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17歲的土耳其少年邱柏宏（Burhan Cikili）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夢，獨自來到異鄉台灣，來台短短一個月後，他便愛上這座小島，他一心學好中文，進修資訊工程，以便學成歸國時，憑著兩項優勢找上一份好工作。

他在中山大學讀資訊工程學系，高雄的熱情與體貼，迅速拉近了他與台灣的關係，「那時候我就非常喜歡台灣，非常喜歡台灣人。」畢業後，到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續讀碩博士，期間，邱柏宏也遇見了生命中的另一位土耳其女孩，兩人在台灣共組家庭。受訪時他喝綠茶，說一口流利的中文，舉手投足充滿台灣味，認識他的土耳其朋友都說他是道地的台灣人。他曾與台灣政府相關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TAITRA）交流如何建立起台灣在中亞、中東的貿易市場，他更自許扮演嚮導角色，利用自身的地緣、語言優勢，在今年（2019）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後，找一份幫助台商開發新市場的工作。

然而，2016年一場遠在土耳其的政變，卻擾亂了邱柏宏的人生。他從未想過自己會因祖國的壓迫，極有可能在近日與他的第二故鄉台灣道別。

2016年7月15日深夜，土耳其軍方無預警地向主政的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24小時內這場政變旋即宣告失敗。

眼看土耳其從民主國家一路朝向強人政治發展，邱柏宏心裡滿是感慨，更難以置信的是，自己隨時可能因土耳其護照被註銷而無法留在台灣，只因他支持的「葛蘭運動」（Gulen Movement）被土耳其政府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

葛蘭運動發跡於1960年代的土耳其，由伊斯蘭教士葛蘭（Fethullah Gulen）所創立，推崇包容式的伊斯蘭信仰。初期支持者主要為保守的土耳其穆斯林，但葛蘭同時主張民主化、現代化、教育及科學等理念，爾後也逐漸為自由派的土耳其人民所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葛蘭運動的支持者估計高達數百萬人。

艾爾多安政府對異議份子的追訴行動，也波及了生活在台的土耳其人。目前台灣的土耳其人約有270多名，近三分之一為學生，包括來台念大學、研究所或學中文。像邱柏宏一樣，有一部分的人當初是透過葛蘭運動組織提供的獎學金來台念書──葛蘭運動在台有3個組織：土耳其商貿協會、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會及由邱柏宏擔任副會長的福爾摩沙學會，負責推廣商貿、文化及宗教與學術的交流對話。這些學生畢業後，有人選擇留下來繼續深造、工作，也有人結婚成為台灣女婿。

這幾年，邱柏宏心底一直蔓延著恐懼，他的護照將在2020年到期，他擔心自己因葛蘭運動的背景無法順利更新。他身邊有朋友就在土耳其駐台單位「丟」了護照。像一個懸擱的未爆彈，護照若無法更新，往後他還能不能留在台灣，擁有居留權、工作許可、健保、孩子的教育，「全都是問號」。因為逾期居留的下場是面對「黑戶」人生，一旦被發現逾期，很可能被台灣政府「驅逐出境」。

目前台灣沒有難民庇護保護的法律，無法讓他在被母國拋棄的情況下留下來。這是邱柏宏眼前面臨的最大難題。現在的他處於人生交叉路口，未來半年內他必須決定，到底要離開台灣，還是冒險待下。「如果沒有這些問題，我真的是永遠不會離開台灣⋯⋯我來台灣的時候17歲，現在30歲了，我從青少年到成為一個結婚有孩子的男人，這中間的時間我都是在台灣度過。」

如果留下能成為選項，邱柏宏當然不願成為流浪的政治難民。

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2018年底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年第三季度向歐盟尋求庇護的初次申請者中，有5％為土耳其公民，單一國申請人數僅次於敘利亞（14％）、阿富汗（8％）及伊拉克（7％）。

相較邱柏宏，初雅士或許幸運些。他娶了台灣妻子，目前已享有在台永久居留權，暫時不必為下一步煩憂。不過這些日子，他還是積極與邱柏宏四處奔走，努力為同胞找到可以安全留下來的方案。

對葛蘭運動人士而言，即便生活在海外，也難逃出艾爾多安政府的監管。海外生活的土耳其人透過自己的管道，得知母國政權一直在向其他國內有葛蘭運動組織的國家施壓，要求當地政府將人送回土耳其。2017年5月，《路透社》（Reuters）便曾揭露一起馬來西亞政府強行遣返土耳其人的事件。當時人權團體指出，此舉應是馬國當局迫於安卡拉（Ankara，土國首都）的壓力所為。

邱柏宏雖慶幸自己身處台灣，不會發生類似事件，但他還記得，2016年7月15日的深夜，政變在土耳其上演的同時，他在台灣所收到的死亡威脅。

一整夜他的手機不停響起，都是來自一名艾爾多安支持者的恐嚇電話。對方更在隔日早晨於邱柏宏的臉書留下了兩則訊息：「我們會把你們全部吊死」（hepinizi asacağız）、「烈士的血不會平白犧牲」（şehitlerimizin kanı yerde kalmayacak），這個截圖至今他仍留著。

這兩年多來，邱柏宏與友人的生活過得其實並不安穩，他們必須面對部分親政府人士如影隨形的「監視」，以及要脅向土耳其當局舉報這群在台「恐怖分子」的恐嚇言論。

每週五聚集在清真寺做聚禮，是土耳其穆斯林的傳統，但邱柏宏透露，過去有些會寒暄兩句的人，現在為了不要被撞見跟他聚在一起，禮拜結束後便會儘速離開。這種孤立感，邱柏宏說，「我自己是有感覺到。」

不過，另一個勢力遍及全球且更為龐大的政府機器，才是邱柏宏心頭上最深的恐懼──那些原本旨在他鄉為公民提供服務保護的駐外館處，現在是否成為母國控制海外土耳其人的據點？

在台參與葛蘭運動的土耳其人多少有所耳聞，前往土耳其在各國駐外館處處理文件時，很可能會因被列為「黑名單」而遭沒收護照。若使館人員發現申請人在土耳其外交系統上顯示「有問題」，便可能要求當事人出示護照，若當事人拒絕提供，將無法換發新護照或歸化他國所需的放棄國籍證書。

多位受訪者告訴我們，政變發生後的兩年，就有多起葛蘭運動人士在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以下簡稱辦事處）遭刁難的案例。有兩位曾在土耳其商貿協會、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會擔任領導職務者，無法順利幫家人辦理護照更新及駕照轉換，還有兩位土耳其人的護照則在聽從指示交出後遭到沒收。

被土耳其駐外管處沒收護照的海外公民為數不少，台灣女婿艾維齊就是其一。

20年前他曾是中山大學的第一位外籍學生，並在因緣際會下結識了現任妻子。中山財務管理學系畢業後，他選擇和太太留在台灣生活，開始從事跨國貿易。目前已在台定居10年以上的他，即將歸化成台灣人，但回想起護照被沒收的經過，他仍是膽顫心驚。

2017年上半年，為了處理土耳其國內的不動產，艾維齊曾兩度從高雄北上申辦委託書。第一次前往辦事處時，他便被要求提供護照，擔心遭沒收的他，因此打退堂鼓。

時隔幾個月後，艾維齊再度透過時任駐台辦事處代表的友人，從旁打探護照被沒收的可能性，並獲得「不會沒收」的答覆。5月9日上午，艾維齊帶著這份承諾，再次硬著頭皮進入了位於世貿中心的辦事處，並碰巧與該名代表搭上同班電梯，內心忐忑不已的他，趕緊上前確認護照是否會被沒收，對方則在出電梯後又一次給了他口頭保證。

未料，當天直到下午離開前，艾維齊費盡數小時的唇舌仍要不回護照。當時辦事處人員僅表示系統上顯示他有「紀錄」，無法歸還護照，他們只能提供一本協助回國的臨時護照，效期30天，上面寫道「此本臨時護照是為協助持有人返回土耳其特核發之（This temporary passport has been issued for facilitating beholder's return to Turkey）」，在亳無理由的情況下，要求他返回土耳其。

這本粉紅色的臨時護照意味著什麼，官員避而不答。當下艾維齊曾質問對方高層，「如果你是我，你會離開嗎？」官員沉默以對，而艾維齊知道他若回國，命運恐怕是落得入監坐牢。

他們的憂慮不是沒有來由的。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UN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美國國務院（US State Department）皆於2018上半年公布的國家報告中指出，土耳其國內自政變以來不斷延長的緊急狀態，已導致數萬人持續遭受人權侵害事件，包括無端剝奪工作權、限制移動自由、失蹤（forced disappearances）、非法拘留、各式監禁設施的虐待情形等。

在台土耳其人也非唯一受母國越洋箝制的苦主。土耳其受訪者告訴我們，在其他亞洲國家如越南、韓國、柬埔寨等地的土耳其人，也面臨無法更新護照的窘境。

部分案例曾試圖飛來台灣換發護照，不過多數人因不願提供辦事處護照，最終無功而返，但也有人選擇冒險交出護照。

受訪時，David擔心身分曝光不願透露居住地細節。事發前他定居中亞，在當地從事教育工作。2017年因孩子護照效期問題，他輾轉來到台灣換證。但開心來台的決定，最後卻成了誤入虎穴的致命一擊。

「我在網路上找到了台北這座城市，原來它也有在提供土耳其公民領事服務，但是用的名字有一點不一樣，名稱是『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一開始我還不太明白，為什麼貿易單位可以提供領事服務，後來才知道，原來跟台灣的政治處境有關，她不被接受是一個國家⋯⋯」David解釋著來到台北的理由。

在此之前，為解決子女護照將到期一事，他曾向土耳其各地駐外管處提出申請，但多度叩門失敗。愁雲慘霧之中，這個在台北的「陌生」辦事處曾讓他重燃一絲希望，最後卻是重重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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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當時的情況，擁有葛蘭運動背景的David表示，起先辦事處的人員親切招呼，提供申請表格填寫，也收下換發子女新護照的費用，卻到最後一步，才要求他們提供父母護照。當時他以為申請上沒問題了，才乖乖照辦。

護照遭沒收後，David曾多次要求拿回護照，但受到拒絕，辦事處強調他的護照已遭註銷，必須返回土耳其處理，沒收的護照也將直接送回土耳其。他同樣領到了效期30日、註明僅能返回土耳其的臨時護照。

原訂當天來回的行程，也因這起預料外的事件，被迫拖延多時。當David再次抵達機場、準備離台時，已是數月之後。訪談中David多次表示，台灣沒有庇護方面的移民法規，是他最終被迫離台的主因。懼怕回土耳其的他曾埋頭苦尋台灣相關法規，卻未有結果。

由於台灣沒有庇護法律，停留期間David內心萬分煎熬，他自知一旦簽證過期被發現逾期，恐被遣返出境。受困台灣期間，David曾聯繫了邱柏宏等在台土耳其人及一些海外的律師朋友，但隨後他發現，因為台灣的政治現況，他無法找到像聯合國（UN）、國際移民組織（IOM）等單位的駐台辦公室。即便透過友人的管道四處打探消息，官方多半表示礙於台土關係，愛莫能助，且若發現是非法停留，就得依法將人驅逐出境。

「因為那時候的我什麼都做不了，我需要幫助，但不論在哪一個時間點上，我都沒能獲得幫助。」說出這句話的同時，David的情緒也顯得脆弱起來。

David在台灣唯一親自接觸的單位，是近年積極推動關注難民議題的台灣人權促進會。不過經多次討論後，依舊得出「恐怕沒辦法」的結論。台權會僅能盡力協助與內政部溝通。

在台灣尚無《難民法》或任何庇護法律的前提下，面對手中個案，NGO能向內政部等單位爭取庇護的空間其實相當有限，或者說「希望渺茫」。有參與個案工作的台權會副會長、律師周宇修指出，台灣目前並沒有可以申請庇護的法律，「這很可悲，」實務經驗上，「沒聽到說誰是真的可以很成功留在這邊的。」

曾參與協助David的台權會法務王曦表示，台灣外交部的確知悉土耳其人在台面臨的護照問題，但基於此為土耳其主權行為，表示將不會特別協助。部分面臨護照無法換發的個案也曾找上多名立委求助，對此立委羅致政受訪時透露，台灣當局曾試圖居中了解，但土耳其相關單位仍不願發護照。

我們去電及寫信給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針對幾個具體內容詢問，包括：土國政府於政變後是否更嚴加控管海外葛蘭運動人士？是否施壓他國政府驅逐相關人士、是否有黑名單？土耳其駐外館是否沒收海外公民護照？發放只能回到母國、30天的臨時護照？

辦事處在一週後來函的回應是重申土耳其官方立場，即葛蘭為2016年政變主謀，而其領導的葛蘭運動則是一「祕密、犯罪、恐怖組織」（clandestine, criminal and terrorist organization），稱它將對所在的海外國家構成威脅。但對於我們的具體問題，辦事處沒有任何正面答覆。

「我們一直等到了最後一刻，在那之後，我和太太討論了並決定離開，因為繼續待在這裡對我們已不安全⋯⋯台灣是一個安全的國家，我必須再次強調這點，但就我當時的情況而言，台灣對我來說並不安全。」David最終順利在歐洲取得庇護，但這份落腳歐洲的「幸運」並非其他庇護者皆能盼到。

台灣目前並沒有一套正常的難民審查機制，除難以處理庇護相關申請外，也無法源提供當事人後續滯台時的保護。一旦尋求庇護者被發現逾期停居留，下一步便可能直接遣送出境或移送外國人收留所等待遣返。

即便當事人有可能符合難民資格，移民署在無「法」以對的情況下，通常只能利用「內容無可奉告」的個案專案審查形式，但不透明的程序以及先入為主的心態，常招致台權會等NGO團體的抨擊，更不敢輕易交出手中的個案。

周宇修無奈表示，在台灣只有一個概念叫「非法居留」，又沒有任何可以豁免非法居留的法律規定，尤其是在庇護方面。因此若遣送已成定局，身為律師的他恐怕也無任何法律手段可以阻止。

當台灣留不下來，去他地尋求庇護也越發困難時，這才是邱柏宏最憂心的結局。據了解，近期已發生參與葛蘭運動的海外土耳其人，無法順利向歐洲、大洋洲等地的國家尋求庇護，北美地區的大門也正悄悄關上。

而這與國際當前高張的反移民聲浪不無關係。

為了繼續留下，這群土耳其受訪者試過各種途徑，邱柏宏與初雅士曾作為代表，拜會政府相關部會、立委、NGO，說明情況遭遇，但四處奔波的結果，卻換來一遍遍大同小異的回應，台灣沒有庇護法律，沒有難民法，他們說：「簡單來說就是沒有辦法！」

眼前唯一較即時的解套，似乎只剩《難民法》的通過。但草案自2007年函送立法院審議，直到2016年7月才終於出了內政委員會，原以為這一步是跨過了最難的一道坎，但草案涉及的兩岸敏感政治因素、台灣地小人稠能吸納多少政治難民等考量，都使其進程停滯下來。

羅致政認為，台灣是一個強調人道的國家，一般難民的處理可以開放些，但在政治難民、政治庇護這一塊他認為要非常小心：「對不按牌理出牌的非民主國家來說，一旦接受他們的政治難民，會不會讓台商或國人在那個國家面臨更大的風險？」對此，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廖福特則建議，先釐清此類案例實際發生的可能性以及背後的衝擊，否則預設立場恐是對極權及不民主政權低頭。

積極在立院推動人權法案的立委尤美女表示，所有法案的通過，都必須是在一個時間點上，特別是人權相關的法案，社會沒那麼有感，「每個人都覺得顧自己都顧不了了。」何況難民議題又牽涉到對外國人的保護，通過的難度更高。去年底地方大選與公投的結果，多少預示著人權法案的命運，也讓執政當局承受極大壓力，「拼經濟」是政府眼前唯一的任務。

不過尤美女強調，台灣民間團體在人權議題上的努力並非白費，一旦少了前面十幾年的醞釀、鋪成，「即便到了那個時間點，你還是沒有東西可以（通）過」。

探討難民法通不通過的同時，尤美女也點出了值得社會一同思考的問題：「究竟難民議題是否有被台灣社會認為是urgent（急迫）的？我們心理上又準備好要接受難民了嗎？」她雙雙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事實上難民的議題，在台灣社會並不是一個被看見的議題，也不是大家在討論的議題，它其實只是人權團體在推。」

她認為從同婚、移工議題所激起的反挫言論來看，不難想像整個社會在面對難民時會有的態度與反應，「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很可怕的言論出來，」尤美女苦笑表示。難民議題正如所有人權議題一般，最終追求的還是「同等」對待，而非當成次等公民；但當我們都無法以同等的方式對待身邊人時，「你能夠期待，今天一個難民過來，你給他同樣的待遇嗎？」

「庇護」這個相對陌生、相對新的概念，究竟在台灣會如何被理解，邱柏宏坦承不免有些擔心，往後若要帶著這個新身分生活，一時之間恐怕也會難以適應。對於孩子長大後會不會因此被人異樣看待，他心裡很掙扎。

「所以對台灣來講，我的13年是完全沒有用的。」邱柏宏最終為自己的台灣歲月下了如此結論。

面對這部邱柏宏苦苦等待的《難民法》，台灣人究竟該如何理解、並開啟議題的討論，廖福特認為，不妨回頭去審視從戒嚴至1993年期間，台灣所經歷的黑歷史。

當初若非其他國家的政府來保護台灣人，當事人如何在沒有護照的情況下，停留他鄉？「這就是典型的政治庇護，」廖福特指出，台灣今日之所以能夠發展成一個民主化、注重人權的社會，在某種層面上，也與當年他國願意伸出援手，提供這些「黑名單」庇護有關。

究竟在強調人權價值的台灣社會，有沒有必要善盡這個國際社會上的責任，值得細細討論。廖福特強調，若要說台灣社會還沒準備好，那絕對是「主觀條件、心情上」我們從未思考過接受難民的情況，但就客觀條件而言，台灣是有足夠的社會條件可以逐步接納難民。

說起下一步，邱柏宏的心裡似乎仍沒一個答案。坐在長桌另一端的他，採訪途中總會時不時的低下頭來，像是在思索著什麼一般。他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裡走，又該帶著家人往哪裡去。對他和妻子而言，「未來」這兩個字，已從憧憬淪為夫妻間最沉重的話題。

「所以我們遇到了這些問題，經歷了這麼多東西後就知道，如果中間是國家跟國家的關係，人就沒有什麼用，沒有什麼重要。」這是親身走過一遭後的邱柏宏，最深切的領悟。

在國與國之間，個體是多麽渺小無助。但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放棄留下來的任何希望。

等不到官方協助，政大博士生邱柏宏5月離台 （2019.06.20更新）

《報導者》在3月底的深度報導《政變下的國際孤兒──在台土耳其人的告白》揭露了政大博士生邱柏宏（Burhan Cikili）、台灣女婿艾維齊等多位在台土耳其人，因參與「葛蘭運動」（Gülen movement）遭母國政府打壓追討，成為難民。這群受訪者們目前處境依舊：定居高雄的艾維齊，仍在等台灣政府點頭發身分證，2年來到處奔走；而我們故事裡的主角邱柏宏，因遲遲等不到官方的協助，已在5月底離台，正在其他國家申請庇護。

邱柏宏在台灣求學13年，文章刊出後，他與我們見了面，說有立法委員與他聯繫，他當時還有些盼望地表示：「如果有幸留在台灣，最盼望的是一本台灣護照，如此才能前往海外探訪親友。」

從當前大批土耳其人基於國內政局壓迫，輾轉逃亡海外的現象，不難看出這本護照對柏宏等土耳其難民的意義。他努力奔走各黨立委辦公室和官方機構，但在800多天與台灣體制的貼身肉搏後，《難民法》通過仍遙遙無期，讓他留台夢碎。5月底，他已偕妻小離台，尋求其他國家的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