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秋天的某個清晨，犯下滅門慘案的死囚王維勤被押解到北京城的菜市口，在刑部官員的監督下，劊子手將對他行刑，以便向12條人命贖罪。王維勤被丟在一群士兵與圍觀者中間，死刑將在眾目睽睽中執行，圍觀民眾是為一睹大清政府最殘酷的刑罰而聚集。

行刑程序開始時，士兵先扒去王維勤的衣服後，劊子手拿起刀子將他胸部的肉一片片割下來，接著是他的二頭肌、大腿肉；在進一步行刑之前，劊子手快速地刺穿他的心臟；待他死亡後，開始系統地剜割四肢，先是手腕和腳踝，其次是手肘和膝蓋，之後是肩膀和臀部，最後則是一刀砍下頭顱。這個行刑過程宛如一場精心編排、極其殘酷的「贖罪劇本」：先通過割肉來羞辱和折磨，然後快速刺心終結其生命，最後再對屍體進行徹底的肢解，以達到最大限度的懲罰和示眾效果。

這畫面夠震懾和殘忍吧！但這是真實事例，並不是虛構的故事情節。當時因義和團拳亂而駐紮在北京的法國士兵，將王維勤遭行刑的畫面拍攝下來，這張照片目前收藏在法國的尼普斯攝影博物館（Musee Nicephore Niepce）。而王維勤遭執行的死刑，就是「凌遲處死」，俗稱的「千刀萬剮」，是《大清律例》中的一種殘酷刑罰。直到1905年，在法律修訂大臣沈家本與伍廷芳的上書建議下，大清才正式將凌遲連同梟首、戮屍等酷刑一併廢除。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人帶著照相機遠赴中國獵奇，拍下許多凌遲畫面，製成明信片，成為異地旅遊的珍藏與記憶。對同樣歷經酷刑歷史但已不復記憶的歐洲人而言，傳統中國的凌遲不僅令人震驚，更加深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的自我優越感。

事實上，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江玉林在〈正義的圖像學反思──從Pieter Bruegel的〈正義〉版畫談起〉一文即指出，尼德蘭畫家老彼得．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在1559年創作的〈正義〉（iustitia）版畫，以正義女神為主軸，栩栩如生再現各種酷刑，包括斬首、絞刑、火刑、輪刑、鐘擺刑等。文章同時指出，〈正義〉版畫不僅再現當時的殘酷刑罰，並讓正義女神身處特殊歷史情境的景觀裡：原來正義必須如此殘酷！

研究西方刑罰或酷刑歷史的人，都不約而同地指出，當時圍觀斬首幾乎成為民眾的一種「娛樂」。因為公開執行刑罰，展演正義，上演的不僅是一齣齣的「法律劇場」，更是精心策劃的宗教儀式，作為試圖淨化犯人的救贖試煉。更甚者，基於迷信，死刑犯的四肢、睪丸等身體部位還會被人偷偷割下來，用以製藥治病。這說明西方社會如同華人世界一樣都曾經存在酷刑，刑罰的核心是痛苦，而且行刑是公開的，目的在於展示國家權力並警惕民眾，達到震懾的效果。

前述有關王維勤遭行刑過程的敘述，援引自加拿大籍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與他人合著的《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Death by a Thousand Cuts）一書。傳統中國之所以容許凌遲這種酷刑存在超過千年以上，誠如卜正民等人在書中所指出，死刑幾乎在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存在，直到18世紀，人們對於死刑的理解都是一個人如果犯了十惡不赦的罪，那麼必然要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回敬他，這就是所謂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在人類歷史早期，於執行死刑時盡量避免或降低犯人痛苦的想法，被認為是荒謬的──因為簡單地處死犯人，既不能讓其遭受充足報復，也不能讓其徹底贖罪；應該要用殘酷的手段，從生理、心理及精神上折磨他，一如他給別人造成的傷害。基於這樣的理念，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法典《漢摩拉比法典》裡，才會出現「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條文。有了這樣的認知，更可體會影集《回魂計》（The Resurrected）中趙靜（李心潔飾）與汪慧君（舒淇飾）兩位母親的復仇心態。

《回魂計》是一部台灣與泰國合拍的懸疑犯罪影集，於Netflix獨家上線。該影集以虛構城市「班佧」為背景，講述一場違背自然法則的「7日回魂」復活儀式。故事始於一場令人髮指的跨國電信詐騙綁架案，它摧毀了3個家庭，也點燃了趙靜與汪慧君心中復仇的烈焰；縱使另一位倖存者的母親、同時也是協助兩位母親處理法律事務的律師黃宜臻（賈靜雯飾）再三勸阻，也阻擋不了兩位追尋正義的狂熱。

趙靜與汪慧君隔著行刑室的玻璃，雖然親眼見證主謀張士凱（傅孟柏飾）被五花大綁、注射藥劑執行死刑，但她們內心感受到的並非解脫，而是更深沉的無力感。張士凱這麼有尊嚴的死去，在她們看來並不是懲罰，而是一種獎賞。當她們想到自己的女兒或是慘死、或是受重傷而成為植物人時，一句「就這麼結束了？」道出了她們認為法律的終極裁決，遠遠無法與張士凱的罪行劃上等號的錐心之痛。於是，兩人決定「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親手對其施以懲罰。

台灣作為華人社會的一環，在重大犯罪事件發生時，民眾常會出現「治亂世用重典」、「以牙還牙」的報應心理，渴望對犯罪者施以最嚴厲的懲罰，以求伸張正義。於是，即便台灣司法是依法審判，遵守「罪刑法定」、「無罪推定」與「罪刑相當」等刑事訴訟法則，但這套繼受自西方法制、強調與國際人權規約接軌的法則，畢竟與這塊土地上人民的法感情、法意識格格不入，也就成為台灣司法公信不佳的深層因素之一。而其中嚴格限縮死刑適用的範圍，更是其中主要關鍵。

死刑制度存廢，在台灣社會已爭辯數十年。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並未直接宣告死刑違憲，但因為就判處死刑設下重重門檻（如宣告死刑限於犯罪情節最嚴重的犯行、應經承審合議庭法官一致決、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不得科處及執行死刑等），不僅令許多民眾深表不滿，立法院法制局還提出〈重複立法作為憲政對話──論國會立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的界限〉報告，主張憲法法庭的解釋不具憲法位階，立法院為反映實際民意，得重新制定（修正）內容近似已遭宣告違憲、原有法律規定的內容。

這種立法機關僅有尊重憲法法庭判決結果的義務，不需要遵從的見解，當然引發爭議。不過，縱使沒有前述憲法法庭的判決，從近幾年來最高法院的見解走向，已顯示如今犯罪加害人要獲判死刑定讞，將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而《回魂計》裡，加害趙靜與汪慧君兩人女兒的主謀張士凱因逃匿到泰國，而非在台灣受審，才得以被判處死刑並執行完畢，她們兩人還有什麼好不滿的？

趙靜與汪慧君的復仇心態，源自於審判張士凱的訴訟終極目的沒有達成。現代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正當的法律程序，發掘犯罪事實真相，毋枉毋縱，開釋無辜，懲罰罪犯，既不容罪及無辜，亦不許犯人逍遙法外，如此才能向被告、被害人（或其家屬）及社會大眾宣告該刑事犯罪在法律上已經「終局落幕」，以便回復社會的和平生活。

依此標準來看，在審判張士凱的訴訟中，不僅事實真相晦暗不明，而且認定張士凱有罪的事實與證據也充滿爭議，自然無法發揮杜絕爭端、復合傷口並令人心悅誠服。因為張士凱遭判處死刑的犯罪事實，並不是因為他在詐騙園區「天堂飯店」的暴行，也不是因為他凌虐3位母親的女兒欣怡（方郁婷飾）、真真（陳昕葳飾）與安琪（林廷憶飾），而是因為他涉嫌襲擊Eason（尹浩宇飾）的奶奶，致使她成為植物人。然而，依照目擊者Eason一開始的證詞，兇手其實另有其人。

趙靜與汪慧君教唆Eason作偽證，致使張士凱被判處死刑，一時之間固然滿足了復仇之心，但她們利用國家機器進行私刑正義的結果，就是張士凱從事電信詐騙的種種暴行、集團成員有哪些人、張士凱的母親張嘉鳳╱悅心（鍾欣凌飾）有沒有涉案其中、三清太極會是宗教慈善機構還是進行洗錢的犯罪組織、集團犯罪所得的流向等，疑雲密布，始終未獲釐清。尤其原本是高中好友的女兒們欣怡、真真與安琪何以先後來到「班佧」並進入「天堂飯店」，甚至慘遭凌虐？

為了替女兒復仇並尋得真相，趙靜與汪慧君在神女的協助下，運用一場違背自然法則的復活儀式，讓張士凱「7日回魂」。兩位母親打算在這7天中，親手執行私刑審判，她們要讓他在極致的痛苦中，逐一體驗自己女兒所承受過的折磨。

一開始，兩位母親參照驗屍報告，在張士凱身上復刻每一道傷痕，兩人想要藉此撫平心中的傷痛。沒想到在這7天的報復過程中，她們不僅逐漸失去自己，面臨貪癡嗔（佛教所稱「三毒」）的人性試煉，同時也揭開更多不為人知的真相。當真相層層揭露，母愛與憎恨的界線開始模糊，救贖變成另一種懲罰，而且黑幕重重，背後隱藏著更大的黑手。

以「7日回魂」的復活儀式進行私刑正義，不僅違背自然法則，也顯得荒誕不經。而當趙靜與汪慧君一開始要對張士凱下手時，竟顯得那麼手足無措，以致遭到張士凱的嘲諷；尤其當張士凱被凌虐過度而瀕臨「死亡」時，兩位母親還呼叫救護車將他送醫。兩人既滿心憤慨欲置他於死地，卻又一心一意要救活他，這顯然是一部黑色幽默影集。

這部打破社會禁忌，結合荒謬、悲劇和喜劇元素的戲劇，在以詐騙案與巫術為劇情主軸的表象下，真正想問的是「報復真能帶來救贖嗎？」並藉由一個極端的假設，向觀眾拋出尖銳的提問：正義該如何追尋？懲罰的真正目的為何？當體制內的最高正義無法帶來情感慰藉時，體制外的私刑正義是否具有其合理性？

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與人性的缺陷，人間法律在伸張正義時總有遺憾之處，人們常常會藉助於宗教信仰與儀式。以華人社會而言，中國原本就有一套本土的地獄觀。在佛教傳入中國後，藉地獄審判諸多酷刑，訴說佛教善惡報應之說；大唐帝國即便有粲然大備、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居於經典地位的《唐律疏議》，其地獄審判之說更為精細，與陽間一樣有官廳、有刑具、有審判法官。閻羅王辦案的主要任務，是要「審判」世間一切罪犯，並且予以懲處（或獎勵），儼然人間法庭的投射，並形成具有龐大規模的「冥律」體系（指地府或陰司所採用的法律）。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登武在他的〈論唐代地獄審判的法制意義──以〈佛說十王經〉為中心〉一文中，即指出：「冥律」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平民化」，經常可以發揮「王法所不及」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冥律」常可發揮比國法更大的嚇阻效果，進而達到維持社會和國家法秩序的作用。人死要接受審判，是閻羅王信仰的基礎。王前有鬼差信使（後來叫做黑白無常），將鬼魂勾押至閻羅王前，接受審判。他代表一個不講人情、公正無私的酷吏形象。閻羅王是個永遠沒有人情，不可親近的審判主，他像個永不妥協的酷吏，令人望而生畏。

源於人民對國法的不滿與對正義的渴求欲、滿足感，華人社會創造出「包青天神話」。本名包拯的包青天，宋史〈包拯傳〉僅記錄他辦理過一件微乎其微的「斷牛舌」小案，卻因正史記載他既廉且能、無畏權勢、勇於上諫的形象，遂被小說家、編劇家借用，充作小說或連續劇的主人翁，「日審陽，夜斷陰」，衍生出包拯辦理過各式各樣的沉冤奇案，甚至連鬼神紛紛出現公堂之上的超自然奇案。事實上，「包公審烏盆」等劇情，不過是陰間冥律發展歷史長河中的一環。

誠如李念祖律師在《法治東西談》一書中所指出的，「包青天」稱呼背後的理想是希望法官要清廉、要公正、要獨立、要認定事實正確。理想的司法，清廉可能，公正可能，獨立不畏權勢也可能；認定事實絕對正確，難能，因為人世間的法官沒有新月胎記，並不是包青天神話中的全知全能審判者。如同《回魂計》一樣，因為對於正義的渴欲而創造出「7日回魂」故事，但如果無視現代民主法治精神，期待當代法官扮演包青天，就顯得不切實際。

當然，《回魂計》的震撼力，不僅在於其戲劇性的情節，更在於它與當代社會脈動的緊密結合。劇中虛構的東南亞詐騙園區「天堂飯店」及其「柬單生活」的宣傳口號，直接回應了近年來電信詐騙案在亞洲引發恐慌的現實事件。新聞報導因受詐騙而前往柬埔寨打工後，因不服管教而被毆打、遭性侵、層層轉賣，甚至被殺害等事件，一一再現於劇情中。這種連結頭條新聞、詐騙事件盛行已呈人民生活日常的劇情連結，賦予了虛構情節強大的現實穿透力，並喚起人們因不滿現實環境而生的正義渴求欲。

在現實世界裡，人們總認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非常分明；同樣的道理，在電信詐騙案中誰是被害者、誰是加害者一樣地是非分別。可是，從審判者的角度來看，有些時候是非對錯那條界線就不是那麼分明。以檢察官所起訴提供金融帳戶的「加害者」來說，「犯罪」態樣各有不同，難以一概而論。一般人認知的詐騙案被害者是被騙金錢，則這些提供金融帳戶的人也可能是遭詐欺集團詐騙而提供帳戶，被害╱加害的那條線並不是那麼分明，這也是前面李念祖律師指出刑事審判「認定事實絕對正確，難能」的原因所在。

詐欺其實涉及到人性，只要是人就有騙人與被詐的可能。劇中趙靜原本是保險業務員，從事的是銷售金融商品的正當工作，她與公司卻被指控涉及詐欺。而電信詐騙的盛行是多種因素交織的結果，包括詐騙的產業化、科技化、詐騙手法推陳出新（如從傳統的電話詐騙擴展到網路博弈、虛擬貨幣等數位詐騙），更重要的關鍵則是人們心理與認知上的弱點。

被害人之所以遭到詐騙，可能是因缺乏相關知識（如投資、金融），容易被不實話術所誘騙；可能因缺乏社交或對愛情有強烈需求，容易受到感情詐騙的影響；可能因確認偏誤的心理缺陷，只關注和相信支持自己想法的資訊，忽略危險訊號；可能因賭徒心態，「愈陷愈深」，希望能賺回之前的損失；可能因沉沒成本效應，已經投入了太多時間或金錢，不捨得停損。詐騙成因繁多，難以一一道盡。

詐騙集團既然是利用人們大腦運作上的弱點來進行詐騙，自然不會只有貪心或缺乏判斷力的人才會受騙。於是，詐騙集團利用心理學技巧，製造恐懼感、急迫感，或製造信任感，讓受害者在被包裝好的假象所蒙騙、「洗腦」後，即使親友一再勸阻也聽不進去。這也是為什麼當年有關「打工淪為豬仔」的新聞一報再報、警方苦口婆心地在機場舉標語勸導時，依然還是有人執迷不悟、一意孤行要前往柬埔寨的原因所在。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委託學者在2023年完成的〈我國網路詐欺被害調查與防制研究〉成果報告中，即指出：有被害經驗者在網路上的價值觀、網路成癮和低自我控制方面，都與無被害經驗者有顯著差異；具心理依賴、衝動性或偏差動機等心理特質傾向者，較易成為網路詐欺的被害者。

該研究也發現，在1,064名有效樣本受訪的被害者中，曾經受騙的占49.22 %；其中有33.18%只遭受過一種類型的網路詐欺，有14.66%遭受過兩種類型的網路詐欺，有21.80% 遭受過三種或以上的多種類型的網路詐欺。這顯示網路詐欺的普遍性和多樣性，以及被害者可能面臨的不同風險和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有受訪的學者專家會認為：有些被害人沒有任何自省之意，只會檢討政府、檢討警方不夠用力，但不會自我檢討在被害過程中，自己應該要負什麼責任，這種人很容易成為二次被害人。

由於人類心理的複雜性，犯罪成因與樣態不僅難以窺測，更不容易預防。《回魂計》將「戲劇照進現實」，而且粉碎了「加害者vs.受害者」的二元對立結構。這雖然挑戰了觀眾的經驗直覺，卻是冷峻世界的現實寫照。由於劇情的一再反轉，而且可預見的未來將有續集，已呈植物人的真真是否是犯罪集團的協力者？安琪的母親、律師黃宜臻又扮演著何種角色？在「受害者身分模糊性」的情況下，事實真相不明，我實在不敢妄下評論。

可以確定的是，電信詐欺集團利用人們的認知偏誤、情感需求等，藉由傳達不實訊息、錯誤觀念等各式各樣的「話術」，被害人才會受騙上當。許多民眾總以為「治亂世用重典」，必須仿效中國、新加坡等嚴刑峻罰的法制，加重詐騙集團成員的刑責，才能遏止這類型的犯罪。

然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情節特別嚴重的詐騙罪，刑責是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但中國社會有因此抵擋電信詐欺的肆虐嗎？沒有！依據國際刑警組織所提供的資訊，中國人是被詐騙集團販賣至東南亞詐騙園區的最大群體。縱使是一向治安良好、採取重刑化政策的新加坡，電信詐欺事件一樣橫行。即便新加坡於2025年底立法通過詐騙相關罪犯將面對鞭刑在內的刑罰，其未來成效仍待觀察。

這說明我們固然應該要求政府完善法律基礎、強化平台責任、深化公私部門合作，以阻斷與破解詐騙情境，並在防詐、阻詐事項採取更多積極的作為（如追訴社群媒體巨頭Meat靠詐騙廣告撈金），但每個人也應該具備一定的「法律防身術」。正如我在〈從《創造安娜》到《詐欺女王》：騙術盛行，更要加強金融、法治素養〉一文所指出的，唯有加強自己及家人的金融、法治素養，不斷鍛鍊思辨能力，才可抵擋歹徒千軍萬馬般的攻勢。

本文一開頭講的凌遲過程，相信許多讀者像我一樣，光閱讀其文字敘述就會有不適感或邪惡感；可是同樣生而為人，當年民眾卻搶著圍觀，甚至偷盜死囚的身體部位，用以製藥治病。原本一樣是酷刑橫行的歐洲，如今歐盟不僅明定成員國禁止執行死刑，並持續呼籲其他國家（包括台灣）應逐步全面廢除死刑。為何有如此劇烈的轉變？原因無他，認知框架、價值觀的調整改變而已。正如電信詐欺的防範一樣，只要改變人們的認知框架，就可以影響其思考和決策，避免認知偏誤。

人是群居的動物，因為人性的缺陷，「罪」與「罰」是人類文明永遠的難題。《回魂計》以一場違背自然法則的復活儀式，不僅打破人們的認知局限，讓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假設、前提、經驗直覺與邏輯思考，同時還提供深刻的反思機會：真正能夠審判他人的，是誰？復仇是否真能帶來療癒？死刑的目的是什麼？是讓罪犯付出生命代價，還是讓他們深刻贖罪？這些事情顯然沒有簡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