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汙,爭一口氣

空氣品質變好了 香港做對的幾件事 

在香港,街頭巷尾最常討論的議題之一就是空氣汙染。空氣品質決定著香港的樣貌:從該不該辦馬拉松?到人才外流問題都與之有關。這幾年,香港空氣品質改善了,但政府並不是唯一功臣⋯⋯

香港是個濃郁的城市。他的濃郁,來自於新舊交雜的歷史,也來自於他的環境。
走在侷促的街上,眼睛很滿:馬賽克般的集合住宅,挑起了密集恐懼症;鼻子也很滿:蔘藥行飄出濃濃乾貨味、路人斜倚著牆抽菸、多如牛毛的車輛走走停停增加了許多廢氣⋯⋯。
空氣,在香港有著極大的存在感。
中國第一個太空人楊利偉在2003年11月造訪維多利亞港,也體驗了香港的「濃郁」。那天的維多利亞港被汙濁的髒空氣蒙上一層厚紗,朦朧的只見輪廓。當媒體記者問楊利偉:「維多利亞港漂亮嗎?」楊利偉也只能尷尬的豎起大拇指。
前香港天文台(氣象台)台長,也是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林超英,本業是氣象預報員,退休後,熱切的投入環保運動,在香港有高度聲望。66歲的他,清瘦但活力充沛。他跟《報導者》記者強調:「搞環保的人絕對不能胖,」他克制物慾、力行節能減碳:「我不用冷氣、不用暖氣,只有天然的空氣。」
因為呼吸天然的空氣,所以香港空氣品質的好壞,他的身體最感覺得到:「我鼻子比較敏感,連睡著都可以嗅到祖國來的空氣。我只要聞到味道就打給預報員問:『是不是轉了北風?』」果然料事如神。林超英戲謔的說:「祖國來的空氣是有味道的。」
香港空氣品質的好壞,身體最感覺最直接。(攝影╱黃于倩)
香港空氣品質的好壞,身體最感覺最直接。(攝影╱黃于倩)

境外汙染占比高 但香港從自己做起

香港的工業外移至大陸,所以本地少有工業汙染的問題。但冬天吹偏北的風,來自中國大陸的工業汙染物就會籠罩香港。香港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莫偉全表示,在冬天香港空氣中的懸浮微粒(PM,particulate matter)有7成是來自中國大陸。
雖然來自境外的區域汙染占了多數,但香港並沒有兩手一攤,而是從本地做起。
「我們認為本地、或是區域汙染都該重視。但畢竟區域汙染時有時無,本地汙染卻每天都在影響著香港居民。香港現在做的,是先解決本地的問題,而不是先指責別人,」空氣科學專家,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研究所劉啟漢教授說。把目標放在空氣議題的環保團體「健康空氣行動(Clean Air Network, CAN)」社群媒體主任陳予也說:「不是說有境外汙染,我們就可以躺著什麼都不做。」
從自己做起,是香港面對空氣議題的態度。在過去十多年間,香港本來惡劣的空氣品質,也的確有改善。
環境署助理署長莫偉全攤開了今年初對媒體簡報的〈香港的空氣質素(2015)〉,秀了幾個圖表。顯示從1999年到2015年,香港的汙染物,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懸浮微粒,都在持續降低。

路邊測站是什麼?

目前香港共有15個測站,12個「一般測站」大多放置在3樓以上的高度,所測數值較接近室內空氣品質。

3個「路邊測站」則針對車輛廢氣,安置在繁忙交通路段。可想而知,路邊測站測得的汙染物濃度,會比一般測站高出許多。

尤其是「路邊測站」的懸浮微粒PM10和PM2.5,比1999年下降了4、5成;路邊二氧化硫下降7成。這顯示了香港在改善汽車廢氣上有明顯成效。另外,船舶汙染方面,也在民間智庫、企業、政府的努力下,讓港口附近的二氧化硫濃度大幅降低。
香港的空氣品質,目前離世界衛生組織(WHO)《空氣品質指引》(Air Quality Guideline)終極目標還有距離。但顯著的改善,代表著香港做對了幾件事。
(資料來源╱香港環境保護署;製圖╱吳政達)
(資料來源╱香港環境保護署;製圖╱吳政達)

一、棍子與蘿蔔,改善車輛汙染

香港的空氣汙染源可以分成兩階段:以前是發電廠,現在是交通汙染。發電廠的問題,在2008年進行總量管制,加上政府調整能源結構,提高較清潔的天然氣比例,如今已不是太大的問題。
現在,空汙防制的主要對象,就是交通汙染。
香港因為地小多山,有限的土地蓋起了聳立的大樓,加上路面狹小,造成風吹不進街道的「街谷效應」。全香港有超過700萬的各式車輛走走停停,讓交通廢氣成為當前最棘手問題。
擒賊先擒王。只占1成的高齡柴油車,雖然為數不多,但卻不成比例的占了6成的排放量,於是,政府決心在2019年前,分階段停止最汙染的柴油車和柴油巴士。考量到許多車主的經濟能力,政府決定撥款補助:只要你肯汰換高汙染的舊車,換購合乎環保標準的新車,政府就會補助2成。
這個聽來利人又利己的好康,但民眾竟然不賞臉。「你想想,要車主自己負擔7、8成的換車經費,卻是為了大眾好,怎麼想都不太對勁。」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劉啟漢解釋換車措施為何碰釘子。
2成的補助,給車主的動機顯然不足。所以香港政府同意給予更高額的補助(如果你愈晚汰換車子,能領到的補助就愈少)。同時,也祭出了棍子,要求超過一定年限的高齡車不得上路,而且車輛每年都要檢查排放量。
但這件事情還沒完。民間智庫思匯政策研究所研究與項目主任林昇陽說,車子不是換新的就好,如果沒有定期維修保養,排出的空氣也一樣髒。
思匯研究總監吳家穎也發現,有的車主,在每年的定期檢查前更換了新零件,但檢查通過後又偷偷換回舊設備。
為了防止這種偷雞摸狗的事情發生,香港在三處地點設置了遙測系統,可以在不被車主發覺的情況下,偵測車輛廢氣是否合乎標準。
過去兩年,光是為了補助換車,香港政府就花了114億港幣(約480億台幣)。這顯示了香港政府的決心。「每個政府都會說環保很重要,但對我來說,政府的決心只有兩個指標,一個就是投入了多少錢,一個就是開出時程表。」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劉啟漢說。

二、智庫當領頭羊,政府接棒立法

雖然發電廠早就不是香港空氣汙染的主要來源,但「流動的發電廠——船舶」問題仍在。香港是全球第四大港,每年有約2千萬的貨櫃吞吐量。船隻所用的油是重油,屬於煉油過程中最汙染的油品,質感黏稠、含有重金屬。
香港是全球第四大港,每年有約2千萬的貨櫃吞吐量。船隻所用的油是汙染最嚴重的重油。對於碼頭工人和附近居民都造成很大的健康影響。(特約攝影╱黃于倩)
香港是全球第四大港,每年有約2千萬的貨櫃吞吐量。船隻所用的油是汙染最嚴重的重油。對於碼頭工人和附近居民都造成很大的健康影響。(特約攝影╱黃于倩)
船隻航行在公海上時,使用的是含硫量高達3.5%的低成本重油;當他們駛入歐美國家的港口,這些船隻會轉換成較乾淨的低硫油。但因為香港沒有相關規範,所以這些船隻到達香港,會繼續使用重油發電。這對於碼頭工人和附近居民都造成很大的健康影響。
曾經有聲音要求政府著手管制船舶的汙染,但政府單位擔心船公司會因此轉移到其他環保標準比較低的港口。這時候,政商關係良好的智庫——思匯政策研究所(civil exchange)出面了⋯⋯。
思匯研究總監吳家穎,回想當初處理船舶汙染的過程:「我們發現有的船在加州靠港時都用很好的油,但在香港就用很差的油。」而且,不只是香港,幾乎整個亞洲,都很少對於遠洋船隻提出相關規範。由於政府認為此舉不可行,思匯於是發起自願性泊岸轉油計劃——〈乘風約章〉,促進船公司在停泊時主動換含硫量0.5%的輕質柴油。
為了邀請船公司積極參與這自願協議,思匯進行了無數的溝通與研討會。很出乎意料的,大部分船公司都能理解環保是必然趨勢。到了2012年,有18間船公司參與了〈乘風約章〉。這18間船公司,就占了香港超過一半的船次。
這自願行動,除了能提升船公司的形象,其實對企業的負擔也很小。「船公司告訴我們,每年大概增加200萬美金的成本,平均每個貨櫃增加不到1美金,」吳家穎說。
〈乘風約章〉的順利運作,讓政府吃了個定心丸。在2015年7月,立法強制遠洋漁船使用低硫燃料。現在,環保署的人員會不定期登船巡邏,檢查轉油紀錄,並且抽取燃油樣本化驗。如今,船舶的二氧化硫和粒子等汙染物的排放量,大幅減少6至7成。雖然,在這事件上,政府並非領頭羊,但也完成接棒了。

三、學術研究,成為監督政府的彈藥

空氣科學,在香港是很活躍學術領域。這些研究,也讓政府、民間有更紮實的基礎來擬定策略。
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研究所與思匯政策研究所,2013年在香港的電車上安裝一套空氣品質偵測器,蒐集一整年電車沿線PM2.5濃度的數據及全球定位資料。
這個研究發現了固定式空氣品質偵測器的盲點:固定的偵測器告訴我們,中環、銅鑼灣是惡名昭彰的空氣汙染熱點;但電車沿線的動態追蹤,進一步發現德輔道西、北角等隱藏版的汙染熱點。
香港大學也花了10年、追蹤6萬7千名長者的健康與空氣汙染的關係。研究發現PM2.5每增加10個單位,自然死亡率便增加14%,缺血性心臟疾病(又稱冠心病)亦增加42%。
此外,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科學主任石國順的團隊,因為明白香港是「垂直城市」,空氣汙染的討論不能只停留在平面。現在也正進行3D模型的建立,來探討街谷效應。
香港學術界中,對於空汙防制最有名的例子就屬「達理指數」了。
「空氣汙染對健康有害」的言論,已經讓老百姓和政府單位聽到麻木。但這個全球獨一無二的指數,將汙染物濃度的變化換算成健康、生命,及經濟損失的指標,大大提升空氣汙染議題在香港的地位。
創造出達理指數的,是已逝的香港大學教授賀達理(Anthony J. Hedley)。他是英國人,在香港大學任教的22年,一直致力研究空氣議題。在香港待久了,也看透了香港極端的資本主義,因此,決定換一個香港人聽得進去的角度,來呈現空汙的嚴重性。
根據達理指數顯示,2016年的1月,全香港因為空氣汙染提前死亡的人有143人,並且有將近18億港幣(約70億台幣)的經濟損失。達理指數很清楚地呈現:沒錯,改善空氣品質很花錢,但比起醫療、人命、生產力的損失,這成本絕對值得。「汙染清理後整體所得的效益至少是成本的4倍,」賀達理教授在達理指數的網頁上寫著。
香港空氣汙染防制指數:達理指數

四、香港環團這樣「玩」議題:設計空汙版Running Man

達理指數無疑的是環保團體的強力彈藥,隨時都可以拿出「因為空汙損失了多少人命、財產」來盯著政府著手改善。但是,「所有的材料,每年力度都會遞減,所以要不斷開發新的彈藥,」香港環境評論員,曾任環保團體「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經理的朱漢強說。
相對台灣的環團的遊行、抗爭、演講,香港環團的點子更豐富有趣。朱漢強回想以前「玩」過的活動,其中之一是將三張剪成肺部形狀的貼紙,放置在香港最熱鬧的中環。因為貼紙的黏性,會吸附空氣中的髒汙,「紙肺」也會一天天變黑,讓人親眼看見空氣汙染。
地球之友也發起過嬰兒車遊行。因為嬰兒車的高度,剛好就在汽車排氣孔旁邊。他們設計了一款「Baby outside car」的襯衫,動員一百多個家庭攜家帶眷、推著嬰兒車來遊行。
地球之友也曾經在路邊召開記者會,特地為運輸部門的長官留了一席,請他來體驗路邊空氣汙染的嚴重。「這種活動都是比較有指向性的,就是看你想動誰。」朱漢強說明。
「健康空氣行動」則是連續5年舉辦教育民眾的「索氣大作戰」活動。讓參加者先閱讀相關資料,然後進行闖關遊戲。「參加的學生說很像韓國實境秀《Running Man》,」行政總裁鄺芯妍說。
最近,本來目標放在空氣議題的健康空氣行動,發現空氣汙染的治本方法,就是都市規劃與生活習慣。於是,一方面對政府提出「行人專區」的計畫,一方面也鼓勵民眾多走路。
鼓勵民眾多走路,也是透過遊戲的方法包裝。像是給參加者一張小公園或是消防栓的照片,讓他們走路找到照片裡的地點。目的是想讓讓市民了解,香港是個適合走路的城市,請大家減少開車。

如果政府把人民當戰友⋯⋯

2012年,對空氣議題相當關注的陸恭慧出任環境局副局長。隔年,香港政府提出《香港清新空氣藍圖》,裡面用簡明易懂的圖表與文字,敘述香港空氣汙染的現狀,以及各種減排措施與目標。
其中有段話,充分顯示香港政府希望與民眾站在同一陣線的決心:「我們的目標,是令香港成為全球其中一個對空氣質素有最深入理解的地方,以便我們能繼續積極應對空氣汙染問題。」這是香港的態度。
香港的民間,仍然對政府的有諸多批評。像是認為香港空氣質素指標(Air Quality Objectives,AQO)標準太寬鬆、太容易達標;交通帶來的空氣汙染,有一部分屬於「運輸與房屋局」的範疇,但這個忙翻了的部門,根本沒空氣議題放在心上;也有人批評,汰換車子的速度太慢,遠遠趕不上歐盟的標準……身為全世界最懂空氣品質的人民,顯然絕對不會對政府作為感到滿足。

台灣也能有「達理指數」嗎?

「香港人市儈,鍾意講錢嘛,我就同你計錢。」這是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對香港人的評論,達理指數就是在這樣的人文背景下產生。講環保太清高,講汙染對於健康的威脅也太老套。那達理指數就跟你算錢,告訴你,如果空氣不搞好,那遭殃的是政府和人民的荷包。

達理指數可以看到即時的空氣汙染地圖,以及所帶來的健康及經濟損失。「我對我們的研究相當有信心,」從達理指數建置初期就參與這項計畫的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科學主任石國順博士說,整個達理指數團隊除了公衞學者外,還有健康經濟學家、醫生等等。相關的研究結果,也刊登在許多學術期刊上。

曾經有巴西的團隊表示希望能建置屬於巴西的達理指數,但因為基礎研究不足而不了了之。可信的基礎資料是開發達理指數的必要條件,「建置達理指數最大的挑戰,就是找到可信的醫療數據。像是死亡率、入院人數等等。我們很幸運,因為香港一向都有高品質的相關紀錄,」石國順說。

那台灣是否足夠、可信的資料,建置屬於我們的達理指數嗎?更根本的問題是,建置達理指數,需要哪些材料?石國順說明,所需要的材料可分為下列幾項。

1. 即時的空氣汙染濃度,以及濃度超出世界衞生組織標準的幅度。

2. 死亡人數、住院天數和看診次數。 評估空氣汙染所造成的醫療成本,所以須排除意外死亡(如車禍)等原因。

3. 該地區因空氣汙染而死亡、住院的風險。 比方說,每一立方米空氣中的PM10增加10微克時,會增加多少百分比的死亡風險。達理指數採用華人地區的研究。

4. 對於患者來說,看醫生的成本。 如:掛號費、醫藥費、住院費、交通成本等等。

5. 看診、住院、提早死亡所損失的生產力。 根據當地就業率、薪資中位數計算。

6. 民眾願意花多少錢避免死亡、住院。 這是衡量人命值多少的研究,香港的研究結論是每人願意花1千萬港幣(4千萬台幣)避免死亡。「但這是以前的研究,現在人命應該升值了,」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高級研究助理曾希達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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