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沒有《難民法》的討論空間?
政變下的國際孤兒——在台土耳其人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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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或許聽過敘利亞難民、巴勒斯坦難民、羅興亞難民,但卻不清楚2016年土耳其政變後,有為數不少的土耳其人向外尋求庇護。經過多個月的追蹤,我們深度跟訪幾位在台土耳其人的故事,為什麼離家8千多公里、都快在台灣扎根的土耳其人,仍受到土國政府的壓力和衝擊,甚至可能要與台灣道別?在巨大的國家之下,面對個體的渺小無助,台灣有沒有條件開啟《難民法》的討論和思考?

13年前,17歲的土耳其少年邱柏宏(Burhan)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夢,獨自來到異鄉台灣,來台短短一個月後,他便愛上這座小島,他一心學好中文,進修資訊工程,以便學成歸國時,憑著兩項優勢找上一份好工作。
他在中山大學讀資訊工程學系,高雄的熱情與體貼,迅速拉近了他與台灣的關係,「那時候我就非常喜歡台灣,非常喜歡台灣人。」畢業後,到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續讀碩博士,期間,邱柏宏也遇見了生命中的另一位土耳其女孩,兩人在台灣共組家庭。受訪時他喝綠茶,說一口流利的中文,舉手投足充滿台灣味,認識他的土耳其朋友都說他是道地的台灣人。他曾與台灣政府相關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TAITRA)交流如何建立起台灣在中亞、中東的貿易市場,他更自許扮演嚮導角色,利用自身的地緣、語言優勢,在今年(2019)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後,找一份幫助台商開發新市場的工作。
然而,2016年一場遠在土耳其的政變,卻擾亂了邱柏宏的人生。他從未想過自己會因祖國的壓迫,極有可能在近日與他的第二故鄉台灣道別。

當信仰被扣上恐怖主義帽子

2016年7月15日深夜,土耳其軍方無預警地向主政的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24小時內這場政變旋即宣告失敗。
強人總統艾爾多安順勢藉著此次政變,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針對2016年7月未遂政變後所實施的國家緊急狀態,土耳其政府直到2018年7月19日凌晨才正式解除。
。過去兩年,他頒布各式法令,連生活在相距土耳其8千多公里遠的在台土耳其人,也感受到衝擊。
緊急狀態期間頒布的第667號、第673號等法令,成為海內外異議分子的緊箍咒。艾爾多安政府註銷
根據土耳其內政部長索魯(Süleyman Soylu)2017年12月公布的數據,政變後針對葛蘭運動展開的調查已讓55,665人遭監禁、234,419本護照遭註銷。
了數十萬土耳其公民的護照,多數為公僕及其配偶,他們因而無法離開國家;甚至也有眾多旅居海外的土耳其公民護照遭註銷沒收,恐無法繼續留在當地國,而被迫回到土耳其入監坐牢。
關注土耳其國內人權、民主、司法現況的和平與正義平台Platform for Peace and Justice, PPJ
土耳其和平與正義平台是由一群學者、律師、記者及社運人士所組成,旨在監督並報導土耳其國內於人權、民主、司法、法治與和平等面向的發展。
)於2018年報告中指出,土耳其政府恣意註銷人民護照以限制其行動自由,恐已觸犯了土耳其憲法所保障的旅行自由。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2019年初公布的國家調查報告則指出,土耳其當局的肅清行動已扼殺了該國過去作為民主社會的自由,目前少數僅存的反對聲音,正面臨著「牢獄之災」的威脅。
眼看土耳其從民主國家一路朝向強人政治發展,邱柏宏心裡滿是感慨,更難以置信的是,自己隨時可能因土耳其護照被註銷而無法留在台灣,只因他支持的「葛蘭運動」(Gulen Movement)被土耳其政府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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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在總統艾爾多安訪英時進行抗議。(攝影/REUTERS/Phil Noble/達志影像)
反對者在總統艾爾多安訪英時進行抗議。(攝影/REUTERS/Phil Noble/達志影像)
葛蘭運動發跡於1960年代的土耳其,由伊斯蘭教士葛蘭(Fethullah Gulen)所創立,推崇包容式的伊斯蘭信仰。初期支持者主要為保守的土耳其穆斯林,但葛蘭同時主張民主化、現代化、教育及科學等理念,爾後也逐漸為自由派的土耳其人民所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葛蘭運動的支持者估計高達數百萬人。
1990年代,葛蘭運動開始透過在世界各地廣設教育機構將思想傳遞海外。然而,國內外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使其成為艾爾多安政府極欲剷除的「眼中釘
葛蘭運動長期投入推廣教育及民主化思想,其所成立的教育機構多半屬土耳其國內最頂尖的,相繼培育出許多優秀人才,進入政府各部門及軍隊任職,艾爾多安所屬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內,過去也有不少運動人士。因此即便運動本身並非政黨,擁有的政治勢力仍不容小覷。
過去在艾爾多安尚未掌權前,土耳其政治是由支持凱末爾主義的軍隊所主導,但隨土耳其於1980、1990年代欲加入歐盟所生的民主化浪潮,凱末爾派系人馬的聲勢因而逐漸衰弱,主因是其主張的世俗化思想與土耳其宗教性較強的保守社會脫節,無法再透過民主化的選舉控制政壇。
2003年艾爾多安上台後,曾大力推動民主化的進程,支持民主化的葛蘭運動自然而然與之牽扯在一塊,發展成某種「同盟」關係。但隨艾爾多安在2009年後逐漸放棄民主價值,步上威權統治之路,葛蘭運動也開始劃清界線並出聲批評。
葛蘭運動轉變為「政敵」的關鍵點為2013年底艾爾多安政權被爆出的貪污風波。艾爾多安指控其為葛蘭運動所主導的一次司法政變,目的是推翻他的政權,對於葛蘭運動的打壓也在2013年底後開始轉趨激烈。
」。
事實上,艾爾多安政府在政變爆發後,便迅速將矛頭指向目前流亡在美國的葛蘭及其帶領的葛蘭運動,稱他是政變的幕後藏鏡人。早在政變一個多月前,葛蘭運動已先被土耳其政府正式列成名為「FETÖ」 (Fethullahçı Terör Örgütü; Gülenist Terror Organisation)的「恐怖組織」;政變後,所有與其相關或遭指控有關聯的人士,都成了政府主要的肅清、判刑對象。據土耳其司法部統計,截至2018年6月,逾24萬遭關押的人口中,有將近五分之一曾被以恐怖主義罪行起訴或定罪,對象包括記者、公務員、教師、政治人物、警察、軍人。而這近5萬人當中,又有34,241人士是被控涉嫌參與「FETÖ」。(註)
這場政變後隨即展開,且影響層面涉及土耳其軍方、司法界、教育界、媒體及政壇的大規模清洗行動,不免讓外界質疑艾爾多安政府自導自演了整場政變的可能性。美國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國際關係教授巴基(Henri J. Barkey)投書《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指艾爾多安政府恐在政變前就已備妥了一份欲清洗的名單。
艾爾多安政府對異議份子的追訴行動,也波及了生活在台的土耳其人。目前台灣的土耳其人約有270多名,近三分之一為學生,包括來台念大學、研究所或學中文。像邱柏宏一樣,有一部分的人當初是透過葛蘭運動組織提供的獎學金來台念書——葛蘭運動在台有3個組織:土耳其商貿協會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會及由邱柏宏擔任副會長的福爾摩沙學會,負責推廣商貿、文化及宗教與學術的交流對話。這些學生畢業後,有人選擇留下來繼續深造、工作,也有人結婚成為台灣女婿。

被母國掐住的命脈:護照

這幾年,邱柏宏心底一直蔓延著恐懼,他的護照將在2020年到期,他擔心自己因葛蘭運動的背景無法順利更新。他身邊有朋友就在土耳其駐台單位「丟」了護照。像一個懸擱的未爆彈,護照若無法更新,往後他還能不能留在台灣,擁有居留權、工作許可、健保、孩子的教育,「全都是問號」。因為逾期居留的下場是面對「黑戶」人生,一旦被發現逾期,很可能被台灣政府「驅逐出境」。
目前台灣沒有難民庇護保護的法律,無法讓他在被母國拋棄的情況下留下來。這是邱柏宏眼前面臨的最大難題。現在的他處於人生交叉路口,未來半年內他必須決定,到底要離開台灣,還是冒險待下。「如果沒有這些問題,我真的是永遠不會離開台灣⋯⋯我來台灣的時候17歲,現在30歲了,我從青少年到成為一個結婚有孩子的男人,這中間的時間我都是在台灣度過。」
如果留下能成為選項,邱柏宏當然不願成為流浪的政治難民。
「我們或許聽過敘利亞難民、巴勒斯坦難民、羅興亞難民,但對2016年政變後大批逃亡歐洲、甚至世界各地的土耳其籍尋求庇護者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定義,所謂尋求庇護者是指,正在等待難民身分認定期間、已向受理國尋求保護的非本國籍人士,倘若該申請獲得承認,其即取得難民地位。
(asylum seeker),一般的台灣人並不知道,」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初雅士說道。
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2018年底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年第三季度向歐盟尋求庇護的初次申請者中,有5%為土耳其公民,單一國申請人數僅次於敘利亞(14%)、阿富汗(8%)及伊拉克(7%)。
相較邱柏宏,初雅士或許幸運些。他娶了台灣妻子,目前已享有在台永久居留權,暫時不必為下一步煩憂。不過這些日子,他還是積極與邱柏宏四處奔走,努力為同胞找到可以安全留下來的方案。

監視與追討已擴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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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柏宏在台灣也經常透過網路關注土耳其國內變化。(攝影/陳曉威)
邱柏宏在台灣也經常透過網路關注土耳其國內變化。(攝影/陳曉威)
對葛蘭運動人士而言,即便生活在海外,也難逃出艾爾多安政府的監管。海外生活的土耳其人透過自己的管道,得知母國政權一直在向其他國內有葛蘭運動組織的國家施壓,要求當地政府將人送回土耳其。2017年5月,《路透社》(Reuters)便曾揭露一起馬來西亞政府強行遣返土耳其人的事件。當時人權團體指出,此舉應是馬國當局迫於安卡拉(Ankara,土國首都)的壓力所為。
邱柏宏雖慶幸自己身處台灣,不會發生類似事件,但他還記得,2016年7月15日的深夜,政變在土耳其上演的同時,他在台灣所收到的死亡威脅。
一整夜他的手機不停響起,都是來自一名艾爾多安支持者的恐嚇電話。對方更在隔日早晨於邱柏宏的臉書留下了兩則訊息:「我們會把你們全部吊死」(hepinizi asacağız)、「烈士的血不會平白犧牲」(şehitlerimizin kanı yerde kalmayacak),這個截圖至今他仍留著。
這兩年多來,邱柏宏與友人的生活過得其實並不安穩,他們必須面對部分親政府人士如影隨形的「監視」,以及要脅向土耳其當局舉報這群在台「恐怖分子」的恐嚇言論。
每週五聚集在清真寺做聚禮,是土耳其穆斯林的傳統,但邱柏宏透露,過去有些會寒暄兩句的人,現在為了不要被撞見跟他聚在一起,禮拜結束後便會儘速離開。這種孤立感,邱柏宏說,「我自己是有感覺到。」
不過,另一個勢力遍及全球且更為龐大的政府機器,才是邱柏宏心頭上最深的恐懼 ──那些原本旨在他鄉為公民提供服務保護的駐外館處,現在是否成為母國控制海外土耳其人的據點?

駐外館處的「角色變化」

在台參與葛蘭運動的土耳其人多少有所耳聞,前往土耳其在各國駐外館處處理文件時,很可能會因被列為「黑名單」而遭沒收護照。若使館人員發現申請人在土耳其外交系統上顯示「有問題」,便可能要求當事人出示護照,若當事人拒絕提供,將無法換發新護照或歸化他國所需的放棄國籍證書。
多位受訪者告訴我們,政變發生後的兩年,就有多起葛蘭運動人士在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以下簡稱辦事處)遭刁難的案例。有兩位曾在土耳其商貿協會、安那托利亞福爾摩沙協會擔任領導職務者,無法順利幫家人辦理護照更新及駕照轉換,還有兩位土耳其人的護照則在聽從指示交出後遭到沒收。
被土耳其駐外管處沒收護照的海外公民為數不少,台灣女婿艾維齊就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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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台灣女婿,艾維齊仍然承受不少來自祖國的壓迫。(攝影/陳曉威)
即便是台灣女婿,艾維齊仍然承受不少來自祖國的壓迫。(攝影/陳曉威)
20年前他曾是中山大學的第一位外籍學生,並在因緣際會下結識了現任妻子。中山財務管理學系畢業後,他選擇和太太留在台灣生活,開始從事跨國貿易。目前已在台定居10年以上的他,即將歸化成台灣人,但回想起護照被沒收的經過,他仍是膽顫心驚。
2017年上半年,為了處理土耳其國內的不動產,艾維齊曾兩度從高雄北上申辦委託書。第一次前往辦事處時,他便被要求提供護照,擔心遭沒收的他,因此打退堂鼓。
時隔幾個月後,艾維齊再度透過時任駐台辦事處代表的友人,從旁打探護照被沒收的可能性,並獲得「不會沒收」的答覆。5月9日上午,艾維齊帶著這份承諾,再次硬著頭皮進入了位於世貿中心的辦事處,並碰巧與該名代表搭上同班電梯,內心忐忑不已的他,趕緊上前確認護照是否會被沒收,對方則在出電梯後又一次給了他口頭保證。
未料,當天直到下午離開前,艾維齊費盡數小時的唇舌仍要不回護照。當時辦事處人員僅表示系統上顯示他有「紀錄」,無法歸還護照,他們只能提供一本協助回國的臨時護照,效期30天,上面寫道「此本臨時護照是為協助持有人返回土耳其特核發之(This temporary passport has been issued for facilitating beholder's return to Turkey)」,在亳無理由的情況下,要求他返回土耳其。
這本粉紅色的臨時護照意味著什麼,官員避而不答。當下艾維齊曾質問對方高層,「如果你是我,你會離開嗎?」官員沉默以對,而艾維齊知道他若回國,命運恐怕是落得入監坐牢。
他們的憂慮不是沒有來由的。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UN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美國國務院(US State Department)皆於2018上半年公布的國家報告中指出,土耳其國內自政變以來不斷延長的緊急狀態,已導致數萬人持續遭受人權侵害事件,包括無端剝奪工作權、限制移動自由、失蹤(forced disappearances)、非法拘留、各式監禁設施的虐待情形等。

亞洲土耳其人來台落難記

在台土耳其人也非唯一受母國越洋箝制的苦主。土耳其受訪者告訴我們,在其他亞洲國家如越南、韓國、柬埔寨等地的土耳其人,也面臨無法更新護照的窘境。
部分案例曾試圖飛來台灣換發護照,不過多數人因不願提供辦事處護照,最終無功而返,但也有人選擇冒險交出護照。
受訪時,David擔心身分曝光不願透露居住地細節。事發前他定居中亞,在當地從事教育工作。2017年因孩子護照效期問題,他輾轉來到台灣換證。但開心來台的決定,最後卻成了誤入虎穴的致命一擊。
「我在網路上找到了台北這座城市,原來它也有在提供土耳其公民領事服務,但是用的名字有一點不一樣,名稱是『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一開始我還不太明白,為什麼貿易單位可以提供領事服務,後來才知道,原來跟台灣的政治處境有關,她不被接受是一個國家⋯⋯,」David解釋著來到台北的理由。
在此之前,為解決子女護照將到期一事,他曾向土耳其各地駐外管處提出申請,但多度叩門失敗。愁雲慘霧之中,這個在台北的「陌生」辦事處曾讓他重燃一絲希望,最後卻是重重墜下。
土耳其政府發給旅外僑民的臨時護照。(照片提供/余尹倫)
憶起當時的情況,擁有葛蘭運動背景的David表示,起先辦事處的人員親切招呼,提供申請表格填寫,也收下換發子女新護照的費用,卻到最後一步,才要求他們提供父母護照。當時他以為申請上沒問題了,才乖乖照辦。
護照遭沒收後,David曾多次要求拿回護照,但受到拒絕,辦事處強調他的護照已遭註銷,必須返回土耳其處理,沒收的護照也將直接送回土耳其。他同樣領到了效期30日、註明僅能返回土耳其的臨時護照。
原訂當天來回的行程,也因這起預料外的事件,被迫拖延多時。當David再次抵達機場、準備離台時,已是數月之後。訪談中David多次表示,台灣沒有庇護方面的移民法規,是他最終被迫離台的主因。懼怕回土耳其的他曾埋頭苦尋台灣相關法規,卻未有結果。
由於台灣沒有庇護法律,停留期間David內心萬分煎熬,他自知一旦簽證過期被發現逾期,恐被遣返出境。受困台灣期間,David曾聯繫了邱柏宏等在台土耳其人及一些海外的律師朋友,但隨後他發現,因為台灣的政治現況,他無法找到像聯合國(UN)、國際移民組織(IOM)等單位的駐台辦公室。即便透過友人的管道四處打探消息,官方多半表示礙於台土關係,愛莫能助,且若發現是非法停留,就得依法將人驅逐出境。
「因為那時候的我什麼都做不了,我需要幫助,但不論在哪一個時間點上,我都沒能獲得幫助。」說出這句話的同時,David的情緒也顯得脆弱起來。
David在台灣唯一親自接觸的單位,是近年積極推動關注難民議題的台灣人權促進會。不過經多次討論後,依舊得出「恐怕沒辦法」的結論。台權會僅能盡力協助與內政部溝通。
在台灣尚無《難民法》或任何庇護法律的前提下,面對手中個案,NGO能向內政部等單位爭取庇護的空間其實相當有限,或者說「希望渺茫」。有參與個案工作的台權會副會長、律師周宇修指出,台灣目前並沒有可以申請庇護的法律,「這很可悲 , 」實務經驗上,「沒聽到說誰是真的可以很成功留在這邊的。」
曾參與協助David的台權會法務王曦表示,台灣外交部的確知悉土耳其人在台面臨的護照問題,但基於此為土耳其主權行為,表示將不會特別協助。部分面臨護照無法換發的個案也曾找上多名立委求助,對此立委羅致政受訪時透露,台灣當局曾試圖居中了解,但土耳其相關單位仍不願發護照。
我們去電及寫信給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針對幾個具體內容詢問,包括:土國政府於政變後是否更嚴加控管海外葛蘭運動人士?是否施壓他國政府驅逐相關人士、是否有黑名單?土耳其駐外館是否沒收海外公民護照?發放只能回到母國、30天的臨時護照?
辦事處在一週後來函的回應是重申土耳其官方立場,即葛蘭為2016年政變主謀,而其領導的葛蘭運動則是一「祕密、犯罪、恐怖組織」(clandestine, criminal and terrorist organization),稱它將對所在的海外國家構成威脅。但對於我們的具體問題,辦事處沒有任何正面答覆。

等待台灣庇護法律的國際孤兒

「我們一直等到了最後一刻,在那之後,我和太太討論了並決定離開,因為繼續待在這裡對我們已不安全⋯⋯台灣是一個安全的國家,我必須再次強調這點,但就我當時的情況而言,台灣對我來說並不安全。」David最終順利在歐洲取得庇護,但這份落腳歐洲的「幸運」並非其他庇護者皆能盼到。
台灣目前並沒有一套正常的難民審查機制,除難以處理庇護相關申請外,也無法源提供當事人後續滯台時的保護。一旦尋求庇護者被發現逾期停居留,下一步便可能直接遣送出境或移送外國人收留所等待遣返。
即便當事人有可能符合難民資格,移民署在無「法」以對的情況下,通常只能利用「內容無可奉告」的個案專案審查形式,但不透明的程序以及先入為主的心態,常招致台權會等NGO團體的抨擊,更不敢輕易交出手中的個案。
周宇修無奈表示,在台灣只有一個概念叫「非法居留」,又沒有任何可以豁免非法居留的法律規定,尤其是在庇護方面。因此若遣送已成定局,身為律師的他恐怕也無任何法律手段可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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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是台灣少數針對難民提供救濟的組織。圖為台權會開會情形。(攝影/余志偉)
台權會是台灣少數針對難民提供救濟的組織。圖為台權會開會情形。(攝影/余志偉)
針對難民保護脈絡下至關重要的「不遣返原則
《難民地位公約》第 33 條規定:「任何締約國不得以任何方式將難民驅逐或送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為他的種族、宗教、國籍、參加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而受威脅的領土邊界。但如有正當理由認定難民足以危害所在國的安全,或者該人已因某一嚴重犯罪被最終定刑,從而對該國社會構成威脅,則該難民不得主張本條保障的利益。」
」(non-refoulement),周宇修直言,政府官員常愛搬出套套邏輯的問題,意即一個人得適用「不遣返原則」,前提是他是難民,若先決條件沒有被滿足,也就談不上適不適用的問題。
事實上,「不遣返原則」為行之有年的國際習慣法,是保障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安危的重要規範。除國際《難民地位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外,台灣政府2009年通過的兩公約
兩公約國際審查委員於2013年3月1日發表的第59號結論意見指出,台灣現有法律中並未明定「不遣返原則」 ,故敦促台灣儘速通過難民法,且法案應包括與《難民地位公約》第33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以及《反酷刑公約》第3條相符的「不遣返原則」。
內亦規範了此一原則,要求政府避免將人遣返回可能使他/她受到酷刑或不人道待遇的國家或地方。但台權會指出,台灣政府長期以來,都沒有遵守不遣返原則的國際法規定,近期則在民間團體的抨擊與監督下,稍有改善。
面對移民署常搬出的「欠缺法源依據
即沒有《難民法》等法源依據,移民署處理難民事務窒礙難行。
」擋箭牌,周宇修則認為,難民認定的本質是一種給付行政,並不需要很嚴格的法源依據,而是能依行政組織法之職權規定行事。而《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內已明定「難民之認定、庇護及安置管理」為該署職掌業務之一。

難民議題的討論仍滯留在起點

當台灣留不下來,去他地尋求庇護也越發困難時,這才是邱柏宏最憂心的結局。據了解,近期已發生參與葛蘭運動的海外土耳其人,無法順利向歐洲、大洋洲等地的國家尋求庇護,北美地區的大門也正悄悄關上。
而這與國際當前高張的反移民聲浪不無關係。
歐洲自2015年陷入難民危機以來,大門前已湧入至少100萬的難民和移民。龐大的人數壓力,讓向來主張人道價值的歐洲也不堪負荷,埋下了一場政治分裂的危機。前線國希臘、義大利日益積累的不滿,奧地利東歐國家與歐盟所在地布魯塞爾的對立
匈牙利、捷克、波蘭等東歐國家拒絕接受歐盟的難民配額制度,奧地利也曾在2017年3月聲稱仁義至盡,不願再協助分攤任何難民。
,都在在顯示難民危機的棘手。連曾對難民採取「門戶開放」政策的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執政後期也因難民政策備受內外政敵抨擊,並宣布未來不再尋求連任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上任,則深化了國際上邊境緊縮與反移民的立場,他的發言,與歐洲國家內右翼及民粹勢力的反移民、排外言論相互呼應。2017年底,他更宣布退出旨在保護難移民的《紐約宣言
因應2015年地中海難民危機,聯合國大會於2016年9月通過《紐約宣言》,期望透過建立一套「安全、有序、正常」的全球移民契約,解決當今大規模遷徒及難/移民流動的問題。
》(New York Declaration)。2018年底的聯合國大會上,美國更在《全球移民契約
《全球移民契約》全名為《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球契約》,是全球首次嘗試針對各面向的人口遷徙問題,尋找一個共同的解決方針。為落實《紐約宣言》的目標,世界各國於2017年4月正式投入到契約內容的協商與制定,最終版條文於同年7月拍板定案。
由於該契約牽涉各國移民政策及主權問題,美國、波蘭、匈牙利、捷克、以色列最終拒絕簽署,澳洲、奧地利等國也在表決上選擇棄權。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的表決上投下反對票。
為了繼續留下,這群土耳其受訪者試過各種途徑,邱柏宏與初雅士曾作為代表,拜會政府相關部會、立委、NGO,說明情況遭遇,但四處奔波的結果,卻換來一遍遍大同小異的回應,台灣沒有庇護法律,沒有難民法,他們說:「簡單來說就是沒有辦法!」
眼前唯一較即時的解套,似乎只剩《難民法》的通過。但草案自2007年函送立法院審議,直到2016年7月才終於出了內政委員會,原以為這一步是跨過了最難的一道坎,但草案涉及的兩岸敏感政治因素、台灣地小人稠能吸納多少政治難民等考量,都使其進程停滯下來。
台灣制定《難民法》進程
羅致政認為,台灣是一個強調人道的國家,一般難民的處理可以開放些,但在政治難民、政治庇護這一塊他認為要非常小心:「對不按牌理出牌的非民主國家來說,一旦接受他們的政治難民,會不會讓台商或國人在那個國家面臨更大的風險?」對此,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廖福特則建議,先釐清此類案例實際發生的可能性以及背後的衝擊,否則預設立場恐是對極權及不民主政權低頭。
積極在立院推動人權法案的立委尤美女表示,所有法案的通過,都必須是在一個時間點上,特別是人權相關的法案,社會沒那麼有感,「每個人都覺得顧自己都顧不了了。」何況難民議題又牽涉到對外國人的保護,通過的難度更高。去年底地方大選與公投的結果,多少預示著人權法案的命運,也讓執政當局承受極大壓力,「拼經濟」是政府眼前唯一的任務。
不過尤美女強調,台灣民間團體在人權議題上的努力並非白費,一旦少了前面十幾年的醞釀、鋪成,「即便到了那個時間點,你還是沒有東西可以(通)過」。
探討難民法通不通過的同時,尤美女也點出了值得社會一同思考的問題:「究竟難民議題是否有被台灣社會認為是urgent(急迫)的?我們心理上又準備好要接受難民了嗎?」她雙雙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事實上難民的議題,在台灣社會並不是一個被看見的議題,也不是大家在討論的議題,它其實只是人權團體在推。」
她認為從同婚、移工議題所激起的反挫言論來看,不難想像整個社會在面對難民時會有的態度與反應,「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很可怕的言論出來,」尤美女苦笑表示。難民議題正如所有人權議題一般,最終追求的還是「同等」對待,而非當成次等公民;但當我們都無法以同等的方式對待身邊人時,「你能夠期待,今天一個難民過來,你給他同樣的待遇嗎?」
「庇護」這個相對陌生、相對新的概念,究竟在台灣會如何被理解,邱柏宏坦承不免有些擔心,往後若要帶著這個新身分生活,一時之間恐怕也會難以適應。對於孩子長大後會不會因此被人異樣看待,他心裡很掙扎。
但擔心歸擔心,如果想留在台灣,眼前除了庇護似乎也別無他法。由於妻子非台灣人,加上13年來所拿皆是學生簽證,不符合自願歸化
內政部官網指出,居留原因為下列各款事由之一者,其居留期間不列入歸化之合法居留期間計算:
A.經勞動部許可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規定之工作。 B.在台灣地區就學。 C.經有關機關請求內政部移民署禁止其出國。 D.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 E.因發生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程序。 F.因職業災害需接受治療。 G.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證人。 H.以前7款之人為依親對象。
、申辦台灣護照的資格。對此,他難過表示,自己沒能等到辦一本台灣護照的權利。
「所以對台灣來講,我的13年是完全沒有用的。」邱柏宏最終為自己的台灣歲月下了如此結論。

今日土耳其,昨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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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下的在台土耳其人成為國際孤兒。(攝影/陳曉威)
政變下的在台土耳其人成為國際孤兒。(攝影/陳曉威)
面對這部邱柏宏苦苦等待的《難民法》,台灣人究竟該如何理解、並開啟議題的討論,廖福特認為,不妨回頭去審視從戒嚴至1993年期間,台灣所經歷的黑歷史。
解嚴前,「黑名單」也曾是威權政府用以打壓異議人士的手段。廖福特口中的「黑名單」,即是指白色恐怖的年代,政府針對在海外主張台獨、共產主義等人士,透過註銷其護照、不予返台加簽
返台加簽為過去台灣簽證制度的一種。過去,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及返台加簽者才能重新入境台灣,而政府可以從入出境管理局直接取消任何一個回台加簽的字號。這也造成海外台灣人的黑名單現象。(取自維基百科)
等方式,禁止再度返台。
當初若非其他國家的政府來保護台灣人,當事人如何在沒有護照的情況下,停留他鄉?「這就是典型的政治庇護,」廖福特指出,台灣今日之所以能夠發展成一個民主化、注重人權的社會,在某種層面上,也與當年他國願意伸出援手,提供這些「黑名單」庇護有關。
究竟在強調人權價值的台灣社會,有沒有必要善盡這個國際社會上的責任,值得細細討論。廖福特強調,若要說台灣社會還沒準備好,那絕對是「主觀條件、心情上」我們從未思考過接受難民的情況,但就客觀條件而言,台灣是有足夠的社會條件可以逐步接納難民。
說起下一步,邱柏宏的心裡似乎仍沒一個答案。坐在長桌另一端的他,採訪途中總會時不時的低下頭來,像是在思索著什麼一般。他不知道自己該往哪裡走,又該帶著家人往哪裡去。對他和妻子而言,「未來」這兩個字,已從憧憬淪為夫妻間最沉重的話題。
「所以我們遇到了這些問題,經歷了這麼多東西後就知道,如果中間是國家跟國家的關係,人就沒有什麼用,沒有什麼重要。」這是親身走過一遭後的邱柏宏,最深切的領悟。
在國與國之間,個體是多麽渺小無助。但即便如此,他還是沒放棄留下來的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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