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是台灣與華語電影業界的年度盛事之一，不僅獎勵華語電影創作與發展，更舉辦國際影展，以期推廣電影藝術，並從事文化交流。剛落幕的第56屆金馬獎有一項創舉：主辦單位與司法院合作，推出「罪與罰」國際影展活動。

因為人們一向過著社會生活，祈求安定與和平，破壞社會安寧秩序的重大紛爭事件自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於是，電影中時常出現犯罪的追訴與處罰的場景，也就順理成章。

這說明一部出色的電影，不僅能善加利用影音說故事，並能透過鏡頭再現社會事件，展現人生百態與人性幽微；同時，它也向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使我們有機會思忖法律制度、審判程序的運作問題與缺陷。

在這次「罪與罰」影展中，有一部2020年奧斯卡國際最佳影片的菲律賓代表作《判決之後》（Verdict）。導演試圖以電影手法，代替家暴被害人提出質問：用這樣的司法流程處理家暴事件，是對的嗎？

電影一開場即是激烈的家暴場景，飲酒後的被告在晚間一回到家，便因細故毆打被害人；衝突後，傷勢嚴重的被害人帶著受波及的6歲小女兒跑去警察局報案。警察局受理後，一方面將被害人送往醫院就診，他方面迅速通知警網逮捕被告。在搜查被告的過程中，警察不僅沒有任何的蒐證，即便發現被告家中有毒品，也不予理會。

在導演的運鏡下，警察迅速、積極地將被害人送醫、逮捕被告，場景變換快速。在這過程中，為了完成犯罪偵查流程、建立完整的案卷，被害人及她的女兒被帶往一個又一個的部門：醫院就診取得臨時診斷證明、分局問案取得口供、警察局立案、檢察官確立提告意願、法院拘留被告。

在折騰10幾個小時後，結果看似完美、正義得以彰顯──被告被關押了。然而，隨著被告的交保候傳，案件進入了一場冗長的訴訟程序中，一次又一次的法庭審理，一場又一場的交互詰問。對照10幾個小時內的人犯逮捕、拘留，1年多的訴訟審理流程何其冗長！

這當然不是最荒謬之處！隨著案件進入訴訟程序，開始由法律專業人士主導，法官、檢察官、律師才是「局內人」；未來的人生勢必因為這個"Verdict"（判決）而留下重要「印記」的被告、被害人及他們的家屬，彷彿成了「路人甲」，他們只是配合法律人導演的法庭戲下的「局外人」。

因而，當被告表示聽不懂被起訴的內容時，法庭才臨時找了通譯；由於在法庭上都是由律師代為回答，被告誤以為事不關己，還詢問下次庭期要不要到庭；朋友在法庭外詢問時，被告茫然地表示不清楚法庭在進行什麼；甚至某次被告穿著短褲到庭時，被庭務員以不符旁聽規定為由，阻擋於法庭安全門外。

被害人的情況也不遑多讓！由於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除有極特殊事由之外，一般是不容許離婚，因而即便曾經多次隱忍被告的暴力行為，被害人這次所能尋求的公理，也只是讓被告定罪服刑，而不是離婚訴訟。可預見的是，平時沒有工作的她對被告奮勇提告後，除了要開始面對生計問題之外，也會不時受到被告的糾纏、以人情攻勢希望撤告。

當檢察官確認被害人提告意願後，開始成為國家指派給她的委任律師。這位女檢察官為了實現被害人的正義，固然在法庭上努力盡責；但或許是制度使然，也或許是案件負荷壓力所致，她要求被害人去找3位有利於自己的證人。

由於被害人、被告要各自去找證人出庭作證，被害人不僅要擔心與被告狹路相逢，更要擔心證人因被告的威脅利誘而受影響。果然，法庭外的串證、法庭上的顛倒是非，後來一一呈現。眾所公認是惡棍的被告，在利誘來的證人口中，反成了一位熱心公益的好人！

在審判過程中，擁擠的法庭、悶熱的空氣、一連串的待審案件，人人都成為被害人、被告家暴事件進行簿的見證者。坐在法檯下的兩人，也像其他旁聽群眾一樣，觀看著檢察官、律師導演在審判過程中，施展詰問技巧。而本該是發現真實、實現正義場域的庭審主持人──法官，為了確保中立，成了冷眼旁觀者，指揮訴訟不帶一絲感情，缺乏人性關懷的溫度，最終的判決結果可想而知。

以上種種，正凸顯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問題所在。美國斯蒂芬諾斯．畢貝斯（Stephanos Bibas）教授在他所撰寫的《刑事司法機器》一書中，提到：過去兩個世紀刑事司法的職業化，檢察官、律師開始在審判中起主導作用，被害人被忽視，被告選擇沈默，專業化、機械化的程序取代傳統道德劇式的審判，道德價值開始逐步退出刑事審判的舞台。

在電影放映後的座談會上，坐在左右的法院同仁異口同聲地指稱菲律賓的審判制度好落伍！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也告訴與會觀眾：這部電影的場景如果發生在台灣，法院的重點放在轉向而非判刑，除了會提供被害人及目睹家暴子女相關協助外，保護令也會設法制止下一次家暴行為發生；必要時，提供加害人處遇計畫，協助其走出酒精物質濫用，以期翻轉家庭可能因此走向的分崩解離。

的確，自1993年發生鄧如雯殺夫案，催生出亞洲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後，台灣已建立相對完善的機制處理類似問題。只是，《判決之後》所控訴的問題，在台灣審判實務上也常出現。

例如，現行法對於被害人在訴訟中閱覽卷宗、在場及陳述意見等等權利的保護不足；因為未能集中審理、開庭斷斷續續，加上最高法院的一再撤銷發回，案件的久懸未結也備受詬病；而法官究竟應該只是扮演中立的聽訟者，還是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期發現真實，依舊是意見紛歧。

有鑑於這類被害人在面對刑事司法程序的「孤立無援」，僅能「暗夜哭泣」，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在「保護犯罪被害人」議題中，作成： 一、保障隱私「維護尊嚴」； 二、訴訟資訊「適時掌握」； 三、法庭保留「被害人席」； 四、紛爭解決「一次性」； 五、扶助律師「一路相伴」等等決議。

《判決之後》不僅戲劇張力十足，更對冗長官僚的訴訟體系提出深沉的控訴：司法非關真相、非關正義，並提出一個大哉問：「司法是為誰而存在的？」這不只是菲律賓的問題，也是自詡為文明社會的當代人所必須共同深思的課題。而我們既然已經看到台灣現況的若干問題，並提出了問題解決方案，是該落實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