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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銘/衛武營能否「脫北」,共造深化南方、屬於未來的劇院?
與台中國家歌劇院、國家兩廳院三館分立南、中、北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歷時15年終於落成。(圖片出處/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官網)
與台中國家歌劇院、國家兩廳院三館分立南、中、北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歷時15年終於落成。(圖片出處/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官網)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即將在本週六(2018年10月13日)開幕,這是台灣當今表演藝術蓬勃,許多團隊已習慣在全球舞台流浪與生活的多年之後,國家遲來的重要投資;從時程來看,它是台北兩廳院(國家音樂廳暨戲劇院)成立逾31年後、在雲門舞集成軍邁向45年後,第一座在任何意義上,真正座落南台灣的國家級表演場館,我們應該給予祝賀、關注與期勉。
衛武營大劇院的構想來自2003年5年5,000億的「新十大建設」,歷時15年從規畫至興建,投資經費破百億,它的量體規模甚至超過兩廳院,共有戲劇院、歌劇院、表演廳、音樂廳共5,861席。它也是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最後一道工程,同「台中國家歌劇院」、「國家兩廳院」三館分立南、中、北,自此全台正式進入全新局面的大劇院時代。

台灣唯一一座「葡萄園式」音樂廳

衛武營的大亮點是「葡萄園式」結構:觀眾席如葡萄園型態階梯區塊,錯落分布環繞演奏者,使得不分價位的觀賞區皆能享受親密度佳且均質的聲響,背後有「民主 / 平權」的設計意理,包括柏林愛樂廳、東京三得利廳音樂廳、洛杉磯迪士尼廳、2017年開幕的漢堡易北愛樂廳都採類似設計。
另外還有規格特殊2,248席的超大歌劇院,配有可升降總面積約80平方公尺樂池,可演大型歌劇、需樂團伴奏的大型舞蹈及當代跨領域製作等。這個場館極度考驗衛武營,因為西洋歌劇演出成本極高,也需兼顧在地觀賞喜好,不可能如西方定目劇製作,時常上演。不過若翻轉思考,努力研發各種在地素材的跨領域歌劇或歌舞劇製作,成為台灣既大眾化又前衛的實驗場,它可能演變成衛武營最具國際特色及競爭力之廳堂。
可想見,未來南部觀眾不必再忍受高額交通成本,藝術家也不必以「到台北演出」為舞台夢想標竿,南北藝術學子終可有更多彈性選擇,它將深刻連動南部人的藝術與生活世界。此外,高雄或可望翻轉工業城市命運,衛武營中心的英文全名為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國立/國家高雄藝術中心),將來的「葡萄園式」全球劇院版圖裡,位於柏林、東京、洛杉磯等地,台灣的唯一一座就在高雄。

「民主」是它的設計,也是挑戰

台灣的文化發展,有很長的時間,的確重北輕南,資源過度集中,造成排擠效應,藝術養成體系逐漸同質化、建制化與山頭主義,「天龍國」人的品味也日益刁鑽、菁英及類型化,生產—消費端都不鼓勵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與實驗,僅剩零星的「違抗」;更何況,這還是一個連「實驗」及「跨領域」,都建制與規格化的時代,台北表演界的創新,漸流於符號與風格化文案般的舞台展演,無法有變革的動力,這種國際大都會城市主要劇院間的保守現象,台北沒有例外。
衛武營藝術中心誕生於民主社會,它也必須是民主、強調參與的,與兩廳院落成於威權過渡時期(1987年),並透過一個極規訓概念的教育部社教司的運作,極為不同;它行政上隸屬文化部,交由具公共性質的國內首創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營運,採專業主義運作,背後的文化是從「威權—正統文化建設」—「藝術專業化」—「藝術公共化」的轉型邏輯;但在地理位置上卻又偏離政經中心,「藝文界大老」也不多,而且沒有既有的類型與知識束縛,相當有潛力可以構建自己的文化敘事與品味,說自己土地的故事。
衛武營開幕季音樂劇《簡吉奏鳴曲》,選的是出身鳳山農村、在1920年代組織農民運動的革命家簡吉,即為佳例。
不過,生在蓬勃民主社會裡的衛武營,「民主」也是它的挑戰。在「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時代裡,衛武營如何定義、畫分、選材、生產與流通藝術,並帶動南部體質發展,尤其全世界的精緻藝術都面臨正當化危機及「菁英」原罪,它如何在生猛品味雜食的南台灣存活,考驗藝術家,也考驗我們怎麼重新接合藝術與日常生活的關連。
英國重要的社會學者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以「日常生活的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談及後現代處境裡,由於符號與全球化流動,神聖與世俗領域不再二分,藝術的光環喪失了,普通人民的經驗崛起,藝術與生活場域的日益模糊,使得我們的日常生活更「美學化」,我們的美學則更「日常生活化」。這是大師留給當代奇妙的洞察,也是解方;藝術唯有重拾與面對日常經驗,我們才得以超越。
(圖片出處/衛武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官網)
(圖片出處/衛武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官網)

想像衛武營帶動多元族裔的文化活力

我認為衛武營還有以下幾項事情可做。
首先,衛武營最根本且最為成熟的基本構造,乃是表演藝術專業;它接收了台灣1990年後受國際化及深受全球化競爭洗禮,受最好品質藝術教育的工作者,部分厲害的年輕群體已相當嫻熟在國際間移動與串聯,這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而藝術總監簡文彬在歐洲劇院工作多年,積年累月觀摩藝術生產製作,這是簡文彬與其他策展型或行銷—行政藝術管理專家的區別。能否製作出連結在地與國際的作品,是國際各場館較量的重要指標;衛武營朝精實、專業主義的藝術品質,應可期待,不過能否擁有營運能力,則是下一個階段對藝術總監的總考驗。
除了藝術主場,我認為衛武營還應該拉出一個視野,自許成為南部的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re),容許更多異質、具實驗性、非傳統定義的藝術與生活方案,進到場館內外;同時,須開放性的探索在地生活文化與藝術間的可能性。
例如,英國倫敦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即允許隔壁鄰居的市政廳音樂及戲劇學院(The 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 Drama)排練、舉辦協奏曲選拔,變成廣受社會矚目的樂界青春之星選拔;也提供倫敦交響樂團(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常駐。每年文青、知識分子齊聚的思想之役節(Battle of Ideas Festival ),類似TED Talks但更強調對人類處境、文化潮流、社會正義及環境議題等思辨性的點子大會,都在巴比肯舉辦。北倫敦獨特的多元族裔氣氛、社會運動活力,也感染了中心的節目方向,舉凡世界音樂、爵士、藝術/實驗電影及多媒材創作,都受到院方接納。
試想,若能在衛武營看到更多新住民、移工帶來不同品種的文化活力,或引進或轉化再創造,衛武營將擁有足以重新定義台灣藝術文化的能力。
(圖片出處/衛武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Facebook粉絲專頁)
(圖片出處/衛武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Facebook粉絲專頁)

成為南部藝術家社群的滋養土壤,讓人才回流

再來,從西式古典音樂在台灣的現代性發展來看,一直有一條屬於「南部」的路徑,特殊重要。
諸如日治時期、出生岡山的鋼琴家高慈美,是醫生與牧師世家典型,還有來自屏東的小提琴教母李淑德,早期英氣勃發的蕭泰然來自高雄壽山的長老教會家庭,譯介諸多古典音樂賞析的邵義強、3B樂團的胡乃元,都是台南人,而現在國家交響樂團(NSO)的兩位首席吳庭毓、李宜錦,皆來自高雄。
南部過去因經濟、政治及教育資源因素,人才外流,為免再生遺憾,衛武營應與現有南部社群的音樂及藝術科系師生,打造共同體。教育是所有藝術生產最開端之處,就印象所及,至少成功大學、中山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台南大學,台南藝術大學、嘉義大學、實踐大學都有相關科系,衛武營應該為藝術學子培養在地認同,那裡是通往人生舞台之所在,也讓藝術畢業生願意留在南部。此外,可透過教育部、台中以南的各地教育局尋求支持,擴大結盟各大學藝文中心,與年輕觀眾接觸。
同時,藝術家應打破迷思,塑造多重典範,可充分吸收台北兩廳院的工作經驗,但不必凡事唯「台北」馬首是瞻,或者追逐台北大老「下鄉指導」。南北兩地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地緣網絡及消費習慣;藝術經驗可貴之處,往往來自於它無法脫離土地而獨自運作。南部人應該用自己的語彙,為獨特的經驗發聲。
以英國為例,英格蘭的利物浦、伯明罕及曼徹斯特都走上一條與首都倫敦差異、各有所長的路徑,更別提蘇格蘭愛丁堡,透過藝術節及藝穗節(Fringe),用力反對英倫品味,深掘世界人民與愛丁堡的關聯。

作為論辯性的藝術公共領域

第三,衛武營可作為更多引發支持藝術與反對「建制化」藝術間的思想論壇或公共機制,讓藝術真正重新接軌日常生活。可以論辯、吵架、高談闊論,演練從「心靈傾訴」出走舒適圈,到公共空間互動,並產生社會交往的親密關係,如同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曾指出18、19世紀在英、法及德國曾出現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人們透過公共音樂會、沙龍活動、組讀書會、辦報刊,讓敘事、溝通交往與私人主體相遇。
藝術永遠是造成社會交往的有力媒介,衛武營至少可讓兩種群體相互對話:一種是藝術鐵粉,另一種是藝術的對抗者,它們的並存將確保藝術永遠與眾人有關,它既關乎正當性藝術,也永遠創造反對論述(counter-discourse)。藝術才會有新的動力。
同時,我也深盼南部能有更多公民團體、知識分子、行動主義者及草根作家能開始關心及介入藝術,將公共熱情帶到衛武營,翻轉它的既有框架與知識,藝術需要論述者的支持與議論,它才會壯大。
社會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對藝術的深描,反思它與20世紀精神文化及社會關連,影響後進;文化研究奠定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肯認藝術帶來的創造力與文化「平常性」(ordinariness),都是思想進步與希望泉源;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貝克爾(Howard Becker)從爵士樂志趣,找到解析藝術世界生產與組織之道。我們需要有更多南部知識分子參與、書寫與論述。

南方孩子與眾人之夢

衛武營的未來,還需仰賴政府、營運者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眾董事,尤其是熟悉社會力、產業、經營通路的董事能協助引進並發展資源。例如,蘇格蘭政府透過Made in Scotland(蘇格蘭製造)及Creative Scotland(創意蘇格蘭),獎勵在地藝術家發展,讓好作品留在蘇格蘭。我很高興聽聞簡文彬提及,衛武營是屬於「眾人的劇院」。這個訊息,特殊重要,因為藝術關乎人的經驗,表演永遠有一個面向是在演練同理心(empathy),它是共同文化的根源;那些親身體驗並設想他人歡愉與受苦的經驗,即為藝術經驗,那裡有社會、個人傳記,品味交織,與我們躲不開的約束及政治有關。同時,藝術永遠關乎生活方式的選擇與搏鬥,需要面對面經歷,無法被「虛擬」生活取代。
我是高雄人,小時候是個學藝術的孩子,我總記得,母親用偉士牌機車把我送到文化中心學書法、聽音樂會,在那個封閉、壓抑的童年至少年時光,能到至善廳聆聽「劉富美、陳主稅師生演奏會」已經是生活中的極奢侈,若能到至德堂聆賞「維也納少年合唱團」,就差不多是後來到台北「國家音樂廳」的感受。
學藝術是需要「資本」的。一個南部孩子怎麼會懂?但母親渴望我從藝術文化裡,「學點什麼」,則是真實的期待。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記得母親目送我學習藝術時的遠望,那裡很可能就承載著藝術的奧祕,以及理性有盡之處;藝術永遠關乎夢想、真摯與自我實現;關乎我們是誰以及想要變成什麼。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親愛的高雄,終於擁有一座「眾人的劇院」,年邁的父母親坐捷運就可抵達年輕時的遠眺,在海港藍天、工業污害交相輝映裡升起希望,我們已感覺知足無比,因為它的名字叫做衛武營國家藝文中心。
(圖片出處/衛武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Facebook粉絲專頁)
(圖片出處/衛武營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Facebook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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