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堵巨大的牆。原本以為四．三結束後，就能擺脫絕望的深淵，結果迎來的卻是一段充滿悲傷、憂慮、恐懼與不安的日子。但即便如此，生活還是得要過下去。哀悼那些在眼前所發生的屠殺，或尋找那些被帶走、下落不明的父母與兄弟姊妹，這些都只是次要之事。倖存者的生活十分艱困，生存本身就是一場鬥爭。她們一生奮鬥，只為了自己和存活下來的家人。她們得要開拓自己的人生，為了生存，她們的人生陷入了不斷的掙扎當中。

四．三從根本上改變了女性勞動的本質。在變成廢墟的宅地上，尋找食物與維持生計才是當務之急。在被要求疏散的日子中，她們悲慘得只能寄居在牛棚或窩棚裡。十多歲的女孩們也不得不整天辛勤工作，沒有人會因為妳年紀幼小，而有所寬容。她們在山裡砍伐松樹，揹在背上，搬運下山，並用那些樹木搭建起支柱，再用紫芒纏繞覆蓋成屋頂。如果搭建窩棚的工作力不從心，她們才會向親戚或村裡的長輩們求助。她們辛苦將周圍散落的石頭，搬來堆砌成牆，並於地面鋪上紫菜或大麥稈。在小洞上掛個麻袋，它就象徵性地成了出入的門。然而，萬一祭祀的時候，紫芒不小心著火，整個屋子就會被燃燒殆盡。那麼，一切又得從頭開始。一家人就住在如此簡陋砌蓋而成的屋子裡，有些人甚至還會與親戚們一起居住。一下雨，地面便完全溼透，一到冬天，寒氣更是直接滲入到窩棚裡。即便想要換穿衣服，也會因為沒有可替換的衣物，只能等待洗好的衣物晾乾，而這段等待的時間，她們便無法出門。她們就是如此艱困地生活著。

只要是能吃的，就沒有不吃的道理。腐爛的馬鈴薯粉、麥麩、海藻等，所有能吃的東西，全都吃到肚子裡，惟有這樣才能存活下去。當年15歲的鄭鳳瑛，原本住在日本，在日本帝國強占時期，過著富裕的生活。她的證言就是生存鬥爭的真實寫照。

「我們使用（討伐隊用過的）殺人刀切蘿蔔、切馬鈴薯，做飯來吃，生活過得非常茫然。由於3年來都沒有人能夠好好地從事農作，我們只能買點大麥殼，加點糖精，放點鹽，再加水煮來吃。我們也喝用麥麩所煮的水，麥麩本來是豬才在吃的東西。5歲的弟弟因為屎拉不出來就一直哭。因為他三餐只喝大麥殼加糖精煮開的水，所以屎拉不出來。我讓弟弟趴下，然後折一根木棍，用木棍把屎從弟弟的肛門裡挖出來。靠近大海就撕海藻來吃，在山上就摘蕨菜吃，或採艾草之類的來煮粥吃，沒有一餐是吃得正常的。每天就只是餓肚子，挨餓而已。」

有時候想煮小米野菜粥來吃時，又因為怕會被別人取笑，還會刻意等到沒有人的時候，才敢偷偷地煮來吃。

濟州邑我羅里的金乙生被疏散到巨老村後，她用美國所配給的玉米粉，加上開水煮成粥，餵給年紀最小的弟弟吃，自己則與妹妹們去買用腐爛馬鈴薯所製作的，帶有苦味的馬鈴薯粉，做成大圓白糕來果腹。

「我買了爛掉的馬鈴薯粉，把它做成像大圓白糕一樣，放到水裡煮。吃進一口，那味道真的是苦澀得令人說不出話來。但是為了生存，還是得吃一兩個，若不是為了活下去，這東西我還真的是吞不下去。住在巨老三區通的時候，我都在幫別人做事，藉此維持生計。如果有好好地吃飯的話，我應該會長得更高一點，但現實生活並不允許。」

奉蓋里的宋順子也是如此。

「當時小米就堆在外邊，先把小米秸抽掉後，再鋪上麻袋，然後在上面踩踏，這樣做可以讓小米的殼掉落。我用腳踩的時候，兩歲的弟弟連穿的衣服都沒有，他也跟著來來回回地踩。我一想到這就覺得心疼。我用那些小米煮粥來吃。現在那些是狗才吃的東西。吃的時候嘴巴一直被刺到，咯吱咯吱。老么弟弟因為肚子餓，也跟著吃。老么肚子鼓鼓的，腿卻很細瘦，就像非洲飢餓的孩子們一樣。」

還是得生存下去。為了生活，勞動是基本的。除此之外，女性還必須擔任一家之主，負責家庭的生計。在沒有男人的家庭中，女性得承擔起男性的職責。不管是漁獲、木柴，還是海帶，只要是可以拿來做生意的事情，她們都盡可能找來販售，維持生計。

「事件發生之前，我們是靠務農維生，而事件一結束，我們卻變得一無所有。」

22歲的蔡桂秋住在舊左面松堂里，她砍伐橡樹，製成木炭販售，藉此維持生計。她與家人也會把木炭裝載於牛車上，從松堂里到水山里、終達里等地，換取馬鈴薯或鹽，謀求生計。蔡桂秋每當結束農活後回到家，先是生火煮飯，再餵孩子喝奶，之後才能擦洗自己身體。為了撫養7個孩子，她幾乎沒有時間休息。婆婆留下來的一頭牛，成為家庭生計的根基。她後來賣掉了兩頭牛，用所得購買了約3萬3千平方公尺（1萬坪）的田地。

宋順子住在濟州邑山腰的龍崗村，她曾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與弟弟一起去了孤兒院。當母親不在的時候，她承擔起一家之主的責任。宋順子在10歲時遭遇了四．三，16歲時去到了首爾，當了3年的廚娘。她在首爾所待的那戶人家，戶主是銀行的分行經理，但他卻突然之間遭逢巨變，家庭破產。宋順子反倒還安慰起他們：

「人生在世，總還是會有好事降臨的。雖然目前暫時會很辛苦，但人生在世，總還是會有好的時候到來的。」

宋順子回到濟州後，做了泥作、鋤草、賣鯷魚等的工作，有什麼就做什麼。21歲時，她開始在一家西裝店學習裁縫的技術，期間卻因為老闆的責罵，而燃起了她好勝的鬥志。

「老闆總是用日語說我做得不好。當時我就下定決心：『我一定要贏過你們』。20歲的我，切齒痛恨。」

當兵原本被視為男性的專屬物，但對於鄭鳳瑛而言，當兵則是為了擺脫四．三枷鎖的逃生出口。據說，只要在軍中服役滿5年，就可以擔任打字員的工作，並擺脫「赤匪家屬」的汙名。1952年，19歲的她自願從軍。光是與她一起從濟州島去當兵的女性就有60人。入伍典禮在濟州邑觀德亭廣場舉行。對鄭鳳瑛來說，那個地方是充滿複雜回憶的場域。

「父親在觀德亭廣場被抓，被棍子打，再被送到監獄，被扔進大海，我就在那個觀德亭廣場，就在道知事與居民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參加了入伍典禮。」

1948年12月，父親在被警察抓走之後，遭判處了一年的有期徒刑，關在木浦監獄，過著囚禁的生活。在韓戰爆發後的1950年7月，他遭到「事先拘禁」，後被殺害。鄭鳳瑛就在父親曾經遭受刑求，被帶往監獄的那個地方，在人們的歡送之下參軍。她不顧母親的淚水，離開了故鄉碼頭。在前往論山訓練所的路上，濟州女性們搭上了專門載運牛馬的貨物列車。這是艱困軍旅生活的前兆。因為父親的「赤色背景」，使得她從訓練所時期開始，就被叫到特務隊去，遭到調查與毆打。

「我那時連韓語都說不好，就被帶到了特務隊去，我實在是太害怕了，哪能好好回答問題？結果我就挨了一記耳光，打得我眼珠子好像快掉出來一樣。但還是得以立正的姿勢乖乖站好。」

特務隊軍人在黑板上用漢字寫上「愛國」兩字，並問說：「啊，妳是因為愛國家才來當兵的嗎？」鄭鳳瑛回答說：「是的！」對鄭鳳瑛來說，國家是什麼呢？「愛國」並不是她所關心的事情。

「老實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愛國。以前在日本，雖然也曾被叫做『朝鮮人』，受到日本人的輕蔑對待，但在那邊並不會隨便亂殺人。在這裡，大人也被殺，孩子也被殺，開槍打死，用竹槍捅死，用石頭砸死，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能有所謂的愛國嗎？」

對於鄭鳳瑛而言，從軍是唯一確定能夠擺脫「赤色背景」的途徑。而那就是她所追尋的全部了。

「如果我識字的話，我就要把我的故事寫成一本小說。」

在採訪曾經歷過四．三的女性時，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說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她們在當時就已被剝奪了對學習的渴望。為了重建已成灰燼的家庭，也為了求取溫飽，繼續活下去，生存比起任何事物都要來得迫切。就這樣，女性們錯失了學習的機會。當初對於學習的熱情，如今卻成了心中的遺憾。為了彌補這一點，她們努力教導自己與子女學習。對學習的眷戀成為了讓自己過上自主生活的契機。從未踏進過學校校門的宋順子，也努力拚命地讓自己學好國字。

「對我來說，文字是撿來的。每次去澡堂的時候，看到那棟建築物上所寫的字，我就會想，原來這就是『澡堂』的意思啊，而這也就是我學習國字的開端。全大韓民國我都跑遍了，每次去到一個新的地方，我就會藉由專注地看招牌，讓我的眼睛熟悉這些標記，然後再去找新的地點，再看著招牌，藉由這樣的方式讓自己逐漸熟悉文字。我用盡全身力氣，努力看招牌識字，終於在過了20歲之後，學會看國字了。」

住在下貴里鶴園洞的金蓉列，戶籍上的年齡比實際年齡小兩歲，當村裡的姊姊們要去夜校讀書的時候，她總是糾纏著姊姊們讓她跟著去上學。雖然母親要求她去工作，不讓她去上學，但她對學習的熱誠卻十分高昂。金蓉列在13歲時開始上學。她和比自己年紀小4歲的弟弟妹妹們一起讀書。只要能夠讀書，什麼事情她都能做。只是，她後來去了親戚那邊幫忙照顧小孩，終究沒能完成國民學校四年級的學業。她在15歲的時候，去了親戚家，本來說什麼事都不用做，只要幫忙看家就好。她原本以為這樣就可以看書，但是實際上並非她想像的那樣。金蓉列在16歲時，到了朋友在釜山任職的針織品工廠上班。讀書成了她心中的遺憾。

「老闆說會給我更多的錢，所以要我去釜山，但我在釜山的時候，還是比較想讀書。去到那裡之後發現，一堆人沒唸過書。每當下午3、4點工作結束後，老闆就開始教我們讀書。他買了很多白紙，要我們儘管拿去用，還給我們出考試題目。我的珠算也是在工廠裡學的。」

經歷過四．三的女性們，生活中充滿了許多辛酸。在所有人所經歷過的痛苦之中，她們作為少女，作為女性所經歷的痛苦是更為悽慘的。然而，即便在這樣的痛苦當中，她們仍舊生存了下來，重建了家庭與村莊。這是一場為了脫離時間的鞭笞，而展開的殊死鬥爭。

「活著，終會找到出路。」

「活著活著，就活下來了。」

四．三之後的女性們，被扔擲到吞噬一切的時代巨牆前。這些話，支撐著像是雜草般的她們，讓她們勇敢地生存下去。這些話蘊含著頑強的生命力。生存於瘋狂年代與疾風怒濤時代底下的女性們，開拓了自己的生活，維持了家庭的生計，並體悟到了自我生存的意志。與其說她們過去是踩踏在一片荒蕪的空地，朝向著迷茫的未來找尋道路，倒不如說她們開創了新的道路，並且走到了現今的這個位置。今日的濟州，就位於她們所開闢的道路之上。

《濟州四．三：跨越沉默，讓真相走向世界》，許湖峻（허호준）著，鄭乃瑋譯，黑體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