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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現場【山思而行】

呂忠翰、張元植/8千公尺最終章:關於K2冬攀,我們想說的是⋯⋯

海拔8,611公尺的K2(喬戈里峰),高度雖是全球第二、難度卻一直公認世界第一。在14座8千公尺以上的山峰中,直到去年(2020)之前,仍是人類唯一還未曾在冬季登頂的山峰,被喻為是登山家夢想聖殿。

今年(2021)1月16日,10名尼泊爾登山家組成的聯合團隊成功解鎖K2冬攀、在聖殿中留下足印,讓2021年成為攀登史的重要標記。2019年6月,曾挑戰K2的「山思而行」專欄作家呂忠翰(阿果)、張元植,針對這場歷史性的攀登,進行一場紙上對談──關於紀錄、組隊、攀登方式,從他們個人到人類探險歷史,有什麼特殊的啟發與意義。

Q:K2冬攀,對登山界及登山史的意義是?

元植:1950年,由莫里斯.埃爾佐(Maurice Herzog)率領的法國遠征隊登頂了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納(Annapurna),開啟了8千公尺巨峰的首登年代。直至1964年,中國隊登頂希夏邦馬峰(Shishapangma),全數8千公尺山峰頂皆已印上人類的足跡。

自此,以8千公尺為舞台的挑戰分為三個支線:一是以更困難的大岩壁或稜脊為目標的「新路線」;其二則是不使用輔助氧氣的「無氧攀登」;最後則是1980年,由波蘭冬攀教父安德烈.薩瓦達(Andrzej Zawada)率領的聖母峰冬攀為濫觴的「冬季攀登」。這些挑戰都有個共通點:以更為艱困的條件與環境,將攀登的可能性及人類的潛能,推進到更高遠的境界。

新路線的攀登永無止境,只要想像力足夠,永遠能夠找到未有前人踏足的路線。而無氧攀登的年代啟於登山皇帝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也終結於他,1986年梅斯納成為首位不使用輔助氧氣、登頂全數8千公尺巨峰的登山家。

1980年代,以薩瓦達為首的波蘭菁英登山者,以「冰峰戰士」(Ice Warrior)之名橫行世界高峰。他們錯過了喜馬拉雅巨峰首登的黃金年代,以「冬攀」這嚴苛的風格詮釋高峰攀登的藝術。自1980年聖母峰冬季首登起、至1988年之間,波蘭人完成了7座8千巨峰的首次冬攀。80年代,波蘭就等於冬攀的代名詞。

其後,因為蘇聯解體,共產社會的秩序被自由經濟取代,波蘭再也無法出現以國家為後盾的大型遠征隊,大規模的冬季遠征就此消弭。其他國家的攀登者也未在如此嚴峻的領域再創佳績。直到2005年,義大利的莫洛(Simone Moro)冬季首登希夏邦馬(Shisha Pangma)
海拔8,027公尺高,為世界第十四高峰。
,冬攀的腳步才被延續。
再十餘年過去,2016年冬季,號稱當代冬攀之王的莫洛與西班牙的塔斯康(Alex Txikon)、巴基斯坦的薩達帕拉(Ali Sadpara)一同登頂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巴峰(Nanga Parbat)
海拔高8,125公尺。
。自那時起,全球14座8千公尺高峰中,只剩第二高峰K2,尚未在冬季被人類登臨。

可以說,K2冬攀,標誌著8千公尺首登的「Last Great Problem(最後挑戰)」。當這個問題被克服,也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阿果:完成K2冬攀是令人驕傲的事情,那是尼泊爾人民可以慶祝的紀念日時光,因為他們百年來的歷史,是一直被壓抑的、苦力者的情緒,為了生存、為了世界各國探險家工作付出,他們原本不是一心想站上山頂上的人,但隨著社會價值,學會面對現實生活,也學習拉高對自己的存在意義,最後走向山頂的證明。對我來說,登山沒有對錯、也沒有高低貴賤,他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也隨著時代變遷,找到自己生存步伐。

Q:K2冬攀,為什麼那麼難?

阿果:冬季K2的環境,平均整月都受強度超過每小時40公里以上的季風影響,幾乎不太可能出現一個星期低於40公里風速的空檔,光是要上去架繩運補之類的,都極為困難。但今年反常,有幾次空檔都小於30公里、甚至更低到10公里以內,是有利的攀登條件。

元植:由於K2所在的喀拉崑崙山脈所處緯度,恰好是盛行西風帶的南緣,當冬季西風帶增強時,喀拉崑崙8千公尺巨峰受到的影響就更為強烈。以往冬季,在山峰的高處還會常態性吹颳起時速每小時80公里以上的強風,加上冬季動輒攝氏零下40度以下的低溫,這讓攀登條件嚴苛到幾近不可能。

這也是為何喀拉崑崙山脈的冬攀條件,比南邊的喜馬拉雅山脈更嚴酷。直到2013年,加舒布魯二峰(Gasherbrum II)
海拔8,035公尺、世界第十三高峰。
才被人類於冬季登頂,這也是喀拉崑崙第一座被冬攀成功的巨峰。

而K2在喀拉崑崙的巨峰群中,又是特殊的存在。因為祂是獨立山體,不像其餘高峰有山群阻隔,受到風與天氣系統的影響特別明顯;而且又有遠比鄰山高上500多公尺的絕高海拔,這讓冬季的K2擁有比起其餘巨峰更為狂暴的氣候。

Q:尼泊爾聯合隊的陣容和背景?

登頂成員之一的登山家明瑪.G,在Facebook上貼出影片,同時也和大家解釋此次攀登計畫的意義。
阿果:這支攻頂的隊伍是以尼泊爾雪巴人(Sherpa)
雪巴族藏語意思為「從東方移居來此的人」,長年生活在喜馬拉雅山域一帶的高海拔山域,具有強悍體能與心肺能力。
多數雪巴人會直接用雪巴(Sherpa)來當作姓氏,以出生的那一天當作自己主要的名字,如星期天(Nima)、星期一(Dawa)、星期二(Mingma)、星期三(Lhakpa)、星期四(Phurba)、星期五(Pasang)、星期六(Pemba)。
,加上一位廓爾喀英國人普爾加(Nirmal purja)為主,再加上幾支當地國外隊伍的聯合組隊。他們在山頂前等待著所有雪巴一起站在山頂上,不會自私的說誰是第一位,那是令人感動的,他們共同創造了自己的夢想跟故事,為了在這世代留下他們的足跡跟印記,可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同胞說明如何從生存跳脫到夢想,而這一步走得是如此艱辛。

我為曾一起相處過的雪巴人感到開心,也期待台灣人也可以跳脫框架,逐漸跟上國際腳步,不斷反省自己,並勇敢的朝夢想前進。

元植:這次完成首登的10名尼泊爾籍攀登者,分別來自3支隊伍。以下隨他們今年冬季抵達K2基地營的時序做介紹:

明瑪.G

明瑪.G (Mingma G,本名Mingma Gyalje Sherpa) 來自尼泊爾諾瓦嶺山谷(Rolwaling Valley),是尼泊爾新興商業公司「Imagine Nepal」的經營者。

他在2019年~2020年的冬季,曾組織史上第一支商業型態的K2遠征隊;今年(2021)冬季也來到K2的冰島人史諾里(John Snorri),去年也在該支隊伍中。不過去年該支隊伍因為隊員之間的磨合及天候因素,只攀登至C1就打道回府。今年,明瑪.G與達瓦.丹京(Dawa Tenjin)、 基盧.彭巴.雪巴(Kilu Pemba Sherpa)組成一支菁英三人小組,沒有招收任何客戶,以攀登者的身分來到K2。

明瑪.G除了是IFMG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ountain Guide Associations)認證的國際嚮導,也是充滿熱情的攀登者,曾於2015年以獨攀的方式,經由西壁首登海拔6685公尺的未登峰──卓布吉峰(Chobuje,海拔6,685公尺),亦曾有多座8千公尺的攀登經歷,包括2014年夏季無氧登頂K2。

不只一次的訪問中,明瑪.G表示,這次K2冬攀是為了尼爾泊──「為了這個國家的驕傲、為了尼泊爾登山社群、也為了下一代的尼泊爾登山者們」,顯示他對於尼泊爾未來世代攀登者的使命感。

這次K2冬攀中,明瑪.G組成的三人小組都在登頂名單之列。

普爾加

普爾加(Nirmal Purja ,又稱Nims)早年是英軍廓爾喀兵團的一員,後於2009年獲選進入英國SBS特種部隊。他在2012年初次接觸登山,之後有一些8千公尺高峰的登頂經驗。2018年,他自英國軍方退伍,專注自己的登山生涯。

2018年底提出的「Project Possible」,令他橫空出世躍入世人的眼簾:他要在7個月內,完攀世界上14座8千公尺以上的高峰。最終,他與一群菁英雪巴團隊,以6個月又6天完成計畫,瞬間成為攀登世界最為人所知的一號人物。雖然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Nims是當今高海拔攀登界最強壯的登山者之一。

這個冬季,普爾加與明瑪.大衛.雪巴(Mingma David Sherpa)、明瑪.丹濟.雪巴(Mingma Tenzi Sherpa)、葛真.雪巴(Geljen Sherpa)、潘.齊力.雪巴(Pem Chiri Sherpa)、達瓦.天巴.雪巴(Dawa Temba Sherpa)組成K2冬攀隊,並最終一同登頂。其中,有兩人為「2019 Project Possible」的成員。

Nims也是此次K2冬攀登頂的10名攀登者中,唯一沒有使用輔助氧氣登頂的攀登者。

索納

索納(Sona Sherpa)來自當今最大的8千公尺商業攀登公司「Seven Summit Treks(SST)」。這個冬季,SST組織了一組由12名客戶構成的商業遠征隊,並與來自西班牙的菁英攀登者明格特(Sergi Mingote)合作,由明格特與SST的經營者達瓦(Chhang Dawa Sherpa)共同領導這支隊伍。

這次登頂行動,索納是以SST架繩隊成員的角色,與另外兩組人馬協同合作,共同將固定繩索架設至K2高處。而在攻頂成功的當日,明格特在完成適應行程下撤至基地營的路上,不幸滑墜身亡,SST的其餘客戶則在基地營等待下一波天氣窗口,嘗試攻頂。

Q:共同登頂、不凸顯個人第一,背後的意義是?

阿果:在環境給予合適的天候下,才有盈餘思考登頂意義的決定。 在那麼好的天氣助力下,這些人在秋季都已經做好適應了,當人處在不再太擔心生存的情況裡,就有很多想像可以做了,尤其大家都知道,這是最後一座還沒被攻破的冬攀紀錄。

雪巴長期在這樣的極端環境下協助登山者,走在前面開路架繩,一座8千公尺這樣遠征式的攀登,通常無法以一人之力來完成,這群人最後在峰頂上,一起完成會留名歷史的冬攀紀錄,讓人覺得感動。

就我和雪巴相處的經驗來看,因為他們都是尼泊爾人,從過去服務別人、到現在可以為自己國家留下重要紀錄之一,但心態裡其實就如同我跟元植在2019年在K2時一樣,如果天氣跟情況允許,我也一定會想跟元植「一起」上去,這是我認為自己長期攀登的教育養成,一開始就認為,這樣的探險並不是為了國家或個人紀錄、在角逐14座8千公尺紀錄的競爭下成長的關係。

元植:我跟阿果一直在追這次K2冬攀首登日的每一筆新聞更新,看到明瑪.G的Facebook更新到距離山頂20公尺後遲遲沒消息,還在猜測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結果約一個多小時後看到SST的頁面竟然寫:「大家在峰頂下方10公尺等全員到齊,」我們一致的反應是:「天氣竟然好到能夠等人?簡直不可思議!」而且這個等待不是2~3分鐘,是至少1小時起跳。

這反映的是今年冬季K2的氣候反常,正常情況無時無刻吹颳、常超過時速80公里的巨風消失了,那歷史性的1月16日,整天的風速沒有超過20公里。正是這種外在條件讓冬季首登以及共同登頂成為可能。

值得一談的另一個面向,就是對於尼泊爾攀登者們而言,登頂的意義為何?

其實在遠征初期,這幾支隊伍並非最後看到的「合作」關係,反而類似各大商業攀登公司(SST、明瑪.G的「Imagine Nepal」,以及普爾加的公司「Elite Himalayan Adventures」)的一種「競合」狀態。持續追蹤K2冬攀消息的人會發現,初期完全是各搞各的,明瑪.G先到,所以先完成二號營地以下的繩索架設;之後普爾加將進度推到三號營。

轉捩點出現在1月10日,當日,在一波惡劣天氣迫使攀登者回到基地營等待數日後,普爾加率先回到山上,但在二號營卻發現所有帳篷與儲存的裝備都被巨風摧毀。就在這個時間點,他與明瑪.G的團隊合流,共同團結為登頂努力。

而讓兩方展開合作的契機,除了巨風摧毀營地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兩方都將這次冬攀視作讓尼泊爾登山者、尤其是雪巴協作,在世界面前揚眉吐氣的契機。曾經,雪巴人做為輔助西方攀登者的角色,無論是在8千公尺首登年代──比如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艾德蒙.希拉蕊(Edmund Hillary)在聖母峰首登時的關係──又或是1990年代大規模商業化後,雪巴人幫助太多人登上峰頂完成夢想,但這些貢獻不為世人重視、亦不曾在歷史留名。K2冬攀正是新世代尼泊爾攀登者對世界的宣言。

也正是在這個前提下,他們才願意在最後關頭,放棄個人的成就與榮耀,在峰頂下等全員到齊後,肩併著肩唱著尼泊爾國歌,登上頂峰。

Q:吸氧、無氧,是問題嗎?

阿果:對於純商業的攀登和吸氧,我本身是可以接受的,本來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夢想。但是,8千公尺高海拔攀登最有看頭的,其實還是在新路線上的著墨;至於傳統路線上,最後的目標只剩下K2這條路線上的冬攀,而傳統路線的攀登,有沒有使用氧,當然免不了是會被拿出來討論的事情。

討論的方向多半會是:能不能再更少使用輔助工具的幫忙,展現出探險的精神?如果無法走出自己的新路線,能不能用比較純粹的方式,來進行攀登?能否真正以自己的力量面對大自然,在氧氣較少的環境下,完成一座8千公尺的山峰?有氧、無氧一直以來都不是我的重點,重點是「如何選擇一種走得更純粹的攀登模式」,但也不需要為此焦慮不安而帶來壓力,試著努力達成共存關係。

跟我爬過山的人都會理解,我只想找尋一種野性,看到人為了生存而展現的畫面,如同山群稜脈,也是透過造山運動赤裸裸地真實存在。人與大自然之間、人類與人類、山與山,是不同對話模式,我曾與雪巴人合作,在國內外攀登過程中救援過一些人;我也曾和國際朋友一起合作攀登,充滿冷暖極限的生死瞬間,共同創作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也將這些在山中領悟的待人處事道理帶回台灣,那是我向山學習到的地方。

元植:我曾經無氧在8千公尺以上活動,亦曾使用過氧氣。深知無氧與有氧這兩種攀登方式之間有絕大的差異。以攀登速度來說,我的經驗是,氧氣開到常見的1分鐘1.5~2公升流量,我的身體的體感可以降低1,500公尺海拔;亦即,我在8,000公尺高度吸氧時,感受與體能大約回到6,500公尺的表現。這中間天差地遠,而且還不算上氧氣對末梢循環的助益,以及預防凍傷的效果。

曾經有個傳神的比喻:「吸著氧氣登8千,就像騎著電動車跑環法自由車賽」,我完全認同。吸氧本質上就是為了登頂,將山的難度降低,去遷就自己的能力。

有人會說,這是明智的攀登抉擇,人都應該選擇對自己的安全負責的攀登方式。但其實這忽略了一點──就算不使用氧氣,「撤退」永遠是你隨時可以採取的選項。

不過,就算是吸氧氣,冬攀K2依舊十分困難,能成功也是一項壯舉。但對我而言,尚不能算是百分之百的達成這項挑戰,畢竟,吸氧者完成的,只是「被簡單化」的冬季K2,含金量畢竟沒那麼足夠。

當然,以後設的視角而言,普爾加最終仍採取了無氧的方式,完成了K2冬季首攀,這讓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聲浪一致住口。

Q:攀頂有東西文化差異嗎?

元植:更精準地說,其實不是東西文化差異,而是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這道光譜的位置。

我們討論的是「攀登到底為了什麼?」當然這個動機絕對不會純粹只有一個目的,或是非1即0的歸類;它是一個光譜,而攀登者可能落在其間的任一位置。

1970年代前,大部分的巨峰遠征或多或少都具有國族色彩。攀登者本人當然熱愛攀登,但登頂插旗,最終是榮耀了國家。這也是為何早年的遠征,是以團體為單位的軍事作戰,由團隊協力送一個人登上頂峰,就算整個團隊的成功,原因即在於,攀登最終彰顯的,還是個人隸屬的集體的價值。

1980年代後,在西方攀登者之間,個人主義成為主要色彩。以梅斯納為代表的一眾頂尖攀登者,開始將攀登的內在驅力,轉化為個人生命的深層體驗。他們攀登,不是為了任何他者,純粹只是自我的完成與實現。也是在這種思維基底下,採取小隊伍、輕裝快速的阿爾卑斯式攀登
阿爾卑斯式攀登是一種登山方式或風格,登山者以自給自足的方式,即自己攜帶裝備、物資去攀登中高海拔山峰,通常不需要架設固定繩索、高山搬運工和氧氣瓶。
,方有成為主流的條件。原因即在於,阿爾卑斯風格就是在強調攀登者個人能力的發揮,甚至涉及了品味與美學。

回到這次尼泊爾聯隊的K2冬季首登。從明瑪.G以及普爾加在事前的受訪與社群發文中,不只一次提過,這次攀登是為了「讓國家、攀登社群感到驕傲!」這樣的敘事很明顯近似70年代之前的西方遠征隊。最後,也是對於集體的認同讓三支尼泊爾隊伍聯合起來,在最後的時刻一同唱著國歌,完成了這歷史性的登頂。

對我而言,這明顯偏向光譜中集體主義那端。這不涉及價值判斷,集體主義作為攀登內在驅力的主體並無不好,這邊只是陳述在我觀察下,尼泊爾攀登者與當今西方攀登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更何況,除了差異,同樣作為攀登者,尼泊爾攀登者與西方攀登社群還共享了更多相同的價值體系,包括應該要在合理範圍內堅持攀登的純粹性,以及對於人道關懷的堅持等等。

Q:這次K2冬攀達陣,給你們最大的刺激和感動?

阿果:給我想往前的動力,他們都辦到了,那麼我也可以期待,自己往前推進夢想。

元植:對我而言,這次攀登給我的感受比較是一種「親眼目睹歷史」的震撼感,能有機會見證一個時代終結的瞬間並不容易。我更會好奇的是,在冬攀時代結束,同時也意味著8千公尺山峰的各種「首登」正式完結後,人類與巨峰之間還能夠激發出什麼新的創造力與可能性嗎?這才是我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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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植和呂忠翰(阿果)2019年曾組隊挑戰K2冬攀,但最後因雪況不穩定選擇撤退。圖為張元植與K2頂峰合影。(攝影/呂忠翰)
張元植和呂忠翰(阿果)2019年曾組隊挑戰K2冬攀,但最後因雪況不穩定選擇撤退。圖為張元植與K2頂峰合影。(攝影/呂忠翰)

Q:創紀錄之外,攀登對人類最不可抗拒的原始動力是什麼?

阿果:我想是一種牆外有什麼的好奇天性!往外探險是天性,也證明不管生死、是一種想活下去的勇氣。冒險和探險最深層的,不是想做給誰看、也不是覺得自己很厲害偉大,更不是為了紀錄去追逐。但那些紀錄是時代發展早晚問題,它確實已經被刻印在那邊,是讓人想靠近的距離,也變成許多人追逐的方向,或許有一天我們心態方向對了,自然而然也就會站在那裡了。

人們常常為了超越紀錄、系統級數,設立各種對自己、對別人的評價標準,卻逐漸失去控制的批判,忽略走進大自然裡,每個人都需要摸索、期待未知領域來震撼,那勇敢的內在自己;就像在追逐這些紀錄或級數時,總是要親手摸過、努力過、失敗過,才是真實的故事。每個人都會有內在不同的聲音感受,我們會認真尊重自己的探險嗎?那就是為什麼紀錄已被旁人締造了,但我們還是會去完成百岳,不斷不斷會想在一座相同的山林裡遊走,找尋深刻事物的過程。

元植:對我而言,吸引我一再攀登的內在動因有二:一是每次攀登都能帶給我新的生命經驗。可以說,我是透過山與攀登,去認識這個世界。而就像阿果說的,藉由攀登,我能夠一次一次的站在牆垣的邊界,探頭出去看看牆外還有些什麼。

其二,則是對內在自我的觀照。藉由攀登,我成為更好、更完整、我更喜歡的自己。每當完成一個目標,就像人生又拚上一塊拼圖;每當面對失敗,則能引領我發掘自身的不足,從而有繼續往前的方向與座標。

Q:K2挑戰,自己還會再來一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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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忠翰(阿果)2019年挑戰K2未果,在山麓留下影像紀錄,他說自己仍會二度準備登頂K2計畫。(攝影/張元植)
呂忠翰(阿果)2019年挑戰K2未果,在山麓留下影像紀錄,他說自己仍會二度準備登頂K2計畫。(攝影/張元植)

阿果:我還是會再去,畢竟完成14座8千公尺山峰是我目前能做的夢想之一。

2019年我經歷了攀登K2要折返的抉擇時刻,之後思考了一年多,我知道安逸生活的美妙,我知道島內有很多事情可以發展,我知道該擔心的事情還是會擔心,我知道會準備的態度還是該準備,但仍想探索牆外是什麼呢?

人們往往都會設立一道自我的牆,會因為背景、環境、文化、互動、為了活下來,不斷地努力學習以及突破,來找到夢想、找尋存在意義,問著「我是誰?那線邊還有什麼?」遠山的呼喚,就像我喜愛的籃球一樣,看著就會拿起球來,走進球場,拍打著,找尋一個喜愛的弧線,為自己喝采。享受那夜裡香甜的微笑,也享受著窺探後的暖陽,讓好奇引領創造力。

我預計今年3月10日到5月31日,將前往兩座8千公尺高峰安納布爾納峰(Annapurna)
海拔8,091公尺、世界第十高峰。
道拉吉里峰(Dhaulagiri)
海拔8,167公尺、世界第七高峰。
,同時二度準備夏季的K2攀登計畫。

元植:我在2019年的K2發現自己的界線:我的能力還無法無氧登頂K2,這意味著我還無法以我心目中的理想形式去攀登這座大山。在評估自己具備相應的能力之前,我不會重返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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