、北美洲、東南亞──也應該分析中國將如何透過買船出海適應環境並擴大對本土華文媒體的控制，以及北京在世界各地主導本土華文媒體的訊息及報導方面有可能取得多大的進步。

如此密切調查的對象不能只限於華文媒體。這樣可能會被當成種族歧視，也可能會忽略掉重大訊息，因為各國應該想要知道各家大型媒體的老闆是哪些人，知道是否有具中國國家背景的公司、與中共關係深厚的個人投入愈來愈多資金到華文之外的媒體企業。

今天在大部分國家，如果決策者要知道哪些人持有國內媒體，只能依靠拼湊：有商業授權合約、有企業和監管機構的檔案、有學者和智庫的研究、有新聞媒體本身對媒體所有權的報導。然而北京就是靠這些買來的船主導許多國家的華文媒體市場，並且以之打入本土語言和英文的媒體市場。例如澳洲，國內主要華文媒體已由個人與中國國營企業合夥收購，以及華文媒體與中國國營媒體簽訂了供稿合約，這些事實是由澳洲媒體的調查報導所揭露。即使是像台灣這樣相當瞭解中國的地方，也往往是研究者（例如媒體專家何清漣）最會深究中國對本土媒體的持有權。

各政府應該為了更加清楚現在是哪些人持有國內主要新聞媒體，投入更多資源研究國內百大新聞媒體的持股結構，按營業額排名，當然要包含華文媒體。執行時可以將研究外包給針對這些議題已經獨立運作的研究人員，以借重他們的知識，也可以確保政府不會被當成在窺探國內媒體企業。而美國（和各大民主國家）也可以在每間美國大使館裡面指派至少一位外交官專責處理中國的訊息及影響力運作，另外也應該更樂意與各大民主國家分享相關報告。

簡而言之，各政府應當把媒體新聞部門當成對於國安至關重要的領域，對相關企業仔細調查，如同對待航空及國防部門一樣。此種調查將使主管傳播的國家機關（若有法律許可）要求新聞媒體企業明白披露外資的股份。畢竟如前所述，在澳洲、香港、台灣、泰國、美國等地，中國的國營企業不一定會直接投資本土媒體，雖然有時候他們的確這麼做；他們往往是透過特定人士取得本土華文媒體的實質控制權，這些人具有中共背景，而進入了該媒體的董事會，或者屬於編務管理的高層。即使各政府最終沒有在媒體新聞領域對外資設下更多限制，這樣的研究至少也有助於提高透明度，讓大眾更加意識到實際上是哪些人在控制華文媒體及其他新聞媒體。大部分民主國家並不能阻止這些媒體對中國做正面報導以及撰寫支持北京的社論，就像他們不能阻止媒體發表批評或讚美任何國家的社論一樣。但至少可以把哪些人實際持有新聞媒體的情況攤在陽光下。

如何提高透明度與相關意識？若是政府已經設有委員會評估投入國內的外資──例如美國海外投資審查委員會以及澳洲的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應該責成委員會仔細調查媒體新聞領域的新進投資。如果該委員會尚未對媒體新聞領域的外國持有權及外國投資訂定嚴格審查標準，將來應當納入這樣的標準。還沒有成立此種委員會的國家則應該成立──不只是為了媒體與訊息部門，也是為了對國安具有重要性的其他領域。俄烏戰爭使得許多國家認識到俄羅斯官方媒體與其他新聞操作的觸及範圍之廣，另外還有中國對台灣的行為，這些當然都有可能使得各國成立委員會來主管對於國安意義重大的相關部門。

除了美國、澳洲以及少數幾個國家，似乎已有更多民主國家瞭解到他們必須把媒體及訊息領域當成一個關鍵部門，對外資實施嚴格審查。不但如此，許多歐洲政治人物也談到歐盟及個別歐洲國家應當採取這種措施；2021年歐洲議員的團體提出一份報告，鼓勵歐盟「設置一套涵蓋全歐盟的管理體系，以防止各國出資或控制的媒體公司來併購歐洲媒體公司。」

但在許多案例中，媒體及新聞企業已經是由外資持有，或者持有者是強烈支持中國政府的本土人士。這種情況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違法，但是它對於北京的相關報導可能形成問題。所以，只有靠公民社會──其他新聞媒體、媒體監督團體、個別政治人物、學者──來檢視本土報刊（無論是華文的或本土語言的）如何報導北京，以及其報導模式是否逐漸改變，以及改變的原因。決策者若要促進此種檢視，可以提供研究基金──透過大學或其他研究機構來提供──來調查本土媒體（包括華文媒體）如何報導中國的內政外交。各大民主國家可以支持其他國家的公民社會、監測本土媒體的研究機構，以及報導本土新聞（包括中國在當地發揮其影響力之下）的獨立媒體。

喬治亞州立大學的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刊載了對培訓課程的初步研究，由參與培訓課程學員的報告看來，中國的培訓課程對記者回國之後所產生的效果很小，但是，一旦中國重新對世界開放、再次啟動培訓課程之後，進一步的研究有其必要，因為也有報導顯示印尼記者上過培訓課程之後，改為採取更為親中的觀點。

各國也應該加強瞭解新華社如何透過簽訂內容分享協議，在別的國家贏得讀者群。如前所述，新華社已經做得相當成功。比起其他中國大型官方媒體，新華社更能接觸到廣大的讀者群，外國的決策者應該要更詳細地認識新華社在全球擴張的相關資訊。

新華社的勢力在往後十年，幾乎可以肯定將會更為龐大。據我的推估，大型中國官方媒體裡面，最容易對外國產生作用的就是新華社；這家通訊社的影響力可能愈來愈大，因為其內容愈來愈能登上許多本土新聞媒體，其人員在增加，也與外國的高水準本土媒體簽訂更多內容分享協議。

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在非洲、東南亞、部分東歐，最容易受到新華社影響，因為這些國家對於內容分享協議所設的限制極少，而且該地的編輯與出版者似乎很樂意與新華社簽訂內容分享協議。新華社對這些國家的新聞報導很可能成為一根重要支柱，因為愈來愈多的新聞媒體會在許多主題的報導上仰賴新華社──而新華社在北京面前根本沒有自主性。這些國家的政府、本土媒體機構、編輯和出版者需要以更加嚴格的審查標準去檢驗與新華社所簽署的內容分享協議，必須得要三思，這些國家是否希望本土新聞媒體日益仰賴新華社供稿。

因此各國應當嘗試阻止新華社對其他通訊社占到上風，阻止他們取得正當性，被看成是有公信力的新聞來源，跟其他確實具有編輯自主性的新聞通訊社一樣。各國應該盡其所能限制新華社的擴張，限制其內容分享協議，限制其作為高水準新聞來源的正當性。當然，決策者沒有辦法阻止新聞媒體接受新華社供稿，尤其是在開發中國家，這些地方新聞媒體可以取用的來源較少，而新華社的稿件可能是免費供應的。但是決策者可以嘗試讓新華社喪失正當性──去提醒全世界的人，新華社並不是具有自主性的新聞來源。其他國家的官員及外交官應該強調新華社具有國家背景，而且還身兼中共的情報機構。

中國問題的專家和新聞自由的專家也應該投入這場戰役。媒體監督團體，不管是在德國、在泰國、在美國，都應該強調新華社的背景，揭露有哪些新聞媒體與新華社簽訂了內容分享協議。他們更該進一步對這類新聞媒體施加壓力，促使其放棄協議，並且呼籲編輯群不要聘用曾經任職於新華社的記者。強調新華社具有國家背景，有助於防止該社聘雇高水準的本土記者，或許也會使編輯群不願採用該社供稿。

自由之家的庫克（Sarah Cook）曾經分析中共在國際媒體間愈來愈強的存在感，她寫道，當中國官方媒體的背景被揭露出來，「許多國家的專業記者及知情的讀者」並不會受這樣的媒體所吸引。她提到：「在祕魯，新華社向該國媒體（主要是民營）推銷其服務而遭到拒絕，據報導，這是因為祕魯人覺得由外國國營的新聞通訊社供稿並不恰當，即使是免費也一樣。」與此相似的情況，較為自由的一些東南亞國家，例如印尼，其新聞媒體不願意刊載新華社的報導，是由於編輯群並不信任新華社的背景。另一方面，在業界居於領導地位的獨立通訊社，例如美聯社，應該拒絕與新華社合作，除非報導的主題至關緊要。

中國透過控制新聞管線以及影響國際網路會議，控制新聞的流通以及對於中國的敘事，在某些國家已經取得一定成功。因為北京有可能在世界上架設更多的新聞管線，他們使用此種管線打造論述的權力將會增加，決策者要做好準備，以便對抗中國控制新聞管線的局面。

各國應該採取幾項步驟，以降低新聞管線受到中國控制的程度，這包括了無線網路、衛星電視網、社群媒體、網際網路組織。平心而論，許多政府在應對中國控制管線方面所採取的步驟，已經多於用在應對中國新聞操作的其他面向。美國，以及一些對於華為在全球影響力擴張有所疑慮的國家，投入相當多情報資源及司法資源去研究這家公司。聯邦調查局（FBI）以及其他執法機構把中國當成「傾國而出」（whole-of-state）的威脅（按照FBI局長瑞伊的說法），這裡面也包括了中國可能控制新聞管線；即使FBI的中國行動計畫已經完結，仍然會密切注意中國。此外，許多政府也開始仔細觀測中國輸出監控用科技的情況。美國已經通過法案，限制向華為等中國公司購買科技，又進一步限制美國科技及設備公司向各家與華為往來的公司所做的銷售，並且責令聯邦機構的採購對象，必須排除任何採用華為等幾家中國公司設備的企業。國會該項立法也能支持美國公司不再依賴任何中國科技，因為政府將對半導體的研發和生產提供大量援助，也要援助其他中國正在取得優勢的各項新科技研究。

即使有這樣的壓力，在提供5G技術方面也對華為設下了嚴重的阻礙，很多時候民主大國還是難以說服開發中國家、甚至說服某些已開發國家，讓他們採取強硬措施，對抗中國對新聞管線的控制權──但並不是因為我們對北京的行為所知太少，雖然，我們確實還有進一步瞭解的空間。對開發中國家之所以有這種困難，具體而言是因為中國提供的科技──5G、監控、以及其他領域──便宜又有用，另外也是因為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在與中國無關之處浪費了他們的外交資源。如今華為已在超過170個國家營運，根據報導，他們在研發方面的投資比全球任何其他公司都更多。儘管華盛頓、倫敦及其他首都對其施壓，華為仍然持續簽訂建構各國5G設備的新合約，儘管在世界上規模較大的市場裡他們已經被削弱了。

不過，決策者不應該停止檢驗、監管中國的衛星電視網、無線網路、社群媒體，尤其是因為中國在往後10年對新聞管線的控制將愈來愈有力；另外也應該提出產業政策，以協助產生出5G及其他領域所需的高科技。美國決策者應該持續嘗試限縮華為擴張5G網路的能力，例如切斷全球晶片生產商對華為的供應，禁止其他中國科技產品在美國軍隊中的應用，向外國軍隊施壓，要求不得使用中國的監控器材、在軍事通訊設備中不得安裝中國的社群媒體應用程式。

決策者也應該注意中國（往往協同俄羅斯）如何利用國際的網路會議和聯合國來提倡其概念，即是封閉的、受到過濾的網路。幾乎可以肯定，未來10年間中國和俄羅斯在這些論壇上的合作將會增長，因為這兩個專制大國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對於網路的處理手法漸趨一致，在散播誤導資訊上也愈來愈密切合作；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積極地轉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假新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有一份報告研究了中國和俄羅斯對網路的處理手法，其中談到這兩國在聯合國及相關組織中密集合作，提倡他們對封閉網路的規範也提倡網路主權，兩國很可能在這方面的合作會繼續增加。

民主國家若要回應，則必須提高他們對主要網路論壇的參與程度，在聯合國的其他論壇也是一樣。民主國家過去經常忽略國際電信聯盟等組織，坐視中俄這樣的專制國家利用這些組織提倡他們對於封閉主權網路的觀念。華盛頓往往沒有對開發中國家提供一幅清楚的願景，描繪未來網路治理的情境，而國際電信聯盟的一大部分成員都是開發中國家。各大民主國家若要在國際電信聯盟及其他論壇與之競爭，就必須通力合作，仔細注意這些組織所做的決定，並且設定共同目標，例如確保提倡主權網路的決議案不會通過。這些國家也應該在外交政策上、在權利倡議的方面，把維護自由開放的網路當成一項主要目標。

另一方面，民主大國可以在國內樹立自由開放網路的模範，對抗誤導資訊的同時也保持自由的論述。如此一來，就可以讓世界各國看到（他們可能受中國或俄羅斯所惑），為什麼自由開放的網路對於商業和文化是最好的。自由開放的網路有助於催生創新，讓不同國家的企業得以連結，對於商業環境也能提高總體的可預測性。

因此，對於提倡網路自由，民主國家應該要停止破壞自己的努力。有幾種做法，可說是民主國家自己破壞了提倡網路自由的努力。老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例如法國總統馬克宏，曾經呼籲以控制網路來對抗極端主義──馬克宏透過一個全球性網路論壇提出主張，而他似乎在呼籲在網路上實施更多監管。孟加拉、印度、印尼、新加坡，以及一些開發中的民主國家曾經封閉國內一部分網路，或者對網上內容施加新的限制──當民主國家對抗新冠病毒大流行之時，這些限制只有愈來愈嚴格。因為民主國家自己也對網路自由愈來愈懷疑，所以就妨礙到他們鼓吹全球開放自由網路的能力；他們應該反其道而行，彼此合作，以支持自由開放的全球性網路。

在美國也一樣，華盛頓破壞了自身推廣全球網路自由的努力，因為在其掌控之下，國內的網路自由日漸降低。按照自由之家的說法，美國的網路自由在2016到2019這3年連續降低。報告提到，降低的原因在於執法機構在網路上對社會大眾加強監控，以及美國的社群媒體上散播愈來愈多虛假訊息，來源不只是外國，也包括了本國的散播者。我們要再說一次，民主國家如此自傷，使得中國（和俄羅斯）更好宣揚封閉網路的模式，更容易透過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施展銳實力。

《破解北京的全球媒體攻勢：中國怎麼買影響力？要是買不下，又怎麼借？》，喬舒亞．科藍茲克（oshua Kurlantzick）著，王湘瑋譯，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